第3章 天堂裡的房子

第3章 天堂裡的房子 我不懂建築，但就像不懂音樂的人也可以聽聽音樂一樣，就讓我這個不懂音樂也不懂建築的人，在江南的絲竹聲中，寫這篇關於建築的文章。如果讓我寫北方農村的建築，茅屋草舍，牛棚馬廄，那沒有問題——別說是寫，讓我動手蓋也能蓋起來——但要讓我寫江南的建築，尤其是杭州的建築，真是有點心怯手軟。杭州是什麼地方？是天堂啊。天堂裡的建築，天堂裡的風景，想一想就眼花繚亂，何況寫! 去過幾次杭州，印象自然是十分美好，生活在這裡的人民，都是有福之人。外邊來的人，流連在湖光山色、亭臺樓閣之中，除了感慨與讚歎，大概也沒有什麼比風景更好的話可說。有人說杭州的美全在西湖，如同說美人的美全在眼睛，並不全面。如果杭州僅有一個西湖，沒有那些多姿多彩的房子，西湖也就不美了。西湖因為有房子而美，房子因為有西湖而雅。我知道西湖邊上的房子，有些是無價的，即便是僅能在房中看到西湖的房子，也是高價的。沒有辦法，天下只有一個西湖。世界上許多大城市，房價都是驚人的貴，貴到一定程度，就釀成了泡沫經濟，但杭州的房子雖貴，卻是物有所值。即便是那些看不到西湖的房子，也被西湖的水汽滋潤著，因此也應該貴。其實杭州除了西湖，還有一條錢塘江，能在房中看到江，也是了不得的美景，這樣的房子也應該貴。即便是看不到湖，看不到江，杭州還有許多綠樹蔥蘢的山，能在房中看到這樣的山，也是好房子，也應該貴。即便是看不到湖，看不到江，也看不到山，也總能看到那些能看到山看到江看到湖的房子，這樣的房子也應該比別處貴一些。所以，杭州的房地產開發商也是有福的人。 我們的前領袖毛澤東主席，最喜歡的城市就是杭州。他在西湖邊住著，經常去爬山，爬山回來就寫詩，「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熱來尋扇子，冷去對美人」。居高臨下，偉人視角，團扇美人，詩人情懷。其中含義，不得而知。但蓋房子的人，可以從這些詩句的字面上得一些啟發。房子要有開闊的視野，要有情調，古典的，或是現代的，都要有，這樣才與杭州相配。 杭州的房子，要儘量地養眼，充分地利用那山那江那湖，還有那些與浪漫故事聯結著的塔。要讓人在房子中，面對著窗戶時，能看到點賞心悅目的東西。 杭州的房子，應該有那個卞之琳的詩的意境：「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你在看別的房子，別的房子也在看你，互相成為對方的風景。這就要求，杭州的房子造型應該別緻，色彩應該明快;至於裡邊的結構，那是另外的問題。 前不久我應《每日商報·閒週刊》之邀，去杭州參加了一個題為「浮生半日閒」的活動，期間曾填歪詞一首： 「一杯新茶一支菸，浮生難得半日閒，消閒樂看閒週刊。靜坐常思馬蹄疾，飛奔猶覺腳步緩，字裡行間都是慢。」閒和慢，是我認為的杭州城市風格。杭州的建築，應該體現出一個「閒」字、一個「慢」字。悠悠閒閒，休閒，消閒，端著茶杯叼著煙，明窗淨几，品味生活。至於蓋房子，慢慢蓋，不要著急，把活做細，追求個千年百年，不要匆忙，蓋起來又後悔。世界上許多名城，都是慢慢建好，幾百年無大的變化。所謂日新月異，並不是什麼好事。杭州應該是貴家小姐的風格，淡雅而溫馨，不應該是交際花，濃妝重彩，俗氣逼人。 一座城市的房子，應該有自己的風格，但也不必完全統一，有時候，搞一點奇奇怪怪的東西，反而會成為風景，時間長了，也就成了名勝，譬如悉尼的歌劇院、巴黎盧浮宮廣場上的玻璃金字塔、羅馬的「打字機」樓。有人批評新建雷峰塔太洋化，我看挺好，時間長了，這塔就會融入風景，慢慢地讓你習慣。 房子是讓人住的，但更是讓人看的，尤其是杭州這樣的觀光城市，每一座房子，都不能馬虎。 地皮是有限的，有些無特色的樓，可以慢慢地拆掉，換成有特色的新建築。但千萬不要搞什麼大廣場，大廣場不太適合杭州。 杭州還應該更多地栽樹，儘管樹已經不少了。杭州的靈氣，得之於湖、山、江，也得之於樹。看不到湖、山、江，讓他滿眼綠樹，也是好景。某城有一個有心計的人，買到舊房子，就在門前栽樹，然後出賣，房子增值多多。 其實，杭州的房地產開發商，遠比我聰明，他們什麼都想到了。 能在杭州有一套房子的人，是上天特別眷顧的人。有兩套房子的人，是有些造孽的人。 我許多次從飛機上往下看杭州，心中總是百感交集。為什麼呢？恨不生為杭州人嗎？也許。 二〇〇三年 寫給父親的信 大： 自從家裡安裝了電話，再也沒有給您寫過信。最近剛寫完了一部名叫《四十一炮》的小說，胡編亂造的故事，與家鄉無關，更與村子裡的叔叔大爺們無關。自從在《紅高粱》裡使用了村子裡人的真實姓名惹得人家不高興後，我汲取了教訓，再也沒有犯這種錯誤。今年春天北京鬧「非典」，我們被封閉了三個月，憋得慌，很想回老家去，但聽說從北京到山東的人，先要隔離半個月，怪麻煩的，只好罷了。我知道麥子已經收割完畢，家中已經吃上了用新麥子麵粉蒸出的饅頭了吧？我們在這裡吃的麵粉，都是陳年麥子磨的，其中還添加了增白劑什麼的，白得發青，不好吃，沒有麥子味。想起老家的饅頭和大蔥我就想家。北京的大蔥也不好吃。北京管什麼都不好吃。北京的大蒜也不夠辣。這次鬧「非典」，山東一例也沒有，我堅信這是吃大蒜吃的。昨天高密的王大炮來了，扛來了半麻袋大蒜，紫皮，獨頭，辣得很過癮，「後孃的拳頭獨頭蒜」。他說前幾天去看過您，說您身體很好，我們很高興。中午包餃子給他吃，白菜豬肉餡一種，胡蘿蔔羊肉餡一種，都很飽滿，煮出來白胖，小豬似的。搗了滿滿一臼子蒜泥，我搗的，加了醬、醋、香油，味道真是好極了。 大，我們家那盤大石磨還有嗎？千萬保存好，別被人弄了去。將來找個石匠琢磨琢磨，支起來，買頭小毛驢，拉著，磨新麥子。石磨磨出的麵粉，比機器磨磨出的好吃。高密火車站前，有一家賣石磨火燒的，面特別硬，很好吃。但我知道他們使用的面不是用石磨磨的。將來咱們自己磨。還有那柄腰刀，可別當廢鐵給我賣了。我聽俺爺爺說那刀是毛子扔下的，也許殺過人的。我前幾年回家，跟俺二嫂子要那把刀，她說不知道讓大藏到哪裡去了。我記得咱家還有兩把鐵鐗，很沉，就是秦瓊使用的那種武器，後來就見不到了。聽說是被一個表叔拿去了，還能找回來嗎？大，您幫我安一把小錘吧，這裡有核桃，我要用小錘砸核桃吃。 前幾天父親節，我寫了一篇小文章，題目叫《父親的嚴厲》，寫得不好，但還是抄給您看看： 上世紀六十年代，父親四十多歲，正是脾氣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時候。在我們兄弟們的記憶中，他似乎永遠板著臉。不管我們是處在怎樣狂妄喜悅的狀態，只要被父親的目光一掃，頓時就渾身發抖，手足無措，大氣也不敢再出一聲了。父親的嚴厲，在我們高密東北鄉都是有名的。我十幾歲的時候，經常撒野忘形，每當此時，只要有人在我身後低沉地說一聲：你爹來了!我就會打一個寒戰，脖子緊縮，目光盯著自己的腳尖，半天才能回過神來。村裡的人都不解地問：你們弟兄們怕你們的爹怎麼怕成這個樣子？是啊，我們為什麼怕父親怕成了這個樣子？父親打我們嗎？不，他從來沒有打過我們。他罵我們嗎？也不，他從來沒有罵過我們。他既不打你們，也不罵你們，那你們為什麼那樣怕他呢？是啊，我們也弄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怕父親。我們弟兄們長大成人後，還經常在一起探討這個問題，但誰也說不清楚。其實，不但我們弟兄們怕父親，連我們的那些姑姑嬸嬸們也怕。我姑姑說，她們在一起說笑時，只要聽到我父親咳嗽一聲，便都噤聲斂容。用我大姑的話說就是：你爹身上有瘮人毛。 我父親今年已經八十歲，是村子裡最慈祥和善的老人。與我們記憶中的他判若兩人。其實，自從有了孫子輩後，他的威風就沒有了。用我母親的話說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沒有幫助帶，但我二哥的女兒、兒子，我的女兒，都是在他的背上長大的。我的女兒馬上就要大學畢業了，見了爺爺，還要鑽到懷裡撒嬌。她能想象出當年的爺爺咳嗽一聲，就能讓爸爸屁滾尿流嗎？ 後來，母親私下裡對我們兄弟們說：你爹早就後悔了，說那些年搞階級鬥爭，咱家是中農，是人家貧下中農的團結對象，他在外邊混事，忍氣吞聲，夾著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邊闖了禍，所以對你們沒個好臉。母親當然沒說父親要我們原諒的話，但我們聽出了這個意思。但高密東北鄉的許多人說，我們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學生、研究生，全仗著我父親的嚴厲。如果沒有父親的嚴厲，我會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還真是不好說。 大，文章寫得不好，您看了不要生氣。今年春節我們會回去過年，您能做點黃酒嗎？用黍子米做，不要用地瓜。另外告訴俺二嫂子，讓她用醬包上幾個地瓜放著，我好久沒吃地瓜鹹菜了。 三兒 拜上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四日 賣白菜 1967年冬天，我十二歲那年，臨近春節的一個早晨，母親苦著臉，心事重重地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時而揭開炕蓆的一角，掀動幾下鋪炕的麥草，時而拉開那張老桌子的抽屜，扒拉幾下破布頭爛線團。母親嘆息著，並不時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牆上的白菜。最後，母親的目光鎖定在白菜上，端詳著，終於下了決心似的，叫著我的乳名，說： 「社鬥，去找個簍子來吧……」 「娘，」我悲傷地問，「您要把它們……」 「今天是大集。」母親沉重地說。 「可是，您答應過的，這是我們留著過年的……」話沒說完，我的眼淚就湧了出來。 母親的眼睛溼漉漉的，但她沒有哭，她有些惱怒地說：「這麼大的漢子了，動不動就抹眼淚，像什麼樣子？!」 「我們種了104棵白菜，賣了101棵，只剩下這3棵了……說好了留著過年的，說好了留著過年包餃子的……」我哽咽著說。 母親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臉上的淚水。我把臉伏在母親的胸前，委屈地抽噎著。我感到母親用粗糙的大手撫摸著我的頭，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爛了的白菜葉子的氣味。從夏到秋、從秋到冬，在一年的三個季節裡，我和母親把這104棵白菜從嬌嫩的芽苗，侍弄成飽滿的大白菜，我們撒種、間苗、除草、捉蟲、施肥、澆水、收穫、晾晒……每一片葉子上都留下了我們的手印……但母親卻把它們一棵棵地賣掉了……我不由得大哭起來，一邊哭著，還一邊表示著對母親的不滿。母親猛地把我從她胸前推開，聲音昂揚起來，眼睛裡閃爍著惱怒的光芒，說：「我還沒死呢，哭什麼？」然後她掀起衣襟，擦擦自己的眼睛，大聲地說：「還不快去!」 看到母親動了怒，我心中的委屈頓時消失，急忙跑到院子裡，將那個結滿了霜花的蠟條簍子拿進來，賭氣地扔在母親面前。母親提高了嗓門，聲音凜冽地說：「你這是扔誰？!」 我感到一陣更大的委屈湧上心頭，但我咬緊了嘴脣，沒讓哭聲衝出喉嚨。 透過朦朧的淚眼，我看到母親把那棵最大的白菜從牆上釘著的木橛子上摘了下來。母親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來。最後，那棵最小的、形狀圓圓像個和尚頭的也脫離了木橛子，擠進了簍子裡。我熟悉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為它生長在最靠近路邊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小時被牛犢或是被孩子踩了一腳，所以它一直長得不旺，當別的白菜長到臉盆大時，它才有碗口大。發現了它的小和可憐，我們在澆水施肥時就對它格外照顧。我曾經揹著母親將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圍，但第二天它就打了蔫。母親知道了真相後，趕緊地將它周圍的土換了，才使它死裡逃生。後來，它儘管還是小，但卷得十分飽滿，收穫時母親拍打著它感慨地對我說：「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間，母親的臉上洋溢著珍貴的欣喜表情，彷彿拍打著一個歷經磨難終於長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鄰村，距離我們家有三裡遠。母親讓我幫她把白菜送去。我心中不快，嘟噥著，說：「我還要去上學呢。」母親抬頭看看太陽，說：「晚不了。」我還想囉唆，看到母親臉色不好，便閉了嘴，不情願地背起那隻盛了三棵白菜、上邊蓋了一張破羊皮的簍子，沿著河堤南邊那條小路，向著集市，踽踽而行。寒風凜冽，有太陽，很弱，彷彿隨時都要熄滅的樣子。不時有趕集的人從我們身邊超過去。我的手很快就凍麻了，以至於當簍子跌落在地時我竟然不知道。簍子落地時發出了清脆的響聲，簍底有幾根蠟條跌斷了，那棵最小的白菜從簍子裡跳出來，滾到路邊結著白冰的水溝裡。母親在我頭上打了一巴掌，罵道：「窮種啊!」然後她就顛著小腳，挓著兩隻胳膊，小心翼翼但又十分匆忙地下到溝底，將那棵白菜抱了上來。我看到那棵白菜的根折斷了，但還沒有斷利索，有幾綹筋皮聯絡著。