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的回目也緊跟著有了：元宵節支部開大會，老地主陰謀斷馬腿。故事是這樣的： 元宵節那天早晨，民兵連長趙紅衛吃了兩個地瓜，喝了兩碗紅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隊部開會，研究挖膠萊河的問題。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著：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們貧下中農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唸完了一想，其實紅太陽並不熱烈，正午時刻的白太陽那才叫厲害呢。正胡思亂想著，開會的人到了。老支書宣佈開會，首先學毛主席語錄，然後傳達公社革委關於挖河的決定。婦女隊長鐵姑娘高紅英請戰，老支書不答應，高紅英要去找公社革委馬主任。高紅英與趙紅衛是戀愛對象，兩家老人想讓他們結婚，他們說：為了挖好膠萊河，再把婚期推三年。這一邊在開會，那一邊陰暗的角落裡，一個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產隊裡那匹棗紅馬的後腿砍斷，破壞挖膠萊河，破壞備戰備荒為人民……這部小說寫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記不清了。如果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這篇應該是。 後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狂。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地主被鬥爭而死。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錶時，稿子卻被退了回來。後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四人幫」鬥爭的事。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錶時，稿子又被退了回來。但這次文藝社的編輯用鋼筆給我寫了退稿信，那瀟灑的字體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裡搖頭擺尾。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院。信的落款處還蓋上了一個鮮紅的公章。我把這封信給教導員看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行啊，小夥子，折騰得解放軍文藝社都不敢發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諷刺我還是誇獎我。 後來我調到保定，為瞭解決提幹問題，當了政治教員。因基礎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書。文學的事就暫時放下了。一年後，我把那幾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課不用拿講稿了，文學夢便死灰復燃。我寫了許多，專找那些地區級的小刊物投寄。終於，1981年秋天，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 燦爛的星空 不久前，一串彗星的碎片(每片都有數公里之巨)，撞擊了木星。在那顆神祕的星球上，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如果那裡有什麼生物，那它們的命運將會十分悲慘。在彗木相撞的那些日子裡，全世界億萬雙眼睛盯著天上這顆與地球息息相關的星球。據說西方國家的電視臺一天二十四小時滾動著播出有關彗木相撞的消息，是絕對的新聞熱點。但在我國，媒體保持著足夠的冷靜，以近乎麻木的口吻向國人轉述著國外的科學工具獲得的資料。好像彗木相撞是在某個大洋深處的小島上發生的一次小小的自然災害一樣。 在那些日子裡，我一直在想，假如有一天，同樣的命運落在了地球上，人類該怎麼辦？過去，杞人憂天是諷刺某些人的，現在，是否應該學習那些憂天傾的杞人，有那麼點憂天的意思呢？彗星的碎片既然可以「親吻」木星，誰又敢擔保它不會「親吻」地球呢？這樣的「親吻」是真正的天崩地裂，不是鬧著玩的。 有一位名叫王紅旗的人，寫了一本文采飛揚的奇書《神祕的星宿文化和遊戲》，在彗木相撞的那些日子裡，這本書陪伴著我，給了我很多的教益。王紅旗認為：在不太久遠的古代，小行星的碎片或者彗星的碎片，確曾光顧過地球，並造成了幾乎毀滅人類的巨大災難。王認為我國古代那幾個著名的神話傳說，如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追日等，都與那時代的一次巨大的天文事件有關。 那是一顆足夠大的天外星體與地球相撞的事件，當該星體進入地球的大氣層後，劇烈的摩擦使它發出了灼目的光芒，發出了難以形容的巨響，並且極有可能分裂成了多塊碎片(十日並出)，然後是風雲突變、石破天驚、地動山搖、山呼海嘯、天地變色——這些巨大的字眼就是事實的寫照，後來變成了大形容詞。這次事件，極大地震驚了處在混沌狀態中的遠古人類，使他們抬起了仰望星空的眼睛。這次天文事件開啟了他們的心智，歷史的意識由此產生，哲學也由此及彼地產生了。 《淮南子·天文訓》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不周山正是這次撞擊事件造成的巨大隕石坑。據王的解釋，「不周」，是不完全的圓形。可能是那個天體帶有一個稜角吧？這次事件的可怕後果就是「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敏銳地指出，這是中國古代關於地球自轉軸傾角的最早知識，當然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關於地球自轉軸傾角的知識。王認為如非親身經歷，絕難編造出來。由於地球自轉軸傾角的變化，以及撞擊過後的巨量塵埃(「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不排除破碎的高溫天體落入大海後引起的海嘯(「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裡，厚四萬裡，海水注者，莫不燋盡」)、隕石落地引起的森林大火等，遠古人類的生存環境發生了突然的鉅變，相當一部分人在事件過程中和事件過後的洪水、火災、惡劣的環境中死去，活下來的人，都是與大自然頑強鬥爭後的勝利者。所以，遠古神話傳說，既是那場巨大災難的記錄，也是我們的遠古祖先為了生存與大自然頑強鬥爭並最終取得了勝利的記錄。 我想，所謂的盤古、女媧、后羿、嫦娥、夸父、精衛，應該是我們的遠古祖先的英雄群體的名字或者是他們心造的英雄。盤古開天地是祖先們的集體行為，女媧煉石補天、后羿舉弓射日、夸父持杖逐日、精衛銜石填海亦當如是解。嫦娥奔月則被王紅旗理解為對月亮(抑或是那發光的天體碎片)的獻祭。這使我聯想起英國作家勞倫斯的著名小說《騎馬出走的女人》。印第安人用女人祭奠月亮的行為應該是遠古巫術的延續吧？當然，這些美妙的傳說肯定是產生於那次大事件後的若干年，發生在新的自然環境形成若干年、人類重新安居樂業後。那場大災難是通過一代代的傳說，甚至是形成了一種潛意識，遺傳給將歷史事件神話化了的後代的，一直到文字產生，才被記錄到《山海經》裡。想想《山海經》這本奇妙無窮的天書的創作者和流傳者，也是一樁令人心馳神往的事情。 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古老神話傳說都驚人地相似，都有開天闢地、十日並出、洪水滔天之類的內容，這恐怕很難說是偶然的。地球畢竟很小，那次天文事件所產生的後果，並不僅僅影響到女媧們、后羿們、嫦娥們，那時候人類是否就形成了體徵鮮明區別的種族也未可知，人類是不是由一種猿進化來的也很難說。我想「遠古神話傳說」是一個複雜的概念，神話和傳說本不是一回事。儘管傳說久遠了就具有了神話的色彩，這也不完全是祖先們對科學知識瞭解不夠所造成的現象。傳說本身就是個添油加醋的過程，如果再有文人一加工，那更要亂套，非搞得光芒四射不可。就連司馬遷也是如此。根據考古發現，漢朝人的身材普遍比今人矮小，可那項羽在司馬遷筆下，已經是巨無霸了。神話應該是比較近代的產物，是理想的產物、現實的折射，如牛郎織女之類。而傳說，即便是被傳神了的，也總是有一個真實的事件為內核。所以，看起來神乎其神的女媧補天、嫦娥奔月、羿射九日等遠古傳說，反倒具有了歷史的價值，而牛郎織女、仙女下凡之類，則一般地只有文學的和倫理學的價值。 彗木相撞的情景(已經觀測到的)與《山海經》《淮南子》等古籍中所記載的，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如：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光亮、突破了木星深厚的大氣層矗立數千公里的巨大煙柱等。木星儘管比地球大一千三百多倍，但這次撞擊，也令它哆嗦了良久。據王紅旗說，近年來在地球上發現了幾個巨大的隕石坑(煙波浩渺的太湖也有隕石坑之嫌)。由上述推想，地球確是遭受過類似彗木相撞的浩劫的。這說明，地球並不是安全的，所以，杞人憂天是有道理的，新的杞人憂天的時代，應該開始了。 那場遠古浩劫，也許可以算作人類的一個轉折點，而彗木相撞，該不該算作一個新的轉折點呢？這是真正的「上天示警」。我想人類應該認識到：地球本來很小，國與國的疆界、社會制度的差異、階級之間的爭鬥，與彗木相撞比較起來，簡直是荒唐可笑了。假如有一天哪一顆一直在流浪的小行星之類的天體親近了地球，即便它撞在了紐約，上海也不會舒服。人類實在是應該大度一點。多一點豁達大度，少一點雞腸小肚;多一點襟懷坦白，少一點陰謀詭計;多一點堂堂正正，少一點蠅營狗苟。我想，當年美國宇航員站在月球上時，他代表的並不僅僅是「美帝」。假如有一天，中國人改變了一顆對著北京撞來的小行星的軌道，讓它與地球擦肩而過，我們所拯救的也不僅僅是北京的市民和中國的首都。由此推想，我們這些平民百姓也應該想開一些，最名貴的鑽石也是石頭，在沙漠裡，它的價值還不如一塊西瓜皮。 至於爭權奪利、投機倒把、打小報告修理朋友、為了頭上的烏紗帽媚上欺下、賣友求榮等等，就更加沒有意思了。 當然一切還會照舊。彗木相撞的觀測和研究使我感到人類的偉大也使我感嘆人類的不可救藥。即便明天就會有天外來客撞擊地球，日本的大米也不會白送給朝鮮，美國的邊境也不會對全世界開放。一般的百姓會好一點，但頂多也就像《編輯部的故事》裡的那些人，多吃一碗飯——還是先顧自己的肚子，死到了臨頭還是難改自私的天性。至於西方的那些國家的元首們會幹些什麼就很難想象了。據我的一個很有些見識的朋友分析，說一旦地球面臨著滅頂之災，那些元首，就會坐上火箭飛上月球去找嫦娥研究拯救地球的問題了。我知道他這是戲言。幾十個總統，待在一個荒涼的月球上幹什麼？儘管早就為他們儲備了足夠的水和氧氣以及美味食品，但沒有足夠的子民供他們領導，他們很快就會感到沒有意思。所以我想，當地球面臨危機時，這些大人物不會往月球上飛，他們要做的大概是這樣兩件事：一是嚴密地封鎖消息，不讓老百姓知道;二是發射飛彈之類的東西攔截撞向地球的天體。 寫到此處，突然想起了離我的老家不遠的濰坊市寒亭區雙楊鎮華疃村的村民欒來宗和他的孫子欒巨慶。欒氏祖孫是有名的「星痴」，窮畢生精力研究太陽系八大行星運動軌跡和地球氣象、地殼運動的關係，並寫出了《行星與長期天氣預報》《星體運動與長期天氣、地震預報》兩部專著，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果。兩個樸素的農民，並沒受過學校教育，吃著地瓜乾子喝著涼水，能有如此高遠的目光和遼闊的胸襟，並且在神祕莫測的天文學領域僅僅靠著悟性和肉眼的觀測就獲得了豐厚的知識，的確令錦衣玉食者汗顏。在爺爺欒來宗的時代，濰坊出過很多舉人和進士，其中獲得了高官厚祿者也不少，但從對人類的貢獻和人的價值的角度看，他們加起來也比不上一個鄉巴佬欒來宗。他們的眼睛盯著金銀財寶和官帽上閃爍的頂子，欒來宗的眼睛卻在仰望著燦爛的星空。 以上是我1994年8月28日於高密寫的初稿，時間距今也不過一年多點，但彗木相撞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早已經被我忘到了腦後。一年來我該吃就吃該睡就睡，絕對沒有因為寫過這樣一篇貌似深刻的文章而影響了自己的食慾和睡眠。該怎麼著還是怎麼著，並沒有因此而超脫點。由此可見，文章大都是一時衝動的產物，作家如我者，也虛偽得很夠意思了。人尚如此，地球呢？就像十世紀的科學物理學奠基人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審判時所莊嚴地宣佈的那樣：「它仍然在轉動!」可惜的是，當宗教裁判所在廣場上架起火堆，面對著熊熊烈火，伽利略動搖了。他怕被燒死，屈服了，說地球不轉了。儘管他心中明白，它依然在轉動。這種軟弱和動搖是人之常情，並沒有什麼恥辱。布魯諾寧折不彎，結果被活活燒死在羅馬的聖彼得廣場上，這樣的好漢子是人中的翹楚。前幾年羅馬教廷宣佈給布魯諾平反。神學終於向科學投降了，只是這投降來得太遲。還是科學，還是真理，是人世間最為寶貴的，是人類的共同的財富，是任何的惡勢力也扼殺不了的。 1969年7月20日22時56分(美國東部時間)，美國宇航員阿姆斯壯[2]步入了歷史。他從登月艙的最低一級伸出了穿著靴子的左足，在月球上踏上了人類的第一個腳印。接著他說了一句永垂不朽的話：「這是個人的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 地球上的億萬人，從電視上看到了阿姆斯壯邁出這難忘的一步，從廣播裡聽到了他這句難忘的話，觀眾和聽眾之多，在人類的歷史上也是空前的，但是，這些人群裡，不包括中國人。那個時候，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和我一樣，不知道地球上還有電視機這種東西，知道有收音機，但也很少見到。童年時曾聽老人說，人間的大人物都對應著天上一顆星，《三國演義》裡常有這樣的描述，鳳雛先生在千里之外的落鳳坡前戰死，臥龍先生在荊州就看到代表著他的那顆星隕落了：「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鬥，從天墜下，流光四散。」諸葛亮不但能夠看到別人的星，還能看到自己的星。他在五丈原被司馬懿的固守戰術搞得心煩意亂，無計可施，夜間出帳，仰觀天象，說：「三臺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相輔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姜維勸他禳星，他只好死馬當成活馬醫，布壇做法，可惜被魏延衝破，終究天命難違。他的對手司馬懿也是觀星高手——這位大元帥白天不出來夜晚出來望星空——「忽一夜仰觀天文，大喜，謂夏侯霸曰： ‘吾見將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諸葛亮越算越神，臨死前讓楊儀將自己的遺體放在龕裡坐定，嘴裡塞進去七粒米——陝西的小米——腳下置明燈一盞，這樣竟然能使他的將星不從天上落下來。囑咐妥當了，「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一星曰： ‘此吾之將星也。’眾視之，見其色昏暗，搖搖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唸咒，咒畢，急回帳中，不省人事」。裝神弄鬼，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卻說司馬懿夜觀天象，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方流向西南方，墜入蜀營中，三投再起，隱隱有聲。懿驚喜曰：「孔明死矣!」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中，類似的關於星斗和人的關係的傳說比比皆是，說是完全的迷信未必公允，這是人類仰起頭來觀望星空這一具有革命意義的行為的副產品。凝目仰望燦爛星空，科學的歷史才真正開始。 美國宇航員在月球上行走的時候，正是唯心主義和封建迷信在中國橫行的時候。我們村子裡那個大喇叭裡，絕對不會播送美國人登上了月球的消息，我們是幾十年後才知道了這消息的。後來我知道，在那個時代，北京城裡就有了電視臺和電視機，儘管數量很少。我膽大妄為地想象著：那些圍坐在電視機前的人們，觀看著美國人登月的情景……他們的臉上會出現什麼樣子的表情呢？他們的心中又在想些什麼呢？ 兩位美國宇航員在月球荒涼的表面上，為一塊牌子揭幕，那牌子上寫著： 公元一九六九年七月 地球人類初次在此登陸月球 我們代表全人類和平而來 後來還有人批評上面的月球留言是美國人的虛偽，但我想為此碑揭幕的阿姆斯壯和艾德寧是顧不上虛偽的，因為那紛紛攘攘、載不動千愁萬恨的、悲歡離合的地球，正在他們頭上寧靜的天空中高懸著，宛如一個身披藍裙、風情萬種的美人。 1965年，毛澤東主席重上井岡山時，寫下了「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豪言壯語。上九天攬月，這世間最美的事情，被美國人搶了先，還剩下的事情就是下五洋捉鱉了。想想這個偉人心中的滋味吧。他在1950年代就寫下了「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裡長空且為忠魂舞」的美麗詩句，他對月亮可謂情有獨鍾。美國宇航員即將升空前，幽默的通訊員在電話裡告訴他們：「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說是有一個美麗的中國姑娘已經在月亮裡住了四千年，你們不妨去找她玩玩。此外，月亮裡還有一隻中國大兔子，應該不難看到，因為它的前腿抬起，站在一株桂樹下面。」「好吧，」阿姆斯壯回答，「我們一定要找到那位兔子姑娘。」 想想毛主席心中的滋味吧。 很快，用小白球牽線搭橋，中美建交。饒有趣味的是，尼克松送給毛主席的禮物竟然是從月亮上取來的泥土和岩石。 行文至此，又有一個偉人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他全身癱瘓，只有幾根手指還能動彈。他用這幾根手指，操縱著電瓶車在劍橋大學的校園裡緩緩行走，看到他的人，無不肅然起敬。他就是被全世界尊為繼愛因斯坦之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教授。霍金研究的是宇宙中最神祕的現象——黑洞。黑洞也是星體，是最亮的星。最亮的星是看不見的，因為這種星的引力之大連光線都逃脫不出來。我看過霍金的名著《時間簡史》，這是一本很少有人能夠看懂的、但是卻十分暢銷的書。我也看不懂，看懂了誰還去搞文學呢。霍金的學生當·佩奇寫道：「有一年，霍金一家帶我去威爾斯郡威耶河附近的鄉間別墅，這個房子在山頂上，有一段鋪好的道路通到房子裡。他開始上坡並超過我不少，然後他就拐入到房子，但是這剛好在斜坡上。我注意到他的輪椅慢慢地向後傾倒下來。我剛想上前去扶他，但是沒有來得及，他就向後翻滾到灌木叢裡去了。看到這位研究引力的大師，被地球的微弱引力所征服，是令人震驚的一幕。」目睹此景，誰能不震驚呢？霍金的往後傾倒，說明瞭無論多麼偉大的頭腦也擺脫不了客觀規律的制約。所有的人都應該向科學和真理投降(連羅馬教廷都投降了，連霍金教授都往後傾倒了)，因為科學和真理是忠實於客觀規律的。 現在想起來，因為彗木相撞就鼓吹大家憂天是不對的，人既是大自然的奴隸也是大自然的主人。「宇宙間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宇宙是可以理解的。」(愛因斯坦語錄)大自然想了解自己，它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人。科學和技術，也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人豎立在月球上的紀念碑是一塊共產主義的基石，它使地球縮小了。它開闊了人類的視野，它使人類又一次抬起頭仰望星空，它喚起了人作為人的光榮感覺。 1989年10月18日，美國亞特蘭蒂斯號宇宙飛船發射了價值十五億美元的伽利略號探測器，按預定軌跡，它將於1995年底飛抵木星，讓我們再一次仰望星空，看看太陽衛星中這顆「大哥大」的美麗面貌，看看它的眾說紛紜的大紅斑，看看被彗星的碎片砸出來的周山或者是不周山，看看那些至今還不被我們所瞭解的神奇景象。人類在探測宇宙中的每一個成果，都應該是全人類的驕傲。我們能夠成為一個人，真是無比的榮耀。我們渺小得可憐，但我們也偉大得可以。千千萬萬年之後，當人類的子孫分佈到許多星球上之後，他們會不會迷惘地問：「據說我們來自地球，但地球在哪裡呢？」 於是，我們就成了與女媧、盤古、后羿、夸父比肩的英雄。 一九九五年八月 童年讀書 我童年時的確迷戀讀書。那時候既沒有電影更沒有電視，連收音機都沒有。只有在每年的春節前後，村子裡的人演一些《血海深仇》《三世仇》之類的憶苦戲。在那樣的文化環境下，看「閒書」便成為我的最大樂趣。我體能不佳，膽子又小，不願跟村裡的孩子去玩上樹下井的遊戲，偷空就看「閒書」。父親反對我看「閒書」，大概是怕我中了書裡的流毒，變成個壞人;更怕我因看「閒書」耽誤了割草放羊;我看「閒書」就只能像地下黨搞祕密活動一樣。後來，我的班主任家訪時對我的父母說其實可以讓我適當地看一些「閒書」，形勢才略有好轉。但我看「閒書」的樣子總是不如我背誦課文，或是揹著草筐、牽著牛羊的樣子讓我父母看著順眼。人真是怪，越是不讓他看的東西、越是不讓他乾的事情，他看起來、幹起來越有癮，所謂偷來的果子吃著香就是這道理吧。我偷看的第一本「閒書」，是繪有許多精美插圖的神魔小說《封神演義》，那是班裡一個同學的傳家寶，輕易不借給別人。我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換來看這本書一下午的權利，而且必須在他家磨道里看並由他監督著，彷彿我把書拿出門就會去盜版一樣。這本用汗水換來短暫閱讀權的書留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騎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裡能射出白光的鄭倫、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孫、眼裡長手手裡又長眼的楊任，等等等等，一輩子也忘不掉啊。所以前幾年在電視上看了連續劇《封神榜》，替古人不平，如此名著，竟被糟蹋得不成模樣。其實這種作品，是不能弄成影視的，非要弄，我想只能弄成動畫片，像《大鬧天宮》《唐老鴨和米老鼠》那樣。 後來又用各種方式，把周圍幾個村子裡流傳的幾部經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之類，全弄到手看了。那時我的記憶力真好，用飛一樣的速度閱讀一遍，書中的人名就能記全，主要情節便能複述，描寫愛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誦。現在完全不行了。後來又把「文革」前那十幾部著名小說讀遍了。記得從一個老師手裡借到《青春之歌》時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餓肚子，但還是擋不住書的誘惑，一頭鑽到草垛後，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讀完了。身上被螞蟻、蚊蟲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從草垛後暈頭漲腦地鑽出來，已是紅日西沉。我聽到羊在圈裡狂叫，餓的。我心裡忐忑不安，等待著一頓痛罵或是痛打。但母親看看我那副樣子，寬容地嘆息一聲，沒罵我也沒打我，只是讓我趕快出去弄點草餵羊。我飛快地躥出家院，心情好得要命，那時我真感到了幸福。 我的二哥也是個書迷，他比我大五歲，借書的路子比我要廣得多，常能借到我借不到的書。但這傢伙不允許我看他借來的書。他看書時，我就像被磁鐵吸引的鐵屑一樣，悄悄地溜到他的身後，先是遠遠地看，脖子伸得長長，像一隻喝水的鵝，看著看著就不由自主地靠了前。他知道我溜到了他的身後，就故意地將書頁翻得飛快，我一目十行地閱讀才能勉強跟上趟。他很快就會煩，合上書，一掌把我推到一邊去。但只要他打開書頁，很快我就會湊上去。他怕我趁他不在時偷看，總是把書藏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就像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的地下黨員李玉和藏密電碼一樣。但我比日本憲兵隊長鳩山高明得多，我總是能把我二哥費盡心機藏起來的書找到;找到後自然又是不顧一切，恨不得把書一口吞到肚子裡去。有一次他借到一本《破曉記》，藏到豬圈的棚子裡。我去找書時，頭碰了馬蜂窩，嗡的一聲響，幾十隻馬蜂蜇到臉上，奇痛難忍。但顧不上痛，抓緊時間閱讀，讀著讀著眼睛就睜不開了。頭腫得像柳鬥，眼睛腫成了一條縫。我二哥一回來，看到我的模樣，好像嚇了一跳，但他還是先把書從我手裡奪出來，拿到不知什麼地方藏了，才回來管教我。他一巴掌差點把我扇到豬圈裡，然後說：活該!我惱恨與痛疼交加，嗚嗚地哭起來。他想了一會兒，可能是怕母親回來罵，便說：只要你說是自己上廁所時不小心碰了馬蜂窩，我就讓你把《破曉記》讀完。我非常愉快地同意了。但到了第二天，我腦袋消了腫，去跟他要書時，他馬上就不認賬了。我發誓今後借了書也決不給他看，但只要我借回了他沒讀過的書，他就使用暴力搶去先看。有一次我從同學那裡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三家巷》，回家後一頭鑽到堆滿麥秸草的牛棚裡，正看得入迷，他悄悄地摸進來，一把將書搶走，說：這書有毒，我先看看，幫你批判批判!他把我的《三家巷》揣進懷裡跑走了。我好惱怒!但追又追不上他，追上了也打不過他，只能在牛棚裡跳著腳罵他。幾天後，他將《三家巷》扔給我，說：趕快還了去，這書流氓極了!我當然不會聽他的。 我懷著甜蜜的憂傷讀《三家巷》，為書裡那些小兒女的純真愛情而痴迷陶醉。舊廣州的水汽市聲撲面而來，在耳際鼻畔繚繞。一個個人物活靈活現，彷彿就在眼前。當我讀到區桃在沙面遊行被流彈打死時，趴在麥秸草上低聲抽泣起來。我心中那個難過，那種悲痛，難以用語言形容。那時我大概九歲吧？六歲上學，唸到三年級的時候。看完《三家巷》，好長一段時間裡，我心裡悵然若失，無心聽課，眼前老是晃動著美麗少女區桃的影子，手不由己地在語文課本的空白處，寫滿了區桃。班裡的幹部發現了，當眾羞辱我，罵我是大流氓，並且向班主任老師告發，老師批評我思想不健康，說我中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流毒。幾十年後，我第一次到廣州，串遍大街小巷想找區桃，可到頭來連個胡杏都沒碰到。我問廣州的朋友，區桃哪裡去了？朋友說： 區桃們白天睡覺，夜裡才出來活動。 讀罷《三家巷》不久，我從一個很賞識我的老師那裡借到了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晚上，母親在灶前忙飯，一盞小油燈掛在門框上，被騰騰的煙霧繚繞著。我個頭矮，只能站在門檻上就著如豆的燈光看書。我沉浸在書裡，頭髮被燈火燒焦也不知道。保爾和冬妮婭，骯髒的燒鍋爐小工與穿著水兵服的林務官的女兒的迷人的初戀，實在是讓我夢繞魂牽，跟得了相思病差不多。多少年過去了，那些當年活現在我腦海裡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保爾在水邊釣魚，冬妮婭坐在水邊樹杈上讀書……哎，哎，咬鉤了，咬鉤了……魚並沒咬鉤。