我知道闖了大禍，站在簍邊，哭著說：「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親將那棵白菜放進簍子，原本是十分生氣的樣子，但也許是看到我哭得真誠，也許是看到了我黑黢黢的手背上那些已經潰爛的凍瘡，母親的臉色緩和了，沒有打我也沒有再罵我，只是用一種讓我感到溫暖的腔調說：「不中用，把飯吃到哪裡去了？」然後母親就蹲下身，將揹簍的木棍搭上肩頭，我在後邊幫扶著，讓她站直了身體。但母親的身體是永遠也不能再站直了，過度的勞動和艱難的生活早早地就壓彎了她的腰。我跟隨在母親身後，聽著她的喘息聲，一步步向前挪。在臨近集市時，我想幫母親背一會兒，但母親說：「算了吧，就要到了。」 終於捱到了集上。我們穿越了草鞋市。草鞋市兩邊站著幾十個賣草鞋的人，每個人面前都擺著一堆草鞋。他們都用冷漠的目光看著我們。我們穿越了年貨市，兩邊地上擺著寫好的對聯，還有五顏六色的過門錢。在年貨市的邊角上有兩個賣鞭炮的，各自在吹噓著自己的貨，在看熱鬧人們的攛掇下，懸起來，你一串我一串地賽著放，乒乒乓乓的爆炸聲此起彼伏，空氣裡瀰漫著硝煙氣味，這氣味讓我們感到，年已經近在眼前了。我們穿越了糧食市，到達了菜市。市上只有十幾個賣菜的，有幾個賣青蘿蔔的，有幾個賣紅蘿蔔的，還有一個賣菠菜的，一個賣芹菜的，因為經常跟著母親來賣白菜，這些人多半都認識。母親將簍子放在那個賣青蘿蔔的高個子老頭菜簍子旁邊，直起腰與老頭打招呼。聽母親說老頭子是我的姥孃家那村裡的人，同族同姓，母親讓我稱呼他為七姥爺。七姥爺臉色赤紅，頭上戴一頂破舊的單帽，耳朵上掛著兩個兔皮縫成的護耳，支稜著兩圈白毛，看上去很是有趣。他將兩隻手交叉著插在袖筒裡，看樣子有點高傲。母親讓我走，去上學，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個老太太朝著我們的白菜走了過來。風迎著她吹，使她的身體搖擺，彷彿那風略微大一些就會把她颳起來，讓她像一片枯葉，飄到天上去。她也是像母親一樣的小腳，甚至比母親的腳還要小。她用肥大的棉襖袖子捂著嘴巴，為了遮擋寒冷的風。她走到我們的簍子前，看起來是想站住，但風使她動搖不定。她將襖袖子從嘴巴上移開，顯出了那張癟癟的嘴巴。我認識這個老太太，知道她是個孤寡老人，經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她用細而沙啞的嗓音問白菜的價錢。母親回答了她。她搖搖頭，看樣子是嫌貴。但是她沒有走，而是蹲下，揭開那張破羊皮，翻動著我們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斷未斷的根拽了下來。然後她又逐棵地戳著我們的白菜，用彎曲的、枯柴一樣的手指。她撇著嘴，說我們的白菜卷得不緊。母親用憂傷的聲音說：「大嬸子啊，這樣的白菜您還嫌卷得不緊，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裡還能找到卷得更緊的吧。」 我對這個老太太充滿了惡感，你拽斷了我們的白菜根也就罷了，可你不該昧著良心說我們的白菜卷得不緊。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話：「再緊就成了石頭蛋子了!」 老太太抬起頭，驚訝地看著我，問母親：「這是誰？是你的兒子嗎？」 「是老小，」母親回答了老太太的問話，轉回頭批評我，「小小孩兒，說話沒大沒小的!」 老太太將她胳膊上挎著的柳條箢鬥放在地上，騰出手，撕扯著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層已經乾枯的菜幫子。我十分惱火，便刺她：「別撕了，你撕了讓我們怎麼賣？!」 「你這個小孩子，說話怎麼就像吃了槍藥一樣呢？」老太太嘟噥著，但撕扯菜幫子的手卻並不停止。 「大嬸子，別撕了，放到這時候的白菜，老幫子脫了五六層，成了核了。」母親勸說著她。 她終於還是將那層乾菜幫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鮮嫩的、潔白的菜幫。在清冽的寒風中，我們的白菜散發出甜絲絲的氣味。這樣的白菜，包成餃子，味道該有多麼鮮美啊!老太太搬著白菜站起來，讓母親給她過稱。母親用秤鉤子掛住白菜根，將白菜提起來。老太太把她的臉幾乎貼到秤桿上，仔細地打量著上面的秤星。我看著那棵被剝成了核的白菜，眼前出現了它在生長的各個階段的模樣，心中感到陣陣憂傷。 終於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說：「俺可是不會算賬。」 母親因為偏頭痛，算了一會也沒算清，對我說：「社鬥，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剛剛學過的乘法，在地上划算著。 我報出了一個數字，母親重複了我報出的數字。 「沒算錯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著我說。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說。 「這孩子，說話真是暴躁。」老太太低聲嘟噥著，從腰裡摸出一個骯髒的手絹，層層地揭開，露出一疊紙票，然後將手指伸進嘴裡，沾了唾沫，一張張地數著。她終於將數好的錢交到母親的手裡。母親也一張張地點數著。我看到七姥爺的尖銳的目光在我的臉上戳了一下，然後就移開了。一塊破舊的報紙在我們面前停留了一下，然後打著滾走了。 等我放了學回家後，一進屋就看到母親正坐在灶前發呆。那個蠟條簍子擺在她的身邊，三棵白菜都在簍子裡，那棵最小的因為被老太太剝去了幹幫子，已經受了嚴重的凍傷。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母親抬起頭，眼睛紅紅地看著我，過了許久，用一種讓我終生難忘的聲音說： 「孩子，你怎麼能這樣呢？你怎麼能多算人家一毛錢呢？」 「娘，」我哭著說，「我……」 「你今天讓娘丟了臉……」母親說著，兩行眼淚就掛在了腮上。 這是我看到堅強的母親第一次流淚，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二〇〇五年 說說俺們山東人 我生在山東，長在山東，二十一歲時才藉著當兵的機會離開家鄉。當兵的頭三年也沒離開山東的地盤。可以說我是地地道道的山東人。 山東人在中國人中口碑很好。正直、勇敢、豪爽，個頭高大，體魄強健，是山東人留給中國其他省份人民的形象。山東人之所以給國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我猜想大概與中國歷史上一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有關。這部小說描寫了一百零八個因為受到官府和惡霸壓迫而造反的英雄好漢，他們聚集在山東境內一個叫作梁山泊的地方，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風風火火，名震天下。中國人大多讀過這部書，大概就自然地把這些梁山泊好漢與山東人聯繫在一起了。 山東人的性格，較之南方各省的人，的確要豪爽剛烈一些。山東人好飲烈酒，在全中國也是大大有名的。山東人的身高的平均值，比其他省份的人大概也要高一些。但這都是大概而言，因為在山東人中，有高大魁梧的，也有小巧玲瓏的。山東人有豪俠仗義的，也有工於心計的。山東人有尚武的習慣，歷朝歷代，出了無數的英雄好漢。但山東人更崇文。影響了中國社會數千年，至今還在發揮著重大影響的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丘和孟軻就是山東人。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中，山東人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都有傑出的代表人物。 當然，絕大多數山東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與其他省份的人，並無明顯的區別。我在這篇文章裡要向法國讀者介紹的，也是這些普通人的生活狀況和他們的精神面貌。 我出生於1955年，伴隨著我生活過的，有我的祖父祖母那一代人，有我的父親母親那一代人，有我的兄弟姐妹這一代人，有我的兒子女兒這一代人，以及這一代人的那些正在童年或襁褓中的兒女。這樣，我可以大概地知道五代山東人的生活狀況，時間跨度約有百年。儘管我無法親歷我的祖父祖母們的年少時光，但通過他們的講述和我的想象，可以大概地知道他們那時的生活狀況。那是二十世紀初葉，德國人在山東修建了膠濟鐵路，在濟南和青島之間來回奔馳的鋼鐵怪物，讓我爺爺我奶奶他們那一代山東人膽戰心驚，他們眼望著火車噴吐著濃煙飛馳而過，眼睛裡閃爍著驚恐和迷惑的光芒。他們誤以為火車是吃草的動物，曾經在鐵路邊上挖掘了一個巨大的陷阱，上邊置放青草，妄圖將火車引誘到陷阱裡去。那是一個愚昧的時代，但文明的曙光伴隨著血與火開始照耀山東大地。那時候山東人以農民為主，從事商業和工業的人為數極少。那時候女人都裹著小腳，步履艱難，男人都穿著褲襠肥大的土布衣服，起初還留著辮子，後來都剃成了光頭，偶有一個留分頭的，那他的身份如果不是知識分子就應該是政府官員。這一代人經歷了長期的戰亂，先是中國人自己打，然後是中國人與日本人打。我的小說《紅高粱》中描寫了「我爺爺」「我奶奶」這些與日本侵略者英勇鬥爭的英雄，但我真正的爺爺、奶奶都是膽小怕事的農民，他們聽到日本人要來掃蕩的消息便牽著毛驢、抱著母雞落荒而逃。我祖父、祖母都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去世。他們這一代山東人，是苦難深重的一代。 我父母他們這一代山東人，是在飢餓、戰亂中長大成人的。他們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公社，參加了帶著荒誕色彩的政治運動。他們經歷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飢餓，許多人被餓死。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山東農村與中國其他省份的農村一樣進行了改革，把土地承包給農民。從此之後，這一代人才獲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解放;他們的物質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善。 我們這一代山東人，兒童時期，與我們的父母一樣，生活在一個狂熱的政治社會中。我們親歷了六十年代的飢餓，親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瘋狂，親歷了八十年代的變革。在飢餓的年代裡，我們吃野草和樹皮;吃光了野草和樹皮後，我們曾經在學校裡吃過煤塊。法國的兒童大概無法想象一群孩子在老師的帶領下吃煤塊的情景吧？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個共同的心願就是要逃離農村，逃離土地，到城裡去，躋身到另外的階層去。因為中國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農民是社會最底層的階級，生活貧困，沒有任何社會福利可以享受。進入九十年代後，大量的工人下崗失業，緩解了農民想逃離土地的願望。過去那些被認為是端著國家發給的「鐵飯碗」的人的失業，使農民心理上得到了部分平衡。 我們的兒女們這一代人，大部分都受到了比較完整的教育。有許多人通過高考進入大學，然後被分配到全國各地的各行各業。由於耕地面積的日益減少，農業機械化生產程度的提高，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入了城市。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中國的城市快速膨脹，到處都在蓋高樓大廈，到處都在修高速公路，這些建築工地上的勞動者，絕大多數都是農村青年。他們旺盛的勞動力和低廉的工資，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也是投資者巨大利潤的源頭。 現在那些正在小學和幼兒園裡學習著的孩子，那些正在牙牙學語、蹣跚學步的孩子，他們是我的孫子輩，這是幾百年來最幸福的一代人。城裡的孩子較之鄉村的孩子，生活條件更為優裕。因為中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推行的計劃生育，使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城裡人都是「一對夫妻一個孩」，農村的政策稍微寬鬆一些，但最多也只允許生兩個孩子。過去那種一對夫妻生一群孩子的情況不復出現。孩子少了，孩子也就珍貴起來。我們小時候，幾乎就像小狗小貓一樣無人照看，現在的孩子大部分都得到了極大的關愛，甚至是過分的關愛。山東人對孩子都抱有過高的期望，都希望孩子能成龍成鳳。用在孩子教育上的投資也大大提高。 山東是中國的發達省份，經濟快速增長，有強大的生產能力。但我認為外國人不要對快速發展的中國心懷恐懼。中國的產品便宜，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便宜，但這樣的廉價勞動力不會維持太久。今年春節我回山東，發現那裡的勞工工資已經有了大幅度提高，前年每天二十元，去年增長到每天三十元。中國政府今年初也頒佈了提高農民工待遇的法令。我認為，隨著勞動力價值的提高，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必將減弱。法國更沒有必要怕中國，中國人尤其是山東人富了，法國的香水和葡萄酒就有了更加廣闊的市場。 山東是中國的人口大省，現在約有人口9082萬，是法國人口的一倍半。中國有句俗語叫作「千人千思想，萬人萬模樣」。因此，要用短短几千字的文章，向法國讀者介紹山東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況，實在是一個巨大的困難。我只能用一種介紹我的家族的方式，介紹我熟悉的幾代人，但願能有「窺一斑而略知全豹」的效果。 總之，親愛的與山東省建立了密切的友好的關係的盧瓦爾大區的人民，我以一個山東人的身份對你們說，我以一個在法國出版過十五部著作的作家身份對你們說：山東人因為飽經憂患，因之更加嚮往和平、富裕、安寧的生活;山東人因為受提倡仁義道德的孔孟之道薰陶數千年，因之更重視友誼、誠信和合作精神;山東人熱情豪放，山東人勤勞勇敢，山東人熱愛朋友。與山東人交往，如飲美酒，不知不覺中就會醉倒。山東人中當然也有壞蛋，但即使是壞蛋，對法國人也會非常友好——這句話聽起來像一個玩笑，但其實是真的。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為法國南特市刊物《303》山東特刊作 我的老師 這是一個千萬人寫過、還將被千萬人寫下去的題目。用這個題目作文一般地都抱著感恩戴德的心情，當然我也不願例外。但實際生活中學生有好有壞，老師也一樣。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教過我的老師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壞的。當時我對老師的壞感到不可理解，現在自然明白了。 我五歲上學，這在城市裡不算早，但在當時的農村，幾乎沒有。這當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對我進行早期教育來開發我的智力，主要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村被劃歸國營的膠河農場管轄，農民都變成了農業工人，我們這些學齡前的兒童竟然也像城裡的孩子一樣通通地進了幼兒園，吃在那裡睡也在那裡。幼兒園裡的那幾個女人經常剋扣我們的口糧，還對我們進行準軍事化管理。飢腸轆轆是經常的，鼻青臉腫也是經常的。於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學校裡去，這樣我的口糧就可以分回家裡，當然也就逃脫了肉體懲罰。 我上學時還穿著開襠褲，喜歡哭，下了課就想往家跑。班裡的學生年齡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經生了漆黑的小鬍子。給我留下了印象的第一個老師是一個個子很高的女老師，人長得很清爽，經常穿一身洗得發了白的藍衣服，身上散發著一股特別好聞的肥皂味兒。她的名字叫孟憲慧或是孟賢惠。我之所以記住了她，是因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這樣一件事：全學校的師生都集中在操場上聽校長做一個漫長的政治報告，我就站在校長的面前，仰起頭來才能看到他的臉。那天我肚子不好，內急，想去廁所又不敢，將身體扭來扭去，實在急了，就說：校長我要去廁所……但他根本就不理我，就像沒聽到我說話一樣。後來我實在不行了，就一邊大哭著，一邊往廁所跑去。一邊哭一邊跑還一邊喊叫：我拉到褲子裡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為帶來的後果，後來別人告訴我說學生和老師都笑彎了腰，連校長這個鐵麵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師到廁所裡找到我，將一大摞寫滿拼音字母的圖片塞進我的褲襠裡，然後就讓我回了家。十幾年之後，我才知道她與我妻子是一個村子裡的人。我妻子說她應該叫孟老師姑姑，我問我妻子說你那個姑姑說過我什麼壞話沒有，我妻子說俺姑誇你呢!我問她誇我什麼，我妻子嚴肅地說：俺姑說你不但聰明伶俐，而且還特別講究衛生。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個老師也是個女的，她的個子很矮，姓於名錫惠，講起話來有點外地口音。她把我從一年級教到三年級——我自己也鬧不清楚上了幾次一年級——從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圖識字。三十多年過去了，我還經常回憶起她拖著長調教我拼音的樣子。今天我能用微機寫作而不必去學什麼五筆字型，全靠著於老師教我的那點基本功。於老師的丈夫是個國民黨的航空人員，聽起來好像洪水猛獸，其實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他教過我的哥哥，我們都叫他李老師，村子裡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間，興起來往牆上刷紅漆寫語錄，學校裡那些造了反的老師，拿著尺子排筆，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樣，半天寫不上一個字。後來把李老師拉出來，讓他寫，他拿起筆來就寫，一個個端正的楷體大字躍然牆上，連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於老師的小兒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學我就跑到他們家去玩，我對他們家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情。後來我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們家去了。幾十年後，於老師跟著她的成了縣醫院最優秀的醫生的小兒子住在縣城，我本來有機會去看她，但總是往後拖，結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時，她已經去世了。聽師弟說，她在生前，曾經看到過《小說月報》上登載過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時她已經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還是一眼就認出了我，師弟問她我的字寫得怎麼樣，她說：「比你寫得強!」 第三個讓我終生難忘的老師是個男的，其實他只教過我們半個學期體育，算不上「親」老師，但他在我最臭的時候，說過我的好話。這個老師名叫王召聰，家庭出身很好，好像還是烈屬，這樣的出身在那個時代裡，真是像金子一樣閃閃發光。一般的人有了這樣的家庭出身就會趾高氣揚，目中無人，但人家王老師卻始終謙虛謹慎，一點都不張狂。他的個子不高，但體質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記得他曾經跳過了一米七十的橫杆，這在一個農村的小學裡是不容易的。因為我當著一個同學的面說學校像監獄，老師像奴隸主，學生像奴隸，學校就給了我一個警告處分;據說起初他們想把我送到公安局裡去，但因為我年齡太小而倖免。出了這件事後，我就成了學校裡有名的壞學生。他們認為我思想反動，道德敗壞，屬於不可救藥之列，學校裡一旦發生了什麼壞事，第一個懷疑對象就是我。為了挽回影響，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幫老師生爐子，夏天幫老師喂兔子，放了學自家的活兒不幹，幫著老貧農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學校和老師認為我是在偽裝進步。一個夏天的中午——當時學校要求學生在午飯後必須到教室午睡，個大的睡在桌子上，個小的睡在凳子上，枕著書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裡流行一種木板拖鞋，走起來很響，我爹也給我做了一雙——我穿著木拖鞋到了教室門前，看到同學們已經睡著了。我本能地將拖鞋脫下提在手裡，赤著腳進了教室。這情景被王召聰老師看在眼裡。他悄悄地跟進教室把我叫出來，問我進教室時為什麼要把拖鞋脫下來，我說怕把同學們驚醒。他看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說就走了。事後，我聽人說，王老師在學校的辦公會上，特別把這件事提出來，說我其實是個品質很好的學生。當所有的老師認為我壞得不可救藥時，王老師通過一件小事，發現了我的內心深處的良善，並且在學校的會議上為我說話。這件事，我什麼時候想起來什麼時候感動不已。後來，我輟學回家成了一個牧童，當我牽著牛羊在學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師時，心中總是百感交集，紅著臉打個招呼，然後低下頭匆匆而過。後來王老師調到縣裡去了，我也走後門到棉花加工廠裡去做臨時工。有一次，在從縣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騎車回家的王老師，他的自行車後胎已經很癟，馱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還是讓我坐到後座上，載我行進了十幾里路。當時，自行車是十分珍貴的財產，人們愛護車子就像愛護眼睛一樣，王老師是那樣有地位的人，竟然冒著軋壞車胎的危險，載著我這樣一個卑賤的人前進了十幾里路，這樣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夠做出來的。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到過王老師，但他那張笑眯眯的臉和他那副一躍就翻過了一米七十橫杆的矯健身影經常地在我腦海裡浮現。 二〇〇五年 北海道的人 2004年12月26日，在旅日作家毛丹青和北海道首府札幌市駐北京經濟交流室室長高田英基先生的精心策劃下，我隨中國作家、記者採風團一行，踏上了神往已久的北海道土地。旅途十二天，行程三千里。其間見過無數奇景，吃過許多美食，體驗過「露天風呂」之類的獨特感受，見識過「庫裡奧乃」[1]之類的神奇生物。這些，都在輯錄於本書中的同行記者們的美文和照片中得到了展示，自知筆拙，不敢重複。但關係此書體例，必須有我一篇文章，只好就諸位先生女士沒寫到的，敷衍成文，濫竽充數。 竊以為世間旅遊觀光勝地，吸引遊客的，除了美景美食之外，還有美人。這裡的美人，並不僅指美麗的女人，也並不僅指人的美好外貌，能夠久遠地慰藉旅人之心的，還是當地人民表現出來的淳樸、善良、敬業等諸多美德。 整理思緒，猶如翻看數碼相機裡儲存的照片。最先浮現出來的，是札幌市大通公園的石川啄木。這是個死去的詩人，與我合影的，是他的青銅塑像。因為他的俳句「秋天的夜晚，街上洋溢著烤玉米的香氣」，我感到他與我心心相印。那寧靜幽暗的秋夜，那街角的烤玉米的爐子，那明亮的燈光，那繚繞的煙霧，那清香的氣味，那孤獨的夜行人和寂寞的烤玉米的人，都凝固在簡單的詩句裡，在想象中，馬上就可以還原，就像那神奇的綠球藻，哪怕乾燥一百年，泡到水中，即可復活。因為詩歌，他事實上獲得了永生。 然後是大蒼山滑雪場的那個芳名小淺星子的女大學生，身穿著紅色的滑雪服，塗了睫毛油的長睫毛上結著白色的霜花，紅彤彤的臉，宛如雪中的紅梅，洋溢著健康向上的精神。我與她談話，攝影機在後邊拍攝，記者們繞著圈拍照。她有些羞澀，真是個好姑娘。她說自己是北海道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專業是物理，來這裡滑雪，不為功名，是因為興趣，是希望冒險，是為了鍛鍊自己的勇氣。我們在山下和山上都看到了她凌空飛下的矯健身影。我問她，在凌空飛躍的瞬間，有沒有像鷹一樣展翅翱翔的感覺，她笑而不答，笑容純真而稚拙。 接著出現的，是笑容可掬的綠球藻茶屋的老闆娘高田鬱子，一個羸弱的中年女子。她的茶屋，場面狹窄，一圈桌子，包圍著工作臺。房頂因多年的煙薰火燎，像塗了釉彩一樣漆黑髮亮。這樣小的地方竟然擠下了我們十八個食客。圍著她，看著她操作，等著她把美食分給我們吃。她既是老闆娘，又是主廚，又是招待。當時的場景讓我想起了一個母親和她的圍桌而坐的孩子，也想起了一個鳥巢，巢中有抻著脖子的小鳥，等待著母鳥前來餵食。