冬妮婭為什麼要逗這個衣衫襤褸、頭髮蓬亂、渾身煤灰的窮小子呢？冬妮婭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態？保爾發了怒，冬妮婭向保爾道歉。然後保爾繼續釣魚，冬妮婭繼續讀書。她讀的什麼書？是託爾斯泰還是屠格涅夫？她垂著光滑的小腿在樹杈上讀書，那條烏黑粗大的髮辮，那雙湛藍清澈的眼睛……保爾這時還有心釣魚嗎？如果是我，肯定沒心釣魚了。從冬妮婭向保爾真誠道歉那一刻起，童年的小門關閉，青春的大門猛然敞開了，一個美麗的、令人遺憾的愛情故事開始了。我想，如果冬妮婭不向保爾道歉呢？如果冬妮婭擺出貴族小姐的架子痛罵窮小子呢？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沒有了。一個高貴的人並不意識到自己的高貴才是真正的高貴;一個高貴的人能因自己的過失向比自己低賤的人道歉是多麼可貴。我與保爾一樣，也是在冬妮婭道歉那一刻愛上了她。說愛還早了點，但起碼是心中充滿了對她的好感，階級的壁壘在悄然地瓦解。接下來就是保爾和冬妮婭賽跑，因為戀愛忘了燒鍋爐;勞動紀律總是與戀愛有矛盾，古今中外都一樣。美麗的貴族小姐在前面跑，鍋爐小工在後邊追……最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了：冬妮婭青春煥發的身體有意無意地靠在保爾的胸膛上……看到這裡，幸福的熱淚從高密東北鄉的傻小子眼裡流了下來。接下來，保爾剪頭髮，買襯衣，到冬妮婭家做客……我是三十多年前讀的這本書，之後再沒翻過，但一切都在眼前，連一個細節都沒忘記。我當兵後看過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但失望得很，電影中的冬妮婭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冬妮婭。保爾和冬妮婭最終還是分道揚鑣，成了兩股道上跑的車，各奔了前程。當年讀到這裡時，我心裡那種滋味難以說清。我想如果我是保爾……但可惜我不是保爾……我不是保爾也忘不了臨別前那無比溫馨甜蜜的一夜……冬妮婭家那條凶猛的大狗，狗毛溫暖，冬妮婭皮膚涼爽……冬妮婭的母親多麼慈愛啊，散發著牛奶和麵包的香氣……後來在築路工地上相見，但昔日的戀人之間豎起了黑暗的牆，階級和階級鬥爭，多麼可怕。但也不能說保爾不對，冬妮婭即使嫁給了保爾，也註定不會幸福，因為這兩個人之間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保爾後來又跟那個共青團幹部麗達戀愛，這是革命時期的愛情，儘管也有感人之處，但比起與冬妮婭的初戀，缺少了那種纏綿悱惻的情調。最後，倒黴透頂的保爾與那個蒼白的達雅結了婚。這樁婚事連一點點浪漫情調也沒有。看到此處，保爾的形象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就暗淡無光了。 讀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文化大革命」就爆發，我童年讀書的故事也就完結了。 一九九六年 廚房裡的看客 多年來我腦子裡沒有廚房的概念。當兵前在農村，做飯是母親的事，與小孩子無關;即便是農村的大男人，幾乎也沒有下廚房做飯的，如果大男人下廚房做飯，會讓人瞧不起。嚴格說起來農村也沒有廚房，一進門就是堂屋，屋裡壘著兩個大灶，安著兩口巨大的鐵鍋，完全可以把小孩子放進去洗澡。為什麼要用這樣的大鍋？那是因為鍋裡不但要煮人吃的飯，還要煮豬吃的食;而且農村人的飯量比較城裡人要大得多，食物又粗糙，鍋小了是不行的。除了這兩口大鍋，堂屋裡還要安一張桌子，安不起桌子就用磚頭壘一個臺子，臺子的洞裡放著碟子碗筷之類，檯面上就是安放祖先牌位的地方，侮辱了這地方，就跟侮辱了祖先是一樣的。我的鄰居家女人和人打架，實在打不過，就跑到人家的堂屋裡，爬上那個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脫下褲子。她這一手非常厲害，村子裡幾乎沒有不怕的。堂屋的一角，是堆放柴草的地方，我們管那裡叫草旮旯，天氣寒冷時，豬就鑽到那裡睡覺。在我當兵以前，母親要往鍋裡貼餅子時，經常讓我幫她燒火，煙薰火燎，灰土飛揚，農村的廚房可不是個好玩的地方。我不願幫母親燒火，但很願看母親收拾魚。吃魚的機會很少，一年也就是那麼三兩次。每逢母親收拾魚，我就蹲在旁邊看，一邊看，一邊問，還忍不住伸手，母親就訓斥我：「腥乎乎的，動什麼？」 當兵之後，連隊裡有大夥房，裡邊安的鍋更大，不但小孩子可以進去洗澡，大人進去洗也沒有問題。我很想當炊事員，因為炊事員進步比較快，立功受獎的機會多，可惜領導不讓我當。星期天，我經常到伙房裡去幫廚，體驗大鍋裡炒菜的滋味。那把炒菜的鍋鏟差不多就是一把挖地的鐵鍬，打起仗來完全可以當作武器。用那樣的大鍋鏟翻動著滿鍋的大白菜，那感覺真是妙極了。大鍋裡炒出來的菜，味道格外地好，無論多麼高明的廚師也難做出軍隊裡的大鍋菜的味道。我吃了將近二十年這樣的大鍋菜，感覺著已經吃得很煩，但脫離軍隊幾年之後，又有些懷念。 我四十歲的時候，終於有了自家的廚房。廚房是妻子的地盤，我輕易不進去，進去反而添亂。但只要是她收拾魚的時候，無論多麼忙，我也要進去看看。當然是她收拾海魚時，收拾淡水魚我是不看的，淡水魚太腥，而且多半活著。海里的魚能讓我想起少年時期，想起許多的往事。青魚來了時，應該是殘冬初春時節。母親說，看青魚鮮不鮮，主要看它們的眼睛，如果它們的眼睛紅得沁血，說明很新鮮，如果眼睛不紅了，就說明不新鮮了。前面我說過，我們一年裡吃不到幾次魚，我每次看母親收拾魚就聽母親給我講關於魚的知識。她說的也是她的童年記憶。那時好像魚很多。四月裡，新鮮帶魚上市，母親說，你姥姥家門前那條大街上一片銀白，全是魚，那些帶魚又寬又厚，放到鍋裡一煎，滋滋地冒油。現在，這些帶魚，瘦得像高粱葉子，母親憤憤不平地說，它們也配叫帶魚？還有什麼大黃花魚、小黃花魚、偏口魚、披毛魚，那時的魚真多啊，價錢也便宜，現在，魚都到哪裡去了呢？母親說。 現在我到廚房裡看妻子收拾魚，其實是借這個類似的場景回憶童年，回憶母親的回憶。這就如同打通了一條時間的隧道，我一下子就回到了母親的童年時代甚至更早，那時候，高密東北鄉的魚市上，一片銀光閃爍，那是新鮮的海魚在閃光。 一九九七年 草木蟲魚 好多文章把三年困難時期寫得一團漆黑、毫無樂趣，我認為是不對的。在那個特殊的時期裡，也還是有歡樂，儘管幾乎所有的歡樂都與得到食物有關。那時候，我六七八歲，與村中的孩子們一起，四處遊蕩著覓食，活似一群小精靈。我們像傳說中的神農一樣，幾乎嚐遍了田野裡的百草百蟲，為豐富人類的食譜做出了貢獻。那時候的孩子，都挺著一個大肚子，小腿細如柴棒，腦袋大得出奇。我當然也不例外。 我們的村子外是一片相當遼闊的草甸子，地勢低窪，水汪子很多，荒草沒膝。那裡既是我們的食庫，又是我們的樂園。春天時，我們在那裡挖草根剜野菜，邊挖邊吃，邊吃邊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們是那個年代的牛羊歌手。我們最喜歡唱的一支歌是我們自己創作的。曲調千變萬化，但歌詞總是那幾句：「一九六〇年，真是不平凡;吃著茅草餅，喝著地瓜蔓……」歌中的茅草餅，就是把茅草的白色的甜根，洗淨，切成寸長的段，放到鏊子上烘乾，然後放到石磨裡磨成粉，再用水和成面狀，做成餅，放到鏊子上烘熟。茅草餅是高級食品，並不是天天人人都能吃上。我歌唱過一千遍茅草餅，但到頭來只吃過一次茅草餅，還是三十年之後，在大宴上飽餐了雞鴨魚肉之後，作為一種富有地方風味的小點心吃到的。地瓜蔓就是紅薯的藤蔓，那時也是稀罕物，不是人人天天都能喝上。我們歌唱這兩種食物，正說明我們想吃又撈不到吃，就像一個青年男子愛慕一個姑娘但是得不到，只好千遍萬遍地歌唱那姑娘的名字。我們只能大口吃著隨手揪來的野菜，嘴角上流著綠色的汁液。我們頭大身子小，活像那種還沒生出翅膀的山螞蚱。荒年螞蚱多，這大概也是天不絕人的表現。我什麼都忘了，也忘不了那種火紅色的、周身發亮的油螞蚱。這種螞蚱含油量忒高，放到鍋裡一炒滋啦滋啦響，顏色火紅，香氣撲鼻，撒上幾粒鹽，味道實在是好極了。我記得那幾年的螞蚱季節裡，大人和小孩都提著葫蘆頭，到草地裡捉螞蚱。開始時，螞蚱傻乎乎的，很好捉，但很快就被捉精了。開始時大家都能滿葫蘆頭而歸，到後來連半葫蘆也捉不了了。只有我保持著天天滿葫蘆的輝煌紀錄。我有一個訣竅：開始捉螞蚱前，先用草汁把手染綠。就是這麼簡單。油螞蚱被捉精了，人一伸手它就蹦。它們有兩條極其發達的後腿，還有雙層的翅膀，一蹦一飛，人難近它的身了。我暗中思想，它們大概能嗅到人手上的氣味，用草汁一塗，就把人味給遮住了。我的訣竅連爺爺也不告訴，因為我奶奶搞的是按勞分配，誰捉到的螞蚱多，誰分到的吃食也就多。 吃罷螞蚱，很快就把夏天迎來了。夏天食物豐富，是我們的好時光。那三年雨水特大，一進六月，天就像漏了似的，大一陣小一陣，沒完沒了地淅瀝。莊稼全澇死了。窪地裡處處積水，成了一片汪洋。有水就有魚。各種各樣的魚好像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品種很多，有一些魚連百歲的老人都沒看到過。我捕到過一條奇怪又妖冶的魚，它周身翠綠，翅羽鮮紅，能貼著水面滑翔。它的脊上生著一些好像羽毛的東西，肚皮上生著魚鱗。所以它究竟是一條魚還是一隻鳥，至今我也說不清。前面之所以說它是條魚，不過是為了方便。這個奇異的生物也許是個新物種，也許是一個雜種，反正是夠怪的。如果能養活到現在，很可能成為寶貝，但在那個時代，只能殺了吃。可是它好看不好吃，又腥又臭，連貓都不聞。其實最好吃的魚是最不好看的土泥鰍。這些年我在北京市場上看到的那些泥鰍，瘦得像鉛筆桿似的，那也叫泥鰍？我想起六十年代我家鄉的泥鰍，一根根，金黃色，像棒槌似的。傳說有好多種吃泥鰍的奇巧方法，我聽說過兩種。一是把活泥鰍放到淨水中養數日，讓其吐盡腹中泥，然後打幾個雞蛋放到水中，餓極了的泥鰍自然是鯊吃鯨吞;等它們吃完了雞蛋，就把它們提起來扔到油鍋裡，炸酥後，蘸著椒鹽什麼的，據說其味鮮美。二是把一塊豆腐和十幾條活泥鰍放到一個盆裡，然後把這個盆放到鍋裡蒸，泥鰍怕熱，鑽到冷豆腐裡去，鑽到豆腐裡也難免一死;這道菜據說也有獨特風味，可惜我也沒吃過。泥鰍在魚類中最謙虛、最謹慎，鑽在爛泥裡，輕易不敢拋頭露面，人們卻喜歡欺負老實魚，不肯一刀宰了它，偏偏要讓它受若干酷刑。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茫茫大地魚蝦盡，又有螃蟹橫行來。俗話說「豆葉黃，秋風涼，蟹腳癢」。在秋風颯颯的夜晚，成群結隊的螃蟹沿河下行，爺爺說它們是到東海去產卵，我認為它們更像是要去參加什麼盛大的會議。螃蟹形態笨拙，但在水中運動起來，如風如影，神鬼莫測，要想擒它，絕非易事。想捉螃蟹，最好夜裡。身披蓑衣，頭戴斗笠，耐心等待，最忌咋呼。我曾跟隨本家六叔去捉過一次螃蟹，可謂新奇神祕，趣味無窮。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悄悄的不出聲。傍晚，人散光了，就用高粱稈在河溝裡紮上一道柵欄，留上一個口子，口子上支一張口袋網。前半夜人腳不靜，螃蟹們不動。耐心等候到後半夜，夜氣濃重，細雨濛濛，河面上升騰著一團團如煙的霧氣，把身體縮在大蓑衣裡，說冷不是冷，說熱不是熱，聽著噼噼哧哧的神祕聲響，嗅著水的氣味草的氣味泥土的氣味，藉著昏黃的馬燈光芒，看到它們來了。它們來了，時候到了，它們終於來了。它們沿著高粱稈紮成的障子哧哧溜溜往上爬，極個別的英雄能爬上去，絕大多數爬不上去，爬不上去的就只好從水流疾速的口子裡走，那它們就成了我和六叔的俘虜。那一夜，我和六叔捉了一麻袋螃蟹。那時已是1963年，人民的生活正在好轉。我們把大部分螃蟹五分錢一隻賣掉，換回十幾斤麩皮。奶奶非常高興，為了獎勵我們，她老人家把剩下的螃蟹用刀劈成兩半，沾上麩皮，在熱鍋裡滴上十幾滴油，煎給我們吃。滿殼的蟹黃和索索落落的麩皮，那味道和感覺無法用語言形容。 秋天，除了螃蟹之外，好吃的蟲兒也很多。螞蚱、豆蟲、蟈蟈、蟋蟀……深秋的蟋蟀顏色黑得發紅，膀大腰圓，肚子裡全是子兒，炒熟了吃，有一種獨特的香氣，無法類比。還有一種蟲兒，現在我才知道它們的學名叫金龜子，是蠐螬的成蟲，像杏核般大，顏色黑亮，趨光，往燈上撲，俗名「瞎眼闖」。這蟲兒好聚群，落在樹枝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們摸著黑去擼「瞎眼闖」，一晚上能擼一面口袋。此蟲炒熟後，滋味又與螞蚱和蟋蟀大大地不同。還有豆蟲，中秋節後下蟄。此蟲下蟄後，肚子裡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沒有，全是高蛋白。 進入冬季就有點慘了。冬天草木凋零，冰凍三尺，地裡有蟲挖不出來，水裡有魚撈不上來。但人的智慧是無窮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我們很快便發現，上過水的窪地面上，有一層乾結的青苔，像揭餅樣一張張揭下來，放到水裡泡一泡，再放到鍋裡烘乾，酥如鍋巴，味若魚片。吃光了青苔，便剝樹皮。剝來樹皮，刀砍斧剁，再放到石頭上砸，然後放到缸裡泡，泡爛了就用棍子攪，一直攪成糨糊狀，撈出來，一勺一勺，攤在鏊子上，像攤煎餅一樣。從吃的角度來看，榆樹皮是上品，柳樹皮次之，槐樹皮更次之。 我們吃樹皮的過程跟畢昇造紙的過程很相似，但我們不是畢昇，我們造出來的也不是紙。 一九九七年 我的大學夢 六十年代初，我剛上小學的時候，我的大哥便以優異成績考中了華東師範大學，成為高密東北鄉的第一個大學生。大哥的考中，給家庭帶來了榮耀，也激活了我的大學夢想。但很快便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因編寫《'藜造反小報》得罪了當權的老師，被開除出校。時當1967年，我十二歲，讀小學五年級。 《'藜造反小報》只出了一期就被老師封殺了，我記得上邊有一首「詩」，那大概是我最早的創作：造反造反造他媽的反，毛主席號召我們造反!砸爛砸爛全他媽的砸爛，砸爛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其實當權的老師也是造反的，也是要砸爛的，但他的觀點與我的觀點不同，所以我就把他得罪了。 失學後，我深深地體會到了高玉寶式的痛苦。那時又復課了，我的小學同學大多轉到我家前邊的農業中學就讀。雖然上學如同胡鬧，但畢竟還上課。每當我趕著牛羊、揹著草筐從學校窗外的小路上走過時，聽到教室裡昔日同學的喧鬧聲，心中的滋味確實不好受。不但大學夢徹底破滅，連中學也上不成。家庭出身富裕中農，當兵很困難，招工沒希望，看來只能在農村待一輩子了。在絕望中，我把大哥讀中學時的語文課本找出來，翻來覆去地讀，先是讀裡邊的小說、散文，後來連陳伯達、毛澤東的文章都讀得爛熟。 過了幾年，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張鐵生，儘管他不是什麼好人，但他的方式的確啟發過我，使我在黑暗中看見了一線光明。原來靠一封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大學呀!於是，我就學著張鐵生的樣子，給當時的教育部長周榮鑫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想上大學的瘋狂願望。信發出半個月後的一個傍晚，我正在灶前幫母親燒火，父親步履踉蹌地回家來了。他的手上，捏著一個棕色的牛皮紙信封。我的腦袋「嗡」的一聲響。我本能地猜到了：父親手裡捏著的，就是我發出的那封信的迴音。我既激動又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禍。父親捏著那封信——他的手在微微顫抖——並不急於給我，他的雙眼盯著我，眼神是那樣的迷惘、蒼涼——令我至今難忘——他終於說話了：「你想什麼呢？」然後他把信遞給了我。那是一張很小的印有紅頭的便箋，上邊有十幾行用圓珠筆寫的字跡。信的內容大概是：您的信我們收到了，您想上大學的願望是好的，希望在農村好好勞動，等待貧下中農的推薦。雖然是官腔套話，但當時真讓我感動得不得了，這畢竟是教育部的回信啊!夜裡，我聽到父母在低語。父親說：「這小東西，出息好了沒準能成個小氣候;出息不好，就是個惹禍的老祖宗。」母親嘆息道：「委屈孩子了，那麼個好腦子，天天閒著。」 教育部回信，使我的大學夢愈加瘋狂。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村裡待著即使我幹活比牛還賣力，也不會有貧下中農來推薦我上大學。當時，所謂的貧下中農推薦，完全是騙人的空話。每年那幾個名額，還不夠公社幹部的孩子們分配的，根本輪不到農村青年的份，更別說像我這種出生在富裕中農家庭、連小學都沒畢業的農村青年了。於是我想到了當兵。當了兵，只要好好幹，就有可能被推薦上大學。即使上不了大學，能提成幹部，也是一條金光大道。 經過連續四年的努力，在二十一歲的時候，我終於當了兵，那是 1976年2月。到了部隊，我積極得小命都快豁出去了。淘廁所，挖豬圈，「反擊右傾翻案風」。有一次去農場割小麥，我一個人割的比全班割的還要多兩壟。就這樣，我贏得了全站上下普遍的好感。那時，填寫入伍登記表時，幾乎每個人都少填歲數、高填學歷，我當然不能免俗——為此我內心緊張了許多年——我雖然小學都沒畢業，卻鬥膽填上了高中一年級。1977年底，領導告訴我，讓我複習功課，準備來年夏天去北京參加考試，報考的學校是我們本系統的工程技術學院。我既激動又害怕，激動的是機會終於來了，害怕的是對數理化一竅不通——連分數的加減都不會。一連幾天，我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想去向領導坦白真情，又怕落一個偽造學歷、矇騙組織的罪名。後來，發狠一咬牙，拼吧!寫信讓家裡人把大哥那些書寄來，在本單位一位馬技師的輔導下，開始了艱難的自學。那半年裡，我在一間儲藏勞動工具的小倉庫裡，熬過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硬是從分數學到了複數。化學學了一冊，物理學了兩冊。考期逼近，我心裡越來越恐慌。別人見我如此勤奮，都說我必中無疑。但我心裡清楚，半年的時間裡，我只是把一些公式背熟、定理大概弄通而已，解題的能力極差，肯定考不上的。正在痛苦煎熬中，突然，上邊來了電話，說考試的名額沒有了，我不能去北京趕考了。聽到這消息，我如釋重負，但心中卻感到悲喜交集。 經過這一番折騰，我的大學夢基本破滅了。不久，我調到一個新單位，在那裡擔任了政治教員兼圖書管理員。為了講課，我死記硬背了不少政治理論，利用職務之便，讀了很多文藝方面的書。八十年代初，在百無聊賴中，我開始學習文學創作，1981年發表了處女作。1984年，當我已經不再幻想上大學時，大學的門，卻突然對我敞開了。那是個炎熱的夏天，我聽到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招生的消息。其時，報名工作早已結束，我在命運的指導下，拿著自己的作品，闖進了軍藝的大門。我的恩師徐懷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後對系裡的幹事劉毅然說：「這個學生，文化考試即使不及格我們也要了。」又是命運引導著我，讓我的文化考試得了高分。1984年9月1日，我扛著揹包，走進了大學的校門。 一九九七年十月 我的中學時代 「文化大革命」初起時，我正讀到小學五年級。家庭出身很好的老師們聞風而動，一夜之間就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第二天用紅布縫了袖標，袖標上用硬紙板漏上了毛體的黃漆字，第三天製造了紅布的大旗，旗上也用黃漆描上了毛體的大字。緊接著老師們讓家庭出身不是地富反壞右的學生們每人回家要了八毛錢，收了錢後就發給了我們每人一個紅袖標。幾天工夫滿學校都是大大小小的紅衛兵了。當我們這些窮孩子把紅袖標套到破衣袖上時，那種得意和光榮的感覺真是難以言表。我戴著紅袖標走到大街上，見到行人，就故意地將胳膊抬起來，如果行人對我的胳膊注目，我感到榮耀得了不得，有很多類似於趾高氣揚、得意忘形的愚蠢表現。如果街上沒有行人只有一條狗，我就把紅袖標炫耀給狗看，狗見了紅色，興奮得不得了，追著我的屁股咬。記得我第一次戴著紅袖標回家，我爺爺問我：「孫子，你們是鬧‘長毛’吧？」我感到爺爺的話有點反動，就趕緊去學校向老師彙報，想當個大義滅親的典型，老師皺著眉頭想了一會兒，說：「你爺爺說得基本正確，‘長毛’造反，我們也是造反，回去告訴你爺爺，‘長毛’是封建地主階級對革命群眾的汙衊性稱呼，應該叫‘太平天國’。」 紅衛兵這玩意在村子裡稀罕了也就是十來天，因為十來天后，村子裡的貧下中農們也都成了紅衛兵。我姐姐她們的紅袖標是用紅綢子縫的，三個毛體大字是用黃絲線手工繡上去的，比我們學生的袖標高級許多倍，價錢卻只有五毛錢，這樣我們才知道那些紅衛兵老師貪汙了我們的錢。家長們戴著袖標到學校找老師們理論，老師們蠻不講理，硬說發給學生的袖標是從北京的紅衛兵總部批發來的，是經過了中央文革檢驗的，價格自然要貴，接著老師們就嘲笑家長們戴的袖標是假冒偽劣產品，是雜牌軍，把家長們唬得目瞪口呆。我們知道老師們是睜著眼說謊話，我們也就知道了鬧紅衛兵的事並不神聖，那幾個成了紅衛兵頭頭的老師每天晚上都在辦公室裡用火爐子炒花生吃，吃得滿校園都是撲鼻的香氣，他們買花生的錢就是從我們買袖標的錢裡剋扣出來的。他們貪汙點小錢吃點喝點也就算了，學生給老師進點貢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他們不但在辦公室裡吃花生，他們還在辦公室裡耍流氓，這是我和同學張立新親眼見到的。那時候我們學校的校長已經被打倒，他老婆也被打倒，兩口子被關在一間小廂房裡。老師讓我們輪流值班，趴在小廂房窗外監聽。寒冬臘月，滴水成冰，我們趴在窗外，凍得半死半活，滿心裡盼望著校長和他老婆能說點反動話，我們好去彙報立功，但是校長兩口子一聲不吭，弄得我們失望極了。我們感到無趣，就嗅著花生的香氣，摸到了老師辦公室窗外，從窗戶紙的破洞裡看到，擔任著學校紅衛兵頭頭的老師，正往代課老師鄭紅英的褲腰裡塞花生，鄭紅英咯咯地笑個不停。這比校長兩口子一聲不吭還讓我們失望，豈止是失望，簡直就是絕望，我們的革命熱情受到了很大的傷害。第二天我們就把辦公室裡發生的事情對村子裡的人說了，張立新還用粉筆在大隊部的白粉牆上畫了一幅圖畫，畫面比我們見到的情景還要流氓，吸引了許多人圍觀。這下子我和張立新算是把老師得罪到骨髓裡去了。一年後，村子裡成立了一所農業聯閤中學，我們的同學除了地富反壞右的子弟之外，都成了聯中的學生。張立新雖然也得罪了當上了管理學校的貧農代表的鄭紅英，但他家是烈屬，鄭紅英不敢不讓他上聯中。我家成分是中農，原本就是團結對象，鄭紅英一歪小嘴就把我上中學的權利剝奪了。我姐姐自以為與鄭紅英關係不錯，去找她說情，希望她能開恩讓我進聯中唸書，鄭紅英卻說：「上邊有指示，從今之後，地富反壞右的孩子一律不準讀書，中農的孩子最多隻許讀到小學，要不無產階級的江山就會改變顏色。」就這樣，我輟學成了一個人民公社的小社員。 新成立的聯閤中學只有兩排瓦房，每排四間。前面四間是辦公室和老師的宿舍，後邊四間是兩個教室。教室緊靠著大街，離我家只有五十米，我每天牽著牛、揹著草筐從田野裡回來或者從家裡去田野，都要從教室的窗外經過。教室的玻璃很快就讓學生們砸得一塊也不剩，喧鬧之聲毫無遮攔地傳到大街上，傳到田野裡。每當我從教室窗外經過時，心裡就浮起一種難言的滋味，我感到自卑，感到比那些在教室裡瞎胡鬧的孩子矮了半截。我好多次在夢裡進入了那四間教室，成了一個農業中學的學生。我渴望上學的心情我父親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我只能把自己的渴望深藏在心底，生怕一流露出來就會遭到父親的痛罵，因為我得罪了鄭紅英，不但斷送了我自己的前程，也給父親帶來了很多麻煩。姐姐知道我心裡想什麼，她寬慰我說：「這個聯閤中學，上不上都一樣，老師也不教，教了學生也不學，天天在那裡打鬧，還不如自己在家裡自學呢!」話是這樣說，但我心中的痛苦一點也沒減輕。 我上小學時，成績一直很好，作文尤其好。三年級時我寫了一篇《抗旱速寫》，曾經被公社中學的老師拿去給中學生朗誦。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考上中學應該不成問題，「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的中學夢。當時的農村，吃不飽穿不暖，在那樣的艱苦條件下，要想自學成才，幾乎是痴人說夢。但我還是在夜晚的油燈下和下雨天不能出工的時候，讀了一些閒書。1973年，託我叔叔的面子，我進了縣棉花加工廠當了合同工。進廠登記時，我虛榮地謊報了學歷，說自己是初中一年級。但很快就有一個曾經在我們村的聯中上過學的鄰村小夥子揭穿了我，弄得我見了人抬不起頭來。後來聽說廠裡的合同工大部分都往高裡填學歷，有的人明明是文盲，硬填上高中畢業，我把自己的學歷填成初一，其實是很謙虛的。因為我叔叔在這家工廠當主管會計，所以就安排我當了司磅員，與筆和算盤打交道，在不知底細的人心目中，我也算個小知識分子了。當時工廠裡經常組織批林批孔的會，廠裡管這事的人以為我有文化，就讓我重點發言，我就把報紙上現成的稿子抄到紙上，上去慷慨激昂地念一通，竟然唬住了不少人。廠子裡曾經莫名其妙地掀起過一個學文化運動，讓我講語文，我沒有辦法，就去書店買了一本關於寫作的小冊子，上去胡說一通，一課下來，竟然有人說我講得好，還有人以為我在中學教過書。 1976年，我終於當了兵，填表時，我大著膽子，把學歷填成了初中二年級。到了部隊後，發現很多「高中畢業」的戰友連封家信都不能寫，於是，在填寫入團志願書時，我就把自己的學歷提升到了高中一年級。以後的所有表格，都是這樣填了。雖然再也沒人揭穿我，但我的心裡始終七上八下，每逢首長或是戰友問到我的學歷時，我的心就怦怦亂跳，然後含含糊糊地說：「高一……」直到我從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得了大專學歷，才解決了這個尷尬問題。 一九九八年 我的大學 上大學的夢想，從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時就開始萌發。當時，在我們鄉下，別說是大學生本人，就是大學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當然也不乏嫉恨。我在自家的院子裡，常常聽到衚衕裡有人議論：「別看這家房子破，可是出過大學生的!」偶爾還聽到有人壓低了嗓門議論：「這家是老中農，竟然出了一個大學生!」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親，趁他睡著時，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來，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夥伴們炫耀。小夥伴們諷刺我：「是你哥上大學，又不是你上，燒包什麼？」那時我就暗下決心，長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學，做一個大學生。但隨著階級鬥爭的呼聲越來越高，唯出身論搞得越來越凶，我的大學夢也越來越渺茫。到了「文化大革命」爆發，大學停止了招生，我的大學夢就徹底地破滅了。不但大學夢破滅，連上中學的權利也因為家庭出身中農而被剝奪了。按照當時的政策，中農的孩子是可以念中學的，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制定這套教育政策的人用心十分良苦，他們知道，剝奪階級敵人的後代受教育的權利，是鞏固紅色江山的一個最有力的措施，一群文盲，即便造反，也難成大事。 「文革」後期，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按照政策來說，農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壞右，具備了中學的同等學力，勞動積極，就可以接受貧下中農的推薦，免試進入大學。