這聯想與我們的身份和年齡都不相符，似乎有些矯情，但這聯想，直至今日，依然讓我感動。日本女人的勤勞和謙恭，日本買賣人對客人那種發自內心的熱情和感激，都讓我難以忘懷。那天晚上，我們品嚐了許多可以拍案叫絕的美味，美味終會遺忘，但老闆娘那張籠罩在煙霧中的疲憊的笑臉，會讓我們銘記終生。 日高地區肯塔基牧場的養馬人石田勇先生，此時彷彿站在了我的面前。高大魁梧的身體，能夠馴服烈馬的人那種特有的豪邁神情。寒風凜冽，雪原茫茫，純種英國馬在馬場上奔馳。這是一個懂馬語的人，也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企業家。他在北京通州區也有一個馬場，並且計劃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再建幾個馬場。他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大陸地區，也將會有許多場所，需要像天鵝一樣優雅的駿馬。在他的溫暖如春的海邊別墅裡，我們喝著滾燙的咖啡，與他談馬。他對世界上的各種名馬如數家珍，對中國各地的馬場瞭如指掌。這是一個真正懂馬的人、愛馬的人，連他的許多表情，都跟馬相似。他為我們提供了一份馬的食譜：燕麥、苜蓿、葵花子、蜂蜜、大蒜、大醬……吃得真好啊，這些幸福的馬。從他家出來，我們登上了牧場的瞭望臺，看到幾個騎手，正在為幾匹剛剛運動過的馬淋浴。在他家房後，太平洋的灰色浪花衝擊著礁石，發出懶洋洋的轟鳴。 與養馬人接踵而至的，是阿寒町草笛牧場的養牛人佐久間貫一。他穿著高腰防滑膠鞋，單薄的工作服，紫紅的臉膛和脖子，粗大的手指，開裂的皮膚，身上散發著飼草與牛糞混合的氣味。我們穿著厚重的衣服，還感到瑟瑟發抖，但他神情坦然，似乎感覺不到寒冷。他帶著我們，看了奶牛，看了飼料場，看了擠奶車間與牛奶儲藏罐。這是一個質樸的人，讓我聯想到家鄉的那些大哥大叔。這是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他為人民提供牛奶。據說，因為政府提倡孩子喝牛奶，三十年來，日本的兒童平均身高增高了兩釐米。其實，這個人的年齡未必有我大;其實，如果我不是當兵離開故鄉並幹上文學創作這一行，也許就是我故鄉的一個養牛專業戶。人民群眾更需要能向他們提供牛奶的人，至於小說家，多一個少一個都無關緊要。養牛人佐久間貫一和他的牛，喚起了我對土地對牛的深厚感情。其實，我骨子裡還是一個農民。 在冒著噝噝作響、散發著濃烈氣味的灼熱氣體的硫黃山下，有一對賣硫黃蛋的老夫婦。風口裡，燃著一堆篝火，支起一個小小的帳篷。穿著破舊骯髒的衣服，滿手滿臉的灰土，在那裡，平靜地等待著遊客，來購買他們放在硫黃蒸氣孔邊烤熟的雞蛋。艱苦的環境，沉重孤寂的工作，微薄的利潤，他們幹了幾十年。這一對相依為命的老夫婦，已經構成了硫黃山風景的一部分。許多人買他們的蛋，未必是真想吃，倒像是履行一個儀式。這樣的人，是真正的下層百姓。生活艱辛，但他們臉上沒有多少悽苦之色，而是一種樂天知命的平靜。這平靜，使我深深感動。如果每個人都想出人頭地，都想轟轟烈烈，都不想做平凡的工作，那這個世界也就不得安寧了。 比賣硫黃蛋的老夫婦更老的人，是當別町的老獵戶、88歲的侉田清治先生。他已經纏綿病床多日，聽說我要來訪，特意坐了起來。其實他不是為我坐了起來，而是為我那位在北海道過了十三年野人生活的非凡老鄉劉連仁坐了起來。據他的家人說，他的記憶力已經嚴重衰退，但提起四十多年前發現並參加救助劉連仁的事情，他黯淡的目光突然放出了光彩，記憶被激活，含混的口齒也變得清晰起來。這是一個相貌平常的小個子男人，如果不是偶然發現劉連仁棲身的山洞，中國人大概很難知道他的名字。但現在，他的名字和劉連仁的名字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在我的故鄉，他差不多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戰爭就像巨浪撥弄兩粒沙子一樣，讓這兩個互不相干的人，碰撞在一起，成為傳奇。當別町為劉連仁建立了紀念碑和雕塑，併成立了一個宣講劉連仁事蹟委員會，許多熱心人也在義務地幹著這些工作。紀念碑和雕塑都用黑色的石頭製成，雖不高大，但在皚皚白雪的映襯下，顯得莊嚴而沉重。車要出發時，老人的臉貼在窗玻璃上看著我們。我下車過去，隔著玻璃喊：撒喲納拉，撒喲納拉……話是這麼說，但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這個老人了。 只要一上車，札幌市觀光文化局的職員引地誌保小姐，就不厭其煩地對我們講話，講行程安排，講飲食起居，講地方掌故。有幾次，因為過分疲勞，我們對她的講解感到了厭煩。我甚至說她是「話癆」，但很快我就後悔了。引地小姐全程陪同我們十二天，事事操心，每天早起晚睡，十分辛苦。我們去滑雪場那天，她竟然早起上山，為我們踏雪探路。一個小女子，如此地敬業，如此地能吃苦，真是可敬可佩。臨別晚宴，引地小姐任務即將完成，終於放鬆了，多喝了一杯啤酒，小臉通紅，歡聲笑語，方現出女兒本色。 紛至沓來的人物，還有用瀟灑嚇退嚴寒的札幌市觀光文化局課長荒井功先生、系長淺村晉彥先生，還有為我們開車的兩個師傅，還有美沙小姐，還有神情很像狸貓、能歌善舞的東海林早穗理小姐，還有當年救助過劉連仁的木屋路喜一郎先生，還有為劉連仁生還紀念碑題寫碑文的泉亭俊彥町長和當別町的鄉親們，還有許許多多為我們服務過的北海道的人，他們的笑臉，他們的熱情，與北海道的自然風光融為一體，存入我們的腦海。我們與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萍水相逢，今生多半難得再見，但他們留給我們的印象和我們對他們的感激，將會伴隨我們一生。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與釡屋修先生伊豆半島之行雜憶[2] 1999年深秋，我第一次訪問日本時，有一次伊豆半島之行，是釡屋修先生安排並親自陪同的。在此之前，曾收到過先生數次信件，是用毛筆寫的極秀麗的行書。中國人能寫這樣一手漂亮漢字的，現在也不多見，這讓我頗為感慨。 初次見面，忘記了是在新幹線的哪個車站，先生在月臺上等待我與同行的毛丹青君。那車站的左側，抬頭可見到的就是「玉扇倒懸東海天」的富士山了。想到此，馬上就想到了先生胸前那架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相機，當然先生的攝影技術也是很專業的。他給我拍了很多照片，質量都是好的。然後馬上就想到了先生紅潤的臉膛和滿頭的白髮，以及那只要有機會就要抽上一支的香菸。先生不但漢字寫得好，漢語也講得好，交談起來，毫無窒礙。 住進旅館前，先生帶我們去參拜了川端康成寫作《伊豆舞女》的房間，然後又去看了梶井基次郎的墳墓。在這些地方我都是靈感頻發，浮想聯翩。當夜在旅館，也發生了幾件頗為奇怪的事情，譬如那聯結在一起的木筷子突然自行迸裂，那溫泉內的推拉門竟然自行關閉等，這些，都在第三天下午的演講中提到過。 第二天，先生帶我們一路參觀了川端康成小說中描寫過的涵洞，還有井上靖的故居，以及伊豆森林和文學紀念館等很多至今難以忘記的地方。井上靖的紀念碑上，刻著一段與「雪蟲」有關的文字。井上靖在他的小說中，寫了他少年時期，在放學回家的山路上，黃昏時刻，怎樣一邊迎著初升之明月，一邊追趕著眼前飛舞的雪蟲，一邊趕路的情景。這情景激起我許多童年的記憶，尤其那雪蟲，是不是就跟我在晚上的田野裡，追趕過的螢火蟲類似呢？ 先生對於伊豆半島的文學地理瞭如指掌。他帶我們看過很多地方，如果我去查閱當時的筆記，是可以查到的。但現在是凌晨兩點半，我睡醒一覺，起來寫這篇小文，也就不願意翻箱倒櫃尋找，以免驚動家人了。 記得回到東京的當天晚上，先生就打電話過來，說他回家看報，恰好看到一篇介紹雪蟲的文章，並附有照片。這又是一個巧合。第二天下午他來帶我去駒澤大學演講時，就順便把那載有雪蟲照片的報紙帶來了。 下午的即席演講，是我思維最活躍、口才表現最好的一次演講。一家在日本出版的華語報紙的記者，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文字，在國內好幾家報紙刊載過，近年來又被選進多種散文、演講集。 我對釡屋修先生懷有很深的感情。但我是個懶惰的人，回國後沒主動跟他聯繫過。後來收到過他的一封來信，說臉部很痛，現在一定痊癒了吧。還有許多跟先生有關的事，一時我也記不起來了。祝先生退休之後做出更多的促進中日文學交流的事，當然更要祝他健康。記得先生動輒大汗淋漓，不知現在是否還是如此。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感念吉田富夫教授 已經忘記了與吉田教授初次見面是在哪年哪月，也忘記了到目前為止與吉田教授一共見過幾次面。這很失敬，也很荒唐，但沒有辦法，我的記憶涉及時間數字就怠工。那麼，關於吉田教授，我記住了什麼呢？ 我記住了吉田教授翻譯我的第一本書是在中國備受爭議和曲解的《豐乳肥臀》。這本書篇幅很長，內容龐雜，人物眾多，語言不規範，有「泥沙俱下」之說，歐美翻譯家都說這本書比較難譯。但吉田教授在工作之餘，用兩年的時間翻完了這本書。我的一些懂日文的朋友都對我說這本書翻譯得很出色。我早就預感到吉田教授會翻譯得很好。他是農民出身，對我小說中描寫的生活，有感同身受的理解。我在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中寫過一個在鐵匠爐邊拉火的黑孩子。這個黑孩子沉默寡言，富於幻想。許多人說我就是那個黑孩子，對此我很認同。吉田教授說，他也是個黑孩子，一個打鐵出身的黑孩子。吉田教授是鐵匠世家，從小就幫助父母打鐵。而《豐乳肥臀》中的上官家，就是一個鐵匠世家。我寫了上官家的女人掌鉗打鐵，這是我的虛構，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沒有。我以為全世界都不會有女人掌鉗打鐵這回事。但吉田教授說，他的母親，就掌鉗打鐵。他從十幾歲開始，就給打鐵的母親當助手。於是，少年吉田，與他的母親一起打鐵的情景，就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的面前了。這想象中的情景讓我很是感動。我知道，我的運氣很好，將《豐乳肥臀》翻譯成日文，大概沒有比吉田教授更合適的人了。 我還記得，為了弄清楚我小說中描寫的教堂，為了我小說中所描寫的神乎其神的「高密東北鄉」，在一個春天，吉田教授專程去高密考察的情景。那幾天似乎比冬天還要寒冷。吉田教授拿著相機，不斷地拍照，不斷地大笑。他沒有看到我小說中反覆描寫過的高粱，更沒有看到我小說中描寫過的沙樑、蘆葦與滔滔的大河。真實的高密東北鄉是一馬平川，河流乾涸。小說中的高密東北鄉，基本上是我的想象。吉田教授當時還是佛教大學的常務副校長，這樣的職位在中國，是絕對的高官，無論到了什麼地方，都會前呼後應，但我們只是像接待一個自家的親友一樣，簡樸地接待了他。他的樸實和平易，讓我的一些在教育系統服務的朋友感嘆不已。 我還記得去日本參加《豐乳肥臀》日文版發行式的情景。吉田教授為了我的此行，付出了大量的勞動。他讓我聽到了日本的尺八演奏，他讓我深入到了日本的民間。在場面狹小的白樺酒吧，那個經營酒吧的年輕人，一個純粹的讀者，發表了他讀《豐乳肥臀》的感想。這個年輕人的讀解，讓我深受感動。接下來的幾天裡，吉田教授和我一起，騎著自行車，在京都的大街小巷轉悠。我汗流浹背，氣喘吁吁，吉田教授卻十分輕鬆，可見他的身體素質之好，這與他注意鍛鍊有關，也與他從小打鐵有關。 我還記得《檀香刑》日文版發行時我去日本的情景。一個日本財團的老闆和一個電影評論家與我一起吃飯，談到了《檀香刑》。評論家說：這是一本有聲音的書，而且這聲音是從耳朵裡發出來的。老闆說，他也聽到了聲音，是那種不絕如縷的小貓的叫聲。他們的讀後感，使我知道，吉田教授的翻譯又成功了。此書翻譯之初，我最大的憂慮就是如何把小說的戲曲因素轉換過去，吉田教授說他藉助了他故鄉的小戲，實現了這種對應轉換。 我記得吉田教授帶著我去了他在廣島之南大山深處的故鄉。吉田教授的家，坐落在大山的懷抱裡，門前是一條水聲響亮的河。按照中國的堪輿之學，背山面水，是大好的風水。吉田教授的弟弟，一個像我在故鄉務農的二哥一樣紫紅臉膛的農民，雙手粗大有力，性格豪爽。他烤魚給我們吃，一種黑皮的魚，大概是真鯛魚，中國叫黑加吉魚，不加任何調料，味道鮮美無比。那是我吃到的最好的魚。 我當然還記得吉田教授翻譯了我的兩本中短篇小說集，一本書名叫做《幸福時光》，一本書名叫做《白狗鞦韆架》。 我當然記得吉田教授翻譯我的《四十一炮》時那一貫的認真負責精神。現在，《四十一炮》已經出版，吉田教授又開始翻譯我的新作，長達四十九萬字的《生死疲勞》。 我更不會忘記，兩次去日本住在吉田教授家，受到了夫人和老奶奶的熱情款待。九十多歲的老奶奶，親手製作了風味獨特的小魚和海帶，用瓶子精心裝好，讓我帶回北京給我的女兒吃。 現在，吉田教授從教學的崗位上光榮退休，但他的翻譯工作和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不會停止。他是個勤懇樸實的勞動者，是個清正嚴明的君子。他是我的師長，是我的朋友，更是我學習的榜樣。 二〇〇六年 「人」字的結構 2008年5月12日，地震那會兒，我正在飛往西班牙的飛機上。