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那時大學招收的學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額，到不了村這一級就被瓜分光了，所謂的貧下中農推薦其實是一句美麗的謊言。後來出了個張鐵生，靠著一封信上了大學。現在提起他來，人們大都嗤之以鼻，但在當時，我卻十分崇拜他。張鐵生的成功喚醒了我的大學夢，使我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雖然我沒有讀過中學，但在家看過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學課本，儘管數理化不行，但語文的實際水平比那些讀過中學的貧下中農子弟要高許多。於是我就給當時任教育部長的周榮鑫寫信，向他表示我想上大學的強烈願望。信發出去不久的一個傍晚，我勞動回來，坐在灶前幫母親燒火做飯，看到父親像喝醉了似的搖搖晃晃地走進家門。他的手裡，攥著一封信。我本能地感到這封信與我有關。父親站在灶前，渾身打著哆嗦。他注視著我，臉在灶火的映照下放著紅光。他對我說：「你想什麼呢？」然後他就把手裡的信給了我。那是一個棕色的牛皮紙公用信封，已經被撕開。我從裡邊抽出一張印有紅字抬頭的公用信箋，藉著灶火，看到信箋上用圓珠筆寫了幾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學的願望是好的，希望在農村安心勞動，好好表現，等待貧下中農的推薦。我雖然知道這是官腔套話，但還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動。這畢竟是國家教育部的覆信，我一個農村孩子，能折騰得國家教育部回信，已經創造了奇蹟。我聽到父親和母親低聲說了一夜的話，知道他們的心情很複雜。接下來的半年裡，我給省、地、縣、公社的招生領導小組寫了許多信，向他們訴說我的大學夢想，但再也沒有迴音。村子裡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學夢，都用異樣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個神經有毛病的人。生產隊裡的貧農代表當著許多人的面對我說：「你這樣的能上了大學，連圈裡的豬也能上!」他的話雖然難聽，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確是到了家的實話。其實，即便隊裡的豬上了大學，我也上不了。 當時的農村青年，要想脫離農村，除了上大學之外，還有一條路就是去當兵。當兵時如果好好表現，就可能被推薦上大學，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軍官。這是一條金光大道。但對一箇中農的兒子來說，當兵在某種意義上比被推薦上大學還要難。從十七歲那年開始，我每年都報名應徵，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來。不是身體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論上也合格，但既然有那麼多的貧下中農子弟都想當兵，怎麼可能讓一個老中農的兒子去呢？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機會終於來了。1976年徵兵時節，村子裡的幹部和幾乎所有的社員都到昌邑縣挖膠萊河，適齡青年在工地上參加體檢。我那時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沒去挖河，在公社駐地與社直機關的青年一起參加了體檢。正好公社武裝部長的兒子也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我知道他父親手中的權力對我多麼重要，平時就注意團結他。徵兵開始，我就給他父親寫了一封信，讓他送了去。再加上許多好人幫忙，就這樣混進了革命隊伍。 到了隊伍裡第二年，高考恢復，我們的領導以為我是高中畢業生，就給了我一次複習功課準備來年參加高考的機會。報考的學校是解放軍的工程技術學院，專業是計算機終端維修。領導把這個決定告訴我時，我真是百感交集，連續三天吃不下飯。我知道自己肚子裡沒有墨水，除了能寫作文外，數理化幾乎是一竅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為等於五分之三。而距離高考只有半年的時間，怎麼辦？考還是不考？最後還是決定考，讓家裡把大哥的那些書全部寄來，開始了艱難的自學。學到來年六月，總算入了點門，感到考試不至於得零分時，領導告訴我，考試的名額沒有了。這又是一個讓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費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醜。後來，我知道，那年參加考試的人，多半是一些軍乾子弟，他們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但還是照顧入了學，如果我參加了那次考試，沒準也能被錄取;如果被錄取，我就很可能成為一個無線電技師，而不會成為一個寫小說的。 就在我的大學夢徹底破滅時，大學卻突然對我敞開了大門。本來我已經參加了黨政幹部基礎課的學習，半年內很輕鬆地通過了四門，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專文憑，這時，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恢復招生的消息傳到了我的耳朵。我帶著已經發表的幾篇作品跑到軍藝時，報名工作已經結束。我的恩師、時任文學系主任的徐懷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興奮地對當時在系裡擔任業務幹事的劉毅然說：「這個學生，即便文化考試不及格，我們也要了。」參加文化考試時，政治和語文我很有把握，沒有把握的是地理。但機緣湊巧，考試時，在我面前的牆上，掛著一張世界地圖，還有一張中國地圖，有一道題是讓回答圍繞著我國邊境的國家，我準確無誤地答了這道題;還有一道關於等高線的題我憑著直覺也答對了。這樣，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試第二名的優秀成績進入瞭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專生。 那一屆進入軍藝文學系學習的學生，有幾位已經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濟南軍區的李存葆、李荃，瀋陽軍區的宋學武，南京軍區的錢剛，都得過國家級的文學獎，其餘的同學也都發表過很多作品。當時我們是白天聽課，晚上寫作。四個人住一間宿舍，為了互不幹擾，許多宿舍裡都拉起了帷幔，進去後能使人迷路。我們宿舍裡的人懶，還保持著一覽無餘的樸素面貌。那時天比現在冷，暖氣不熱，房間裡可以結冰。寫到半夜，餓了，就用「熱得快」燒水煮方便麵吃。聽說方便麵要漲價，便一次買回八十包。深夜兩點了，文學系裡還是燈火通明。有人就敲著鐵碗在樓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有人把我們宿舍叫作「造幣車間」，我是頭號「造幣機」。我們系是幹部專修班，沒有幾個老師，大部分的課要外請老師來講。北大的老師、社科院的老師，凡是跟文學沾邊的，幾乎被我們請了一個遍，還請來了許多社會名流。這樣的方式，雖然不繫統，但信息量很大，狂轟濫炸，八面來風，對迅速地改變我們頭腦裡固有的文學觀念發揮了很好的作用。請來的老師大多數都有真才實學，也有個別耍麼蛾子的。譬如我們的一個女同學就把一個據說對存在主義深有研究的人請來。這人留著披肩長髮，據說是男性。這夥計一進教室就蹦到講臺上坐著，開始講存在主義。他講了半天也沒講明白什麼是存在主義，講到後半截身體就在講臺上扭來扭去。我知道這夥計累了，坐在講臺上，畢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但要從桌子上跳下來又很丟面子。我們還請來過一個據說對氣功有研究的人，這人說他只要發起氣功來，能在鋼琴上即興彈奏出天國的音樂。他果然就彈了一曲，但我們的一個對音樂有研究的同學說，他彈的是一首最初級的鋼琴練習曲。我們還請來著名的音樂指揮李德倫給我們講交響樂。李大師從三皇五帝講起，一直講到該吃午飯了才進入正題，用錄音機放曲子給我們聽。我向李大師提了一個要求，希望他能對著錄音機比畫比畫。大師冷笑道：我只會指揮樂隊，不會指揮錄音機。下課後，同學們有的罵我，有的嘲笑我，當時我還不服氣，嫌人家李德倫架子大。現在想起來，真是愚蠢，我怎麼可以讓人家那麼大的一個指揮家指揮錄音機呢？ 從軍藝畢業後，過了兩年，我又混進北京師範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當時是想去學點英語，學點理論，爭取做一個學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裡之後，才發現學英語和學理論都不容易，正好趕上了學生運動，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課了。現在想起來，當然又很後悔，尤其是出了國門，聽到那些美麗的小洋妞嘰嘰咕咕地講話而我一句也聽不明白的時候。 現在，我有正兒八經的碩士學位證書，填表時也無恥地填上研究生學歷，但我自己心裡清楚，其實並沒有真正地上過大學。真正地上大學，就應該像我的大哥那樣，從小學到中學，一步步地考上去。我雖然擁有國家承認的研究生學歷，畢竟還是野狐禪。 一九九八年 * * * 【註釋】 [1] 本文是1985年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時的問卷調查《你怎樣走上文學之路》的答卷。 [2] 現通譯為「阿姆斯特朗」。——編者注 第二輯 狗文三篇 一、狗的悼文 人與狗的關係由來日久。當人在洞穴裡點著火堆禦寒取暖、恐嚇野獸時，狗也許還是圍著火堆嗥叫著、伺機吃人的野牲口吧？等人進化到了半坡遺址所標誌著的文明程度，狗就被馴化成了伏在火堆前、對圍著火堆的野牲口狂吠的家牲口——由人的敵類變成了人的幫手了。仔細想起來，這不知道是狗的進化還是狗的退化，是狗的喜劇還是狗的悲劇。反正這種大概在山林裡也沒像虎豹熊獅那般威風過的野獸從此就墮落了呢，還是文明瞭呢？總歸是也與人類一起，遠離了山林，漸漸步入了廟堂。 古往今來，關於狗的故事，層出不窮，難以勝數。救主的狗、幫閒的狗、復仇的狗、看家護院的狗、幫助獵人驅趕野獸的狗、與它們的表兄弟——狼——搏鬥的狗，還有野性復發重歸了山林的狗，還有經過了多少次、多少代的選優提純，弄得基本不像狗的哈巴狗、獅子狗、臘皮狗、蝴蝶狗、蜜蜂狗、貴妃狗、西施狗……這些成了小姐太太們寵物的狗身價高貴、名目繁多，貴到數十萬元一隻，多到可以編一本比磚頭還要厚的狗學大辭典。這些狗東西有時的確很可愛，在我吃飽了的時候。我並不反對養狗，有時甚至還能誇幾句那狗——為了討狗主人的喜歡——這小寶貝，多麼可愛呀!但要讓我自己養這樣一條寵物狗，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據說那些名狗們的膳食是由名廚料理的，某些世界名流的狗有專門的用人侍候，還有奶媽——挑奶媽的標準比大地主劉文彩選奶媽還嚴格，劉文彩也不過是選那些年輕無病、奶水旺盛的即可，這些狗的奶媽們除了具備上述條件外，還必須面目清秀，氣質高雅——這是一個名叫苟三槍的朋友告訴我的，不知真假，但這些狗東西難侍候之極確是真的。我們領導的太太養了一隻蝴蝶狗，每週都要讓勤務員給它洗三次熱水澡，用進口洗髮香波，洗完了要用電吹風吹乾，然後還要撒上幾十滴法國香水。這條狗的待遇真讓我羨慕，它過著多麼幸福的生活啊!大如首都北京，能用進口香波每週洗上三次熱水澡的人也不會超過一半，洗完了還能撒上幾十滴巴黎香水的就更少，可見中國都市狗的生活水準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什麼時候老百姓能過上都市狗的日子，那麼中國就進入「大康」社會了，不是「中康」，更不是「小康」。這些話聽起來好像有些陰陽怪氣，似乎我在譏諷什麼，其實絕無譏諷之意，實話好說實話難聽罷了。 就像人分三六九等一樣，狗也分成了諸多層次。前邊說的高級寵物狗，自然是第一等，第二等的大概要數公安邊防們馴養的警犬了。這些狗外貌威武雄壯，看起來讓人膽寒，實際上也是非常厲害。我曾採訪過一個警犬馴導員，知道了警犬的血統十分講究，一頭純種名犬的價格能把人嚇一個跟頭。價格昂貴，訓練更不易。從前有人說國民黨的空軍飛行員是用黃金堆起來的，我們的警犬則是用人民幣堆起來的。類似警犬立了軍功、犧牲後隆重召開追悼大會的事在蘇聯的文學作品中經常見到，中國大概也有這種事吧？ 當年我看《林海雪原》，看到李勇奇的表弟姜青山那隻名叫「賽虎」的猛犬竟能輕鬆地制服了兩個荷槍實彈的土匪，我以為這是小說家的誇張，是為了襯託那位具有豐富山林經驗、高超滑雪技能，槍法如神、行跡如俠客的姜青山的。現實生活中，一隻狗，如何能制服兩個人？何況還是兩個荷槍實彈的土匪。後來又看了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那隻名叫巴克的狗更是厲害，能在片刻之間咬死一群持槍的人，這就更難讓我相信了。我認為地球上不存在這樣的狗，巴克只能是神話中的狗，與楊戩的哮天犬一樣。 但現在我已經相信了作家們的描寫，狗，的確是比人厲害。為什麼我的關於狗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因為，前天，我被我家那條餓得瘦骨伶仃的狗狠狠地咬了幾口。隔著棉褲、毛褲、襯褲、兩件毛衣，它的利齒，竟然使我的身上三處出血、一處青紫。假如是夏天，我想我已經喪命於狗牙之下，即使不死，腸子也要流出來了。狗實在是太可怕了。狗真要發了瘋，人很難抵擋。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狗咬，如同上了一堂深刻的階級教育課似的觸及靈魂，於是就寫這篇狗牙交錯的文章。 聽說我讓狗咬了，父親從鄉下趕來看我。我說：「一條小瘦狗，想不到這麼厲害!」我父親說：「這條狗算不上厲害，日本鬼子那些狗才叫厲害呢!都是些純種的大狼狗，牙是白的，眼是綠的，黑耳朵豎著，紅舌頭伸著，吃人肉吃得全身流油，個頭巨大，像小牛犢似的，叫起來‘哐哐哐’的……為什麼中國出了那麼多的漢奸和順民？一半是讓日本鬼子打的，一半是讓大狼狗嚇的!」我的天哪，原來如此! 農村人也養狗。「文革」期間口糧不足，農民家徒四壁，沒什麼可偷——關鍵還是口糧太少，所以，養狗的極少——「文革」期間「憶苦思甜」，還把養狗少當作新社會比舊社會好的一個標誌——這幾年，口糧多了，家財也多了，於是養狗的也多了。這幾年農村盜賊如毛，沒有條狗還真不行。現在農村的狗我想很可能是歷史上最多的時候，養這些狗絕不是為欣賞，而是為了防盜賊。但由於都是些劣種的土雜狗，膽小而且弱智，小偷來了，它們也就是瞎汪汪幾聲而已，所以儘管養著狗，也防不了盜賊。何況現在的小偷們都是高智商，精通狗學，研究出了十幾種對付狗的辦法;據說最有效的一種是燒好一個蘿蔔，扔給狗，狗以為來了羊肉包子，張口一咬，便把牙燙掉，失去了吶喊與搏鬥的能力，於是小偷就可以堂皇入室了。即使不扔熱蘿蔔，扔一塊肥肉進去，堵住了狗嘴，它們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成了小偷們的同謀。不過小偷們一般不捨得扔肥肉，要扔就扔熱蘿蔔。農村狗一般都吃不太飽，熬得很苦，容易被收買也是情理中的事。都市的狗，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見了香酥雞都不抬頭，想收買它們就比較困難。 五年前，我妻子與女兒進縣城居住。為了安全，也是為了添點動靜熱鬧，我從朋友家要了一條剛出生不久的小狗，它的媽媽是條雜種狼犬，僅存一點狼的形象而已，絕不是與狼交配而生。我把這小東西抱回來時，它可愛極了，一身茸茸毛，走路還跌跌撞撞的。它腦門子很高，看起來很有智慧。我女兒喜歡得不得了，竟然省出奶粉來餵它。我回了北京後，女兒來信說小狗漸漸長大，越來越不可愛了。它性情凶猛且口味高貴，把我妻子飼養的小油雞吃掉不少;為了小雞們的安全，只好在它的脖子上拴上了鐵鏈，從此它就失去了自由。這條狗也是條苦命的狗，如果它不是被我抱走而是讓一個幹部或是農民企業家抱走，它保證可以長得像小牛一樣大，但它不幸到了我家，剛開始還吃了幾頓飽飯，後來就再也沒吃飽過。它瘦得肋條根根突出，個頭沒長夠就蹲住了。我們也沒顧上給它蓋個窩，一年四季，風霜雨雪，就讓它露著天在牆根上蹲著。有幾次整日暴雨，它在雨中瘋狂地轉著圈，追著自己的尾巴咬，眼珠子通紅。我疑心這傢伙瘋了。後來轉不動了，叫不動了，就縮成一團，渾身水淋淋的，像個老叫花子一樣哼哼著，見到了我們，就發出哭一樣的叫聲，眼淚汪汪的，真是可憐極了。但肯定是不能把它放進屋子的：它滿身泥水，腥氣燻人，還有一身的跳蚤。我和妻子冒著雨給它搭了一個小棚子，但它竟然不懂得躲進去避雨。那個夜晚，在它的呻吟聲裡，我睡得很不安寧。它的生命力實在是頑強，太陽一出，抖擻掉身上的水，立刻又活蹦亂跳了。它的責任心強得有點可怕，在雨中，那般苦熬，但只要街上有點動靜，它馬上就忘記了自己的痛苦，拖著鐵鏈子跳起來，狂叫不止，向主人示警。 它在我家吃了很多苦，我心中很是歉疚。翻蓋房子時，特意為它蓋了一間小屋，從此，它遭受風吹雨打的生活結束了。它更加盡職地為我們看護著家院，街上過車，它跳叫;街上過小學生，它也跳叫;鄰居夫妻打架，它也跳叫;如果有人敲響了我家的門環，它一蹦能有三尺高;如果有人打開我家的門走進院子，它就忘了脖子上拴著鐵鏈，發瘋似的衝向前去，在半空中被鐵鏈扽得連翻幾個跟頭跌下來;爬起來它繼續往前衝，屢跌屢起，直到客人進了屋子它才停下來，吭吭地咳嗽，吐白沫，讓鐵鏈子勒的。 所有來過我家的人，都驚歎這條瘦狗的凶惡，都說從來沒見過這般歇斯底里的狗，都說這條狗幸虧瘦弱，如果用肥肉喂胖了，那就不可想象有多麼厲害了。我父親卻說：「肥鷹不拿兔子，胖狗不看家。」所有來我家的人都貼著牆根，膽戰心驚地溜走，我每次都大聲咋呼著迎送客人，生怕它掙脫了鎖鏈。它先後掙斷過三條鐵鏈子;為了找一根不被它掙斷的鐵鏈，我和妻子在集上轉了好多圈，終於在賣廢鐵的地方發現了一條，是起重動滑輪上使用的，就像《紅燈記》裡的李玉和赴刑場時戴的腳鐐那樣粗，有三米多長，十幾斤重。我如獲至寶，出價要買。那賣廢鐵的主兒聽說我買了做狗鏈子時問：「天老爺爺，你們家養了條什麼狗？」我當然沒有必要告訴他我們家養了條什麼狗。回家後我與妻子一起把這條粗大的鐵鏈子給它換上，它低著頭，好像很不習慣。但很快它就習慣了，它拖著沉重的鐵鏈，一如既往地對著客人衝擊著，鐵鏈子在水泥地面上嘩啦啦地響著，有點英勇悲壯的意思，令人浮想聯翩。它聳著脖子上的毛，齜著雪白的牙，對來客滿懷深仇，表現出一種特別能戰鬥、特別渴望戰鬥的精神。我和妻子每隔幾天就去檢查一次拴它的鏈子和捆它的脖圈，生怕它獲得了自由身，誤傷了人民群眾。記得三年前它還沒完全長大時，就掙開鏈子，把一個來給我送稿子的縣委宣傳部的小夥子咬傷了。那個小夥子與我說著話往外走，猛然間從星光下它躥了過來，基本上賽過一道閃電，眨眼間就在那個小夥子腳脖子上咬了一口。那小夥子噌的一下子就躥上了我家的高達三米的平房，等我妻子拴好了狗，搬來梯子，他才驚魂未定地爬下來。他說：「天哪，我是怎麼上的房？」以後這個小夥子來給我送稿子，都是站在我家院牆外邊，把稿子扔進來，大喊：「我不進去了，莫老師!」現在它長大了，雖然瘦但戰鬥精神極強，如果掙脫了鎖鏈，後果不堪設想。尤其是我女兒經常帶她的同學來家做作業看小人書，那些小女孩，一個個都是家裡的寶貝疙瘩，萬一被惡犬咬了，那亂子可就鬧大，賠上醫療費和無數的道歉事小，傷了人家的孩子怎麼也彌補不了。所以我遠在北京，心裡總是不踏實，每次寫信或是打電話，都不敢忘記叮囑：千萬拴緊我們的狗! 據女兒說，有好幾次鏈子開了，她和爺爺躲在屋子裡不敢出來，一直等到她媽媽回來。說也怪，這條狗幾乎對誰都齜牙，唯有對我妻子，卻是異常地順馴，一見她就搖尾俯身，恭敬得不得了，宛如太監見了皇后。她罵它，打它，踢它，它不齜牙，不瞪眼，老實得簡直媚了。她開大門的聲音它都能辨別出來，絕對不會錯。我父親說它不是聽聲，而是嗅味;我在一本書上也看到：狗的鼻子比人的鼻子靈光幾十萬倍。我雖然每年在家只有幾個月，但它還是認識我的。有時我大著膽子給它餵食，它還對我搖搖尾巴表示感謝。有時甚至撲上來摟摟我的腿。但我的心裡還是怯，絕不敢太靠近它，因為我知道這條狗跟我有距離。但我絕對沒想到它竟會咬我，而且是那樣的毫不留情。 那天，我送一個前來查電錶的電工出門，它突然掙脫了脖圈，把那條沉重的鎖鏈彎彎曲曲地拋棄在地上。我女兒驚呼：「爸爸，狗!」狗已經躥了過來，它的身體幾乎緊貼著地面。見慣了它戴著鎖鏈的形象，乍一見了沒戴鎖鏈的它，竟感到有一些陌生，好像不是我家的狗，而是一隻別的野獸。運動員戴著沙袋訓練，一旦解了沙袋，便如離弦之箭;我家的狗一直戴著鐵鏈生活，一旦解脫了鐵鏈，那速度比離弦箭還要快。我挺身而出，把電工擋在身後，並舉起一隻手，對著它揮舞著，嘴裡大喊：「狗!」狗一口就咬住了我的左腿。我慶幸自己穿著棉褲，棉褲裡還套著毛褲，它咬了我，也不一定咬得透。我認為它咬我一口就該罷休，沒想到它竟然連續作戰，鬆開我的左腿，又咬了我的右腿，然後聳身一跳，在我的肚皮上又咬了一口。這時候我才知道這傢伙的可怕，這時候我才明白宣傳部那個小夥子為什麼能跳上三米高的房頂。傷口劇烈地疼痛起來，我一揮手，正好揮進它的嘴裡，它順便又給了我一口。幸好離門不遠，我掙脫了它，與電工和我女兒跑進屋子，緊緊地插上門，嚇得三魂丟了兩魂半。解開衣服一看，三處出血，一處青紫。腹部傷得最重，原因是毛衣不如棉褲厚。如果我只穿著單衣……如果咬著電工……我想，真是不幸之中之大幸! 這時，大門還沒有關，萬一它跑到大街上去見人就咬怎麼辦？這條狗，自從進了我家的大門，還從來沒有出去過。它可以聽到鄰居家狗的叫聲，但從來沒有見過面。它能認識自己的同類嗎？ 妻子終於下班回來了，狗撒著歡兒迎接她，並且十分順從地讓她把鐵鏈子重新拴到脖子上。 下午，我去縣防疫站購買了狂犬疫苗，到門診部打了一針，醫生說要連續打五針，戒酒、茶一個月。 只因為一時衝動，咬了主人，它的末日就要來臨了。 我讓妻子去打聽一下，有沒有人願意要這條狗。妻子回來說，人家都說： 連自己的主人都咬，誰敢要？但她廠裡幾個饞鬼願意打死它吃肉。 我的心立刻就軟了。我想起了這條狗無比地忠誠，對我妻子。我想起這條狗在社會治安不好的情況下，給我妻子和女兒帶來的安全感。我女兒在學校裡聽到了一些嚇人的消息，夜裡睡不著覺，我妻子就安慰她：「不怕，我們有狗。」它咬我，可能是一時糊塗吧？我決定還是留著它，給它脖子上再加一個脖圈，掙脫一個，還有一個。但那兩個打狗的人已經來了。我妻子想了想，堅定地說：「不要了!」 那是兩個身穿黑皮夾克的中年人，每人提著一條麻繩子。一進院，狗就瘋了似的對他們衝刺、叫囂。我生怕他們當場動手，他們說不。他們讓我妻子把那兩條繩子拴到狗脖子上，由他們拉到廠裡去再打。 我女兒難過，坐在桌前，打開了收音機。我把聲音調大，怕狗垂死的聲音刺激她。她坐在桌前，在低沉的簫聲裡，捂著臉哭了。 奇怪的是它竟一聲不吭地被我妻子拉出了大門，那兩個男人跟在後邊。這是它第一次出門，出去了，就永遠回不來了。 我心裡也感到很難過，勸著女兒，說人家把狗牽去，放在食堂裡養著，天天吃大魚大肉，它是去享福了。她還是哭，我心裡煩起來，就說： 是爸爸要緊還是狗要緊？! 她躺到床上，用被子蒙著頭，不吃飯，我咋呼她，她不服。 我妻子悄悄地跟我說，狗出門時，雙膝跪著，望著她，那眼神真讓人不好受。 第二天，她回來說，那兩個人拖它走，它死活不走，於是就在街上把它打死了。我問它反抗了沒有，我妻子說沒有，一點也沒有。 我許願為女兒再去要一條善良的、漂亮的狗，但我的確很猶豫。人養狗，總要看到它的末日，即便它咬了你，打死它時你也要為它難過，這就是感情吧! 現在，它早已變成了肥田的東西，構成它的物質重新迴歸了大自然，而且，由這些物質重新組合成一條狗的機會再也不會有了，但它的短暫的一生，與我的家庭的一段歷史糾葛在一起。它咬我那幾口，會變成我的女兒對她的孩子講述的一件趣事吧？也許。 二、狗的冤枉 其實何止是狗有冤枉呢，大凡是被人馴化了的動物，都有訴不盡的冤枉，其中尤以狗的冤枉為最罷了。譬如牛，為人拉犁耕田，為人吃草泌奶，提供皮肉骨骼，連糞便都要為人肥田或是取暖，冤得很;但人對牛的無私奉獻和任勞任怨是讚賞的，並將牛的品格作為一種美德，用來褒揚那些勤勤懇懇、吃苦耐勞、不聲不響的人。 我初當兵那時，在部隊裡最容易入黨、最有希望提幹、最被領導喜歡的人，就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但特能種菜掄大錘、特能起豬圈掃廁所的「老黃牛」，「革命的老黃牛」。有不革命的老黃牛嗎？誰知道!而如果你是高中畢業生，嘴巴能說，筆頭能寫，即使你幹起活來比那些「老黃牛」還要拼命，也不會得到多少好評。年終總結時，一頂「驕傲自滿、缺乏實幹精神」的帽子還是要戴到你的頭上。對此我有親身的經歷、深刻的體會、滿腹的牢騷。多少年來，我們的隊伍裡究竟提拔了多少「老黃牛」當軍官，誰也沒有統計過，但數量肯定很大。一旦那些「老黃牛」被提拔成小軍官，多半「牛」性頓失，腐化墮落得比資產階級還要快一些。他們的行為很有些為當「牛」的歷史撈本兒似的。經過幾十年的淘汰，這些「牛」們多半解甲歸了田，但也有一些爬到了一定高度，靠著囫圇吞棗學來的那幾百個漢字，靠著幾十句部隊「政治思想工作者」們掛在嘴上的空洞術語，統治著他管轄的部門。這些由「牛」變成的老虎，張口就是「覺悟」「黨性」「組織原則」「作風紀律」「關懷培養」，其實他自己也弄不明白這些話的真正含義，鸚鵡學舌，瞎叫而已。其實他滿腦袋瓜子都是《官場現形記》中那個帶著老婆給巡撫大人煮餛飩的小官兒的思維，他對下屬頤指氣使，對同級臉上帶笑腳下使絆子，對上司呢？那就是一隻活生生的哈巴狗了——瞧，冤案出來了! 人們喜歡用牛譽人，卻用狗來罵人。難道狗對人類的貢獻比牛小嗎？不，一點也不小。據一個動物學專家說，狗是人類最早馴化的野獸，這也就是說，狗為人賣命的歷史比牛馬等牲畜都要早。在過去的千千萬萬年裡，有多少狗幫助主人追捕到了多少野獸？多少狗把被主人擊傷但還沒死利索的多少飛禽走獸咬死，叼到主人面前，換取一個鳥頭或是一根獸骨？多少狗為主人放牧了多少牛羊？多少次把多少離群的牛羊攆回到主人的畜群裡？多少狗為了保護主人的多少鵝棚鴨舍與多少前來偷食的惡狼、刁狐進行了多少次生死搏鬥？多少忠心耿耿的狗倒在狼的利齒下，為了主人的利益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多少狗多少次為了主人身負重傷、皮開肉綻、骨折筋斷、血跡斑斑，痛得眼睛冒綠火兒嘴裡直哼哼，主人無藥醫它它只能伸出舌頭一下下地舔舐自己的傷口，主人還說斷不了的狗腿、狗舌上有參、狗唾液能消炎，為不給狗療傷開脫自己？有多少次有多少狗為多少人通風報信於危難之中，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有多少狗伴隨著人開拓了多少新大陸？有多少狗拉著多少雪橇奔馳在冰天雪地的南極北極，夜裡睡在雪窩裡，每天只吃一條魚？有多少狗多少次憑著靈敏的鼻子為多少主人偵破了多少殺人血案？有多少狗多少次憑著利齒、利爪和全身靈活強健的肌肉制止了犯罪，懲治了邪惡，伸張了正義？有多少狗一生忠心耿耿為主人看家護院保衛了主人的財產安全，安定了弱小者的心，壯了孤兒寡母的膽？有多少狗用自己可愛的、可笑的、稀奇古怪的相貌和體形安慰了多少青春少女、孤獨老人、大亨巨賈、高官顯要寂寞或是空虛的心靈？有多少狗用自己豐滿的皮毛溫暖了多少流浪漢子的身體，伴他們度過多少個漫漫長夜？有多少狗將自己的屍體貢獻出來，充填了多少不法之徒或是善良平民的肚腹？有多少狗肉的分子變成了多少人的多少細胞？有多少狗的皮毛變成了華美的皮帽子戴在了多少人的頭上為他們抵禦了多少次風雪？有多少張狗皮被做成了狗皮褥子墊在了多少人的床上？有多少根狗骨頭被人熬成了膠，又有多少根狗骨頭被不法商人當成了虎骨賣給了人浸泡了多少瓶酒漿？……呵，狗啊!你對人的奉獻一點也不比牛少，更不比馬少，但幾乎一句讚美之詞也落不到你的頭上。人們在罵人時，張口就是：狗!走狗!哈巴狗!