舷窗外白雲朵朵，蒼茫大地上的山川河流依稀可辨。到達阿姆斯特丹機場轉機時打開了手機，十幾條與地震有關的信息爭先恐後地跳出來。因為信息簡短，再加旅途勞頓，說實話也沒太當一回事。 轉機飛抵巴塞羅那時已是當地時間凌晨一點。飛機降落時，看到迎面撲來的萬家燈火，首先想到的是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前國際奧林匹克主席薩馬蘭奇。十幾年前，北京爭辦奧運會時，某校發動小學生給薩老寫信，一位朋友的兒子寫道：「薩爺爺，如果你讓奧運會在北京舉辦，我會請你到我的家吃餃子，我外婆包的餃子可好吃啦……」現在，北京奧運會即將舉辦，中國人都希望在開幕式上，看到這個白髮蒼蒼的慈祥老人。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導演是我的朋友張藝謀，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拍攝根據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時，我們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自從他接任奧運開幕式導演，我就一直替他想主意。去年的夏天，我自認為想出了一個精彩的方案，便約他見面。他很興奮，於百忙中與我共進晚餐。當我把自己的「方案」呈給他時，他看罷便笑了。他說，你這些想法，網絡上早就連篇累牘了。有許多方案，比你的詳細多了。我感到很尷尬，為耽擱了他寶貴的時間。現在，開幕式已經進入緊張的彩排階段了吧？我相信張藝謀一定能夠呈現給世界一個精彩的開幕式，因為他有過人的才華和瘋狂的工作精神，因為他特別善於從別人的意見中汲取創作靈感。 第二天中午，在西班牙亞洲之家接受埃菲社、《國家報》《世界報》等媒體採訪時，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因為，幾乎每一個記者，都神色凝重、語調沉痛地提到了發生在中國的地震。為我做翻譯的中國留學生，也向我報告了地震發生的地點，以及傷亡的大概人數。接下來的兩次演講，主持人都首先表示了他們對中國地震的關切以及對死難者的哀悼。演講效果非常好，觀眾掌聲非常熱烈。我知道這並非是我的演講有多麼精彩，而是某些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扭曲報道、地震等諸多事件綜合的效果。這是2008年春天，世界給予中國的掌聲。行走在北京街頭，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百姓，但到了國外的某種場合，身份就發生了變化。這也讓我體會到了公民與國家的關係。 應對聽眾提問時，我藉著會場後懸掛的西班牙亞洲之家的會徽做了很多發揮。那是一個漢字「人」，字很僵硬，彷彿兩根支在一起的木棍，顯然是畫出來的而不是寫出來的。我便從前些年甚為流行的一部電視劇的插曲中一句詞兒談起：「‘人’字的結構就是互相支撐。」不但災難中的人要互相支撐，和平中的人也要相互支撐。不但中國人要互相支撐，全世界的人，甚至是政治觀點相左、宗教信仰不同的人也要互相支撐。只有互相支撐，才能有生存空間。地震災難中的倖存者，多數是借了建築材料支撐形成的空間而得以呼吸，然後，又在互相支撐著的人們的救助下重獲生機。你用自己的身體支撐著別人時，別人的身體也在支撐著你。你在用真誠的善意撫慰著他人的創痛時，你自己的靈魂也得到了昇華，一旦你也遭逢劫難，必會有人來撫慰你。 第二天，在馬德里火車站，正當朋友們對我介紹著幾年前發生在這裡的恐怖爆炸時，忽聽到身後一聲慘叫，猛回頭，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跌倒在地。周圍的人們，扔下手中的行李，一窩蜂地撲上去救助。他們臉上那種發自內心的關切表情，讓我深深感動;好像跌倒的，是他們的祖母。 二〇〇八年七月 北九州印象 2010年12月3日至7日，我參加了在日本北九州召開的日中韓三國文學論壇，並做了題為《悠著點，慢著點》的演講。演講所討論的問題「貧富與慾望」是論壇預先設定的。這是一個寬廣無邊的話題，可以上天入地，也可以談古論今。當然，最終還是關乎人性，因而也是文學的一個根本問題。我的演講，現場反應不錯，在中國一家報紙發表後，數十家網站轉載，跟帖很多，可見還是言中了時弊。 北九州我第一次去，印象很好。據日本朋友介紹說此地原為工業重鎮，上世紀六十年代時汙染極為嚴重，但現在呈現在我面前的，是青山綠水和藍色的海灣，陽光燦爛，空氣清新，由此可證環境治理之成功。汙染一個地區只需幾年時間，但治理汙染，卻需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持續努力。北九州被汙染又被治理的事實，正與我的演講之意相符。我是一個保守的人，希望社會發展的節奏，尤其是科學發展的速度放慢一點，被利潤的鞭子抽打著的快速發展，是對子孫後代的犯罪。 我們下榻的飯店，在門司港碼頭。房間的窗戶外邊，就是海灣。有大小船隻來回航行，還有一道鋼絲斜拉大橋如展翅的大鳥飛架在海灣之上。夜晚，海灣對面燈火璀璨，猶如繁星點點。聽著那濤聲，看著那燈火，不由得想象起對岸的風景。人總是要向對岸張望，這一望裡便有了希望和理想。我望向對岸時，也許對岸有人正往這邊望，我這邊是那邊人的對岸。 會議的日程安排得很緊，但還是擠出了兩個小時，約上幾個朋友，坐班船到對岸去轉了一圈。早就聽說那邊有個春帆樓，是當年清朝大臣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的地方，談判的房間用玻璃密封著，可以觀望不可以近玩焉。那桌子、那椅子，讓我聯想到當年的那些人，那些當時的風雲人物，已是歷史的一部分。過去的教科書告訴我們，李鴻章是一個完全的壞人，他喪權辱國，幾乎是十惡不赦;但近年來對他的評價有所變化，人們終於學會了設身處地、推己度人，也就是說，在那樣的情況下，把你和我推到李鴻章的位置上，能否比他做得更好？ 那邊真正讓我興奮的是那個巨大的市場，賣各種各樣的魚和海產品，眼花繚亂，香氣撲鼻，攤主們用竹籤扎著剛烤出的魚片請我品嚐，每一種產品滋味都鮮美，都值得一買，但終究是隻吃不買，那些攤主們也並無不悅之色，只是我心中感到有些愧意。最後買了的，是海苔，還有鯨魚肉罐頭。日本人捕食鯨魚，歷來被環保主義者詬病，我的演講稿中，也對人的過度慾望痛加批判，但還是買了，因為從沒吃過這種肉，便抑制不住好奇。回國後開罐一嘗，味道實在一般，甚至有點膩味，但遠路買來，棄之也屬暴殄天物，也就夾在饅頭裡吞了下去。 讓我難忘的是與平野啟一郎一起去他的母校演講。平野君是日本風頭甚健的青年作家，母校視他為榮。另一位中國影迷所熟知的電影演員高倉健也出自該校。在學校的廊壁上，掛著他們的大幅照片。我與平野君聯袂開講，面對著近千名中學生，講題是：出生、成長的場所與文學。因為涉及故鄉、童年、高倉健，可講的話很多，學生們聽得快樂，作為講者，自然也來勁兒。 臨行前一日，又與平出隆君在一俱樂部聯合演講，題目是：語言與自然。平出隆、平野啟一郎、青山真治，這三位都是北九州人，此次三國論壇之所以能在北九州召開並得到市政府的贊助，全仗了這三位的努力。論壇的規模雖然不如兩年前在韓國的規模大，但日本朋友們付出的勞動確是很多。 這次論壇，對我來說，與其說是來討論文學問題，毋寧說是來與日本、韓國諸多老友相會，雖然有語言障礙，但一個笑容、一個眼神，也就把心裡的意思表達了。 二〇一一年三月五日 在毀滅中反思 我從不諱言對日本的喜歡。儘管在當今的中國說自己喜歡日本要冒著被網上「憤青」們詈罵的風險，但我還是要這樣說。我喜歡日本的優美環境，喜歡日本的健康飲食，喜歡日本的溫泉，喜歡日本人一絲不苟的嚴謹作風和接人待物的禮貌周全。當然，就像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負面一樣，日本也有自己的負面;就像任何偉大的民族中都有敗類一樣，日本人中也有敗類。但本文不想論述這方面的問題。如果要讓我在諸多的對日本的喜歡當中選出一項最喜歡的，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溫泉。 我很早就從電視上看過有關日本溫泉的節目。那場景是在北海道拍攝的：露天的溫泉裡，一群猴子頭上頂著雪花在溫泉中沐浴。那是中國人洗熱水澡十分困難的年代，看到日本有如此豐富的地熱資源，心中對那些泡溫泉的猴子，確有幾分羨慕。後來讀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對日本的溫泉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對親身體驗日本溫泉的嚮往也更加迫切。 1999年10月，借我的小說《豐乳肥臀》日文版出版之機，我終於踏上了日本國土，並在友人的陪同下赴伊豆半島訪遊，參觀聖蹟般地參觀了川端康成寫作《伊豆舞女》時居住的湯本館，並在他住過的房間裡拍照留念。那些日子裡，我經常獨自一人凌晨時分去溫泉洗浴，泡在溫泉裡，聽著山谷中溪流的響亮喧譁，心中回憶著川端筆下有關溫泉的描寫，感覺到這個文學前輩彷彿就躺在池中閉目養神。 後來我多次去日本，幾乎每次都要去溫泉洗浴，箱根、有馬、北海道……諸多的溫泉裡都浸泡過我疲憊的身體。我總想找機會寫一篇關於日本溫泉的文章，但至今也沒寫，因此心中懷有歉疚，是對友人的歉疚，更是對溫泉的歉疚。 日本因為多火山多地震，因此也多溫泉。大自然在毀滅時總是同時饋贈。溫泉就是大自然對日本的饋贈。千百年來，一次次的地動山搖、牆倒屋傾、生靈塗炭，總是伴隨著一次次的溫泉湧出、生命復甦、市鎮繁榮。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民族精神從根本上是與大自然的暴虐與溫柔的兩面性息息相關的。 去年3月11日，日本福島地震，起初我並沒在意，因為地震在日本是經常的事情，日本人應對地震有豐富的經驗，一般不會造成重大的傷亡。但接下來的海嘯讓我深感震驚與悲痛，許多好萊塢影片中出現過的畫面，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大自然顯露出猙獰面貌，人類無法抗衡。隨後又出現的核電站事故，則又使自然災害升級為人禍，並由此引發了全球性的關注和痛苦的反思。關於核問題，在全球範圍內，大概沒有比日本人更糾結的了。當年美國人以正義的名義投擲在日本國土上的那兩顆核彈，屠殺的基本上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毀滅的基本上是老百姓的家園;這樣的屠殺，無論是因什麼樣的原因引發和以什麼樣的名義進行，都是不可饒恕的罪惡。據說愛因斯坦晚年也為他打開盒子放出魔鬼而深深懺悔。和平利用核能的呼聲幾十年來一直震耳欲聾，但暗地裡的核軍備、核競爭從來沒有平息，人們將魔鬼放出了盒子，要想將它送回盒子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們試圖給魔鬼拴上鼻繩，讓它像牛一樣為人拉犁耕地的願望是美好的，但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導致瘋牛鼻繩脫落，為禍人類。如果是因為純粹的技術原因或天災導致的禍端，倒還可以原諒，如果是政府和利益集團為了政治的目的和利潤的驅動而僥倖從事，那就是不可原諒的罪惡。 2010年12月，在日本北九州舉辦的東亞文學論壇上，我發表了題為《悠著點，慢著點》的演講，對人類日漸膨脹的慾望進行了批判。正是因為人類病態的慾望，導致了科學技術的病態發展，並由此導致了人類對大自然的無休無止的瘋狂攫取。儘管保護地球、保護環境已是全世界的共識，但基本上是高調空談，每個國家都不會剋制自己，都不願放慢發展速度，都不會放棄對資源的霸佔和搶奪。每個國家都在唱著減碳低排的高調，實際上幹著以鄰國為壑的惡事。所以我在那篇演講稿中說，與個人的慾望相比，資本的慾望與國家的慾望更加可怕。這次日本的核事故，就給全世界上了活生生的一堂課。日本核事故，受害最重的自然是日本老百姓，但大氣是環流的，海水也是環流的，任何一國，都沒有能力將自己的國土用玻璃罩起來，當然也沒有能力用堤壩將海水攔起來，假如日本的核事故程度更為嚴重，勢必殃及周邊國家乃至全球。因此，日本的地震、海嘯和核事故是一件十分悲慘的壞事，但也為全世界敲響了警鐘，也向每一位地球人發出了警示：地球是全人類的家園，所謂國家，是歷史的概念;所謂國家利益，在當今世界並不是至高無上的，至高無上的是全人類的利益。這道理十分簡單，老百姓清楚，政治家更明白，但真要實施貫徹，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作家的責任，就是要把這道理用各種方式來宣揚，儘管沒有效果，也要聲嘶力竭地吶喊。 在日本震後不久，我就去東京等地參加了我的《蛙》的日文版發行儀式，有日本朋友曾問我怕不怕核汙染，我說日本人民都不怕，我怕什麼？我當然也怕核洩漏，但我對日本核洩漏造成的危害程度有清醒的估計。當我的國家的群眾聽信謠言而近乎瘋狂地搶購含碘食鹽時，身處災區的日本人民所表現出的冷靜和理性，的確令人深思。能否用自己的頭腦分析現實而不是盲信盲從，是一個人素質高低的重要標誌，當然也是衡量一國之民素質的重要標誌。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日本人民值得全世界學習。 日本在二戰之後的迅速崛起，與日本人民的深刻反思有關。面對著一片廢墟，面對著成千上萬的死者，許多莊嚴的神話都會土崩瓦解。人類生存在這個地球的根本目的，是讓生者幸福，讓死者尊榮，讓後代兒孫儘可能長久地繁衍，而要保證這一切，最根本的是要和平。任何一種把自己的族群的幸福建立在別的族群的痛苦之上的行為，都是可恥的和必受報應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應該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就是公理，就是規律。上帝不僅反對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爭鬥，也反對人與自然的爭鬥，他允許人的惡在一定限度內存在，但越過了這個限度，必有懲罰。 思考人類的命運，我深感絕望，我擔心在人類尚未有能力移民外星球之前，地球資源就會用盡，人類將無法生存，或者另有局面：當資源耗盡，環境破壞之後，大部分物種死亡，只有極少數生物適應了新環境生存下去，慢慢進化成智慧生物，新的輪迴由此開始。——去年發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嘯核事故，或許會使人們有所節制。我一聽某國某地經濟快速發展就反感，我認為人類發明的東西已經使人類享受到了比其他物種高許多的尊榮，接下來，應該進入一個慢的時代，慢一點，再慢一點。——這簡直是夢話了。 二〇一二年元旦 欄外看鬥牛 鬥牛，幾乎是西班牙的一個文化符號。當年讀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就知道了這件事。後來有了電視，看到了畫面，似乎能嗅到血腥味。這事兒確實夠殘忍，確實夠刺激，但也確實是好看。這件事，到底該算文化活動，還是該算體育運動，比較難以歸類。現在，圍繞著這件事的廢存，起了紛爭。按說這是西班牙自己的事，外人不該插嘴，但塞萬提斯學院的朋友讓我談談，那就簡單地說幾句。 鬥牛的實質是什麼？這事還真不好說。是張揚和倡導一種英雄主義精神嗎？是顯示鬥牛士的勇敢和風度嗎？好像都不是。這事兒的實質，就是狡猾的人引逗著那可憐的牛發瘋，然後把它殺死，以此來滿足人們的嗜血心理，然後是背後組織鬥牛的人賺錢。這事兒的源頭，大概要追尋到遠古，那時候的人，為了生存而狩獵，運用原始的武器，與野牛肉搏，不是人死，就是牛傷。牛死了，成為人的食物;人死了，成為別的食肉類猛獸的食物，這樣的搏殺，倒也公平合理。但在今天，人類早已不需要用這樣的方式獲取食物。鬥牛已與生存無關，僅與娛樂和滿足人們的病態心理有關，如此說來，廢了這活動倒也順理成章。但如果要廢，不僅僅是要廢鬥牛，連鬥雞、鬥羊、鬥蟋蟀都應該廢。這些活動雖不是由人和動物鬥，但似乎更可惡，鬥牛還要冒生命危險，而鬥雞、鬥羊、鬥蟋蟀，則完全是人用邪惡的智慧，挑動動物互鬥，人不冒一點險，即可坐收漁利。甚至，連那拳擊比賽，似乎也該禁止。兩個毫無仇恨的人，非要拼死將對方打倒，儘管戴著手套牙套，但被對手擊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都是經常的事。這一切野蠻或近乎野蠻的活動，其背後都是金錢在驅動，從這樣的意義上說，這些比賽還是一律禁止了的好。 但世界上的事兒，總是那麼複雜難辦。譬如吸菸，壞處多多，但一時也難禁絕。鬥牛這事，對我這個中國人來說，禁了也就禁了，但對西班牙人來說，就不會這麼簡單。這事兒，總還是有一些文化含量，說是西班牙國的一項文化遺產也能成立，崇拜鬥牛士的人，想看鬥牛的人，想參與鬥牛的人，都不會是個小數。這些人的愛好與權利，也應該尊重和捍衛。我看過一部有關鬥牛士的電影，說一個窮小夥鬥牛鬥出了名，馬上就有貴婦人來投懷送抱。可見喜歡這件事的人中，女人很多，而禁止一件女人喜歡的事，似乎更加麻煩。 我想，能不能造一些電子仿真牛，讓鬥牛士們去鬥，如此既能繼承這項古老的活動，滿足人們鬥牛或看鬥牛的願望，又不會殺戮無辜之牛。這樣，是否會兩全其美呢？ 陪考一日 7月6日晚，帶著書、衣服、藥品、食物等諸多在這三天裡有可能用得著的東西，搭出租車去趕考。我們很運氣，女兒的考場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內培訓中心定了一個有空調的房間，這樣既是熟悉的環境，又免除了來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說，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說，是的，這是佛祖的保佑。坐在出租車上，看到車牌照上的號碼尾數是575，心中暗喜，也許就能考575分，那樣上個重點大學就沒有問題了。車在路口等燈時，側目一看旁邊的車，車牌的尾數是268，心裡頓時沉重起來。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趕快看後邊的車牌尾數，是629，心中大喜。但轉念一想，女兒極不喜歡理科而學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麼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車過了三環路，看到一些學生和家長揹包提籃地向幾家為高考學生開了特價房間的大飯店擁去。雖說是特價，但每天還是要400元，而我們租的房間只要120元。在這樣的時刻，錢是小事，關鍵的是這些大飯店距考場還有一段搭車不值、步行又嫌遠的尷尬距離，而我們的房間距考場只有一百米!我心中滿是感動，為了這好運氣。 安頓好行李後，女兒馬上伏案複習語文，說是「臨陣磨槍，不快也光」。我勸她看看電視，或者到校園裡轉轉，她不肯，一直複習到深夜十一點，在我的反覆勸說下，才熄燈上床。上了床也睡不著，一會兒說忘了《牆頭馬上》是誰的作品，一會兒又問高爾基到底是俄國作家還是蘇聯作家。我索性裝睡不搭她的話，心中暗暗盤算，要不要給她吃安定片。不給她吃怕折騰一夜不睡，給她吃又怕影響了腦子。終於聽到她打起了輕微的鼾，不敢開燈看錶，估計已是零點多了。 凌晨，窗外的楊樹上，成群的麻雀齊聲噪叫，然後便是喜鵲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鳥叫聲把她吵醒，但她已經醒了。看看錶，才四點多鐘。這孩子平時特別貪睡，別說幾聲鳥叫，就是在她耳邊放鞭炮也驚不醒，常常是她媽扳著她的脖子把她扳起來，一鬆手，她隨即躺下又睡過去了。但現在幾聲鳥叫就把她驚醒了。拉開窗簾，看到外邊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鵲還在叫。我心中歡喜，因為喜鵲叫是個好兆頭。女兒洗了一把臉又開始複習，我知道勸也沒用，乾脆就不說什麼了。離考試還有四個半小時，我很擔心到上考場時她已經很疲倦了，心中十分著急。 早飯就在學校食堂裡吃，這個平時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時一點胃口也沒有。飯後，勸她在校園裡轉轉，剛轉了幾分鐘，她說還有許多問題沒有搞清楚，然後又匆匆上樓去複習。從七點開始，她就一趟趟地跑衛生間。我想起了我的奶奶。當年鬧日本的時候，一聽說日本鬼子來了，我奶奶就往廁所跑。新中國成立後許多年了，我們惡作劇，大喊一聲「鬼子來了!」我奶奶馬上就臉色蒼白，把提著褲子往廁所跑去。唉，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樣可怕了。 終於熬到了八點二十分，學校裡的大喇叭開始廣播考生須知。我送女兒去考場，看到從培訓中心到考場的路上拉起了一條紅線，家長只許送到線外。女兒過了線，去向她學校的帶隊老師報到。 八點三十分，考生開始入場。我遠遠地看到穿著紅裙子的女兒隨著成群的考生擁進大樓，終於消失了。距離正式開考還有一段時間，但方才還熙熙攘攘的校園內已經安靜了下來，楊樹上的蟬鳴變得格外刺耳。一位穿著黃軍褲的家長仰臉望望，說：北京啥時候有了這玩意兒？另一位戴眼鏡的家長說：應該讓學校把它們趕走。又有人說： 沒那麼玄乎，考起來他們什麼也聽不到的。正說著蟬的事，看到一個手提著考試袋的小胖子大搖大擺地走了過來。人們幾乎是一起看錶，發現離開考還有不到十分鐘了。幾個帶隊的老師迎著那小胖子跑過來，好像是責怪他來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錶，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搖大擺地向考場走。家長們都被這個小子從容不迫的氣度所折服。有的說，這孩子，如果不是個最好的學生，就是個最壞的學生。穿黃褲子的家長說，不管是好學生還是壞學生，他的心理素質絕對好，這樣的孩子長大了可以當軍隊的指揮官。大家正議論著，就聽到從學校大門外傳來一陣低聲的喧譁，於是都把身體探過紅線，歪頭往大門口望去，只見兩個漢子架著一個身體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進來。那男生的腿就像沒了骨頭似的在地上拖拉著，脖子歪到一邊，似乎支撐不了腦袋的重量。一箇中年婦女——顯然是母親——緊跟在男孩的身後，手裡拿著考試袋，還有毛巾藥品之類的東西，一邊小跑著，一邊抬起胳膊擦著臉上的汗水與淚水。一群老師從考試大樓裡跑出來，把男孩從那兩個男人手裡接應過去，那位母親也被攔擋在考試大樓之外。紅線外的我們，一個個都很感慨很同情的樣子，有的嘆氣，有的低聲咕噥著什麼。我的覺悟不高，心中有對這個帶病參加考試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慶幸，不管怎麼說，我的女兒已經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場裡，現在已經拿起筆來開始答題了吧。 考試正式地開始了，蟬聲使校園裡顯得格外安靜。我們這些住在培訓中心的幸運家長，站在樹蔭裡，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門外強烈陽光裡的家長，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為我們事先知道了培訓中心對外營業的消息，因為我們花了每天120元錢，我們就可以站在樹蔭裡看著那些站在烈日下的與我們身份一樣的人，可見世界上的事情，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這高考，本身也存在著很多不公平，但它比當年的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是公平得多了。對廣大的老百姓的孩子來說，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經過考試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薦，譬如各種加分，都存在著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有的家長回房間裡去了，但大多數的家長還站在那裡說話。話題飄忽不定，一會兒說天氣，說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會兒又說當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隨便，不像現在的如臨大敵。學校的保安過來干涉，讓家長們不要在校園內說話，家長們很順從地散開了。 將近十一點半時，家長們都把著紅線，眼巴巴地望著考試大樓。大喇叭響起來，說時間到了，請考生們立即停止書寫，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兒的年級主任跑過來，興奮地對我說：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題與我們海淀區二模卷子上的題幾乎一樣!家長們也隨著興奮起來。一位不知是哪個學校的帶隊老師說：行了，明年海淀區的教參書又要大賣了。 學生們從大樓裡擁出來。我發現了女兒，遠遠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揚，心中感到有了一點底。看清了她臉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聽她說：感覺好極了，一進考場就感到心中十分寧靜，作文寫得很好，題目是「天上一輪綠月亮」。 下午考化學，散場時，大多數孩子都是喜笑顏開，都說今年的化學題出得比較容易，女兒自覺考得也不錯。第一天大獲全勝，趕快打電話往家報告喜訊。晚飯後，女兒開始複習數學，直至十一點。臨睡前，她突然說：爸爸，下午的化學考卷上，有一道題，說「原未溶解……」，我審題時，以為卷子印錯，在「原未」的「未」字上用鉛筆寫了一個「來」字，忘記擦去了。