狗東西!狗崽子!狗孃養的!狗日的!……貓對人的貢獻遠不如狗，貓討好主人的本領絕不比狗差甚至還過之，但誰又肯罵人為貓養的？——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是什麼時候、如何形成的？誰能誰又願意告訴我呢？ 狗想：人，你們這些可怕的狗東西，你們實在是太難侍候了。我們凶了你們要打死我們;我們善了你們嫌我們沒用還是要打死我們。你們天天嘆息做人之難，但你們是否知道做狗更不易？上帝創造萬物之初，狗和人都渾身長毛拖著一根尾巴，憑什麼該你們統治我們而不該我們統治你們？我們不反抗是因為我們鬥不過你們，你們發明瞭弓箭、獵槍和名目繁多的武器，我們只能俯首稱臣。我們中的徹底的覺悟者，就是你們認為的「瘋狗」，其實它們很正常，它們為了恢復我們狗類的遠古的光榮不惜咬人然後殺身成仁，是我們狗中的烈士。它們之所以見人便咬，是它們已經認識到人類是我們敵人。你們每打死一條「瘋狗」，在我們的狗心裡就有一座巍峨的豐碑豎立起來。人啊，你們不要得意得太早了!當然，我們不否認，狗中確有道德敗壞的敗類，譬如其中一個就違犯造物的原則，公然地與它的女主人交媾，此例見於山東淄川人蒲鬆齡所著《聊齋志異》，但歸根結底還是它的女主人引誘了它……外邊又有什麼聲響？是不是小偷在撬主人的門戶？是不是刺蝟在咬主人的甜瓜？汪汪汪汪，雖然我在胡思亂想，但決不能忘記做狗的本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如果不深入狗的心靈，我做夢也想不到狗會有這樣深的痛苦和這樣痛苦的思想。它們什麼都明白，但它們輕易不吐露心聲。它們什麼都知道，但它們揣著明白裝糊塗。那一連串的汪汪汪裡，包含著太多的矛盾，並不是簡單的為主報警。 話往回收一收：還是魯迅深刻，還是魯迅更辯證些。他雖然也罵人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並且高舉著「痛打落水狗」的旗幟，但他老先生又說他受傷之後，一聲不吭，躲進荊榛叢中，舔舐自己的傷口。動物中大概只有狗才會舔舐療傷，由此可見，先生對狗並不一概論之，他對狗的兩面性或是對兩種狗是區別對待的，前者是他憎恨的，後者是他效仿的。所以，我想，呼人為狗，在早先，也許無褒義也無貶義，到了後來，這種稱謂才發生了變化，成了罵人的專用名詞。 但導師教導我們，所謂的純粹只是相對而言。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狗也無完狗。稱人為狗，一般情況下是惡意，但父母稱自己的孩子為「小狗」、為「狗兒」時，不但無惡意，而是愛到溺的表現了。據說也有妻子呼丈夫為「狗狗」——張賢亮的《綠化樹》中，馬纓花就稱章永麟為「狗狗」——這是肉麻狎暱的稱呼，是情深意篤的表現;這種情況一般應該發生在母性強大的女人身上，而事實證明，鐵打的漢子，最需要的，也許正是這種扮演著母親與情人的女人。我為一個名導寫楚漢戰爭的劇本時，曾在氣拔高山力蓋世的項羽身上發現了這種情結，他之所以和虞姬難分難捨，極有可能他是一個大頑童而虞姬是一個母親情人型的女人。 所以，絕對會一切如故，狗還是狗人還是人，狗還是要被人奴役著，狗還是要變成某些壞人的符號。文章改變不了千年的習慣，何況還是這等狗屁文章。 我把你抱來，我把你養大，你咬我三口，我找人把你打死，我家的功大於過的狗啊，我用這兩篇文章，覆著你的困惑不解的雙眼，你安息吧! 三、狗的趣談 今年明明是雞年，可我偏偏和狗幹上了，連寫數篇狗文，好像在歡度狗年。幸好時光如過隙白馬，眨眼間狗年就在不遠處向我們狂吠了。雞年頭上我被自家的狗咬傷，注射狂犬疫苗已過百日，除了身上留下幾個紫紅的疤痕，下雨陰天發癢外，別無什麼感覺。據說狂犬病毒有潛伏期，百日過後尚無異常，看來發病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如果得狂犬病而死，倒也不失為一種別緻的死法，可以讓朋友們多一些話題。 咬我的狼狗被處理之後，我便請求父親給我女兒找條小狗。父親對他這個最小的孫女的要求向來是有求必應，所以辦得格外認真。老人號令一發，親戚朋友立即分頭去辦，很快就落實了幾戶。這幾戶人家都有母狗懷著孕，說一等下了崽，讓我們先挑。我大姐為了給我女兒要小狗，甚至不惜登了與她家關係不睦的人家的大門——那家的狗曾經咬了我大姐的小女兒——那家的女主人聽說是我的女兒要小狗，答應得十分乾脆，說沒問題，一旦下了崽，一定留個最好的。 就在這當兒，我女兒自己不知從哪裡弄來了一條小狗。這是個灰灰茸茸的小傢伙，十分可愛。我女兒說是條小公狗，但我發現它蹲著撒尿，而在我的印象裡，小公狗都是三條腿站著、一條腿蹺著撒尿的。我女兒硬說是條小公狗，那就小公狗吧，只要她喜歡，母狗說成公狗又有何妨。 這條小狗一進家門，氣氛頓時活潑了。女兒帶著它在院子裡跑來跑去，歡聲笑語不絕。每天上學去，她都要跟小狗握「手」道別;放學回來，第一件事就是跟小狗握「手」寒暄。看到這些，我心裡感到很欣慰。我在童年時飽受苦難，當時也沒感到特別苦，回憶起來也是淡然如水，但我生怕女兒受苦，只要她高興，我就歡喜。這世界將來是個什麼樣子誰也說不準，女兒這代人會不會像我們這代人一樣遭受磨難？將來的事管不了，眼前的事能管就多管點。狗給孩子們帶來歡樂，狗就萬歲。寫到這裡，我對都市狗的不滿也就銳減了。人家用香波給狗洗澡、用香水給狗灑毛，是人家有錢，是狗的福氣，與我有什麼關係？ 前幾天在一個會上碰到了一個東北的作家，他說他一年多來在俄羅斯「掛職」，大開了眼界。他講了一大堆俄羅斯趣事給我們聽，其中講到了俄羅斯的狗。他說俄羅斯的狗品種繁多，有的狗怎麼看也是隻羊，但它的確是隻狗。他說有很多來往於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狗倒爺，倒狗發了大財，不但發了財而且成了狗專家，對狗的一切都瞭如指掌。他在莫斯科時養過一條狗，名叫「拳擊手」;這條狗的模樣就像一張人臉讓拳擊手迎面搗了一拳，什麼模樣，你自己去想象吧!他說俄羅斯的倒狗女們不但技巧非凡，而且對狗充滿了感情。俄羅斯女人乳大，乳溝裡能藏幾隻小狗。那些小狗都戴著呢絨小帽，像小孩子一樣吃奶，當然不是吃俄羅斯女人的奶。俄羅斯女人們在腰裡插一圈奶瓶，利用體溫使奶瓶裡的奶保持溫度。在「莫斯科—北京」的國際列車上，俄羅斯倒狗女們從腰裡摸出一隻奶瓶，插在頭戴呢絨小帽、藏在乳溝裡的像小娃娃一樣的小狗嘴裡，小狗們就愉快地嘬起奶來。這生動活潑的情景宛若在眼前，令我心裡無限溫馨。世界如此美好，俄羅斯女人真是可愛。我想到了《靜靜的頓河》裡的阿克西妮婭——只有乳溝裡能藏狗的女人中才能產生阿克西妮婭，也只有阿克西妮婭的後裔們才能在乳溝裡藏狗啊! 一九九三年一月至六月 吃事三篇 一、吃的恥辱 吃人家嘴短的意思很明白，僅僅有這點意思那簡直不算意思，我的意思是說吃人一棵胡蘿蔔所蒙受的恥辱哪怕用一棵老山參也難清洗。 我像傻瓜一樣混進首都北京後，恨不得見到動物就要點頭哈腰表示友善，但北京動物的凶猛程度是地球上有名的，哪怕是一條渾身汙垢的野狗，也比外省的狗要神氣許多。那猖狂的吠聲裡毫不掩飾地透露出京狗的優越感。狗尚如此，何況人乎？話說那一年，在一家又髒又破的似乎是純種老北京人開的冷麵館子裡，蒼蠅橫飛，老闆娘黏膩，一條眼角生眵的狗伏在所謂的櫃檯邊上，很不友好地看著我，好像我不是來吃飯，而是來搶劫。我誠惶誠恐地把一塊我捨不得吃的肉片扔給它，我雖然嘴沒說話，但我的心在說：「狗啊，尊敬的狗，不要用這樣的仇視的眼光看我，我知道北京是你們的北京，首都也是你們的首都，我知道你們十分討厭外地人來北京混事，但這也是組織上讓我們來的。給你塊肉吃，藉以表示我的敬意和歉意，希望您能寬容一點，我不過是暫時居留此地，隨時都會回去。」狗惱怒地叫了一聲，好像我扔到它面前的不是肉片而是一枚炸彈。老闆娘怒衝衝地說：「幹什麼？幹什麼？吃飽了撐得難受是不？丫挺的個傻×，看你那操行……」我感到滿腹冤枉，心中當然也有很多想法。我想，這些北京人為什麼這樣橫？北京這個首善之地我們國家官話的發祥地的人罵起人來怎麼這樣歹毒呢？北京人儘管受過八國聯軍的禍害但為什麼像八國聯軍一樣不講道理？我喂他們的狗吃肉是我表示友好啊。這時，從裡屋走出來一個典型的北京漢子，那口與褲襠關係十分密切的語言說得如同爆豆一樣，他說這條狗是從法國買來的，是純粹的名種，起碼價值十萬元。這樣的狗是不能隨便喂的，這樣的狗吃的都是配方飼料，維生素、蛋白質，都是有數的，多一點不行，少一點也不行，你亂給它吃肉，打亂了它的內分泌，該當何罪？!我想這不是條狗嗎？封建帝王也沒有這般講究嘛。我感到肚子快要氣破了。我看著那條狗，心想看你這個死相也配從法國進口？我們村子裡那些在草垛旮旯裡玩耍的野狗也比它俊秀三十倍。於是我鬥膽說：「不要嚇唬外鄉人，別的我們沒見過，狗我們還是見過的。你們這狗，不過是條土狗，身上還長了一塊癩，因此是一條癩皮狗!」哎呀我的個親孃，我這句話一出口，就像用燒紅的爐鉤子燙了老虎的屁股，只見那男人目露凶光逼上前來，那個女人拍打著豐厚的屁股大叫：「大頭，大頭，給這個小子放血!」 我很是害怕，按照宰殺牲畜的一般程序，放血之後應該是燒開水屠戮毛羽，然後是卸去頭腳，開膛破肚，摘出下貨，然後就掛起來，一刀刀零割了賣。也許是明天早晨，也許是明天中午，在醬肉的盤子裡，在油炸的丸子裡，在串肉的扦子上，就有了我的身體的一部分。想到此，脊樑骨一陣冰涼，哪裡還有心吃什麼冷麵，慌忙站起來，貼著牆邊，連聲道著歉，一溜煙跑了。 回到宿舍，越想越感到窩囊，於是便有兩行狗尿般的淚水從眼裡流出來。怨誰？怨自己。誰讓你去吃什麼冷麵呢？躲在屋子裡泡一包方便麵不是很好嗎？為了不讓賣方便麵的北京服務小姐心煩，你可以一次買上五十袋，把罪攢起來一次受完。正想著呢，一個朋友進來，說你流什麼淚呢？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北京更不相信眼淚。北京是缺水的城市，眼淚雖少，但也是自來水變的，因此你隨便流淚就是覺悟不高的表現。我一想有理，咱外地人來到北京，事事都要小心著，要哭就回山東哭，在北京哭也可以，不喝北京的自來水你想哭就哭。 朋友把我請去吃飯，吃了一盤胡蘿蔔絲，吃了一盤粉絲，還吃了一盤像橡皮一樣難以嚼爛的肉。吃完了，我心感動，心中暗想，吃人一碗，要報一盆，點滴之恩，應該湧泉相報。 隔了幾天，一群朋友聚會，我為了一句什麼話把這位曾經請我吃過一次飯的朋友得罪了。他咬牙切齒地說：「你的良心讓狗吃了嗎？前幾天，我去香格里拉飯店買了美國加州的醬小牛肉，去長城飯店買來西班牙產的胡蘿蔔，去友誼商店用外匯券買了專供外國人的波羅的海魚子醬，還有高級的奶油，吃得你小子滿嘴流油，可是你一轉眼就忘記了。那些小牛肉還沒消化完吧？」 我感到渾身冰涼，這時悔之莫及。我恨不得把自己這張不爭氣的嘴巴用膠布封了。你當年吃煤塊不也照樣活嗎？你去吃人家那點胡蘿蔔絲和粉絲幹什麼？實在饞了，你自己去買一麻袋胡蘿蔔把自己吃成一隻兔子也花不了多少錢，但你吃了人家的東西，就要聽人家的，就要承受人家施加到你身上的侮辱。我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沒有記性，像狗一樣，記吃不記打。當時氣得咬牙切齒地發狠，但過不了幾天就忘了。又有一個朋友請我去吃飯，上了一隻煤球爐子，爐子上放了一口鍋，鍋裡放了十幾只蝦米，一堆白菜，還有一些什麼肉。吃著吃著我的凶相又原形畢露了，那朋友就說：「看看莫言吧，吃的一上桌，又奮不顧身了!」 一句話把我的心徹底地涼透了，因為吃人家的東西所蒙受的恥辱一樁樁一件件湧上心頭。我怎麼這樣下賤？我怎麼這樣沒有出息？你實在想吃，一個人下個館子不就行了嗎？你想怎麼吃就怎麼吃!你想多麼凶惡地吃就多麼凶惡地吃。你吃光了肉把盤子也舔了也沒人嘲笑你。你自己經常地忘記自己的身份，你忘了自己是一個鄉巴佬，人家那些人從根本上就瞧不起你，壓根兒就沒把你當個人看。人家有時找你玩玩，那是無聊，那是天鵝向水鴨子表示親近，如果水鴨子竟因此而想入非非，那水鴨子就慘了。想明白了道理後，我發誓寧願餓死也不再吃人家的東西了，就像朱自清寧願餓死也不吃美國麵粉一樣。我還發誓萬不得已跟人家在一起吃飯時，一定要奮不顧身地搶先付賬。我付賬，那麼即便我吃得多一點人家也就不會笑話我了吧？ 有一次去吃烤鴨，吃到一半時我就把賬結了。幾個貴人都十分高雅地填飽了那些高貴的胃袋後，桌子上還剩下許多，這時，農民的卑賤心理又在我的心中發作了。多麼可惜啊，這些大蔥，這些大醬，這些潔白的薄餅，這些香酥的鴨片，都是好東西，浪費了不但可惜，還要遭到天譴的。於是我就吃。這時，有人說：「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點錢吃回去不可。」我感到臉上火辣辣的，好像捱了一記響亮的耳光。人家還說：「你們說他的飯量怎麼會這樣大？他為什麼能吃那樣多？要是中國人都像他一樣能吃，中國早就吃成水深火熱的舊社會了。」 我這才悲哀地認識到，世界上的事情，其實早就安排好了。該著受侮辱的命，給你戴上頂皇冠也逃脫不了的。 前年春節回家探親時，我把這些年在北京受到的委屈，一樁樁一件件地說給母親聽。母親說：「我就不信，人活一口氣，再去吃宴席，行前先喝上兩大碗稀飯，然後再吃上兩個大饅頭，上了宴會，還能做出那副餓死鬼相嗎？」 回到北京後，遵循著母親的教導，上了宴席，果然是不猴急了。吃得溫良恭儉讓，像英國皇室裡的廚子那樣。我等待著大家的表揚，可是一個人卻說：「看看莫言那個假模假樣的勁兒，好像他只用門牙吃飯就能吃成賈寶玉似的。」 眾人大笑，食慾大增。有個人說：「人啊，還是本色些好，林黛玉也要坐馬桶的。」 「娘啊，簡直是沒有活路了啊……」 娘說：「兒啊，認命吧。命中該有什麼，就得承受什麼。」 我問：「娘啊，咱們一大家人，為什麼就單單我因為吃蒙受了很多恥辱？」 娘說：「兒啊，你這算什麼？娘在六〇年裡，偷生產隊的馬料吃，被人抓住了吊起來打。當時想，放下來就一頭撞死算了。可等到放下來，還不是爬著回了家。你大娘去西村討飯，討到麻風病的家裡，看到人家過堂裡方桌上有半碗吃剩的麵條，你大娘看看無人，撲上去就用手挖著吃了。麻風病人吃剩的麵條，髒不髒？你受這點委屈算得了什麼？娘分明看到你一天比一天胖了起來，不享福，如何能胖起來？兒啊，你這是享福啊，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仔細地思考著母親的話，漸漸地心平氣和了。是啊，所謂的自尊、面子，都是吃飽了之後的事情，對於一個餓得將死的人來說，一碗麻風病人吃剩的麵條，是世間最寶貴的東西。當然也有寧願餓死也不吃美國救濟糧的朱自清先生，但人家是偉人，如我這種豬狗一樣的東西，是萬萬不可用自尊、名譽這些狗屁玩意兒來為難自己的。 一九九二年 二、吃相凶惡 在我的腦袋最需要營養的時候，也正是大多數中國人餓得半死的時候。我常對朋友們說，如果不是飢餓，我絕對會比現在聰明，當然也未必。因為生出來就吃不飽，所以最早的記憶都與食物有關。那時候我家有十幾口人，每逢開飯，我就要大哭一場。我叔叔的女兒比我大四個月，當時我們都是四五歲的光景，每頓飯奶奶就分給我和這位姐姐每人一片發黴的紅薯幹，而我總是認為奶奶偏心，將那片大些的給了姐姐。於是就把姐姐手中的那片搶過來，把自己那片扔過去。搶過來後又發現自己那片大，於是再搶回來。這樣三搶兩搶姐姐就哭了，嬸嬸的臉也就拉長了。我當然從一上飯桌時就眼淚嘩嘩地流。母親無可奈何地嘆息著。奶奶自然是站在姐姐的一面，數落著我的不是。嬸嬸說的話更加難聽。母親向嬸嬸和奶奶連聲賠著不是，抱怨著我的肚子大，說千不該萬不該不該生了這樣一個大肚子的兒子。 吃完了那片紅薯幹，就只有野菜糰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東西，吃不下去，但又必須吃。於是就邊吃邊哭，和著淚水往下嚥。我們這茬人，到底是依靠著什麼營養長大的呢？我不知道。那時想，什麼時候能夠飽飽地吃上一頓紅薯乾子就心滿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類歷史上恐怕也是一個黑暗的春天。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簷上的草。村子裡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起初死了人還掩埋，親人們還要哭哭啼啼地到村頭的土地廟去「報廟」，向土地爺爺註銷死者的戶口。後來就沒人掩埋死者，更沒人哭嚎著去「報廟」了。但還是有一些人強撐著將村子裡的死屍拖到村子外邊去，很多吃死人吃紅了眼睛的瘋狗就在那裡等待著，死屍放下，狗們就撲上去，將死者吞下去。過去我對戲文裡講窮人使用的是皮毛棺材的話不太理解，現在就明白了何謂皮毛棺材。後來有書寫過那時人吃人的事情，我覺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現象。據說我們村的馬四曾經從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燒吃，但沒有確證，因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糧食啊，糧食，糧食都哪裡去了？糧食都被什麼人吃了呢？村子裡的人老實無能，餓死也不敢出去闖蕩，都在家裡死熬著。後來聽說南窪裡那種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來吃。吃了拉不下來，憋死了一人，於是就不再吃土。那時候我已經上了學。冬天，學校里拉來了一車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個生癆病的同學對我們說那煤很香，越嚼越香。於是我們都去拿來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課，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我們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咯嘣嘣的聲響。老師問我們吃什麼，大家齊說吃煤。老師說煤怎麼能吃呢？我們張開烏黑的嘴巴說，老師，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香極了，老師吃塊嚐嚐吧。老師是個女的，姓俞，也餓得不輕，臉色蠟黃，似乎連鬍子都長出來了，餓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說，煤怎麼能吃呢？煤怎麼能吃？一個男生討好地把一塊亮晶晶的煤遞給老師，說老師嚐嚐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來。俞老師試探著咬了一小口，咯咯嘣嘣地嚼著，皺著眉頭，似乎是在品嚐滋味。然後大口地吃起來了。她驚喜地說：「啊，真的很好吃啊!」這事兒有點魔幻，我現在也覺得不像真事，但毫無疑問是真事。去年我探家時遇到了當年在學校當過門房的王大爺，說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爺說，這是千真萬確的，怎麼能假呢？你們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餅，放在爐子裡呼呼地著呢。餓到極點時，國家發來了救濟糧，豆餅，每人半斤。奶奶分給我杏核大小的一塊，放在口裡，嚼著，香甜無比，捨不得往下嚥就沒有了，彷彿在口腔裡化掉了。我家西鄰的孫家爺爺把分給他家的兩斤豆餅在往家走的路上就吃完了，回到家後，就開始口渴，然後就喝涼水，豆餅在肚子裡發開，把胃脹破，死了。十幾年後痛定思痛，母親說那時候的人，腸胃像紙一樣薄，一點脂肪也沒有。大人水腫，我們一般孩子都挺著一個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腸子在裡邊蠢蠢欲動。都特別地能吃，五六歲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碗野菜粥，那碗是粗瓷大碗，跟革命先烈趙一曼女士用過的那個碗差不多。 後來，生活漸漸地好轉了，基本上實現了糠菜半年糧。我那位在供銷社工作的叔叔走後門買了一麻袋棉籽餅，放在缸裡。夜裡起來撒尿，我也忘不了去摸一塊，放在被窩裡，蒙著頭吃，香極了。 村子裡的牲口都餓死了，在生產隊飼養室裡架起大鍋煮。一群群野孩子嗅著味道跑來，圍繞著鍋臺轉。有一個名字叫運輸的大孩子，領導著我們高唱歌曲： 罵一聲劉彪你好大的頭，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輩子沒撈到飽飯吃， 唧唧咔嚓地啃了些牛羊骨頭。 手持大棒的大隊長把我們轟走，一轉眼我們又嗅著氣味來了。在大隊長的心目中，我們大概比那些蒼蠅還要討厭。 趁著大隊長去上茅房，我們像餓狼一樣撲上去。我二哥搶了一隻馬蹄子，捧回家，像寶貝一樣。點上火，燎去蹄上的毛，然後剁開，放在鍋裡煮。煮熟了就喝湯。那湯的味道實在是太精彩了，幾十年後還讓我難以忘卻。 「文革」期間，依然吃不飽，我便到玉米田裡去尋找生在秸稈上的菌瘤。掰下來，拿回家煮熟，撒上鹽少許，用大蒜泥拌著吃，鮮美無比，在我的心中是人間第一美味。 後來聽說，癩蛤蟆的肉味比羊肉的還要鮮美，母親嫌髒，不許我們去捉。 生活越來越好，紅薯幹終於可以吃飽了。這時已經是「文革」的後期。有一年，年終結算，我家分了二百九十多元錢，這在當時可是個驚人的數字。我記得六嬸把她女兒頭打破了，因為她趕集時丟了一毛錢。分了那麼多錢，村子裡屠宰組賣便宜肉，父親下決心割了五斤，也許更多一點，要犒勞我們。把肉切成大塊，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氣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還覺不夠，母親嘆一口氣，把她碗裡的給了我。吃完了，嘴巴還是饞，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的葷油伴著沒嚼碎的肉片往上湧，喉嚨像被小刀子割著，這就是吃肉的感覺了。 我的饞在村子裡是有名的，只要家裡有點好吃的，無論藏在什麼地方，我總要變著法子偷點吃。有時吃著吃著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將心一橫，不顧後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捱打捱罵。我的爺爺和奶奶住在嬸嬸家，要我送飯給他們吃。我總是利用送飯的機會，掀開飯盒偷點吃，為此母親受了不少冤枉。這件事至今我還感到內疚。我為什麼會那樣饞呢？這恐怕不完全是因為飢餓，與我的品質有關。一個嘴饞的孩子，往往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很差的人，我就是。 七十年代中期，去水利工地勞動，生產隊用水利糧蒸大饅頭，半斤面一個，我一次能吃四個，有的人能吃六個。 1976年，我當了兵，從此和飢餓道了別。從新兵連分到新單位，第一頓飯，端上來一籠雪白的小饅頭，我一口氣吃了八個。肚子裡感到還有空隙，但不好意思吃了。炊事班長對司務長說：「壞了，來了大肚子漢了。」司務長說：「沒有關係，吃上一個月就吃不動了。」果然，一個月後，還是那樣的饅頭，我一次只能吃兩個了。而現在，一個就足夠了。 儘管這些年不餓了，肚子裡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總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撈不到吃不夠似的瘋搶，也不管別人是怎樣看我。吃完後也感到後悔。為什麼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吃呢？為什麼我就不能少吃一點呢？讓人也覺得我的出身高貴，吃相文雅，因為在文明社會裡，吃得多是沒有教養的表現。好多人攻擊我的食量大，吃起飯來奮不顧身啦，埋頭苦幹啦，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傷害，便下決心下次吃飯時文雅一點，但下次那些有身份的人還是攻擊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樣。我的自尊心更加受到了傷害。再一次吃飯時，我牢牢記著，少吃，慢吃，不要到別人的面前去夾東西吃，吃時嘴巴不要響，眼光不要惡，筷子要拿到最上端，夾菜時只夾一根菜梗或是一根豆芽，像小鳥一樣，像蝴蝶一樣，可人家還是攻擊我吃得多，吃得快。我可是氣壞了。因為我努力地吃相文雅時，觀察到了那些攻擊我的小姐太太吃起來就像河馬一樣，吃飽了後才開始文雅。於是怒火就在我的胸中燃燒，下一次吃那些不花錢的宴席，上來一盤子海蔘，我就端起盤子，撥一半到自己碗裡，好一頓狼吞虎嚥。他們說我吃相凶惡，我一怒之下，又把那半盤撥到自己碗裡，挑戰似的扒了下去。這次，他們卻友善地笑了，說：莫言真是可愛啊。 我回想三十多年來吃的經歷，感到自己跟一頭豬、一條狗沒有什麼區別，一直哼哼著，轉著圈子，找點可吃的東西，填這個無底洞。為了吃，我浪費了太多的智慧。現在吃的問題解決了，腦筋也漸漸地不靈光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 三、忘不了吃 數年前曾寫過兩篇有關吃的小文章，一篇題名《吃相凶惡》，一篇題名《吃的恥辱》。原本是為應付約稿隨筆塗鴉，沒承想發表之後，竟被幾個江南才子當著我的面劈頭蓋臉一陣誇獎，弄得我暈頭轉向、不辨真假，回來就發揚「小車不倒只管推」的精神，繼續吃下去，準備一直吃倒胃口為止。我也清楚這等雞零狗碎的破事不值得寫，我也很想寫點高雅的東西，我也很想讓自己的文章透出一點貴族氣息或是進步氣息，但烏鴉怎能叫出鳳凰的聲音？禿鷹怎能走出仙鶴的舞步？那麼，請正人君子原諒，請與我同志者笑讀，咱這就開吃。 「吃」字拆開，就是「口」和「乞」，這個字造得真是妙極了。我原以為「吃」是「喫」的簡化，查了《辭海》，才知「喫」是「吃」的異體。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個「吃」字，饞的意思有了，餓的意思有了，下賤的意思也有了。想這造「吃」的人，必是個既窮又餓的，如果讓林黛玉或是劉文彩造這個字，不會是現在這樣子。因為他們一天到晚都腹脹得難受，應該是食物乞求他們的口：小姐呀，老爺呀，求求你們吃掉我們吧。由此可見，語言文字確實是有階級性的，不僅僅是些抽象的符號。——忽然記起，某人給某報寫創刊某某週年的賀詞時，竟把這張報紙稱為「她」，原來報紙也分公母，真是妙極了。 言歸正傳：話說「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在單位聽領導傳達中央文件，文件的內容是一位中央首長的講話，講話的主要內容是國人的吃飯問題。首長說人人都有一個口，張口就是一個洞，十億人民齊張口，想想是個多大的洞吧，大概比天安門廣場還要大，你說可怕不可怕!我們領導借題發揮道：如果說這些口都是些櫻桃小口，倒進去一茶盅米湯便能灌滿，問題也還不算十分嚴重，可這些口偏偏以魯智深、豬八戒式居多，三大海碗米湯灌進去只是個半飽，所以呀，我們領導說，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吃飽，還是飢餓，就成為一個問題。 現在還是不是一個問題？ 將來會不會成為一個問題？ 上邊所寫，東拉西扯，就算是一個「帽」吧。進入正文，還是要寫我的「吃」史。頻頻談我，令人生厭，生厭就生厭，我也沒法辦，你吃白麵餅，我吃山藥蛋。山藥蛋真是一種雅俗共賞的美好食物，皇上愛吃百姓也愛吃，燒著好吃煮著也好吃，煎著好吃熬著也好吃，山藥蛋哦，你的名字叫美麗!哦，山藥蛋，多少謊言假借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就是土豆的話。話分兩頭，拋下這土豆咱暫且不說，還是說我。截止到目前，我已經活了四十二歲，換言之，已經吃了四十二年。儘管我好用工筆寫文章，但要我把這四十二年裡塞到肚子裡的東西全部羅列出來，那我就去吃耗子藥拉倒，因此我只能擇其要者而記之。 孔夫子說「食色，性也」，應該是對成年人而言。對小孩子來說，「色」還不成為一個問題(西方人被弗洛伊德得早熟另當別論)。對我這樣的人來說，二十歲以前，「色」還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從我有記憶力起，就一直飢腸轆轆。