我說這有什麼關係？她突然緊張起來，說監考老師說，不許在卷子上做任何記號，做了記號的就當作弊卷處理，得零分。我說你這算什麼記號？如果這也算記號，那作文題目是不是也算記號？另外，即便算記號，你知道誰來判你的卷子？她聽不進我的話，心情越來越壞，說，我完了，化學要得零分了。我說，我說了你不信，你可以打電話問問你的老師，聽聽她怎麼說。她給老師打通了電話，一邊訴說一邊哭。老師也說沒有事。但她還是不放心。無奈，我又給山東老家在中學當校長的大哥打電話，讓他勸說。總算是不哭了，但心中還是放不下，說我們是在安慰她。我說：退一萬步說，他們把我們的卷子當成了作弊卷，給了零分，我們一定要上訴，跟他們打官司。爸爸認識不少報社的人，可以藉助媒體的力量，把官司打贏…… 凌晨一點鐘，女兒心事重重地睡著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禱告著：佛祖保佑，讓孩子一覺睡到八點，但願她把化學卷子的事忘記，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天的考試中去。明天上午考數學，下午物理，這兩項都是她的弱項…… 二〇〇〇年八月 學書漫談 少時，父親就多次教育我們兄弟：一定要把字寫好!人生來相貌醜陋，命運不濟，出身貧困，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但字寫不好，則完全是個人的原因。我父親認為，只要肯下功夫，肯勤學苦練，就一定能把字寫好。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考慮，我父親的話不一定正確，因為，一個沒有藝術天分的人，無論如何努力，也成不了書法家，但即便是沒有任何藝術天分的人，只要肯努力，也會把字寫得好看一些，而只要字寫得好看，即便不名一文，亦可走遍天下。為了說服我們，我父親還舉過很多例子，其中一例說我們的一位先祖，去參加縣太爺舉辦的社飲，因衣衫破舊，被那些身著綾羅綢緞的鄉紳蔑視。酒過數巡之後，縣太爺令眾鄉紳賦詩寫字。鄉紳們先是相互推讓，繼而踴躍獻技。我那位先祖在一旁冷笑。有人注意到了，便向縣太爺彙報。最後的場面是我那位先祖將身上的破棉襖甩掉，赤膊捉筆，飽蘸墨水，不是往紙上，而是往那白粉壁上，盡情地揮灑，龍飛鳳舞，滿壁生輝，不但字好，詞也好。於是眾人刮目相看，我那先祖也被縣太爺請坐上席。還是說我這先祖，有一年，去為青州某大戶人家寫匾，因東家招待不週，心中鬱悶，只寫了三字，尚餘一字未寫，即呼手腕病發，不能握筆，然後買驢回鄉。東家心中大惱，但看看已經寫出的那三個字，的確是好得不得了，只好忍氣吞聲，備厚禮來請。我那先祖卻禮數次，終於答應將那剩下的一個字寫完。東家請我先祖上車，我先祖道，上什麼車？東家道：去寫那個字啊。我先祖笑道： 寫一個字，何必跑那麼遠？言畢，從炕蓆下抽出一片紙，用一塊破瓦片磨了一點墨，從牆角撿來一支禿筆，蘸墨揮毫，頃刻便成。見東家面有狐疑之色，我那先祖道：拿回去貼上吧，若有絲毫差池，我從今往後就不寫字了。時隔多日，遠隔數百里，只寫一個字，如何能保持與那三個字的風韻、氣勢、大小的統一性？對此疑問，我父親的解答是：他已經把手靠死了!「靠」字是我故鄉土語，大意是經過長期訓練，手上已經有了感覺。也就是孔夫子所說的「隨心所欲不逾矩」。很可惜現在已找不到我先祖所寫的字，因而也就無法領略他寫得到底有多麼好。儘管我沒能在書法方面下功夫，但通過我父親這種講故事式的教育，還是使我從小就對書法多了一些興趣，對能寫出一手好字的人自然也格外地尊敬和羨慕。 我記得1960年代初上小學時，學校裡是有「寫仿」這門課程的，每週好像有兩節課。老師先教我們握筆的方法，然後發給我們每人一張字帖，讓我們將白紙蒙在上邊摹寫。講到握筆方法，我又想到我父親講過的故事，說我先祖教孩子寫字，經常悄悄地走到正寫字的孩子身後，猛力拔筆，如能拔出，即予重罰。也就是說：寫字時要牢牢地將筆捏住。後來我試驗過，這種握筆方法未必科學。那時只要上「寫仿」課，我們的臉上和手上都會抹滿墨漬，放學時街上的大人都會說： 看，今日又「寫仿」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書法課就取消了。儘管我統共也沒上幾節書法課，但今日回憶起來還是印象深刻。也可以說，後來我之所以還能拿起毛筆寫字，與童年時期這幾節書法課是有關係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校裡讓學生寫大字報，每天規定要寫出一定的字數來，這自然是一件很荒誕的事，但多少也有些正面的效應，那就是逼著我們用毛筆寫字。我後來在縣棉花加工廠工作時結識了一個毛筆字寫得很好的人，每到春節，大家都買來紅紙，請他寫對聯。圍觀者讚不絕口。他說他的字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抄大字報練出來的。 在棉花加工廠工作時，有一天廠門口新換了一幅標牌，牌上的大字，是我們縣最著名的書法家所寫。此人姓鄒，在縣文化館工作。他們家上溯三代都是寫字的，並且自創了一種優美簡練的書體，扁而欹斜，是從隸書化來，但似乎又吸收了魏碑的風骨。近百年來，我們縣的公文告示，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牌匾，幾乎都出自鄒氏之手。當時，聽著人們關於鄒氏書法的議論，我心中確有過當一名書法家的夢想，但在農村那種條件下，即便有恆心大志，真要練字，也不容易。 許多年後，我成了作家，經常外出參加一些活動，人們錯以為作家都可以揮毫潑墨，總是熱心地準備好文房四寶，但大多數情況下大家都不敢動手。偶爾有幾個手上有點功夫的作家捉筆題詞，贏得掌聲，又令我羨慕不止。我甚至想，何時下決心，拿出半年時間，啥都不幹，天天練字，總可以練到像用硬筆一樣自如地使用毛筆吧？ 2004年底，我要去日本北海道訪問，想不出帶什麼禮物。正好有教育部兩個朋友在我家玩，我說請他們幫我找書法家寫幾幅字送給日本朋友。他們說，你的鋼筆字寫得不錯，你何不自己寫？第二天他們就給我送來了紙、筆、墨、硯，後來又給我送來了圖章，一應傢伙俱全，就這樣寫了起來。我沒拜師，也沒臨過碑帖，有人要字，便在飯桌上鋪一塊小氈子開寫。有時筆下無感覺，寫出來的字自己也覺得醜陋無比。偶爾一次有感覺，似乎筆筆得意，字字有趣，自我陶醉。後來有一天，突然想，都說我的字是用毛筆寫的鋼筆字，原因是鋼筆用了幾十年，手上的感覺改不了了。既如此，何不用左手寫寫看？就像兒童初學寫字一樣。試了幾次，果然有點意思，如是就這樣用左手寫了起來。 我這輩子永遠成不了書法家，但對書法的熱愛肯定會伴我終生。寫字確實有迷人之處，有癮，見到了紙筆手就癢。應該說，喜歡寫字是高雅的愛好，而且，因為愛寫字，自然也就留心這方面的事，見到這方面的文章就讀，見到這方面的書就買，即便外出旅遊，見到一塊寫得有味道的牌匾，也會多看幾眼，並在心中暗自揣摩。因書法而讀文讀詩讀聯，自然也能增添一些文史知識。而且，有了一些這方面的修養，也就多了幾分理解古人的可能性。一個用毛筆寫字的人與另一個用毛筆寫字的人，大概會更容易溝通吧。 在當今這個電腦時代，多數人已經連鋼筆都不用了，遑論毛筆。當然十指在鍵盤上翻飛也是一種技藝，但這種技藝所產生的是電腦屏幕上的標準字體。許多人已經提筆忘字。能夠充分表達個性，不僅具有實用功能而且具有審美功能的書法已經成為少數人的愛好，據說正在申請聯合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門藝術，到了需要申報遺產的時候，也就岌岌可危了。我想，毛筆書法不僅僅是一種書寫方法，而且還是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的養成方式，更是一種審美的訓練。計算機要學，不學不能與世界同步;毛筆書法也要學，不學不能很好地傳承中華文明。計算機要從娃娃學起，書法也應從娃娃學起。既然京劇和地方戲已經作為課程進了課堂，那麼，書法也應該作為必修的課程進課堂。現在的應試教育搞得怨聲載道，那何不用書法這種有趣的課程擠掉一點學數理化的時間？讓孩子們抹在手上臉上一點墨汁，沾一點紙墨的香氣，是多可愛的現象啊。紙和墨的香氣是醉人的，養人的，讓孩子們嗅嗅，可以促使他們健康地成長。 話是這麼說，但要想恢復到以前那種時代顯然是夢想。我這篇文章，不過是根據自己的一些經歷，談一點我對書法的理解，難免惹方家笑話。沒有關係，多一點我這樣的書法愛好者，基本上是好事。我鬥膽說一句：能用毛筆書寫的人，更像一箇中國人。我再鬥膽地說幾句：一個真正的書法家，必須是一個不錯的詩文聯句的創作者，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只寫「寧靜致遠」「天道酬勤」「厚德載物」，只抄錄唐詩宋詞，而寫不出一首基本中規中矩的詩詞，編不出一副大體工整的對聯，這樣的人，充其量也就是個寫字匠，無論如何自吹自擂，無論頭上有多少名銜，那也不能讓我服氣。連我這樣的業餘愛好者都不服氣，那真正的書法家更會嗤之以鼻。 再自炫一下：去年春節，我在故鄉高密。前文提到過的那個書法世家的後人，找我寫字。我這人皮厚膽大，明知是班門弄斧，但還是編了兩句寫給他：「三代翰墨龍鳳體，萬家門戶鄒氏書」。據說他拿回家給他父親看了，那老書法家觀看良久，感嘆道：詞不錯，墨很黑，紙上乘。 人們將老書法家的話傳給我，我聽後，目眩良久。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二日 人好社才好 第一次進入紹興路74號，並爬上那座幽靜的小樓，是1999年初冬。那時我剛轉業不久，也許解放軍文藝社的人感覺著我還是一個軍隊作家，所以讓我跟著他們去上海採風。 那時的上海，已經發生了鉅變，尤其是浦東，起了那麼多的高樓大廈，修了那麼多的文化景觀，繁華而現代，喧嚷而熱鬧，令人眼花繚亂，流連忘返。但我更喜歡紹興路那樣的環境，那樣的氛圍，有幾分寂寞、幾分冷落、幾分涼意，是一種很文學的感覺。 小樓下有一棵很大的樹，雖初冬但未落葉，龐大的樹冠，籠罩著小樓的陽臺。陽臺上有桌椅，好像是白色的。記得有一個女編輯對我們介紹過這幾把椅子上曾經坐過的風流人物，張三李四，俱往矣，遂生出無限感慨。這紹興路74號，是個挺合適懷舊的地方。 就是這次，認識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諸多優秀人物。如當時是總編輯後來當了社長的郟宗培兄，當時還是個普通編輯、現在已經是副總編輯的曹元勇兄。還有依人小鳥般的小謝。小謝名錦，編過白先勇的文集。那文集裝幀大方，有雅氣，我很喜歡。後來小謝跟我約稿，我答應寫，並開出了諸如「海洛英表情」之類的題目，但終究沒寫成，愧對小謝，抱歉抱歉。 後來編過我短篇小說全集的是曹元勇兄。曹兄是華師大博士，小謝等稱他「曹博」。曹博英文很好，翻譯過很多書，對外國文學動態跟蹤及時，瞭解甚多。每次見到，都能從他那裡得到很多信息，受到很多教益。 跟我關係最「鐵」的，還是郟宗培兄。此人豹頭環眼，南人北相，乍一看似個莽漢，久交往才知道端詳。2004年末，我們一行十餘人，組成一團，去日本北海道採風。相處十幾日，方知郟兄是個敢於做事、善於做事、既有膽識而又思維縝密的人。他豁達幽默，常有奇態，與之同行，其樂無窮。郟兄是一位段位不低的攝影愛好者，同時兼具表演才能。他模仿身著和服的日本女性的步態身段可謂惟妙惟肖，不上山寨版春晚秀一把實在可惜。我們此行的記錄，就是那本圖文並茂的《莫言·北海道走筆》。文章是眾人寫的，書名卻讓我一人掠美，慚愧。文是美文，景是妙景，只是主角形象稍遜，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作家與出版社的關係，說到底還是與出版社里人的關係。人好社才好。上海文藝出版社裡好人多多，因此這家出版社是一家好出版社。當然，環境也很重要。上海文藝出版社與紹興路74號，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樓內一層是一個可以喝茶的地方，我在那裡喝過薰衣草茶。樓外不遠處有一家寂寞的書店，裡邊設有茶座，可以約三五好友，在那裡喝茶論文。路邊泡桐樹上，有一個不知什麼人刻的「心」字，幾年不見，那「心」已經被樹皮漲破了吧。 我真的經常想念這個地方。 二〇一一年 兩封信 因為搬家，華苓老師寫給我的兩封信找不到了。我堅信那兩封信沒丟，它們一定是藏在不知哪個箱子裡或是夾在哪本書或是雜誌裡，等待著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它們。 華苓老師給我寫信是邀請我去愛荷華參加她的國際寫作計劃。第一封信收到後，我託詞婉拒了。其實也不是我託詞，那些日子的確比較忙。另外最重要的是那幾年睡眠不好，出國後時差一亂，好些天倒不過來，長夜難眠，苦不堪言。過了一年，華苓老師的第二封信來了。我再也不好意思婉拒，答應去，去美國那個因為詩人安格爾與聶華苓夫婦而成為許多國家的作家心嚮往之的小城愛荷華。據說這美妙的譯名是華苓老師的傑作。 因為不懂外語，一出國門，我就緊張，尤其是怕在中途轉飛機時出錯。為此，華苓老師特意為我寫了一張英文的「護身符」隨信寄來。那「護身符」上寫著「我是中國作家莫言，來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我不懂英文，希望您能幫助我」。這是大概的意思，等找到原件再訂正吧。讀著這「護身符」，我聯想到抗日戰爭期間美國飛虎隊員身上的「護身符」。當然，我有可能遇到的問題遠沒有當年那些飛虎隊員們有可能遇到的問題嚴重。曾聽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浙江省有一些連漢字都認識不了幾個的老太太，就敢去海外闖蕩。與她們相比，我總還認識幾個英文單詞，緊張什麼，焦慮什麼？但心理素質是天生帶來的，要改變也不是容易事。有了華苓老師賜我的「護身符」，心裡還是踏實了許多。 然後就去大使館簽證。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簽證處，是一個似乎永遠人頭攢動、充滿了希望也令人絕望的地方。那地方似乎遍佈陷阱，好像也盛產故事。每次去那兒我都感到忐忑不安，雖然心裡邊唸叨著，簽上就去，籤不上就不去，沒有什麼好忐忑的，但忐忑依然。那一次還真拒簽了我，理由是我不懂英語。我立即給華苓老師發郵件，說拒籤的事，並說我就不去了。我同時又給使館發了一封傳真，駁斥他們拒籤我的理由。我說：難道你們美國來中國的人都懂中文嗎？大使館當然不會理睬我。華苓老師告訴我不許藉機放棄，說她已讓國際寫作計劃負責人與駐華使館聯繫，並說葛浩文教授也給使館發了郵件。我只好再次預約了簽證時間。這次去籤，很是順利，接待我的那位簽證官是一位華裔，他說上次拒籤是誤會。其實，我也不認為拒籤是誤會，因為我申請的簽證類型大概是需要申請者懂一點英語的。另外我想，語言其實也是不平等的。我國在機場、車站的漢語標識下都有英語，但在外國的機場、車站裡，都沒有漢語的標識。現在，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地位的提高，很多國外的機場裡已經有了中文標識與中文廣播，懂中文的人也愈來愈多。由此可見，鄧小平那句「發展才是硬道理」真是至理名言。 拿到簽證後，我去買了幾本供旅遊者使用的簡易英語小冊子，同時買了「快譯通」之類的小機器。當然，這又是老故事重演。英語當然是可以學會的，但可惜我不能堅持。直到現在，年過花甲，依然還會有學點英語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也僅僅是想法，不可能落到實處了。 實際上我的焦慮是多餘的，飛機沒有因為我不懂英語而不讓登，乘務員分盒飯時也沒把我落下。(2000年我第一次去美國，從紐約機場回京時，坐在機尾最後邊的一個座位上，乘務員分發食物時真把我忘了。但我還是連說帶比畫地跟她要了一個麵包、一杯飲料。)出海關時，把邀請信和華苓老師的「護身符」往海關官員面前一攤，他看都沒看就把我放進去了。 華苓老師為了省卻我在芝加哥機場轉飛機的麻煩，特意安排定居在芝加哥的臺灣詩人非馬先生接我到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由非馬先生開車直接把我送到愛荷華她家中，吃過午飯後，再由寫作計劃的人把我帶到下榻之處。那是一棟灰色的樸素的樓房，有幾十個國家的數百位作家在那兒住過，與我同時期住在那兒的有上海作家張獻、唐穎夫婦和陳丹燕。我在那兒住了兩週，參加了國際寫作計劃組織的幾次活動。十幾個國家的作家，大部分是來自非洲的，穿著特色鮮明的民族服裝，朗誦詩歌，後來還跳起舞來。華苓老師為我組織過一個朗誦會，親自為我擔任翻譯，在一棟小樓的一層。這樓的產權好像屬於國際寫作計劃，客廳裡有一個基座，基座上是保羅·安格爾先生的青銅雕像。 在愛荷華的兩週時間裡，我記憶最深的是去華苓老師家吃晚飯。人少時上海三位我一位，人多時滿屋都是人。2008年夏天華苓老師來京發佈她的新書《三生三世》時，我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她：「華苓紅樓開夜宴，四個饞蟲盡開顏。嘰嘰喳喳陳丹燕，嘟嘟囔囔管莫言。開瓶倒酒小唐穎，刷鍋洗碗老張獻。更有一群梅花鹿，隔窗頻頻勸加餐。」大概是這些詞兒，事過七年，記不太清楚了。陳丹燕活潑多語，但用「嘰嘰喳喳」來形容未必合適。張獻是劇作家，年紀比我小，在他名前加一「老」字，實在是為了湊字數。至於那群梅花鹿，在多位去過「安寓」做客的作家筆下都有描述，我就不多言了。 華苓老師還帶我去她的好幾位朋友家吃過飯，還帶我去過離愛荷華城很遠的一個「德國小鎮」吃過牛排。那些善良的面孔和精美的飯菜，有時會被我突然回憶起來，彷彿剛剛見過剛剛吃過。 2014年11月，我與女兒從波士頓飛芝加哥又從芝加哥轉飛愛荷華，一出機場就看到華苓老師瘦弱的身影。這次華苓老師讓我和女兒住在她家，18日來，21日離開。早飯都在家裡吃，午飯和晚飯出去吃。上次來都是華苓老師自己開車，這次，華苓老師不開車了。要麼是寫作計劃的娜塔莎開，要麼就是叫出租車。小樓內的擺設依舊，但華苓老師的記憶力明顯衰退了。那群鹿也不來了。 那幾日愛荷華下了大雪，天氣寒冷，華苓老師用舊報紙引燃了壁爐裡的乾柴，火苗跳動，熱量散發出來，客廳裡十分溫暖。我和女兒喝著茶，聽華苓老師講一些往事，講到高興處，她還是像當年那樣大笑，但笑聲的確不那麼響亮了。我們一直不提她的年齡，但她不時地提到自己的年齡。一個即將滿九十歲的人，經歷了多少事，見證了多少事，創造了多少奇蹟，又幫助別人創造了多少奇蹟，波瀾壯闊，大浪淘沙，猶如大河，即將匯入大海前，變得那麼寬闊安詳。 我們回國那天，華苓老師非要到機場送我們。天不亮就起身，一路上沒遇到一輛車，到愛荷華機場時，紅日初升，照耀著皚皚白雪，冷得真美。華苓老師站在無聲的寂寞的輝煌的寒冷裡，揮手與我們告別。她的確很老了，但老得很美。 再見，華苓老師!九十剛過，百歲可期。 二〇一五年 馬的眼鏡 1984年解放軍藝術學院創辦文學系，徐懷中老師是首任主任，我是首屆學員。我們是幹部專修班，學制兩年。懷中老師只擔任了一年主任，便被調到總政文化部任職去了，但他確定的教學方針，以及他為這屆學員所做的一切，卻讓我們一直牢記在心。今年三月初，文學系邀請懷中老師去講課，因老人家年近九秩，怕他太累，便讓我與朱向前學兄陪講。講座上，我憶起北京大學吳小如先生給我們講課的事，雖寥寥數語，但引發了懷中師的很大感慨。於是，我就寫下這篇文章，回憶往事，以防遺忘。 吳先生為我們講課，應該是在1984年的冬季，前後講了十幾次。他穿著一件黑色呢大衣，戴一頂黑帽子，圍一條很長的醬紫色的圍巾。進教室後他脫下大衣解下圍巾摘下帽子，露出頭上凌亂的稀疏白髮，目光掃過來，有點鷹隼的感覺。他目光炯炯，有兩個明顯的眼袋，聲音洪亮，略有戲腔，一看就知道是講臺上的老將。因為找不到當年的聽課筆記，不能準確羅列他講過的內容。只記得他第一節講杜甫的《兵車行》。杜詩一千多首，他先講《兵車行》，應該是有針對性的，因為我們是軍隊作家班。這首詩他自然是爛熟於胸，講稿在桌，根本不動，豎行板書，行雲流水——後來才知道他的書法也可稱「家」的——他的課應該是非常精彩的，他為我們講課顯然也是十分用心的，但由於我們當時都發了瘋似的摽勁兒寫作，來聽他講課的人便日漸減少。最慘的一次，偌大的階梯教室裡，只有五個人。 這也太不像話了，好脾氣的懷中主任也有些不高興了。他召集開會，對我們提出了溫和的批評並進行了苦口婆心的勸說。下一次吳先生的課，三十五名學員來了二十多名，懷中主任帶著系裡的參謀幹事也坐在了臺下。吳先生一進教室，炯炯的目光似乎有點溼，他說：「同學們，我並不是因為吃不上飯才來給你們講課的!」這話說得很重，許多年後，徐懷中主任說：「聽了吳先生的話，我真是感到無地自容!」吳先生的言外之意很多，其中自然有他原本並不想來給我們講課，是徐懷中主任三顧茅廬才把他請來的意思。那一課大家都聽得認真，老先生講得自然也是情緒飽滿，神采飛揚。記得在下課前他還特意說： 我讀過你們的小說，發現你們都把「寒」毛寫成了「汗」毛，當然這不能說你們錯，但這樣寫不規範。接下來他引經據典地講了古典文學中此字都寫作「寒」。最後他說，我講了這麼多課，估計你們很快就忘了，但這個「寒」字請你們記住。 現在回想起來，吳先生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個「寒」字，是不是有什麼弦外之音呢？是讓我們知道他寒心了嗎？還是讓我們知道自己知識的淺薄？ 其實，我從吳先生的課堂裡，還是受益多多的。他給我們講莊子的《秋水》和《馬蹄》，我心中頗多合鳴，聽著他繪聲繪色的講演，我的腦海中便浮現出故鄉一望無際的荒原上野馬奔馳的情景，還有河堤決口、秋水氾濫的情景。後來，我索性以《馬蹄》為題寫了一篇散文，以《秋水》為名寫了一篇小說。《馬蹄》發表在1985年的《解放軍文藝》上，《秋水》發表在1985年的《莽原》上，這都是聽了吳先生的課之後幾個月的事兒。 這兩篇作品對我來說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馬蹄》表達了我的散文觀，發表後頗受好評，還獲得了當年的「解放軍文藝」獎。《秋水》中，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文學地理名稱，從此，這個「高密東北鄉」就成了我的專屬文學領地。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以為我是在《白狗鞦韆架》這篇小說中第一次寫下了「高密東北鄉」這幾個字，在國內外都這樣講，後來，我大哥與高密的幾位研究者糾正了我。《秋水》寫了在一座被洪水圍困的小土山上發生的故事，「我爺爺」「我奶奶」這兩個「高密東北鄉」的重要人物出現了，土匪出現了，俠女也出現了，夢幻出現了，仇殺也出現了。應該說，《秋水》是「高密東北鄉」的創世紀篇章，其重要意義不言自明。 吳先生講莊子《秋水》篇那一課，就是隻來了五個人那一課。那天好像還下著雪——我願意在我的回憶中有吳先生摘下帽子抽打身上的雪花的情景。我們的階梯教室的門正對著長長的走廊，門是兩扇關不嚴但聲響很大的彈簧門。吳先生進來後，那門就在彈簧的作用下「哐當」一聲關上了。我們的階梯教室有一百多個座位，五個聽課人分散開，確實很不好看。我記得階梯教室南側有門有窗，外面是禮堂前的很大一片空場。因為我坐在第七排最南邊的座位上，側面便可見到窗外的風景，那天下雪的印象多半由此而來。我記得我不好意思看吳先生的臉，同學們不來上課造成的尷尬卻要我們幾個來上課的承受，這有點不公平，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有一次學校組織學員去郊區栽樹，有兩位同學躲在宿舍裡想逃脫，被我揭發了，從此這兩人再也沒跟我說過一句話。畢業十幾年後，有一次在街上碰見了某一位，我熱情地上前打招呼，他卻一歪頭過去了，讓我落了一個大大的沒趣。由此我想到，揭發別人，是一件得罪人最狠的事，但不揭發，心裡又恨得慌，這也算做人之難吧。 雖然只有五個人聽講，但吳先生那一課卻講得格外地昂揚，好像他是賭著氣講。我當時也許想到了據說黑格爾講第一課時，臺下只有一個學生，他依然講得慷慨激昂的事，而我們有五個人，吳先生應該滿足了。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先生朗聲誦讀，抑揚頓挫，雙目爍爍，掃射著臺下我們五個可憐蟲，使我們感到自己就是目光短淺不可以語於海的井蛙、不可以語於冰的夏蟲，而他就是雖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洩之而不虛，卻自以為很渺小的北海。 講完了課，先生給我們深深鞠了一躬，收拾好講稿，穿戴好衣帽，走了。隨著彈簧門「哐當」一聲巨響，我感到這老先生既可敬又可憐，而我自己，則是又可悲又可恥。 因為當時我們手頭都沒有莊子的書，系裡的幹事便讓我將《秋水》《馬蹄》這兩篇文章及註解刻蠟紙油印，發給每人一份。刻蠟紙時我故意地將《馬蹄》篇中「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中「月題」的註釋刻成「馬的眼鏡」，其意大概是想借此引逗同學發笑吧，或者也是藉此發洩讓我刻版油印的不滿。我沒想到吳先生還會去看這油印的材料，但他看了。他在下一課講完時說：「月題」，是馬轡頭上狀如月牙、遮擋在馬額頭上的佩飾，不是馬的眼鏡。然後他又說——我感到他的目光盯著我說——「給馬戴上眼鏡，真是天才!」——我感到臉上發燒，也有點無地自容了。 畢業十幾年後，有一次在北大西門外遇到了吳先生，他似乎老了許多，但目光依然銳利。我說：吳先生，我是軍藝文學系畢業的莫言，我聽過您的課。 他說： 噢。 我說： 我聽您講莊子的《秋水》《馬蹄》，很受啟發，寫了一篇小說，題目叫《秋水》，寫了一篇散文，題目叫《馬蹄》。 他說： 噢。 我說： 我曾在刻蠟紙時，故意把「月題」解釋成「馬的眼鏡」，這事您還記得嗎？ 此時，正有一少婦牽著一隻小狗從旁邊經過，那小狗身上穿著一件鮮豔的毛線衣。吳先生突然響亮地說： 「狗穿毛衣尋常事，馬戴眼鏡又何妨？」 二〇一七年三月 * * * 【註釋】 [1] 一種名為「冰海天使」的裸海蝶，學名Clione Limacina。 [2] 釡屋修：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駒澤大學外國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