這樣說很可能又要招致一些好漢的痛罵，給我扣上一頂「給社會主義抹黑」的大帽子。但事實如此，餓肚子既不光榮也不美好，何必假造。但有沒有炫耀「苦難」的意思呢？有，的確是有，這是我跟著你們學的。 我生於1955年，那是新中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據老人們說，那時還能吃飽肚皮。但好景不長，很快就大躍進了，一躍進就開始捱餓。我記得最早的一件事是跟著母親去吃公共食堂。端著盆子提著罐，好幾個村的人擠在一起排隊，領一些米少菜多的稀粥，很少有乾糧。我記得我家鄰居的一個男孩把一罐稀粥掉在地上，罐碎粥流。男孩的母親一邊打著那男孩一邊就哭了。男孩高喊著：娘哎，別打了，快喝粥吧!他忍著打趴在地上，伸出舌頭，舔地上的粥吃。他說，娘，快喝，喝一點賺一點。他的母親，聽了他的話，跪在地上，學著兒子的樣子，舔粥吃。在場的人，無不誇獎那男孩聰明，都預見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果然是人眼似秤，那當年的男孩，現在已是我們村的首富。他靠養蟲致富。養蠍子，養知了猴，養豆蟲，高價賣給大飯店和公家的招待所。他看準了有錢的人和有權的人嘴巴越來越尖，口味越來越刁，他們拒絕大魚和大肉，喜歡吃奇巧古怪，像可愛的小鳥。眼光就是金錢。他說下一步要訓練貴人們吃棉鈴蟲。 公共食堂垮臺後，最黑暗的日子降臨了。那時不但沒飯吃，連做飯吃的鍋都沒有了。好多人家用瓦罐煮野菜。我家還好，大鍊鋼鐵期間我從廢鐵堆裡撿了一個日本兵的破鋼盔戴著玩，玩夠了就扔到牆旮旯裡。祖母就用鋼盔當了鍋。瓦罐不耐火，幾天就炸;弄得灰飛煙滅，狼狽不堪。我家的鋼盔系精鋼鑄造，傳熱快捷，堅硬無比，不怕磕碰，不怕火燒，真是一件好寶貝。祖母用它煮野菜，煮草根，煮樹皮，煮了一盔又一盔，像喂小豬一樣喂著我們兄弟姐妹，度過了可怕的饑饉之年。 很多文章把三年困難時期寫得一團漆黑，毫無樂趣，這是不對的。起碼對孩子來說還有一些歡樂。對飢餓的人來說，所有的歡樂都與食物相關。那時候，孩子們都是覓食的精靈，我們像傳說中的神農一樣，嚐遍了百草百蟲，為擴充人類的食譜做出了貢獻。那時候的孩子，都挺著一個大肚子，小腿細如柴棒，腦袋大得出奇。我是其中的一員。我們成群結隊，村裡村外地覓食。我們的村子外是望不到邊的窪地。窪地裡有數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裡既是我們的食庫，又是我們的樂園。我們在那裡挖草根挖野菜，邊挖邊吃，邊吃邊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們是那個時代的牛羊歌手。我難忘草地裡那種周身發亮的油螞蚱，炒熟後呈赤紅色，撒上幾粒鹽，味道美極了，營養好極了。那年頭螞蚱真多，是天賜的美食。村裡的大人小孩都提著葫蘆頭，在草地裡捉螞蚱。我是捉螞蚱的冠軍，一上午能捉一葫蘆。我有一個訣竅：開始捉螞蚱前，先用青草的汁液把手染綠，就是這麼簡單。油螞蚱被捉精了，你一伸手它就蹦。我猜它們很可能能聞到人手上的味道，用草汁一塗，就把味道遮住了。它們的彈跳力那麼好，一蹦就是幾丈遠。但我的用草汁染綠了的手伸出去它們不蹦。為了得到奶奶的獎賞，我的訣竅連爺爺也不告訴。奶奶那時就搞起了物質刺激，我捉得多，分給我吃的也就多。螞蚱雖是好東西，但用來當飯吃也是不行的。現在我想起螞蚱來還有點噁心。 吃過螞蚱，不久就是夏天。夏天是食物最豐富的季節，是我們的好時光。1960年代雨水特別多，莊稼大都澇死。窪地裡處處積水，成了一片汪洋。各種魚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品種很多，有的魚連百歲的老人都沒見過。我捕到一條奇怪的魚。它周身翠綠，翅尾鮮紅，美麗無比。此魚如養在現在的魚缸裡，必是上品，但吃起來味道腥臭，難以下嚥。窪地裡的魚雖多，但飢餓的人比魚還要多，那時又沒有現在這麼先進的捕魚工具，所以後來要捕到幾條魚也就不容易了。捕不到魚，也餓不死我們。我們從水面上撈浮萍，水底撈藻菜，熬成鮮湯喝。所以老人說，水邊上餓不死人。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魚蝦不多照樣有，又有螃蟹橫行來。秋風涼，豆葉黃，蟹腳癢。成群結隊的螃蟹沿河下行，爺爺說它們要到海里去產卵，我認為它們更像去開什麼重要會議。螃蟹形態笨拙，但在水中運動起來，如風如影，神鬼莫測，要想擒它，絕非易事。要想捉螃蟹，必須夜裡去。身披蓑衣，頭戴斗笠，手提馬燈，悄悄前行，最忌咋呼。我曾跟著六叔去捉過一次螃蟹，神祕新奇，趣味無窮。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用高粱秸在河溝裡紮上一道柵欄，留上一個口子，在口子上支上一張口袋網。夜氣濃重，細雨朦朧，身體縮在大蓑衣裡，耳聽著窸窸窣窣的聲音，藉著昏黃的燈光，看著螃蟹的大隊沿著柵欄爬上來……這樣的經歷終生難忘。螃蟹好吃，但捨不得吃。將它們用細繩綁成一串，讓它們吐出團團泡沫，噼哧噼哧地細響著。把它們提到集上去，三分錢一隻賣給公社幹部，換來錢買些黴高粱米、棉籽餅什麼的，磨成粉，摻上野菜，能頂大事兒。過苦日子，絕不能貪圖嘴巴痛快，要有意識地給嘴巴設置障礙，製造痛苦。 秋天，草籽成熟。最好吃的草籽是水草的種子。這東西很像穀子，帶著殼磨碎，做成窩頭蒸熟，吃到嘴裡嚓嚓響，很是精彩。 秋天好吃的蟲兒很多，除了形形色色的螞蚱，還有蟋蟀。深秋的蟋蟀黑得發紅，肚子裡全是子兒，炒熟了吃，有一種奇異的香氣。捉蟋蟀比捉螞蚱難度大一些，這蟲兒不但蹦得快，還會鑽地洞。還有一種蟲兒，現在我知道它們的名字叫金龜子，是蠐螬的幼蟲，像杏核般大，全身黑亮，趨光，晚上往燈上撲，俗名「瞎眼撞」。這蟲兒好聚群，停在枝條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們摸著黑去擼「瞎眼撞」，一晚上能擼一面口袋。此蟲炒熟後，那滋味又與蟋蟀和螞蚱大大地不同。還有豆蟲，中秋節後下蟄。此物下蟄後，肚子裡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沒有，全是高蛋白。 進入冬天就慘了。春夏秋三季，我們還能搗弄點草木蟲魚吃吃，冬天草木凋零，冰凍三尺，地裡有蟲挖不出來，水裡有魚撈不上來。但人的智慧是無窮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大家很快便發現，上過水的窪地地面上有一層乾結的青苔，像揭餅一樣一張張揭下來，放在水裡泡一泡，再放到鍋裡烘乾，酥如鍋巴。吃光了青苔，便剝樹皮。剝來樹皮，用斧頭剁碎、砸爛，放在缸裡泡，用棍子拼命攪，攪成糨糊狀，煮一煮就喝。吃樹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畢昇造紙的過程差不多，但我們造出來的不是紙。從吃的角度來說，榆樹皮是上品，柳樹皮次之，槐樹皮更次之。很快，村裡村外的樹都被剝成裸體，十分可憐的樣子，在寒風中顫抖著。在這危急的關頭，政府不知從哪裡調撥來救濟糧。所謂救濟糧，根本不是糧，而是一些發黴的蘿蔔葉子一類的東西，擠壓成件。現在拿那樣的東西餵豬，豬也不會吃。但在當時卻是貨真價實的寶貝。分配時人人都紅著眼，盯著秤桿，一星一點，秤高秤低，都十分計較。這種東西也不是常有的，總是在人們餓得即將停止呼吸時，才會發放一次，可見國家也是相當的困難。發放救濟糧的鐘聲敲響時，連躺進棺材裡的人也會蹦出來。這當然是誇張。那時候，人死得太多，哪裡還有什麼棺材。死了，好歹拖出去，讓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黃金歲月，吃死人吃的，都瘋了，見了活人也往上撲。有人可能要說：你們為什麼不去打狗吃呀？狗肉營養豐富，味道鮮美。你問得好，你這念頭，我們早就想到了，可我們腿腫得如水罐，走兩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對手。與其說去打狗，毋寧說去給狗加餐。如果有槍，鉤一下扳機的力氣還是有的。但在那種情況下，老百姓手裡要有了槍，什麼樣的壞事幹不出來呢？公社書記和公安員手裡倒是有槍，但他們有糧吃，不必去打狗吃。他們嫌吃死人的狗太髒，提著槍去打野兔、大雁、水鴨子什麼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節吧，政府配給我們每人半斤豆餅，讓我們過年。領取豆餅的場面真是歡欣鼓舞的場面。有的人，用衣襟兜著豆餅，一邊往家走，一邊往嘴裡塞。我家鄰居孫大爺，人沒到家，就把發給他家的豆餅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給包圍了，罵的罵，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開，把豆餅扒出來。可見愛在飢餓的人群裡，要大打折扣。孫家大爺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淚汪汪，一聲不吭，任憑老婆孩子撕擄踢打。孫家大爺當天夜裡就死了。他吃豆餅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給漲死了。那時我們的胃壁薄得如紙，輕輕一漲就破了。孫大爺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沒掉一滴眼淚。多少年後提起來，孫大奶奶還恨得牙根癢癢，罵老頭子吃獨食，連一點人味都沒有，死不足惜。這次年關豆餅，漲死了我們村十七個人，教訓很深刻。後來我在生產隊飼養室裡喂牛，偷食飼料豆餅時，總是十分節制，適可而止，生怕蹈了孫大爺的覆轍。 那幾年裡，母親經常對我們兄弟講述她的一個夢。她夢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墳墓外邊見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說他並沒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墳墓裡而已。母親問他吃什麼，他說：吃棉衣和棉被裡的棉絮。吃進去，拉出來;洗一洗，再吃進去;拉出來，再洗一洗……母親狐疑地問我們：也許棉絮真的能吃？ 度過六十年代初期，往後的歲月還是苦，但比較起來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村裡經常搞憶苦思甜運動，大家一憶苦，總是糊糊塗塗地憶到六〇年。一憶到六〇年，幹部們就跳起來喊口號，一是要打倒蘇修，二是要打倒劉鄧，幹部們說六〇年的饑荒是劉鄧串通了蘇修卡中國人的脖子造成的。我們明知道這是胡說，但誰也不去裝明白。 一直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還是不能放開肚皮吃，但比較六零年那是好多了。我從小飯量大，嘴像無底洞，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大災星。我不但飯量大，而且品質不好。每次開飯，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著別人的飯碗號啕大哭。母親把自己那份省給我吃了，我還是哭，一邊哭著，一邊公然地搶奪我叔叔的女兒的那份食物。那時我們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這樣的大家庭裡，母親是長媳，一直忍辱負重，日子本來就很難過，我的無賴，更使母親處境艱難。奪我堂姐的食物吃，確實混賬。我嬸嬸的臉色難看，說出的話像毒藥一樣，一句句都是衝著母親來的。母親只好罵我，向嬸嬸賠禮道歉。這是我一生中最壞的行為，至今我也不能原諒自己。長大後我曾向堂姐說起過此事，她淡然一笑，說不記得了。 母親常常批評我，說我沒有志氣。我也曾多次暗下決心，要有志氣，但只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真是連條狗也不如。街上有賣熟豬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賣肉人一刀差點把手指砍斷。村裡幹部託著一隻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幹部一腳踢倒，將瓜砸在頭上，弄得滿頭瓜汁。那些年裡，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見人厭，連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飽了時，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見好吃的，立刻便恢復原樣。長大後從電視上看到鱷魚一邊吞食一邊流淚的可惡樣子，馬上就聯想到自己，我跟鱷魚差不多，也是一邊流淚一邊吃。在家裡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產隊裡的馬料吃，被保管員抓住，將腦袋按到漚料的缸裡，差點嗆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蘿蔔，被抓住，當著數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罪。我去生產隊的花生地裡偷扒剛種下的花生吃，中了藥毒，差點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劇毒農藥浸泡過的。至於偷瓜摸棗，更是常事。有時被捉住，有時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頓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個大勝仗。有一次我去偷鄰村的西瓜，被看瓜人發現，那愣頭青端起土炮就摟了火，呼通一聲巨響，驚天動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嚇得我屁滾尿流。想跑，腿挪不動，被人家當場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學校去，成了轟動學校的新聞。與吃有關的噁心經歷窩囊事，撇句文那真叫罄竹難書。這幾年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偶爾也敢人模狗樣一下，但一回到家鄉，馬上就像一條捱了痛打的狗，緊緊地夾起尾巴，生怕一翹尾巴引起鄉親們的反感，把我小時候那些醜事抖摟出來。 有人硬說我對軍隊沒有感情，這是讓我不能接受的。掛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虛假，藏在心裡的才有質量。我當兵之後才真正填飽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嚴，就衝著這一點，也不敢對軍隊沒有感情。當兵臨走前，村裡的幾個復員兵來給我傳授他們在部隊積累的寶貴經驗。他們說：如果吃麵條，第一碗撈半碗，連吹帶攪和，涼得快，吃得也快。吃完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來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滿，等你吃完再去撈時，鍋裡就只剩下湯水了。如碰上吃米飯，萬萬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發笑。我到了部隊，才發現那些復員兵純粹是在胡說八道。新兵連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單位，簡直就是上了天堂。我們那單位，只有十幾個人，卻種了五十多畝地，每年種兩季，一季小麥，一季玉米。小麥磨成精粉(我們只吃精粉)，玉米用來餵豬。你就想想我們那單位的生活吧。戰友的父親來隊吃了幾天，感嘆不已，道：什麼是共產主義？這就是了。我從新兵連下到新單位，第一頓吃了八個饅頭，自覺不好意思，更怕給領導造成不良印象，影響了進步，才意猶未盡地住了嘴。就這樣也把炊事班長嚇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員彙報情況，說大事不好了!管理員說有什麼大事不好了，難道是鬼子又進了村子嗎？炊事班長說鬼子倒是沒有進村，但是來了幾個新兵，個個都是飯桶，吃得最少的那個，一頓飯還吃了八個饅頭。管理員說我就怕他們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幹，不能吃的也不能幹，我們的糧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給我殺豬，給這幾個小子油油腸子。第二天果然宰了一頭大肥豬，切成拳頭大的塊兒，紅燒了半鍋。饅頭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豬肉燉得稀爛，入口就會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這就是了。這頓飯吃罷，我們幾個新兵，走起路來都有些搖搖晃晃，吃豬肉吃醉了。我個人的感覺是肚腹沉重，宛若懷了一窩豬崽。這一頓真正叫過癮。二十年來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但後遺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場上溜達，一股股的葷油像小蛇一樣，沿著喉嚨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著似的。第二天還是大白饅頭紅燒肉，我們開始羞羞答答，挑揀瘦肉吃，吃起來也有些文質彬彬了。管理員罵道：原以為來了幾條梁山好漢，卻原來也是些包軟蛋。 又過了幾十年，當我成了所謂的「作家」之後，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螞蚱、蟋蟀、豆蟲等昆蟲，又吃到了當年吃壞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滿桌的雞鴨魚肉反而無人問津。村裡的首富，竟是一個養蟲的專業戶。我想，怪不得哲人們說兩極相通，原來餓極了和飽極了都要吃草木蟲魚，就像北極和南極都是冰天雪地一樣。 一九九七年七月八日 我與酒 三十多年前，我父親很慷慨地用10斤紅薯幹換回兩斤散裝的白酒，準備招待一位即將前來為我爺爺治病的貴客。父親說那貴客是性情中人，雖醫術高明，但並不專門行醫。據說他能用雙手同時寫字——一手寫梅花篆字，一手寫蝌蚪文——極善飲，且通劍術。酒後每每高歌，歌聲蒼涼，聲震屋瓦。歌后喜舞劍，最妙的是月下舞，只見一片銀光閃爍，全不見人在哪裡。這位俠客式的人物，好像是我爺爺的姥姥家族裡的人，不唯我們這一輩的人沒有見過，連父親他們那一輩也沒見過。爺爺生了膀胱結石——當時以為尿了螞蟻窩——求神拜佛，什麼法子都用過了，依然不見好轉。痛起來時他用腦袋撞得牆壁嘭嘭響，讓我們感到驚心動魄。爺爺的哥哥——我們的大爺爺——是鄉間的醫生，看了他弟弟這病狀，高聲說： 「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去請‘大咬人’了，輕易請不動他，但我們是老親，也許能請來。」大爺爺說這位「大咬人」喜好兵器，動員爺爺把分家分到他名下的那柄極其鋒利的單刀拿出來，作為進見禮。爺爺無奈，只好答應，讓父親從樑頭上把那柄單刀取下來。父親解開十幾層油紙，露出一個看上去很粗糙的皮鞘。大爺爺抽出單刀，果然是寒光閃閃，冷氣逼人。據說這刀是一個太平軍將領遺下來的，是用人血喂足了的，永不生鏽，是否能在匣中呼嘯，我們不知道。大爺爺把單刀藏好，騎上騾子，背上乾糧，搬那「大咬人」去了。「大咬人」自然就是那文能雙手書法、武能月下舞劍的奇俠。父親把酒放在窗臺上，等著「大咬人」的到來。我們弟兄們，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盼著他。 盼了好久，也沒盼到奇人，連大爺爺也一去無了蹤影。爺爺的病日漸沉重，無奈，只好用小車推到人民醫院，開了一刀，取出了一塊核桃大的結石，活了一條命。等爺爺身體恢復到能下河捕魚時，大爺爺才歸來。騾子沒有了，據說是被強人搶去了。身上的衣服千絲萬縷，像是在鐵絲網裡鑽了幾百個來回。那柄單刀竟奇蹟般地沒丟，但刀刃上崩了很多缺口，據說是與強人們格鬥時留下的痕跡。奇俠「大咬人」自然也沒有請到。我們的這位大爺爺，自身也是個富有浪漫精神的遊俠，傳說他曾隻身潛入日本人的軍營，偷出一匹像大山一樣巍峨的洋馬。他本想用這匹洋馬改良家鄉的馬種，但偷出來才發現是匹騸過的馬。他還很會扶乩，扶出過「東風息，波瀾起」這樣費解的話語。他也是極善飲的，曾與好友在墳墓間做豪飲，一夜喝了12斤酒，大醉了三日方醒。 「大咬人」沒來，爺爺的病也好了，那瓶白酒在窗臺上顯得很是寂寞。酒是用一個白色的瓶子盛著的，瓶口堵著橡膠塞子，嚴密得進不去空氣。我經常地觀察著那瓶中透明的液體，想象著那芳香的氣味。有時還把瓶子提起來，一手攥著瓶頸，一手託著瓶底，發瘋般地搖晃，然後猛地停下來，觀賞那瓶中無數的紛紛搖搖的細小的珍珠般的泡沫。這樣猛烈搖晃之後，似乎就有一縷酒香從瓶中溢發出來，令我饞涎欲滴。但我不敢偷喝，因為爺爺和父親都沒捨得喝，如果他們一時發現少酒，必將用嚴酷的家法對我實行毫不留情的制裁。 終於有一天，當我看了《水滸傳》中那好漢武松一連喝了十八碗「透瓶香」、手持哨棒、踉踉蹌蹌闖上景陽岡與吊睛白額大蟲打架的章節後，一股豪情油然而生。正好家中無人，我便用牙咬開那瓶塞子，抱起瓶子，先是試試探探地抿了一小口——滋味確是美妙無比——然後又惡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彷彿有一團綠色的火苗子在我的腹中燃燒，眼前的景物不安地晃動。我蓋好酒瓶子，溜出家門，頭重腳輕、騰雲駕霧般地跑到河堤上。我嗬嗬怪叫著，心中的愉快無法形容，就那樣嗬嗬地叫著在河堤上跑來跑去。抬頭看天，看到了傳說中的鳳凰;低頭看地，地上奔跑著麒麟;歪頭看河，河裡冒出了一片片荷花。荷花肥大如笸籮的葉片上，坐著一些戴著紅肚兜兜的男孩。男孩的懷裡，一律抱著條金翅赤尾的大鯉魚…… 從此，我一得機會便偷那瓶中的酒喝。為了防止被爺爺和父親發現，每次偷喝罷，便從水缸裡舀來涼水灌到瓶中。幾個月後，那瓶中裝的究竟是水還是酒，已經很難說清楚了。幾十年後，說起那瓶酒的故事，我二哥嘿嘿地笑著坦白，偷那瓶酒喝的除了我以外還有他。當然他也是喝了酒回灌涼水。 我喝酒的生涯就這樣偷偷摸摸地開始了。那時候真正的饞呀，村東頭有人家喝酒，我在村西頭就能聞到味道。有一次，竟將我一個當獸醫的堂叔家的用來給豬打針消毒用的酒精偷著喝了，頭暈眼花了好久，也不敢對家長說。長到十七八歲時，有一些赴喜宴的機會，母親便有意識地派我去，是為了讓我去飽餐一頓呢，還是痛飲一頓呢，母親沒有說，她只是讓我去，其實我的二哥更有資格去，也許這就是天下爹孃偏向小兒的表現吧。有一次我喝醉了回來，躺在炕上。母親正在炕的外邊擀麵條，我一歪頭，吐了一面板。母親沒罵我，默默地把面板收拾了，又舀來一碗自家做的甜醋，看著我喝下去。我看到過許多妻子因為丈夫醉酒而大鬧，由此知道男人醉酒是讓女人極厭惡的事，但我幾乎沒看到過一次母親因兒子醉酒而痛罵的。母親是不是把醉酒看成是兒子的成人禮呢？後來當了兵，喝酒的機會多起來，但軍令森嚴，總是淺嘗輒止，不敢盡興。我喝酒的高潮是寫小說寫出了一點名堂之後，時間是1986—1989年。這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官場上喝酒已經算不上腐敗現象。每次我回故鄉，都有赴不完的酒宴。每赴一次官宴，差不多都是被人扶回來的。這時，母親憂慮地勸我不要喝醉。但我總是架不住別人的勸說，總感到別人勸自己喝酒是人家瞧得起自己，大有受寵若驚之感，不喝就像對不起朋友一樣。而且，每每三杯酒下肚，便感到豪情萬丈，忘了母親的叮囑和醉酒後的痛苦，「李白斗酒詩百篇」「人生難得幾次醉」等等壯語在耳邊轟轟地迴響，所以，一勸就幹，不勸也幹，一直幹到醜態百出。 1988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與縣裡的一班哥們喝酒，一口氣喝了42杯白酒，外帶十幾扎啤酒。第二天上午去酒廠參觀，又喝了剛燒出來還沒勾兌的熱酒半鐵瓢。中午又陪著一個記者喝了十幾杯。當天下午，人們把我送到縣醫院，又是打吊針，又是催吐，搶救了大半天。這次醉酒，使我的身體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一聞到酒味就噁心。從此喝酒謹慎了，但幾杯酒下肚後，往往故態復萌，但醉到入院搶救的程序再也沒有過。小時候偷酒喝時，心心念念地盼望著：何時能痛痛快快地喝一次呢？但1980年代中期以後，我對酒厭惡了。進入1990年代，胃病大發作，再也不敢多喝。有一段時間，乾脆不喝了，無論你是多麼鐵的哥們，無論你用什麼樣的花言巧語相勸，也不喝。這樣儘管傷了真心敬我的朋友的心，也讓想灌醉我看我洋相的人感到失望，我自己的自尊心也受到損傷，但性命畢竟比別的更重要。不喝酒就等於退出了酒場中心，冷眼觀察，旁觀者清，才發現了酒場上有那麼多的名堂。飲酒有術，勸酒也有方。那些層出不窮的勸酒詞兒，有時把你勸得產生一種即便明知杯中是耗子藥也要仰脖灌下去的勇氣。在酒桌上，幾個人聯手把某人灌醉了，於是皆大歡喜，儼然打了一個大勝仗。富有經驗的酒場老手，並不一定有很大的酒量，但卻能保持不醉的紀錄，這就需要飲酒的技術，這所謂的技術其實就是搗鬼。有時你明明看到他把酒杯子幹了個底朝天，其實他連一滴也沒喝到肚裡。酒場搗鬼術名堂繁多，非有專家研究不可。 我曾寫過一部名叫《酒國》的長篇小說，試圖清算一下酒的罪惡，喚醒醉鄉中的人們，但這無疑是醉人做夢，隔靴搔癢。酒已經成為中國官場的潤滑劑，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大概也就真正成為酒國了吧？只有天知道! 我最近又開始飲酒，把它當成一種藥，裡邊胡亂泡上一些中藥，每日一小杯，慢慢地啜。我再也不想去官家的酒場上逞英雄了，也算是不惑之年後的可圈可點的進步吧。 一九九七年二月 俄羅斯散記 一、草 原 1993年7月，我在邊城滿洲裡採訪時，曾化名王家寶，跟隨一個旅遊團，進入俄羅斯境內待了二十四小時。 我對俄羅斯的城市不感興趣，更不想進去採購什麼東西;跟隨旅遊團進入俄境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看一看俄羅斯的草原。我們這邊也有草原，但這邊的草原與我想象中的草原大不一樣。我想象中的草原應是遼闊無邊的，應該是草浪追逐、牛羊隱沒其間的，應該有無數的鮮花點綴在青草叢中，應該是上有百鳥鳴囀、下有清清的河流蜿蜒的。可是我看到的草原顏色枯黃，草棵低矮，還有一塊塊的「斑禿」，好像瘌痢頭似的。沒有風吹草低，牛羊卻很多，一群連著一群。貧瘠的草原瘦弱的草，它們如何能吃飽呢？也沒有我想象中的五色的，大的比拳頭還大、小的比米粒還小，點綴在綠草間、伸展到天邊去的花朵。有河流，但河裡多半沒有水，有點水也是渾濁如泥湯。有鳥，但數量很少，它們顯然很寂寞，有的在路邊獨步，有的在天上悲鳴。尤其糟糕的是一條寬闊的柏油馬路把本來就不甚遼闊的草原劈成了兩半，路邊上竟然也有一些插著酒旗的店，有的店前，散亂地扔著三五顆血肉模糊的羊頭，招引得蒼蠅嗡嗡飛舞。到哪裡去尋找我夢中的草原呢？滿洲裡的朋友說：到那邊去看看吧，那邊的草原也許能讓你滿意。 越過國境線，汽車沿著顛顛簸簸的土路，直插進俄羅斯。我看到土路兩邊牧草沒膝，野花爛漫;一望無際的草原上，看不到一隻牲畜，更看不到一個人。夜裡好像剛下過雨，路面上的坑坑窪窪裡，積存著淡黃色的雨水;路邊的溝裡，積水很深，無色而透明。而我們那邊，夜裡並沒有下雨，乾旱的草原上幾乎要飛揚塵土。只隔著一條國境線，無論天還是地，竟有如此大的差別，這讓我感到驚訝。我問同車的滿洲裡朋友：這是怎麼回事呢？朋友道：我們那邊的草原載畜量過多，遠遠超過了「負荷」;我們的草原是疲憊的草原。而這邊的草原載畜量過小，草都長瘋了。我問：我們為什麼不把載畜量弄得少一點呢？朋友道：難道這個問題還需要我來回答嗎？是的，這個問題的確不需要回答了。 車越往裡深入，人煙似乎越稀薄。野草狂妄地長到了路上，路的輪廓越來越模糊。草原茫茫，望不到盡頭;天底下只有我們的汽車在笨拙地爬行。不時有肥胖的野兔和老鼠橫穿道路，它們的態度很從容，一點也不顯驚恐。在我們頭上，那些鳥兒，在燦爛的陽光裡，有的盤旋，有的上躥，有的降落，都熱烈地鳴叫著，好像剛下課的小學生。遠處有線條渾圓的山嶺，與草原一色，這說明山嶺上也生長著茂盛的青草。橫躺的山脈像豐腴的女人，突兀的山包像碩大的蘋果。俄羅斯草原沉重緩慢的呼吸我已經感覺到了，託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果戈理、肖洛霍夫等俄羅斯偉大作家的身影也依稀可辨了。因為我讀過他們的書，曾被他們書中描寫過的草原感動，所以我的心中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儘管他們筆下的草原未必是我腳下的草原，但我寧願這草原是那草原。是的，這草原就應該是他們的草原，而他們的草原就是全人類的草原。 時近正午，車停。我們彎著腰下了車，男女分開，到路的兩邊去，為俄羅斯的草原施肥。然後伸著懶腰，呼吸著讓人熏熏欲醉的空氣，心情舒暢，感慨萬千。眼睛貪婪地往近處看，往遠處看;低頭看草，抬頭望天;真好，大自然;真遺憾，這裡不是祖國，這裡不是家鄉。遙想到荒涼的月球、火星、金星、木星……茫茫宇宙中，有這樣一個小小的地球，綠得像寶石，上邊有這樣美麗的局部，作為一個人，我，原本也是一堆互不相干的元素，金、銀、銅、鐵、錫……極其偶然地組合成一個能呼吸、能思想的生命，真是幸運，無怪乎人們感嘆：活著真好，生命可貴;草是奇蹟，木是奇蹟，花是奇蹟，鳥是奇蹟，我是奇蹟中的奇蹟。如此一想，遺憾不成遺憾，感慨不算感慨，如果大家都如是我想，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君將不君，臣將不臣，那樣的日子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相差不會太遠……旅遊團的領隊喊：喂!上車了! 但司機卻發動不起來汽車了。他將鴨舌帽砸在車座上，罵罵咧咧地跳下車。咄!他說，跑累了，不想動了？那也不能在這裡歇呀!司機掀開車蓋板，探進頭去，不知搗鼓什麼。大家等了幾分鐘，都不著急。又等了幾分鐘，有人著急，開始嘟噥。領隊下去，趴在司機身邊，問一些外行話，表示關切;司機也不甚搭理。半個小時過去，人們焦慮起來，嗡嗡地議論，有些話很難聽。司機滿臉是汗，腮上抹兩道油汙，瞪著大眼，脾氣大發：這是怎麼個說話法？誰願意它壞？老爺車，早該退休，老幹部似的，賴著不退;也不是它不想退，是我們局長不讓它退，我們局長穀糠裡榨油，你們有能耐的回去抽他去，跟我說啥也沒用。又有人說難聽的，司機道：願等就等，不願等就自己走!說完還用拳頭猛砸了一下車蓋板，咚!嚇了眾人一大跳。四顧草原茫茫，前不見俄人，後不見同胞;這是真正的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況且還在別人的國土上。人們考慮到這個現實，都乖乖地閉了嘴，心急如焚，卻裝出悠閒的模樣，等著。有人吹起無聊的口哨;有人把頭往後一仰，閉上眼;有人遞給司機一支菸，討好地說：師傅，慢慢修，我們等著，不著急。有人下了車。我在下車的行列中。 起初我們還不敢走遠，生怕被那牢騷滿腹的司機給甩掉。但到了下午三點，車還沒修好。領隊跟司機大吵了一架，氣得小臉煞白。司機也怒容滿面，扣上車蓋板，踹一腳輪胎，罵一句髒話，坐到草地上抽起煙來。我大著膽子上前問：師傅，啥時能走？他瞪著眼說：你問我，我問誰去？ 於是我就放心大膽地到草原深處漫遊去了。 我的褲子被柔軟的草葉摩擦得窸窸窣窣作響，我的手指不時地抓一抓那些紫色的拳大的花朵。它們傳達到我手上的感覺是那樣的肉感：軟軟的，柔柔的，涼涼的……令我這個思想不健康的人浮想聯翩。我想到了娜塔莎，想到了阿克西妮婭……想到了那個令人難忘的割草的夜晚，葛裡高利和阿克西妮婭割草的夜晚。我隱約感覺到，今夜可能要在這草原上過夜了。因為天高氣爽，陽光便格外強烈。地上的溼氣裊裊上升。溼氣中混合著青草的氣味，花朵的氣味，泥土的氣味，還有文學的氣味。下午的草原像一個巨大的蒸籠，幸虧有一縷縷的清風從遠山那邊吹來，才使人不至於太難過。風過之處，草梢便美妙無比地起伏著，花朵便風情萬種地顫動著，讓人的心莫名其妙地傷感著，甜蜜的惆悵，淡淡的憂傷，說不清是幸福還是痛苦。就這樣站定了，很久不動，眼睛望著遠處，但其實什麼也沒看見，眼睛在心裡，看著俄羅斯這個偉大民族的悲涼而不悲傷、狂放但不瘋狂的性格。 傍晚時分，巨大的紅日落在了柔軟的草梢上，草原上的景色宛若印象派的油畫，色彩凝重得化不開。小鳥們紛紛降落到草棵間，蒼鷹的身影像黑色的閃電，掠著草梢滑過。此時的草原，溫暖中略帶點寒意。這本來是能讓人身心舒暢的好氛圍，但由於汽車拋錨，將人們困在這荒無人煙的草原上，前途茫茫，吉凶未卜，再好的氛圍，也難被注意。幾個人包圍著旅遊團領隊，讓他想辦法。領隊搖頭苦笑，看著司機。司機說：甭看我，看我也沒用。這破車，得了「心肌梗塞」，別說我修不好，上帝也修不好。你們都瞪著我幹啥？想合夥吃了我？難道我不願早早地開到紅石市？灌上一瓶啤酒，往鋪了雪白床單的床上一躺，那是個啥滋味？我的朋友打斷他的話：夥計，你少說廢話吧，總要想個法子。司機道：我說了，最好的法子就是耐心等待，等著過路的車，把我們拖回去。朋友說：總不能讓我們在草原上過夜吧？司機說：在草原上過夜怎麼啦？多浪漫呀!一個老姑娘模樣的女人問：師傅，有狼嗎？司機道：放心吧，有狼也不要緊，草原上野兔子成群，狼都撐得竄稀，你就是把自己送到它們嘴邊去，它們也懶得張口。人們咧咧嘴，哭笑不得。那老姑娘一走，司機低聲道：就您那肉，狼能咬動嗎？我的朋友對我說：夥計，委屈你了。我說：挺好，的確很好，能在俄羅斯的草原上過夜，這機會千載難逢。朋友道：但願你說的是真話。 太陽落下去了，月亮隨即放出了光輝。起初這光輝還有些混濁，很快便清澈起來;銀光閃閃，如水銀瀉地。草梢肅然不動，安靜了一刻，四周便響徹了蟲鳴。夜的草原並沒有休息，而是更蓬勃地表現著生命的運動。有浪漫情懷的人撿來一些枯草，點起一堆篝火。在明月的逼視下，火苗顯得軟弱，像沒有熱度的、褪色的紅綢。成群的飛蟲往火裡撲，燒得翅羽啪啪響。但篝火很快便熄滅了，只餘下一堆暗紅的灰燼。草原上潮氣濃重，乾草難弄，人們其實沒有心思，浪漫情懷不能持久。草原一望無際，只要有車來，幾十裡外就能看到。大家四處看看，只見月水流動，只有草色朦朧，沒有車影。這時候了，不可能再有車來。人們絕望了，嘟噥著，咒罵著，鑽進車，睡去，或是迷糊著，熬這漫漫長夜。 我拉著朋友，往草原深處走去。我們分撥開茂草，簡直就是撥開月光。我感到身在月光水裡遊。我伸出手去，抓一把，撩一下，分明感到月光的阻力，恍然聽到月光水的潑剌之聲。就這樣走啊走，起先是清清楚楚，繼而是昏昏沉沉，沉浸在幸福的麻木狀態中。但我的朋友受不了了。他說：哥們，別走了，再走就到了莫斯科了。我不理他，繼續前行。我知道他會厭煩，這種月下的草原漫步，腿被露水打溼，臉被蚊蟲叮咬;同伴是粗魯的男人，不是多情的少女，他理應厭煩。一切都是重複的，同樣的草在摩擦我們，同樣的蟲鳴在喧鬧我們，同樣的月光在照耀我們，但我的興趣就在這重複之中，我的幸福也在這重複之中。 我們終於在一個突起的山包上停住了。轉著圈子往四處看，看到了極遠處有一簇閃爍的燈火。朋友說：那就是紅石市了，可望不可即。我說：老兄，老兄，我已經十分滿足，感謝那司機、那破車。朋友道：我認識一個作家，為了證明自己與常人的區別，別人說臭的，他一定要說香;別人說香的，他一定要說臭。我說那就是我。他哈哈大笑。山包上比較乾燥，我們坐下來，抽了一支菸，然後躺下。小蟲子鑽進我的褲腿，我不理睬它們。我仰望著星空，從沒見過如此燦爛的星空。在漫野的蟲鳴聲造出的特殊的寂靜裡，我傾聽著星斗的聲音。星斗灼灼，搖搖欲墜。流星如火，劃破天穹。中國的老人們對自己的後代說：地上死一個人，天上墜一顆星。俄羅斯的老人對自己的後代說：天上墜一顆星，地上死一個人。我們頭頂著同一個星空。我們仰望星空時，國界便模糊不清了。但我們到底不能永遠仰著頭，更多的時候我們必須低下頭。我們低下頭時，便面對著嚴酷的現實。中國的國土上人滿為患，而俄羅斯的國土上人煙稀少。我們的草原載畜量過大，草原已經疲憊不堪;我們的森林在逐年萎縮;我們的耕地面積在逐年減少……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俄羅斯呢？你有如此遼闊的草原，你有汪洋大海般的森林，你有浩瀚的土地……可你怎麼會這樣窮？俄羅斯的人民要想小康實際上並不困難。社會主義在蘇聯的試驗是比較徹底地失敗了。俄羅斯的經濟現在還處在休克後的短暫昏迷中。但俄羅斯的自然條件實在是太優越了，國土如此遼闊，資源如此豐富，人口如此稀少;俄羅斯人要想富起來比起我們中國人的致富肯定要容易許多。當時我就想道：他們不會永遠窮下去的。我們想用俄羅斯的暫時貧窮來證明資本主義不如社會主義是很幼稚的;同理，如果幾年後俄羅斯人民富裕起來，我們也不會把這當成資本主義勝過社會主義的證明。無論什麼社會制度下的人民，都是勤勞勇敢、最富有創造力的群體。只要稍稍放鬆扼著他們脖子的手，讓他們能夠呼吸;只要稍稍延長他們手銬腳鐐間的鏈條，讓他們能夠勞動，他們便能創造出璀璨的文化和巨大的財富。否則，過去的世界就不可理喻，現在的世界也無法解釋。 第二天上午，一輛滿洲裡市的旅遊車在我們車後停下來。人們擁上去，好像見到了久別重逢的親人。這車上的司機與我們車的司機很熟，他問他：夥計，怎麼啦？他回答： 夥計，別提了，一言難盡!有繩子嗎？拖上我們。他說：這怎能拖得動？我來看看，哪裡壞了。他上了他的車，三扳兩踹，轟的一聲，發動機嗡嗡地運轉起來。這不是好好的嗎？你他媽的搗什麼亂？他說。我們的司機納悶地自言自語： 見鬼，見鬼，活見了鬼!我們車上的旅客頓時瘋了，難聽的話語像雨點一樣砸在司機的頭上。他咧了咧嘴，滿面通紅，終於低下了傲慢的頭。 因為我們辦的是「二日遊」集體護照，所以，只好調頭返回祖國。 二、邊 城 第二年夏天，我又到滿洲裡，依然化名王家寶，跟隨著一個旅遊團，進入俄羅斯境內。還是那種二日遊，還是去那離中國最近的紅石市。這一次開車的是一個動作幹練、走路像跳舞、說話像唱歌、名叫老龍的女司機。她看起來有二十歲出頭年紀，皮膚很白，眉毛很黑，嘴脣很紅，眼睛很大，略微翹起的脣上生著一層很濃的茸毛，如果不客氣，說是鬍子也可以。依然是那位朋友陪我去。他跟那個老龍很熟，當著全車人的面他們公然調情。老龍嘴巴鋒利，妙語連珠，使我們的車裡充滿了歡聲笑語。我們上午七點出發，中午一點便到了紅石市。 汽車停在一個小旅館前邊，旅遊團的領隊上樓去辦理住宿手續，我們便坐在樓前的石頭上等候。旅館前面的草地上坐著兩個俄羅斯姑娘，一個留著長長的金髮，另一個剃著小平頭，頭髮的顏色是那種所謂的亞麻色。她們看著我們，面帶著友好的笑容，不說話，靜靜地抽菸。我也掏出煙來，遞給朋友一支，自己點了一支。女司機瞟了我一眼，憑感覺我知道她也會吸菸，趕忙遞給她。她搖搖頭，說：「改邪歸正了。」朋友道：「裝什麼呀，抽吧，王家寶老師也不是外人。」她說：「不是王家寶老師的問題，是我老公的問題，他嫌我嘴裡有煙味，最近一個時期，拒絕與我接吻。」朋友道：「老龍，大事不好了!」老龍道：「怎麼啦？」朋友道：「根據我的經驗，一個男人，絕不會因為女人嘴裡有煙味而不跟她接吻，這是他即將叛變的預兆!」老龍道：「叛去吧，我巴不得呢!」我說：「連男人叛變都不怕，難道還怕一支香菸嗎？」她說：「王家寶說得對，我們就照王家寶說的辦!」她接過香菸，我的朋友幫她點上。她很老練地抽了一口，憋了一會，才把兩道白煙從鼻孔裡噴出來。 領隊辦好了手續，招呼我們進了樓。房間大小不一，很不規範，但有一點相同，那就是最充分地利用了空間，把能安床的地方全都安上了床。房間儘管狹窄，但我還是感到很滿意，因為那床單是雪白的，被套是雪白的，枕頭巨大、雪白而且蓬鬆，它們全都散發著一股好聞的肥皂氣味。尤其是那枕頭，立即就讓我聯想起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等人。她們的床頭上一定也放著這樣的枕頭，枕頭裡塞著鵝毛。我們安頓下來，洗了一把臉，剛要躺到床上享受一下，領隊就要我們集合去吃飯。我們的肚子這時才感到有一點餓了，便呼啦啦地跟著領隊下了樓。 走出去大約有三裡地，才到了一家飯館。有人嫌遠，發起牢騷來，領隊說：「全城也就十幾家飯館，這是最近的了。臨行時我就告訴過你們，要你們最好帶足乾糧，你們不信，責任就不在我了。」 我們進了那家飯館，很大的鋪面裡，竟然只有我們一撥客人。一個紅臉膛的男人懶洋洋地走過來，很不友好地掃了我們一眼，然後咕咕噥噥地跟領隊不知說了些什麼。女司機懂一點俄語，她對我們說，這傢伙嫌我們來人太多，不願意接待。我感到很納悶，哪有開飯店嫌客人多的道理呢？這也許是個國營飯店吧？女司機道：他懶，俄羅斯人都懶。我對女司機的解釋不以為然。那紅臉男人甩給領隊一份菜單。領隊對我們說：沒有什麼好點的，只有紅菜湯、泥腸、黑麵包。大家說： 就是這了，讓他快點。領隊笑道：每人一份，一千盧布。想快是不太可能的，希望大家耐心等待。於是我們就坐等。等了足有一個小時，廚房裡連一點動靜也沒有，那個紅臉漢子連面也不露。我們望著窗外，看到寬廣的馬路上，車輛很少，只有一些青年人騎著摩托車呼嘯而過。有的旅客等煩了，讓領隊去催。領隊苦笑著說：催也沒用。但她還是起身到廚房裡去了。一轉眼領隊就出來了，對我們說： 鬼影都沒有一個。於是眾人都憤憤不平地走進廚房。果然沒有人，只見蒼蠅飛舞的案板上放著幾個西紅柿，牆角上還有一堆洋蔥頭。女司機抄起菜刀，剁得案板啪啪響。她大喊著：「瓦西里，瓦西里，你滾到哪裡去了？!」那個紅臉漢子從一扇小門裡應聲而出，身後跟著一個胖大的女人。女司機揮舞著菜刀，用半生不熟的俄語咆哮著。那男人的目光隨著老龍同志的刀刃轉動，嘴裡咕嚕著，好像是在解釋。我們問領隊：他說什麼？領隊苦笑道：「他說把我們要吃飯這事給忘了。」 我們只好出去坐等。我問老龍怎麼知道那男子名叫瓦西里，她說：「我叫他瓦西里了嗎？」過了大概半小時，紅菜湯上來了。每人一缽子，顏色不紅不黑，溫度不涼不熱，滋味不鹹不淡，胡亂喝了兩勺，便推到一邊去。又等了半小時，主食終於上來了。每人一根灰白的腸子，兩片灰色的麵包。腸子是腥的，麵包是黏的。愛吃不吃。我感到十分失望。我原以為能在俄羅斯吃到煮得燙手的土豆、烤得酥焦的麵包、燜得稀爛的小牛肉之類美食，沒想到竟然吃了些這個。讀了那麼多蘇聯和俄國小說，屢屢被書中描寫的那些美食吸引得饞涎欲滴，希望太大，失望便愈深。我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印象好壞，多半是建立在該地的食物的好壞上，俄羅斯吃得太差，我對它的印象也就糟透了。 吃完這頓窩心飯走到大街上，已是半下午的光景。領隊說可以自由活動了。我們便三五成群地散開了。我和我的朋友跟那個女司機在一起活動。女司機原本是要回去睡覺的，她說她已經把這個小城市的邊邊角角都轉遍了。我的朋友說：「老龍，王家寶老師是遠道來的客人，你不陪一陪簡直不像話，簡直不夠意思。」女司機看看我，說：「我看王老師是個老實人，就陪一陪他吧。如果是你一個人，我絕不敢冒這個險。」朋友道：「你以為自己還是個黃花大閨女？你也不睜開眼睛看看，滿大街都是美貌的俄羅斯少女，我要調戲也去調戲她們。」女司機道：「就你那癆病鬼的身板，還敢跟俄羅斯老孃們叫板？那才是站著進去，爬著出來呢!」大街上確實有不少俄羅斯姑娘，她們穿著時髦，體態優美，目光流盼生輝，開口一笑，都露出雪白的牙齒。我問女司機：「老龍，這些姑娘在家裡吃什麼東西呢？是不是也跟我們方才在飯店裡吃的一樣？」女司機說：「王老師，您這個問題可把我給問住了。我也不知道她們在家裡吃什麼東西，要不要上去問問？」我說：「那樣不好，人家會說我們中國人不講文明禮貌。」 我們溜溜達達地來到了市中心的廣場。就這個小城而言，這個廣場可真夠大的。廣場上一半鋪了八角水泥塊，另外的地方卻生著茂盛的野草，好像還沒來得及整理似的。廣場正中放著一輛坦克。坦克後邊豎著一塊紀念碑。女司機說，俄羅斯的每個城市都在廣場上放著一輛坦克，可能是進行傳統教育吧。廣場上有幾個小男孩在踢足球，還有一些小女孩在唱歌。有一個相貌十分美好的少婦推著一輛很豪華的嬰兒車在悠閒地漫步。少婦的衣裙飄飄，一看就是上等的料子。那個小傢伙躺在車裡，嘴裡叼著一個乳膠奶頭。我說，這個少婦，如果不是本市權貴的兒媳婦，就是大款的小蜜。朋友說：「這你就不懂了，俄羅斯女人剛生完孩子都是這個樣子。」女司機說：「你們倆打個賭吧。」朋友說：「賭什麼？」我說：「你說賭什麼咱就賭什麼!」朋友說：「那就賭一條紅中華吧，回去買。」我說好。女司機真的走上前去，用結結巴巴的俄語，與那少婦搭上了腔。她們說的什麼，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女司機說：「王家寶老師您贏了。這個女子，名叫塔莉婭，是紅石市市長的女兒。」 正對著廣場是一幢很有氣派的大樓，樓的顏色灰突突的，這個城市的所有建築都是灰突突的。女司機說：「這是他們的大會堂。」我們走到樓前，看到大門前的廊柱上貼著海報。女司機看了看，說：「好像晚上有演出。」我問演什麼，女司機說：「好像是歌劇。」我說，我們買票吧，在這裡看一場歌劇，很有紀念意義，不枉來了一趟俄羅斯。女司機說：「我也拿不準是不是歌劇。」我說管它是什麼呢，先買了票再說。於是女司機就上前去買了三張票。然後我們繼續閒逛，逛到時間，走進劇場，看到粗糙的舞臺上掛上了一塊不大的銀幕，才知道，演出的根本不是什麼歌劇，而是一場電影。我說電影也好，能在俄羅斯看場電影將來回國也可以吹一吹。沒想到觀眾還挺多，男男女女，以年輕人居多，都疊著脖子摟著腰。燈光暗下，電影開演。片名一出，我們不禁笑起來。原來放映的是中國影片《地道戰》。我想不明白俄羅斯的一個小城裡為什麼會放這種影片。我的朋友說，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中國的抗日戰爭，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天夜裡，躺在舒服的床上，本想睡一個好覺，但剛剛矇矓入睡，就聽到窗外響起了歌聲。睜開眼，看到一縷明亮的月光從麻布的窗簾縫隙裡射進來。仔細一聽，唱歌的是幾個男子，歌詞聽不懂，但曲調很熟悉，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之類。唱完一曲，又接上一曲。我走到窗口，拉開窗簾，看到窗外月光皎皎，銀輝遍地，樹影婆娑。幾個小夥子，背靠樹幹，對著一扇窗戶放歌。那窗口自然不是我們的窗口，是女司機她們住的房間的窗口。我問朋友，難道我們這個團裡有跟俄羅斯青年談戀愛的女人嗎？朋友說，在這個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我問，你猜是哪個姑娘吸引了俄國青年來唱小夜曲呢？不會是老龍吧？朋友說，也許正是老龍。老龍開旅遊車跑這條線有好幾年了，勾上幾個俄國小青年完全有可能。我說，老龍不是結婚了嗎？朋友說，你不是從大都市來的？結婚算什麼？結婚也不妨礙戀愛嘛。我們正閒扯著呢，就看到那扇窗戶猛地推開了。一個女子，探出半截身體，突然放開了歌喉。我驚喜地說：老龍，果然是老龍!老龍的嗓音渾厚柔軟，好像上等的呢絨。女聲男聲重疊在一起，渾然一體，沒有縫隙，和諧而圓滿，深深地感動了我的心。一曲完畢，老龍關上窗戶，再也沒露頭。那幾個小青年又唱了幾曲，就搖搖擺擺地走了。突然的安靜降臨，好像剛才發生的一切是個夢境。月光如水，夜色優美。正是睡覺的好時辰，但我一點也沒了睡意。 第二天上午，我們跟隨眾人，先去參觀市政府大樓。我們去時，人家還沒上班。我們在外邊轉圈，看到那大樓的牆砌得歪歪扭扭，很多磚頭還砌成了直縫。這在中國是絕對不允許的，連鄉村的建築隊也幹不出這樣的糙活，可這就是市政府大樓。大樓的門更是粗糙，木頭沒上油漆，鐵件生著紅鏽，木板之間的縫隙能插進去一根手指。我心中暗想： 俄羅斯的飛船是怎樣造出來的，又是怎樣飛上天的呢？參觀罷政府大樓，我們去商店採購。商店裡除了笨重的工具還可以看看，別的無甚可看。我們又去逛自由市場。自由市場上的貨物大多數是中國貨，也無甚可買。於是我們就蹲在牆角抽菸。這時，一個衣衫不整的老頭走上來，用一口雖然怪腔怪調，但是很流暢的漢語跟我們談生意。朋友問他有什麼貨，他說：「什麼都有，你們要什麼？」朋友道：「你說吧，有什麼貨。」他就給我們報貨名：「鋼材要嗎？」不要。「木材要嗎？」不要。「化肥要嗎？」不要。「鈾235要嗎？」我吃了一驚，問：「你說啥？」他說：「鈾235呀!」「難道就是那種能造原子彈的鈾235？」「對，就是造原子彈的鈾235，核原料。」朋友問：「你有多少？」他說：「不多，也就是一噸。」朋友說：「我們想要，但是運不回去。」他說：「如果你們真要，運輸問題我負責。」我說：「鈾235我們就不要了，不過，如果您有原子彈，我們想買一個。」他興奮地說：「真的嗎？我可以幫你們搞到，不過，你們得先付百分之三十的定金。」一直不開口的女司機說：「走吧你，別在這裡蒙人了!」他搖搖頭，說：「你們沒有誠意，沒有誠意……」他很失望地走了。 我們沒吃午飯，就上車往祖國方向疾駛，沿途上看到俄羅斯草原還像去年那樣鬱鬱蔥蔥，有幾隻肚子上生著大白花的奶牛在草地上悠閒地吃草，一個提著擠奶桶的俄羅斯少女向奶牛走去。我的心中平平淡淡，既沒有滿足也沒有失望。一切都與我想象的不一樣，一切都與我想象的一樣。 一九九七年 狗·鳥·馬 一、狗 十年前，我曾隨一個作家代表團去過聯邦德國。現在回想起來，在聯邦德國那些美麗的城市裡，隨處可見被衣冠楚楚的男人或是女人牽拉著行進的狗。從德國的北頭走到南頭，我還沒看到過一隻無主的狗。德國的狗花樣實在是多極了。有蠢笨如牛的，有玲瓏如兔的，有長髮飄飄如美女的，有皺臉裂脣如惡鬼的。幾乎所有的狗的脖子上都拴著一根鏈條。偶爾也能見到一條摘除了鏈條的狗，但脖子上還拴著皮圈。那根鏈條就在狗身後的主人的手裡提著，隨時都可以掛上去的。即便是那些摘除了鏈條的狗，也像個好孩子似的乖乖地跟在主人腳後，主人走快它走快，主人走慢它走慢，無鏈條也好像有鏈條，看著都讓人感動。 在慕尼黑，我看到一匹似狗非狗的大動物，搖搖晃晃地跟在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身後。那女子袒胸露背，昂首前進，那怪物在她後邊，威風凜凜，狼行虎步。我心裡很是恐懼，因為打死我我也想不到世界上竟會有這樣的動物。它是老虎和綿羊交配生出來的雜種吧？它看到我看它，也冷冷地歪頭瞅了我一眼，掩藏在綠色長毛裡的眼睛凶光逼人。它的比我的拳頭還要大的爪子吧嗒吧嗒地敲著地面，尾巴拖在身後，好像一把大掃帚。這東西如果出現在深山老林裡，一定是位令百獸觳觫的大王，但它跟在一個女人的背後，脖子上還掛著一根鏈條，它也只能是條狗。 在高速公路旁邊的一家小飯店裡，我看到一對盛裝的中年男女，像侍候小寶寶似的，用一個銀盤子，給一匹頂多能有兩斤重的小老狗餵奶。這匹狗嬌喘微微，令我想起中國的古典美人。它用紅紅的小舌頭，舔了一點牛奶，然後就搖搖頭。那女人咕嚕了一句外語，我雖然聽不懂，但我能猜到她的意思。無非是說：寶貝，你不喝了嗎？你喝這點怎麼能行呢？那小老狗繼續搖頭。男人就從瓶子裡拿出一根金黃色的香腸，遞到小老狗的嘴裡。我們有時吃到的香腸並不香，但是這男子拿來喂狗的香腸真是香氣撲鼻。小狗聞了聞那腸，不吃。我心中感到很憤怒。十年前我們的思想還不跟現在一樣，我們的生活也不能跟現在相比。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要承認那香腸的香氣勾起了我的食慾。十年前我還沒有勇氣承認，十年後我可以坦率地承認。其實，一切就是個所謂名分，上帝生長萬物，並沒有標出哪是狗食哪是人食。那根德國小老狗不喜吃的香腸品質優良，它勾起我的食慾完全正常。如果是現在，我就跟那個德國男人要一根吃。他給不給我是他的問題。他把那根小老狗不吃的香腸用紙包了包，扔到了垃圾桶裡。我心裡感到很痛惜。那男人用一塊雪白的手帕給他的狗擦了擦小嘴巴，然後，才和他的女人坐下吃飯。 有一次，我們坐在麵包車裡，在公路上奔走。一輛輛的豪華轎車，從我們車旁一越而過、一越而過、一越而過。我突然看到，在一輛剛剛超越了我們的奔馳轎車的後座上，蹲著一條笑嘻嘻的小獅子狗。這傢伙，還對著我們的車叫喚，好像在笑話我們的車太慢了。我心裡很氣，恨不得把它揪下來踢一腳，但是它很快就隨著奔馳絕塵而去了。我忽然想道：這條狗如果頭暈，會不會嘔吐呢？如果嘔吐不是把那輛豪華轎車給弄髒了嗎？ 又有一次，記不清是在哪座城市裡了，在一座教堂的邊上，躺著一個生著火紅色連鬢鬍鬚的流浪漢。他老人家身前身後依偎著五條狗，好像他的五個孩子。這五條狗一條比一條漂亮，身上不髒，毛也很順溜，不像吃不飽的樣子。而狗的主人，則是面黃肌瘦。在他和它們的面前，放著一個盤子，裡邊有幾個硬幣。每逢有人從他和它們面前走過，老流浪漢就說幾句話，聲音很低沉。老頭說完話，那五條狗也跟著叫幾聲，聲音也很低沉。他和它們表現出一種特別深沉、特別謙遜的態度。 我問我們的翻譯：「他們說什麼？」 翻譯說：「老頭說可憐可憐這五條無家可歸的狗吧。」 我問：「狗呢，狗說什麼？」 翻譯笑著說：「我不懂狗語。」 我說：「你不懂我懂，狗必定是說，可憐可憐這個無家可歸的人吧!」 這是真正的相依為命，也是真正的互相關心、互相愛護。我們儘管很窮，但還是掏出幾個硬幣扔到他和它們面前的盤子裡。他對我們說了一句話我敢肯定是謝謝，狗對我們一齊汪汪汪，表達的也是感謝之意。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中國的狗是不是能聽得懂德國狗的叫聲？ 在德國看了那麼多奇形怪狀的狗，於是就想到了家鄉那些狗和家鄉人講過的關於狗的故事。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那就是在外邊無論見到了什麼事，總喜歡和家鄉的同類事情做比較，一比較就難免說一些不該說的話，為此得罪了許多人。今後儘量地改正吧。我們故鄉的狗很少有脖子上戴鏈條的，因此，雖然我的故鄉的狗撈不到牛奶喝也撈不到香腸吃，但它們比德國的狗自由。香腸雖好吃，自由價更高。它們白天漫遊于田野，夜晚臥伏於草垛邊，願意為主人看家就叫幾聲，不願看家就出去撒野。事實上也比德國狗愉快。 1970年代中期，我在生產大隊養豬場裡當了一段警衛，每天夜裡都要跟前來偷豬食的狗做鬥爭。我抱著一杆土槍，埋伏在土牆後。在銀色的月光下，看到它們蹺腿躡腳地來了。狗眼綠瑩瑩的，好像鬼火一樣。看看近了，就摟火。震天動地一聲響，狗慘叫著跑了。不是我槍法不好，是我不敢打死它們。都是村裡人家的狗，打死了不好交代。這就叫打狗也要看主人。 村裡文化活動很少，碰上打「對狗」就像過年一樣。往往是看到兩個狗在一起轉起圈子來了，我們就開始興奮。一旦它們交配成功，我們就手持棍棒或是磚頭瓦塊，一擁而上，就像當年到海灘上去抓跳傘逃生的敵特一樣。有一個謎語：「四個耳朵朝天，八條腿著地，中間一根轉軸，兩頭喘氣。」就是說「對狗」的。它們聯結在一起，互相牽扯，行動不便，被我們打得叫苦連天。不但我們這些討狗厭的孩子打，大人也參加這罪惡的活動。但在當時，我們也並不認為這樣做不狗道。因為鄉下傳說，「對狗」不打不開，一天不開母狗死;兩天不開公狗死。有這樣的傳說墊底，我們打「對狗」，就是積德行善了。後來我進城之後，才明白鄉下的傳說是胡說。 現在回想起來，德國的狗都不喜歡叫，即便是叫也是低聲叫，好像怕驚動了別人似的。我們到德國，也算是外國人了，但那些德國狗理也不理我們。我記得我們一行十幾個人到漢堡郊外一個德國姑娘家去做客，她家那隻大個狼犬對其他的人一概不理，懶洋洋地連頭都不抬，唯獨對我狂吠。有一個人說我：連狗都知道你不是好人。我卻為此得意了好久。我得意的理由是：除了我之外，那天同去的其他人，連狗都懶得理他們了。前幾年，一個德國作家到我們村裡去，村子裡的狗一傳十、十傳百，全都來了，集中在我家外邊的打穀場上，齊聲大叫。那德國作家嚇得臉色發黃，我對他說：別怕，它們是在歡迎你呢! 可能是出於偏愛，我還是覺得我們家鄉的狗好。德國狗太傲慢，我們家鄉的狗多麼熱情。德國狗是德國人的玩物，我們家鄉的狗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家鄉的狗能跑能跳，狂呼亂叫，很不含蓄，沒有德國狗那麼好的修養，但也沒有德國狗那麼陰沉。當然我們家鄉的狗也會向主人搖著尾巴獻媚，但狗向人獻媚總比人向狗獻媚好。當然我們家鄉的狗也不是真正的狗，真正的狗其實就是狼。 德國的狗百分之五十沒有尾巴，問一問，說是動手術割了去了。我問同行：「你們知道為什麼要把狗尾巴割了去嗎？」他們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是為了美觀。我說：「你們說的都不對。我們家鄉有一句歇後語，叫作‘沒尾巴狗跳牆——利索’，切掉狗尾巴，就是為了讓它們跳牆。」 二、鳥 德國有一條河，名叫萊茵河。當年我學習馬克思的著作，就知道德國有這樣一條河。這條河水在我們眼裡看起來已經很清澈，但是有一些德國人還跟政府吵架，說是他們把河水汙染了。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大河一樣，萊茵河兩邊也有許多城。有一座城叫波恩，當時還是聯邦德國的首都。城裡有許多人，還有許多鳥，而且鳥不怕人。 我在河邊坐著看河水，一隻肥胖的野鴨子搖搖擺擺地走過來。它用漆黑的小眼睛看著我，還對我嘎嘎地叫。緊接著又有幾隻野鴨子走過來，都好奇地看著我。我一伸手，就摸到了它們的羽毛。當時我真想抓幾隻拿回去燒著吃，但又怕被人家抓住丟了中國人的臉。我曾經寫過一篇小說，講一個窮漢子打野鴨子的故事。他埋伏在一叢高粱秸裡，看到夕陽西下，看到一群群的野鴨子落到面前的水汪子裡。他想多打幾隻野鴨，就不停地往槍裡填藥。最後的結果當然很不好，他貪心太大，裝藥太多，結果炸了槍膛，野鴨子沒打著，反把自己給炸死了。 最近幾年，中國人的環保意識也在加強，國家也頒佈了保護動物的法律。但偷獵珍稀動物的事情還是不斷髮生。有射殺天鵝的，還有殺死大熊貓包餃子的。看起來光有法律還不行。老百姓的肚子裡如果沒有油水，什麼法律也攔不住那些大膽的饞鬼。吃飽了才能講文明，吃飽了才能學文化。我就不相信，當德國人窮得連飯都吃不飽時，他們還顧得上去保護動物。能保護天鵝，也顧不上保護野鴨子。 當然也不能把一切問題都歸結到吃飽吃不飽上。我在狼牙山下當兵時，部隊生活很好，頓頓有油水。但機關裡有一位幹事，每天都提著一杆氣槍去打鳥。黃鸝、杜鵑、喜鵲、烏鴉、啄木鳥……他見到什麼就打什麼。這人槍法很準，幾乎是彈無虛發。每天都有幾十隻鳥死在他的手下。那時我才知道啄木鳥有好幾個品種。啄木鳥死後，那舌頭是吐出來的，就像吊死鬼一樣。啄木鳥的舌頭像一根肉錐，尖上還帶著一個鉤兒。他打死那麼多鳥，隨手就扔在窗臺上，他不吃，讓螞蟻吃。為此我還勸過他，但他根本不理我。我偷偷地告了他一狀，結果把他得罪了。 人其實是最複雜的動物。人是最善良的，也是最殘忍的。人是最窩囊的，也是最霸道的。也許有一天，人要從地球霸主的位置上退下來。不過那時候，我的肉體可能轉化成了別的物質。我也許變成了一束鮮花，也許變成了一堆狗屎。但我還是希望能變成一隻鳥。變成一隻在萊茵河邊漫步的野鴨子也行。 想不到波恩城裡也有麻雀，它們的模樣跟中國麻雀沒有什麼區別。在一家咖啡館的招牌上，有一個堂皇的麻雀巢，很低，抬手就可摸到。據說招牌上的字母拼起來就是貝多芬，麻雀就在貝多芬的頭上生兒育女，拉屎撒尿。 麻雀在中國可是遭過大難的，一聲令下，槍打、網羅、敲鑼打鼓嚇唬，差不多滅了它們的種。一個龐大的國家，好幾億人口，聯合起來對付一種小鳥，這行為既荒誕又好玩，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空前絕後。我看過一個資料，寫幾個科學家聯合起來給毛澤東寫信營救麻雀的事，才知道這滅麻雀的事不簡單。沒有1950年代的「除四害」滅麻雀，大概也就不會有1960年代的「破四舊」搞「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也就沒有需要「粉碎」的「四人幫」。要把四個人「粉碎」了，儘管是壞人，想來也可怕。我還看過一個挺有名的作家寫的一篇童話小說，寫一個麻雀之家，兩個老麻雀，兩個小麻雀，在滅絕麻雀運動中的悲慘遭遇。兩個小麻雀，一個被彈弓打死了，一個飛不動掉下來被活捉了。男老麻雀撞到高壓線上碰死了，剩下女老麻雀，好不容易逃回自家的窩。夜裡，它躲在窩裡哭，一道強光射進來，它被一個小孩子給活活捏死了。那作家寫了這小說配合運動，但他並不瞭解這場運動的真正意義。 三、馬 馬在德國跟狗在德國一樣，早已由生產資料變成了玩物。馬的輝煌時代在德國已經結束——其實在中國也快要結束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人類的文明史裡摻雜了許多的馬糞和狗屎。馬曾經是人類多麼重要的幫手，但現在一點也不重要了。我當時想起了《靜靜的頓河》，想起了肖洛霍夫對馬的精彩描寫。他寫到阿克西妮婭臨死前騎的那匹馬有一個壞習慣：喜歡低頭啃騎馬人的膝蓋。這匹馬多麼有性格呀。現在我又想起了《馬語者》這本暢銷書，一看就是個不懂馬的人寫的。我曾應該書責編之邀，寫過一篇促銷文章，裡邊只有一句話是滿意的：其實，人類從來不敢正視馬的湛藍的眼睛。 我在德國只見過一次馬，那是在斯圖加特郊外一個牧場裡。馬的主人是個紅臉膛的大漢，渾身散發著令我感到親切的馬糞氣味。據說他極善馬術，曾在大型的賽馬會上獲得過金牌。大漢有一位嬌小的妻子，穿著牛仔褲，很乾練，不用說也是個馬上的健女。他還有一個在城裡讀幼兒園的兒子，還有一個像布娃娃那般大的精緻女兒，還有一個忙前忙後的老母親。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我們進了主人的馬廄，看到了幾匹胖得油光滿臀的高頭大馬。還有一匹讓我感到大吃一驚的小馬，它比一隻綿羊大不了多少，但它不是馬駒。我們的翻譯說這是袖珍馬，長不大的。這是馬嗎？我真難過。這是什麼人培育出來的馬種呀! 主人派人進城把他的兒子接回來了，為了給我們表演馬術。小男孩換上了全套的馬術服，從廄裡牽出了那匹袖珍小馬，熟練地給它備好鞍韉。那個剛會行走的小女孩去揪小馬的尾巴，怪嚇人，但她的父母不管不問。男孩把馬牽到馴馬場上，女孩追著馬哭。她的母親把她扔到馬背上，她就笑了。 說說這個女孩吧。她穿著一條帶背襻的紅色皮短褲，一雙紅色的小皮鞋，一件紅格子的半袖襯衫。金色的頭髮梳成兩條小辮子。她的皮膚細膩得像奶油一樣。她的眼睛藍得像湖水一樣。她的嘴脣紅得像櫻桃一樣。她精緻得不像個真孩子。 男孩騎著小馬在場上跑起來。起初跑得不快，越跑越快。它的小蹄子飛快地翻動著，讓我聯想到大銀行裡那些快速點鈔的女職員的手指。跑著跑著，那小馬在那小孩的駕馭下，衝向障礙，嗖地就飛過去了。小馬的肚皮擦著了欄杆。我們鼓掌。又過去了，我們鼓掌。 在德國，我有個感覺：真的就像假的，假的反似真的。譬如說市場上的水果，色彩之豔麗、表皮之光潔都過了分，使人疑心是塑料或是蠟做成的。有些假物，譬如說桌上擺的假花，你忍不住要去嗅它的香味。德國的馬也像假馬，太乾淨、太光滑了，沒有一點馬的野氣。 我又想起了故鄉的馬，在冰封大地之後，去原野上啃麥苗子。一輪巨大的紅日初升，田野裡奼紫嫣紅，麥苗子上掛著粉紅色的霜花。我家那匹紅馬滿身亮汗，大口啃麥苗，輕鬆搖尾巴，馬眼明亮，宛如藍色水晶。我凍得雙耳通紅，站在大河堤上，高聲呼喚我家的馬：馬來——咴咴咴……遙遠的我家的馬昂起頭，晃動著紅色的鬃毛，飛一般奔過來。在它的帶動下，幾十匹馬一起狂奔，像幾十匹舒捲的綢緞，像一條波浪翻卷的彩色河流。 一九九七年五月 我與北京城 小時候，跟隨著上小學的哥，站在村後的河堤上，向西北方向眺望。哥說，那裡有一個名叫北京的大城，城裡有一座天安門，天安門城樓上，有一個毛主席，他每天都站在那裡，對著所有的人招手。 等我自己也上了小學，學會了那首歌：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我們向前進。因為這首歌，對北京的嚮往更加強烈，我對同學們、老師們，傾吐著自己的願望：什麼時候我能去一趟北京，見見天安門，見見毛主席啊!這樣的願望，在那個時代，對一個家庭出身不是太好的孩子來說，無疑是痴人說夢。因此我遭受了很多白眼和恥笑。只有我的母親，這個不識文字的鄉村婦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對我說：孩子，你好好上學，好好放牛，總有一天會住到北京城裡! 後來，費盡周折，我參軍離開了家鄉。我夢想著能到北京當兵，但拉兵的軍車卻把我放在了一個名叫龍口的地方，那裡距離北京，比我的家鄉距離北京還遠。在我當兵的第一年，那個在我的童年想象中一直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招手的毛主席，離開了人世;我從單位裡那臺信號極不穩定的電視機上，看到了天安門，看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看到了長安街，自然也看到了躺在鮮花裡的毛主席。 1978年1月，我跟隨著單位去北京拉給養的軍車，半夜出發，一路風塵，在第三天清晨，沿著長安大街，由西向東，開進了北京。這就是那著名的長安大道啊，這麼寬的路，這麼平坦的路，這麼多的車，我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心怦怦亂跳。司機將卡車開得飛快，速度達到了每小時六十公里。但我們剛躥過兩個路口，就被一位身穿藍制服、胳膊上戴著藍套袖的警察攔住了。警車嚴厲地批評司機，並指示我們，不許在長安大道上跑，必須繞行。警察給我們上了一課：世界上竟然有不許軍車奔馳的城市，這座城市的名字就叫北京。 後來的幾天裡，上級機關的領導體諒我們，批給我們三天假，允許我們逛逛北京城。我終於站到了夢想中的天安門前，我終於看到了漢白玉石橋金水河，看到了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說實話，我感到很失望，在我想象中巍峨壯麗的天安門，竟然如此的低矮，那在想象中遼闊無邊的天安門廣場，似乎比我們村的打穀場也大不了多少。但繞著廣場走了一圈之後，我才意識到，這個廣場比我們村子裡的打穀場大了許多。而從天安門城門洞裡穿過去參觀故宮時，仰望著那高高的穹窿，才知道，這的確是一座高大雄偉的建築。那在我們的心中早就被神化了的毛主席，也在那天見到了，他躺在紀念堂中的水晶棺中，彷彿蠟人，他的碩大的耳輪和下巴上那顆著名的痣，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幾天裡，我去了北海，去了頤和園，去了長城，去了天壇公園。每去一個地方，我就感到自己彷彿增加了一筆財富，我感到自己已經成為一個幸福的人，若干年後，我可以對我的子孫，講述我在北京的所見所聞。 許多年後，真的像我母親說的那樣，我住進了北京，在這裡學習、工作，在這裡的衚衕裡騎車穿行，我的戶口本證明著我是北京的永久居民。每天傍晚，當我和妻子在什剎海散步時，總是會回憶起我們當年對北京的嚮往和一種難以言傳的感慨。 上官團長的馬 1976年3月，新兵訓練結束後，我被分配到團後勤處馬車班。馬車班只有兩個兵：班長和我。班長管著我，我管著三匹馬。三匹馬一匹黃，一匹紅，一匹黑。黃馬和紅馬年輕力壯，每天早晨它們和班長一起將一車糞幹從團部大院運到農場，晚上再把農場生產的蔬菜拉到團部食堂。 黑馬是匹雙目失明的老馬，班長和紅、黃兩馬走後，我就把它拉到院子裡晒太陽。黑馬臀部有一個烙印，模模糊糊像數碼「13」。它的右耳上有一個豁口，臀部和大腿上有幾圈比鞋底還硬的老繭。它的眼睛雖然瞎了，但依然藍汪汪的好似兩潭深水。 第二年，班長復員了。團部與農場之間的運輸也由汽車代替。紅、黃兩馬處理給了團部旁邊的丁家大隊。黑馬又老又瞎，一時找不到買主。後勤處領導跟我談話，讓我到團直食堂做飯，等處理了黑馬就去報到。就在這時，父親到部隊看我來了。 那天，我給黑馬刷著毛，父親站在我身後，絮絮叨叨地說著村裡的事。父親突然不說話了。我抬頭看到，他的眼裡放出了光彩。他把我推到一邊，撫摸著黑馬臀上那個模糊的烙印。然後他又轉到馬前，托起黑馬低垂著的豁耳朵。我看到父親雙手顫抖。我聽到父親激動地喊：「這是上官團長的馬!」父親拍著黑馬的額頭，問：「馬，你還認識我吧？我遛過你，我飲過你，我餵過你……」 父親說，1948年，解放軍九縱十三團駐紮在我們村，團部駐在我家廂房裡。團長姓上官，是個二十剛出頭的小夥子。上官團長高挑個兒，走起路來像小旋風，說話嘎嘣脆，見了老百姓不笑不說話，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那時，我大哥剛一歲，長得挺招人喜，上官團長一見他，就對我娘說：大嫂，把這個孩子送給我做兒子吧!娘就把我大哥往他懷裡一送，說：給!他就把我大哥接過去，舉起來，舉起來……黑馬那時還是匹小馬……五月裡，團長騎馬去看地形，中了冷槍，當場就犧牲了……小馬把他馱回來，渾身是血，耳朵也被打豁了…… 「孩子，」父親眼淚汪汪地說，「去求求你們領導，把上官團長的馬賣給我吧!」 說老從 [1] 老從當官的時候，也偶爾地不說人話，例子嘛，就不舉了，如果老從在當官的時候說的全是人話，那他就是聖賢而不是凡人了。所以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貶低老從的人格，我是要說明老從儘管當過不大不小的官，其實還是個凡人。 我這人惡名在外，吃虧就吃在這張沒遮沒攔的嘴上，老從點名讓我寫他的印象記，他算是找對人啦。你當官時俺不敢說你的不是，你不當官了咱家可就不客氣了。咱家這行為也是夠小人的，但現在不都是這樣的嗎？過去不也是這樣的嗎？要繼承前輩的優點的確不容易，但要繼承前輩的缺點實在是太容易了。 前不久我在杭州，與一個老作家和一個老編輯同桌吃飯，說起我的那些破小說，他們說要是擱在1950年代，隨便摸出一篇就夠劃一個右派了。我說豈止是一個右派，槍斃也夠了，不過，我說，那時候我這樣的小說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發表，不發表根據什麼劃我右派？他們說要想劃你右派，何必要發表？胡風那些私信不也沒發表嗎？我說這個我當然知道。近年來我看了不少當年的右派寫的回憶文章(包括老從的文章)，使我對作家協會這個系統的打右派運動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我看到那些老同志在分析當時的作協領導人的心態時認為他之所以那樣喪心病狂地整人，其實是想用這種方式保護自己，我對這個看法很難同意。那個大人物我後來也有過接觸，那架子大得簡直是可怕，完全是一副通天教主的派頭，這樣的人誰還敢整他？他何須保護他自己？我認為他把那麼多人打成右派，是出於一種嫉妒心理，他自己空有作家之名，但根本寫不出像樣的文章，於是先把幾個才華遠遠在他之上的老作家拱翻，然後再把那些年輕的、才華橫溢的放倒，老的小的全收拾了，他就帶上一個祕書班子下去寫作了。一個人要下去寫一篇散文，竟然要帶上一個祕書班子，這樣的事地球上大概還沒有過先例。這還是一個作家嗎？當時全國人民都在飢餓中掙扎，很多人甚至在死亡線上掙扎，他竟然能寫出那樣的山水文章，一個人的心腸硬到這種程度，多少也有點像個奇蹟。後來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人也被打倒。這其實正是一場「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鬧劇，因為「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突然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是打右派的繼續，也可以說，當時的作協領導人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推波助瀾者。「文革」初起，他們心裡還不知道該有多麼高興呢，但沒想到自己也被放倒了。這可是不幸之中之大幸，如果這些人在「文革」中不被打倒，如果他們還浮在上水頭，他們整起人來，也許不比「四人幫」差。 說到了右派的話題，差不多也就是說到了老從和老從的文學。老從當年能被打成右派，說明瞭他當年曾經才華橫溢，而且還說明瞭當年的他敢於堅持正義。有一個關於「蔫人出豹子」的話題，好像就是形容打右派運動中的老從的。老從成了右派後，被髮配到山西去勞改，在那裡待的年頭好像不是太短，回來後就把這段經歷寫出來，衝破了一個禁區，開放了一朵《大牆下的紅玉蘭》，並贏得了「大牆文學之父」的美譽。然後他一發而不可收，一部接著一部，直到他那些右派哥們兒都去寫別的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寫他的右派文學。這樣的執著和痴情除了說明他受苦之深外，也說明瞭這老兄是個一條衚衕走到底的倔頭。我不知道當代文學史上有沒有「右派文學」這個章節，如果有，老從應該佔有一個顯著的位置。將來如果立一座右派文學廟，老從一定是廟裡的一尊大神。在我們村子附近的一個農場裡，曾經集中過山東省直機關和大專院校的所有右派，他們與我們朝夕相處過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我對右派不陌生。在我們心目中，右派就是能人的代名詞，用我們那裡老鄉的話說：沒有點本事能打成右派？所以我在這裡用這樣的口氣說右派，其實是滿懷著敬意的。 我對右派文學包括老從的文學還是感到不滿足，我覺得這些作品裡缺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樣一種拷問靈魂的力量，這也包括所有的寫「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大家只批判當時的政治背景，很少涉及對人性的分析。那些幹壞事的人好像就是一個工具，好像是別人指示他們這樣做。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屎盆子扣到毛澤東的頭上;其實，毛澤東也是受了下邊那些心術不正的人的矇蔽。右派隊伍中其實有許多是真正的「左派」，他們開始都是想把別人整倒，結果自己也被整倒了。他們倒是可能想用這種方式保護自己，這是小人物的悲劇，是可以原諒的人格缺陷。總之，我想，右派文學不應該滿足於展示苦難，而應該分析在這場殘酷而荒誕的運動中的人心變異;不應該僅僅把它看成是一場由領導人錯誤發動的政治運動，而應該把它看成是一場人性的悲劇，要分析那些促成了這場悲劇的人物的人格缺陷，和這場運動之所以能夠轟轟烈烈地展開的社會基礎。革命啊，多少人假借了你的名字。按說，一場慘劇結束之後，對製造慘劇的人就應該開庭審判。多少人死在你的手裡，固然你沒有動刀子;多少人的一生遭受了苦難，固然你沒有親自去用鞭子抽打他們;但你的罪責是不能用一句我在「文革」中也受過迫害而一筆勾銷的，你更不能用這是上邊的指示我只是執行者就把自己洗淨了，何況你不僅僅是一個執行者。如果那樣，希特勒也不必承擔罪責，因為他並沒有親手殺人;那樣，納粹的劊子手也不必承擔罪責，因為他們只是執行了上邊的指示。現在我在想，那個切斷了張志新喉管的人有沒有罪？那些把羅瑞卿裝進牛筐的人有沒有罪？那些折磨過劉少奇、凌辱過彭德懷的人有沒有罪？那些親手打死過四類分子的農村治保主任、那些親手打死過老師的學生有沒有罪？這些人反思過自己的罪惡嗎？這些人能夠自己反思嗎？如果類似的社會環境重新出現，這樣的人會比當時少嗎？ ——這就引出了我對老從的讚美了。老從的寫作，儘管還有讓我不滿足的地方，但老從這種孜孜不倦的努力，實際上是一種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責任感使然。老從的寫作會讓那些心靈陰暗的人不高興，甚至是恨;但老從的寫作會讓善良的人警覺，也會讓那些良心未泯的當年的作惡者反省。老從這代作家，是將文學視為載道工具的，這是他們的特點，也是他們的價值所在。他們有他們的侷限，就像我們有我們的侷限一樣。老從在一次演講中曾經提出「春蘭秋菊不同時」的說法，來矯正一批後起的年輕作家對前輩作家的全盤否定，因為我雖然不是「前輩作家」但也在那些青年的否定之列，所以認為老從說得很有道理。 我應該給老從總結幾條優點來結束這篇文章： 老從是一個不嫉妒青年的才華的作家，而且一度是擔任領導職務的作家。他從不吝嗇對新人的讚美之辭，1986年我的《紅高粱》發表後，第一篇表揚的文章就是他寫的，文章發表在《文藝報》上，題目叫作《五老峰下蕩輕舟》，那時我還不認識他。 老從是一個敢於發表批評意見的人，1987年我的《歡樂》發表，老從在德國當著我和許多人的面(其中有很多德國人)說我的文學不是美學而是髒學。 老從是一個喜歡美女、喜歡美酒、喜歡金錢、喜歡搓麻將、喜歡抽菸的人，但是他喜歡美女沒犯錯誤、喜歡美酒沒發過酒瘋、喜歡金錢沒貪汙公款、喜歡搓麻將沒成賭徒、喜歡抽菸但身體很好。這算優點嗎？我認為算。 老從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我記得我們在德國告別時，他把嘴一撇就哭了。他自己說一聽到美國電影《魂斷藍橋》的主題音樂就會熱淚盈眶。 老從當官時就比較可愛，他不當官後更加可愛了。他有他們那代人的共同的做派，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毛病，但在大的方面，他沒有缺陷。這是一個值得信賴的老大哥，關鍵時刻，他甚至能夠表現出英雄氣概。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你是一條魚 在東京的一個晚上，北京同鄉會的戰戈先生召集了幾十個同鄉，在一家中國餐館為我舉行了一個晚餐會，按照比較洋派的說法，那應該叫作PARTY。在這個PARTY上，老鄉們讓我說幾句話，我本來不是個會說話、也是個極不願說話的人，但吃了人家的嘴短，另外也的確是盛情難卻，於是就發了一通「魚蝦」歪論。 我的魚蝦歪論的要點是：在日本生活著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他們大都能講一口比較流利的日語，也都有了安身立命的職業。他們開日本車，跑日本路，吃日本飯，住日本樓，基本上已經混同於日本人。但跟他們一接觸，就感到他們內心深處有一種情緒，或者說是一種牢騷，一種對日本人的不滿。這情緒這牢騷這不滿，往積極的方面說是愛國，但似乎又不太像，因為他們對中國同樣地有情緒同樣地有牢騷同樣地有不滿。如果日本人是一群魚，那我們這些兄弟姐妹就像魚群裡的一些蝦。蝦也可以在水裡游泳、覓食，但與魚總是格格不入。我說大家既然來到了人家的國土，而且也根本沒打算回去報效祖國，那就應該把日本人當成兄弟姐妹看待。這樣說會讓人聯想到許多事情，弄不好還會被人說成是「漢奸」，但我認為這種態度沒有大錯。戰爭從來就是政治家發動的，與老百姓關係不大;戰爭的責任當然也應該由政治家承擔，與老百姓關係不大。當然，如果老百姓要反思自己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那是覺悟高的表現，應該鼓勵。我承認日本人裡有刁鑽奸猾之徒，就像中國人裡也不乏刁鑽奸猾之徒一樣。你不能碰到一個不好的日本人就把日本民族全盤否定，你更不能像小孩子一樣，跟朋友一翻臉就扒舊賬本子：你爺爺還欠我爺爺一塊大洋錢呢。一個日本人坑了你一次，你應該把這看成是你兩個人之間的事，沒有必要上升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同樣，一個日本人對你很好，你也應該把這看成是你們之間的私事，同樣沒有必要把它說成是中日兩國友誼的象徵。我想吃飯的問題解決之後，我們的同胞們能否在異國他鄉生活得舒心，關鍵是要把自己的心態調整到一個比較合適的位置。沒有人把你從中國攆到日本去，也沒有日本人求你到日本來，去是咱自家要去，來是咱自家想來，既然如此，那就應該儘快由蝦變成魚，與魚遊在一起。我說希望大家儘快地變成魚，變成鯨魚，變成金槍魚，變成黃花魚，但最好不要變成鯊魚，更不要變成比目魚、墨斗魚…… 那天晚上的話題於是就圍繞著魚蝦展開，有的人謙虛地說自己還是一隻蝦，有的人說自己一半是魚一半是蝦。我說你們是魚是蝦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陪同我在日本已經很自如地遊動了十幾天的毛丹青君已經變成了一條魚，很油很滑，很流暢，但不是泥鰍，許多日本魚鑽不到的地方他都帶著我鑽到了。 幾年來，毛丹青穿著花褂子紅褲子揹著他的筆記本電腦和數碼相機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穿梭往來，有時做點生意，但他的興趣似乎不在生意上。他的興趣在文化交流上。他帶著一群群的日本學生到中國來聽作家談小說看搖滾歌手唱歌。他為我的《豐乳肥臀》在日本翻譯出版牽線搭橋，出了不少力。他還與《豐乳肥臀》的日譯者吉田富夫教授到我的老家高密去了一趟，用他的數碼相機拍了許多我家老屋的照片，並且馬上就輸入到他的電腦裡，展示給我的家鄉人看，先進的技術讓我的故鄉人嘖嘖稱奇。他的嘴裡經常地蹦出一些流行在北京的年輕人嘴裡的詞兒，譬如「大了」「猛扎」之類。這時我還沒感到他像一條魚，這時我感到他像一隻飛來飛去的花蝴蝶，有那麼點輕輕飄飄、咋咋呼呼的才子氣。 去年的十月，為了《豐乳肥臀》日文版的出版發行，他帶著我飛到了日本，參加完有關活動後，他就開著他的跑車型本田，載著我開始了神祕浪漫之旅。在河一樣的高速公路上，在魚群一樣的車流裡，他的黑色本田，鬼鬼祟祟的，真像一條狡黠而聰穎的黑魚。在日本小女孩羽多田甜美抒情的歌聲裡，我迷迷糊糊地進入半夢半醒的狀態，我感到自己也變成了一條魚，在黑色但是透明的海水中，在友好的魚群中，輕鬆自如地游泳。當然，駕車的毛丹青始終是清醒的。 我們游到了一個叫作津的城市，穿街過巷，鑽到了一個雖然還保留著中國國籍但是已經不會說漢語的華僑後裔蔡先生的家。蔡先生開著一家當鋪，還開著一家電腦公司，事業十分成功。他性格豪放，行為灑脫，妙語連珠。他最精彩的一句話就是：什麼是文學？文學就是性!他的夫人則是一個沉默寡言、不停地工作著的賢妻良母。但蔡夫人清晨接答的一個業務電話使我大吃了一驚，我原先以為她除了做家務之外對外邊的事情一概不知道呢。她接答電話時，毛丹青在旁邊小聲地翻譯給我聽，原來老太太對某種型號的電腦售出時附送給用戶幾張磁盤都一清二楚。當我們與老蔡夫婦從深夜的酒吧裡走出來，津市大街上寂然無聲，路邊的樹木紋絲不動，遠處傳來大海的夢囈。老蔡說，根據他的感覺，明天海上會起大風浪。我們去神島追尋三島由紀夫足跡的計劃可能要落空。我們相信老蔡的感覺，改變了計劃。第二天，在風雨中，我們更加感到老蔡的了不起，地上的事兒他門門清，天上的事他竟然也知道。人多智則近妖，老蔡就智慧得有點妖氣了。老蔡身上不但有妖氣，而且還有猴氣，妖氣加上猴氣，那就是齊天大聖孫悟空了。當然我深深地感覺到了，老蔡修煉到這種火候是多麼的不容易。 跑車在風雨中行進，魚的感覺更加強烈。我們遊進了知立市的稱念寺，大和尚伊勢德已經站在山門前迎候我們了。從車裡鑽出來，我們回到了人的狀態。儘管我接觸過的和尚不多，但是我敢說大和尚伊勢德是地球上最獨特的和尚，他徹底地改變了我對和尚的印象。我原先以為毛丹青是精通電腦的專家，但在大和尚面前，毛丹青還是個學徒。大和尚個頭不高，但走路飛快——看起來走得並不快，但實際上非常快。和尚臉上有很多黑痣，好像滿天星斗。和尚不但精通佛理，對文學的見解竟然也十分地精闢。他對《豐乳肥臀》的解讀，比許多文學評論家的見解都要獨到和深刻，我認為。當然，和尚對佛教和人世的理解，更使我有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之感。和尚讓我感悟到： 作家只有貼近生活，文學才能打動讀者;和尚只有身在紅塵，佛教才能深入人心。關於和尚，將來我會專為他寫一篇文章。現在還是寫毛丹青這條魚。 去年的日本之行，如果沒有毛丹青的引領，我絕對不會認識像老蔡這樣的趣人，更不可能認識大和尚伊勢德這樣的高人。老蔡是入世的;和尚是既入世又出世的。老蔡是經濟學;和尚是哲學。與這些高人和趣人結識，真是愉快的事情。他們對文學的理解，與書生們對文學的理解比較起來，更顯出蓬勃的生機和天然的野趣。 在日本的十幾天裡，還有許多的趣事，也許我很快就會把這些事寫出來，也許永遠我也寫不出來，但日本之行的許多美好而神祕的印象，會經常地出現在我的夢境裡。在我的關於日本的夢境裡，一定會有毛丹青這條魚在遊動。他穿著花褂子紅褲子，就像一條豔麗的熱帶魚，在日本海里遊動著，他的泳姿甚至比許多的日本魚還要花哨。我想用不了多久，他的花樣游泳就會引起注意——在比喻的境界裡引起魚的注意，在現實的世界裡引起人的注意。遊吧遊吧遊吧，魚毛丹青，毛丹青魚。 一九九八年 故地重遊 1999年9月15日上午9時，我從汽車裡鑽出來，迫不及待地躥進了丁家大院。 丁家大院坐落在原黃縣縣城(現為龍口市黃城區)西北角，是一座在膠東半島赫赫有名的豪宅，據說可與丁家的兒女親家牟平市的大地主牟二黑子家的豪宅媲美。1976年2月16日下午，我揹著揹包，跟隨著新兵隊伍，暈頭漲腦地進了這所大院。我記得一進大院就是一座高大的影壁，影壁上刻著「紫氣東來」四個大字。我們數十個新兵站在影壁前聽一個幹部點名，然後分班，然後就由各班班長把新兵帶回去，然後跟著班長進了一棟雕樑畫棟的大房子。班長命令我們把揹包放在稻草地鋪上，我的軍人生涯就這樣開始了。 我躥進丁家大院就發現那座刻著「紫氣東來」的影壁不見了，替代那影壁的是一座新建的既像影壁又像牌坊的東西，這東西的正反兩面都刻著字，通過閱讀這些文字，我知道這裡已經變成了龍口市的博物館。很快就找到了二十三年零八個月前我安放鋪蓋的那個地方，稻草自然是沒有了，我當年刻過字的那塊水磨方磚也沒有了。我問一個管理人員，這裡的地面是不是換過，那人回答說，換過了，三十四團迫擊炮營把炮拖到屋子裡，把舊方磚都壓破了。我想，如果不是炮營的弟兄們把豪宅當炮庫，那塊在我的枕頭下壓了二十天的方磚上刻的字很可能還在。那天上午我發燒，班長讓我在家搞內務，我掀起枕頭，扒開稻草，用一根生鏽的鐵釘子，在方磚上刻下了豪言壯語。 那時新兵訓練時間只有一個月，而我只在新兵連訓了二十天就分配到了一個幹部戰士加起來還不到二十人的小單位。在這個小單位裡，我待了將近四年。 從丁家大院出來，驅車直奔那個我離開了二十年零一個月的地方。我們那個小單位在我走後不久就撤了，所以我可以說出它的名字而不存在洩密問題。它叫唐家泊，原屬於黃縣北馬公社，現在屬於哪裡不知道。道路寬廣，路邊鮮花盛開。我記得二十年前從縣城到唐家泊騎自行車需要一個上午，現在坐車只用了十幾分鍾。村子裡的民居幾乎都變成了紅磚紅瓦的新房，但村子的整體佈局變化不大。我準確地指揮著司機將車開到了廢棄的營房前，然後，跳下車，不顧同行者，就像一頭耕了一天地急於回家飲水的牛，直奔我住過的那個房間。我看到房間裡搭了一個鋪，鋪上躺著一個男人，身上蓋著一床紅花大被，一群蒼蠅在房間裡飛舞。那個男人被我嚇了一跳，折起身來，問我是幹什麼的。我理直氣壯地說二十年前我曾經在這裡當過兵，這個房間是我住過的房間。那個男人的臉色馬上就緩和了。接下來進了當年我在裡邊複習功課準備考軍校的儲藏室，裡邊住著一個女子和一個咿呀學語的小孩子，牆角上安著一個煤氣灶。女人正在炒菜，油煙燻人。我看到，在被油煙燻黑的牆上，二十多年前我用刀子刻上的數學公式還清晰可辨。 從唐家泊出來，我們去了大名鼎鼎的南山集團，到了那裡我才知道，這集團就是二十年前的前宋家村。當時這個村比唐家泊村還要窮，晚上，村子裡的年輕人不遠數十里到我們營房裡來看電視。那時，我們這個小單位擁有一臺聞名遐邇的十四英寸黑白電視機，在毛澤東逝世後的那些日子裡，為了讓人民群眾看到毛的遺容，每天晚上，我們在球場上安上桌子，桌子上摞上椅子，椅子上擱上方凳，方凳上放上電視機，供鄉親們觀看，真有點人山人海、萬頭攢動的意思。可現在，這裡比城市還要城市。家家小樓、戶戶電話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進入他們的地場，滿目青山碧水、綠樹黃花，環境之幽雅不讓歐美。他們擁有世界上設施最先進的康樂宮，建築的樣式很酷，據說裡邊什麼好玩的都有。這些夥計還在山坡上建了一個高等級的高爾夫球場，世界上很多大款都來這裡打球、度假。我們在那裡大飽眼福時，正碰上英國駐華大使與他的隨員在那裡轉圈，一個將黑頭髮染成了黃頭髮的南山小妞率領著他們，就像一個幼兒園阿姨帶著一群小乖乖。南山的夥計們正在建造一座據說是亞洲最大的銅鑄坐佛，佛後的山頭上已經建起了許多仿古建築，其中自然少不了廟宇。到下個世紀時，這裡一定是香火鼎盛之地，仿古的建築漸漸地也就成了真正的古蹟。 二十年了，我刻在牆上的數學公式竟然還清晰可辨;二十年前，連做夢也想不到的許多東西今天成了現實。二十年前，我還是一個青年;現在我已經是一個雙鬢斑白的中年人。再過二十年，如果我還健在，我知道我會變成一個頭上無毛的老頭，但社會會變成個什麼樣子，就像二十年前做夢也想不到今天的現實一樣，今天做夢也想不到。如果非要讓我想象二十年後或者說「展望」二十一世紀是個什麼樣子，那麼就讓我引用蘇聯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結尾作為這篇小文的結尾，不過要把其中的那些「這是」改成「那是」： 這是誕生的時代，也是死亡的時代; 這是播種的時代，也是挖出播種物的時代; 這是殺傷的時代，也是醫治的時代; 這是毀壞的時代，也是建設的時代; 這是哭泣的時代，也是歡笑的時代; 這是呻吟的時代，也是振奮的時代; 這是胡亂拋擲的時代，也是精心收集的時代; 這是擁抱的時代，也是迴避擁抱的時代; 這是尋獲的時代，也是喪失的時代; 這是珍藏的時代，也是揮霍的時代; 這是撕毀的時代，也是縫合的時代; 這是沉默的時代，也是呼喊的時代; 這是愛的時代，也是恨的時代; 這是戰爭的時代，也是和平的時代。 一九九九年九月 第一次去青島 第一次去青島之前，實際上我已經對青島很熟悉。距今三十年前，正是人民公社的鼎盛時期。全村人分成了幾個小隊，集中在一起勞動，雖然窮，但的確很歡樂。其中一個女的，名字叫作方蘭花，其夫在青島當兵，開小吉普，據說是海軍陸戰隊的，穿灰色的軍裝，很是神氣。青島離我們家不遠，這個當兵的經常開著小吉普回來，把方蘭花拉去住。方蘭花回來，與我們一起幹活時，就把她在青島見到的好光景、吃到的好東西說給我們聽。什麼棧橋啦，魯迅公園啦，海水浴場啦，動物園啦，水族館啦……什麼油燜大蝦啦，紅燒裡脊啦，雪白的饅頭隨便吃啦……通過她眉飛色舞、繪聲繪色的描述，儘管我沒去過青島，但已經對青島的風景和飲食很熟悉了，閉上眼睛，那些風景彷彿就出現在我的眼前。方蘭花除了說青島的風景和飲食，還說青島人的「流氓」。她說——起初是壓低了嗓門，輕悄悄地：「那些青島人，真是流氓成性……」然後就突然抬高了嗓門，彷彿要讓全世界都聽到似的喊，「他們大白天就在前海崖上吧唧吧唧地親啊……」這樣的事情比風景和飲食更能引起我們這些小青年的興趣，所以在方蘭花的腚後總是追隨著一幫子小青年，哼哼唧唧地央告著：「嫂子，嫂子，再說說那些事吧……再說說嘛……」她低頭看看我們，說：「瞧瞧，都像磅一樣了，還敢說給你們聽？」 生產隊裡有一個早些年去青島販賣過蝦醬和鸚鵡的人，姓張名生，左眼裡有顆寶石花，歪脖子，有點歷史問題，整日悶著不吭氣。看方蘭花昂揚，氣不忿兒，終於憋不住，說：「方蘭花，你天天吹青島，但你是坐著你男人的小吉普去的，你坐過火車去青島嗎？你知道從高密坐火車去青島要經過哪些車站嗎？」方蘭花直著眼答不上來。於是張生就得意地歪著腦袋，如數家珍地把從高密到青島的站名一一報了出來。他坐的肯定是慢車，因為站名達幾十個之多。我現在只記得出了高密是姚哥莊，過了姚哥莊是芝蘭莊，過了芝蘭莊是膠西，過了膠西是膠縣，過了膠縣是蘭村，然後是城陽、四方什麼的，最後一站是老站。但在當時，我也像那張生一樣，可以把從青島到高密沿途經過的車站，一個哽都不打地背下來，而且也像張生那樣，可以倒背如流。所以，在我真正去青島之前，我已經在想象中多少次坐著火車，按照張生報的站名，一站一站地到了青島，然後按照方蘭花描畫出來的觀光路線，把青島的好山好水逛了無數遍，而且也夢想著吃了無數的山珍海味。夢想著坐火車、逛風景是美好的，但夢想著吃好東西是不美好的，是很難過的，嘴裡全是口水，肚子咕嚕嚕地叫喚。夢想著看看那些風流人物在海邊上戀愛也是不美好的。 等到1973年春節過後，我揹著二十斤綠豆、二十斤花生米、二十斤年糕，送我大哥和他的兒子去青島坐船返回上海時，感覺不是去一個陌生的城市，而彷彿是踏上了回故鄉之路。但一到青島我就徹底地迷失了方向。從我舅舅家那兩間坐落在廣州路口、緊靠著一家木材廠的低矮破舊的小板房裡鑽出來上了一次廁所，竟然就找不到回去的道路了。我在那一堆堆的板材和一垛垛的原木之間轉來轉去，從中午一直轉到黃昏，幾次絕望得想哭，汗水把棉襖都溼透了。終於，我在木頭垛後聽到了大哥說話的聲音，一轉彎，發現舅舅的家門就在眼前。 等我回到了家鄉，在勞動的間隙裡，鄉親們問起我對青島的印象時，我感慨萬端地說：「青島的木頭真多啊，青島人大都住在木頭堆裡。」 我知道現在的青島已經是一座美麗的、整潔得有點嚇人的城市，要想找我舅舅家當年住過的那樣的小板房，要想找那麼多的木頭，是不太可能了。 一九九九年 過去的年 退回去幾十年，在我們鄉下，是不把陽曆年當年的。那時，在我們的心目中，只有春節才是年。這一是與物質生活的貧困有關，因為多一個節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機會;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觀念問題。 春節是一個與農業生產關係密切的節日。春節一過，意味著嚴冬即將結束，春天即將來臨。而春天的來臨，也就是新的一輪農業生產的開始。農業生產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對小孩子來說，春節就是一個可以吃好飯、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幾天的節日，當然還有許多的熱鬧和神祕。 我小的時候特別盼望過年，往往是一過了臘月涯，就開始掰著指頭數日子，好像春節是一個遙遠的、很難到達的目的地。對於我們這種焦急的心態，大人們總是發出深沉的感嘆，好像他們不但不喜歡過年，而且還懼怕過年。他們的態度令當時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現在我完全能夠理解了。我想我的長輩們之所以對過年感慨良多，一是因為過年意味著一筆開支，而拮据的生活預算裡往往沒有這筆開支;二是飛速流逝的時間對他們構成的巨大壓力。小孩子可以興奮地說： 過了年，我又長大了一歲。但老人們則嘆息：嗨，又老了一歲。過年意味著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過程中的輝煌時期進步，而對於大人，則意味著正向衰朽的殘年滑落。 熬到臘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這天的早晨要熬一鍋粥，粥裡要有八樣糧食——其實只需七樣，不可缺少的大棗算一樣。據說在新中國成立前的臘月初八凌晨，廟裡或是慈善的大戶都會在街上支起大鍋施粥，叫花子和窮人們都可以免費喝。我曾經十分嚮往這種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無比的鍋，支設在露天裡，成麻袋的米豆倒進去，黏稠的粥在鍋裡翻滾著，鼓起無數的氣泡，濃濃的香氣瀰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氣裡。一群手捧著大碗的孩子排著隊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的臉凍得通紅，鼻尖上掛著清鼻涕。為了抵抗寒冷，他們不停地蹦跳著，喊叫著。我經常幻想我就在等待著領粥的隊伍裡，雖然飢餓，雖然寒冷，但心中充滿了歡樂。後來我在作品中，數次描寫了我想象中的施粥場面，但寫出來的遠不如想象中的輝煌。 過了臘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辭灶日。我們那裡也把辭灶日叫作小年，過得比較認真。早飯和午飯還是平日裡的糙食，晚飯就是一頓餃子。為了等待這頓餃子，我早飯和午飯吃得很少。那時候我的飯量大得實在是驚人，能吃多少個餃子就不說出來嚇人了。辭灶是有儀式的，那就是在餃子出鍋時，先盛出兩碗供在灶臺上，然後燒半刀黃表紙，把那張灶馬也一起焚燒。焚燒完畢，將餃子湯淋一點在紙灰上，然後磕一個頭，就算祭灶完畢。這是最簡單的。比較富庶的人家，則要買來些關東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讓即將上天彙報工作的灶王爺嚐點甜頭，在上帝面前多說好話。也有人說是用關東糖粘住灶王爺的嘴。這種說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壞話固然是不能說了，但好話不也說不了了嘛! 祭完了灶，就把那張從灶馬上裁下來的灶馬頭兒貼到炕頭上。所謂灶馬頭，其實就是一張農曆的年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製，印在最廉價的白紙上。最上邊印著一個小方臉、生著三綹鬍鬚的人，他的兩邊是兩個圓臉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兩個太太。當年我就感到灶王爺這個神祇的很多矛盾之處，其一就是他整年累月地趴在鍋灶裡受著煙薰火燎，肯定是個黑臉的漢子——鄉下人說某人臉黑： 看你像個灶王爺似的——但灶馬頭上的灶王爺臉很白。灶馬頭上都印著來年幾龍治水的字樣。一龍治水的年頭主澇，多龍治水的年頭主旱。「人多亂，龍多旱」這句俗語就是從這裡來的，其原因與「三個和尚沒水吃」是一樣的。 過了辭灶日，春節就迫在眉睫了。但在孩子的感覺裡，這段時間還是很漫長。終於熬到了年除夕，這天下午，女人們帶著女孩子在家包餃子，男人們帶著男孩子去給祖先上墳。而這上墳，其實就是去邀請祖先回家過年。上墳回來，家裡的堂屋牆上，已經掛起了家堂軸子，軸子上畫著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還有幾個像我們在憶苦戲裡見到過的那些財主家的戴著瓜皮小帽的小崽子模樣的孩子，正在那裡放鞭炮。軸子上還用墨線起好了許多的格子，裡邊填寫著祖宗的名諱。軸子前擺著香爐和蠟燭，還有幾樣供品。無非是幾顆糖果，幾片餅乾。講究的人家還做幾個碗，碗底是白菜，白菜上面擺著幾片焦黃的油炸豆腐之類。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頭，取其諧音「福」字。這時候如果有人來借斧頭，那是要遭極大的反感的。院子裡已經撒滿了乾草，大門口放一根棍子，據說是攔門棍，攔住祖宗的騾馬不要跑出去。 那時候不但沒有電視，連電都沒有，吃過晚飯後還是先睡覺。睡到三星正晌時被母親悄悄地叫起來。起來穿上新衣，感覺特別神祕、特別寒冷，牙齒嘚嘚地打著戰。家堂軸子前的蠟燭已經點燃，火苗顫抖不止，照耀得軸子上的古人面孔閃閃發光，好像活了一樣。院子裡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彷彿有許多的高頭大馬在黑暗中咀嚼穀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見不到了，現在的夜不如過去黑了。這是真正地開始過年了。這時候絕對不許高聲說話，即便是平日裡脾氣不好的家長，此時也是柔聲細語。至於孩子，頭天晚上母親已經反覆地叮囑過了，過年時最好不說話，非得說時，也得斟酌詞語，千萬不能說出不吉利的話，因為過年的這一刻，關係到一家人來年的運道。做年夜飯不能拉風箱——呼啦呼啦的風箱聲會破壞神祕感——因此要燒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親說，年夜裡燒棉花柴，出刀才，燒豆秸，出秀才。秀才嘛，是知識分子，有學問的人，但刀才是什麼，母親也解說不清。大概也是個很好的職業，譬如武將什麼的，反正不會是屠戶或者是劊子手。因為草好，灶膛裡火光熊熊，把半個院子都照亮了。鍋裡的蒸汽從門裡洶湧地撲出來。白白胖胖的餃子下到鍋裡去了。每逢此時我就油然地想起那個並不貼切的謎語：從南來了一群鵝，撲稜撲稜下了河。餃子熟了，父親端起盤子，盤子上盛了兩碗餃子，往大門外走去。男孩子舉著早就綁好了鞭炮的杆子緊緊地跟隨著。父親在大門外的空地上放下盤子，點燃了燒紙後，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頭。男孩子把鞭炮點燃，高高地舉起來。在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父親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靈的工作。回到屋子裡，母親、祖母們已經歡聲笑語了。神祕的儀式已經結束，接下來就是活人們的慶典了。在吃餃子之前，晚輩們要給長輩們磕頭，而長輩們早已坐在炕上等待著了。我們在家堂軸子前一邊磕頭一邊大聲地報告著被磕者： 給爺爺磕頭，給奶奶磕頭，給爹磕頭，給娘磕頭……長輩們在炕上響亮地說著：不用磕了，上炕吃餃子吧!晚輩們磕了頭，長輩們照例要給一點磕頭錢，一毛或是兩毛，這已經讓我們興奮得雀躍了。年夜裡的餃子是包進了錢的，我家原來一直包清朝時的銅錢，但包了銅錢的餃子有一股濃烈的銅鏽氣，無法下嚥，等於浪費了一個珍貴的餃子，後來就改用硬幣了。現在想起來，那硬幣也髒得厲害，但當時我們根本想不到這樣奢侈的問題。我們盼望著能從餃子裡吃出一個硬幣，這是歸自己所有的財產啊，至於吃到帶錢餃子的吉利，孩子們並不在意。有一些孝順兒媳白天包餃子時就在餃子皮上做了記號，夜裡盛餃子時，就給公公婆婆的碗裡盛上了帶錢的，藉以博得老人的歡喜。有一年我為了吃到帶錢的餃子，一口氣吃了三碗，錢沒吃到，結果把胃撐壞了，差點要了小命。 過年時還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裝財神和接財神。往往是你一家人剛剛圍桌吃餃子時，大門外就起了響亮的歌唱聲：財神到，財神到，過新年，放鞭炮。快答覆，快答覆，你家年年蓋瓦屋。快點拿，快點拿，金子銀子往家爬……聽到門外財神的歌唱聲，母親就盛上半碗餃子，讓男孩送出去。扮財神的，都是叫花子。他們有的提著瓦罐，有的提著竹籃，站在寒風裡，等待著人們的施捨。這是叫花子們的黃金時刻，無論多麼吝嗇的人家，這時候也不會舍不出那半碗餃子。那時候我很想扮一次財神，但家長不同意。我母親說過一個叫花子扮財神的故事，說一個叫花子，大年夜裡提著一個瓦罐去挨家討要，討了餃子就往瓦罐裡放，感覺已經要了很多，想回家將百家餃子熱熱，自己也過個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兒不知何時凍掉了，只有一個餃子凍在了瓦罐的邊緣上。叫花子不由得長嘆一聲，感嘆自己的命運實在是糟糕，連用瓦罐裝餃子都擔不上。 現在，如果願意，餃子可以天天吃。沒有了吃的吸引，過年的興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時光的難留，每過一次年，就好像敲響了一次警鐘。沒有美食的誘惑，沒有神祕的氣氛，沒有純潔的童心，就沒有過年的樂趣，但這年還是得過下去，為了孩子。我們所懷唸的那種過年，現在的孩子不感興趣，他們自有他們的歡樂的年。 時光實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樣一天天滑了過去。 一九九九年 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據說北京的秋天最像秋天，但秋天的北京對於我卻只是一大堆凌亂的印象。因為我很少出門，出門也多半是在居家周圍的郵局、集市活動，或寄書，或買菜，目的明確，直奔目標而去，完成了或得手了就匆匆還家，沿途躲避著凶猛的車輛和各樣的行人，幾乎從來沒有仰起頭來，像滿懷哲思的屈原或悠閒自在的陶潛一樣望一望頭上的天。 據說秋季的北京的天是最藍的，藍得好似澄澈的海，如果天上有幾朵白雲，白雲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再有一群白鴿在天上盤旋，鴿哨聲聲，歡快中蘊涵著幾絲悲涼，天也就更像傳說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但我在北京生活這些年裡，幾乎沒有感受到上個世紀裡那些文人筆下的北京的秋天裡美好的天。那樣的秋天是依附著低矮的房舍和開闊的眼界而存在的，那樣的秋天是與螞蟻般的車輛和高入雲霄的摩天大廈為敵的;那樣的天親近寂寞和悠閒，那樣的天被畸形的繁華和病態的喧囂扼殺了。沒有了那樣的天，北京的秋天就僅僅是一個表現在日曆牌上的季節，使生活在用空調製造出來的曖昧溫度裡、很少出門的人忘記了它。 從日曆牌上我知道立秋的節氣已過，但秋後還有一伏，氣溫依然是灼熱逼人，家家的空調機還在轟鳴著。如果是中午上街，街上的水泥路面上，依然泛著耀眼的白光，多半是紅色的車輛，咬著尾巴，緩慢地移動，像一團團移動的火炭，連綴成一條灼熱的、扭曲的火龍，人在路邊走，身上汗溼黏膩，不是愉快的事。在無事的情況下，我不會在這個時刻出門。我在這個時刻，多半是在床上午睡。我可以整夜地不睡覺，但中午不可以不睡覺。如果中午不睡覺，下午我就要頭痛。在中午的夢裡，我也許會夢到清華園裡被朱自清描寫過的荷塘。雖說荷花的盛季是夏天，但初秋的北京，從電視的畫面上和報刊的文字裡，我知道荷花照樣開放得狂。等荷塘裡滿是高挑的蓮蓬與蒼黃的荷葉構成風景時，大概已是中秋佳節了。 我的午休時間很長，十二點上床，起床最早也要三點，有時甚至到了四點。等我迷迷瞪瞪地起來，用涼水洗了臉，下午的陽光已經把窗上的玻璃照耀得一片金黃了。起床之後，我首先是要泡上一杯濃茶，然後坐在書桌前。如果老婆不在眼前，就趕緊點上一支菸，喝著濃茶抽著香菸，那感覺十分美妙，不可以對外人言也。 喝著茶抽著煙，我開始翻書，亂翻書，因為我下午不寫作。我從來也沒養成認真讀書的習慣，拿起一本書，有時候竟然從後邊往前看，感到有趣，再從頭往後看。從過了四十歲後，我再也沒有耐心把一本書從頭看到尾了，無論是多麼精彩的書。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我知道，但要改正也難了。看一會兒書，我就站起來，心中感到有些煩，也可以叫無聊，就在屋裡轉圈，像一頭關在籠子裡的懦弱的野獸。有時就打開那臺使用了十幾年的日立牌電視機，21英寸的，當時是最好的，是用了我第一次出國的指標在出國人員免稅店買的。日本貨的質量，雖然近年來也頻頻出問題，但我家這臺電視機的質量實在是好得有點惹人煩。十幾年了，天天用，畫面依然清晰，聲音依然立體，使你沒有理由把它扔了。電視裡如果有戲曲節目，我就會興奮得渾身哆嗦。和著戲曲音樂的節拍渾身哆嗦，是我鍛鍊身體的一種方法。我一手捻著一個羽毛球拍子使它們快速地旋轉著，身體也在屋子裡旋轉，和著音樂的節奏，心無雜念，忘乎所以，美妙的感受不可以對外人言也。 使我停止旋轉的從來不是因為累而是因為電視機裡的戲曲終了;戲曲終了，我心鬱鬱。解決鬱悶的方法是拉開冰箱找食物吃。冰箱是東芝牌的，也是日本貨，與電視機一樣是用德國馬克在出國人員免稅店買的。前不久壞過一次，後來被我老婆敲了一棍子又好了。一般情況下我總能從冰箱裡找到吃的，實在找不到了，我老婆就會動員我去離家不遠的菜市場採買。我知道她其實是想把我攆出去活動活動。 在北京的秋天的下午，我偶爾去菜市場買菜。以前，北京的四季，不但可以從天空的顏色和植物的生態上分辨出來，而且還可以從市場上的蔬菜和水果上分辨出來。中秋節前後，應時的水果是梨子、蘋果、葡萄，也是各種甜瓜的季節。但現在的北京，由於交通的便捷和流通渠道的暢通，天南海北的水果一夜之間就可以跨洋越海地出現在市上。尤其是農業科技的進步，使季節對水果的生長失去了制約。比如從前，中秋節時西瓜已經很稀罕，而圍著火爐吃西瓜更是一個夢想，但現在，即便是大雪飄飄的天氣裡，菜市場上，照樣有西瓜賣。大冬天賣海南島生產的西瓜不算稀奇，大冬天賣京郊農村塑料大棚裡生產的西瓜也不算稀奇了。市上的水果蔬菜實在是豐富得讓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東西多了，就沒有好東西了。 如果是去菜市場回來，我就在門口的收發室把晚報拿回家。從訂閱《北京晚報》開始，我有了一點北京人的感覺。《北京晚報》是一份發行數百萬份的報紙，版面一擴再擴，廣告也日漸增多。報紙的頭版多半沒有什麼好看的，就像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的前十分鐘一樣。其他的版面上有一些有趣的東西，我看過馬上就忘了。看完晚報，差不多就該吃晚飯了。吃完了晚飯的事情，不屬於本文的範圍，我只寫從中午到晚飯前這段時間裡我所幹的事情。 有時候下午也有記者來家採訪我，有時候下午我在家裡要見一些人，有朋友，也有不熟悉的探訪者。媒體採訪是一件很煩人的事，但也不能不接受，於是就說一些千篇一律的廢話。朋友來家，自然比接受採訪愉快，我們喝著茶，抽著煙，說一些雜七拉八的話，有時候難免要議論同行。從前我口無遮攔，得罪了不少人;現在年紀大了，多了些狡猾和世故，一般情況下不臧否人物，能說好話就儘量地說好話，不願說好話就保持沉默，或者今天天氣哈哈哈…… 按說北京是個四季分明的地方，秋天有三個月。中秋應該是北京最好的季節。其實，中秋無論在哪裡，都是最美好的季節。我小時候在山東老家，對中秋節就很感興趣，因為中秋節除了天上有一輪圓月，地上還有月餅。蘇東坡的千古名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就是在我的故鄉做知州時寫的，可見那時的月亮是何等的明亮。那時還沒有吃月餅的習俗，如果有，蘇東坡不會不寫的。月餅之所以有餡，是因為元朝末期，漢族人要造蒙古人的反，在月餅裡夾上了造反的紙條，借送禮之名，行聯絡之實。我少時聽一個去內蒙古販賣過牲口的人說，八月十五夜裡，蒙古人要到草裡去藏一夜。此說不知真耶假耶。滄海桑田，現在都成了自家兄弟了。現在的月餅裡除了紙條不夾，幾乎什麼都夾。我總是感到中秋節是北京人發明的一個節日，因為北京曾是元朝的大都。元大都的城牆遺蹟，就在我曾經住過的小西天附近，那上邊有很多樹。如果在秋天的下午，站在元大都城牆上的樹林子裡，也許會更多地感受到一些北京秋天的美麗吧。也許我應該去一次，為了這篇文章。 現在，距離中秋節還有一個月，月餅大戰就拉開了序幕。月餅花樣繁多得令人無所適從，看起來都很精美，但味道一般。我知道我也像魯迅先生筆下那個九斤老太一樣，不能對現在的食物給予公正的評價。其實，現在的月餅使用的材料絕對比過去的材料高級，味道也應該好於以往，感到不好吃，不是月餅的問題。其實，最精美的還不是月餅，而是包裝月餅的盒子，那真是金碧輝煌，好似一座座宮殿。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要用如此精美的盒子包裝吃的東西。我每年都要為如何處理空月餅盒子發愁。人類真是自找麻煩的動物，科學越發展，人類面臨的麻煩就越多。 北京的秋天最為著名的地方就是香山，而香山的名氣多半是因為那每到深秋就紅遍了山坡的樹葉。長紅葉的樹木多半是楓樹。我猜想，當年曹雪芹曾經爬上過香山觀賞過紅葉，納蘭性德也上去過，許多達官貴人、社會名流也上去過。周作人在那附近的廟裡住過很長時間，寫出的文章裡秋氣瀰漫，還有一股子樹葉的苦澀味道。我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始終沒去過香山，但似乎對那個地方並不陌生，那漫山遍野的紅葉在我的腦海裡存在著。如果真去了，肯定失望。我知道看紅葉的人比紅葉還要多，美景必須靜觀，熱鬧處無美景。 現在是北京秋天的一個下午，我打破下午不寫作的習慣，坐在書桌前，回憶著古人關於秋天的詩句來結束這篇文章：「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秋風忽灑西園淚，滿目山陽笛里人」，「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古人有「悲秋」之說，大概是因為秋天的景象裡昭示著繁華將逝，秋天的氣候又暗示著寒冷將至，所以詩中的秋天總是有那麼幾分無可奈何的淒涼感。但也有唱反調的。李白就說：「我覺秋興逸，誰雲秋興悲。」劉禹錫說：「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杜甫說：「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黃巢說：「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毛澤東說：「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但即便是反調文章，也沒有把悲變為喜，只不過是把悲涼化為悲壯而已。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 我眼中的阿城 阿城的確說過我很多好話，在他的文章裡，在他與人的交談中。但這並不是我要寫文章說他好的主要原因。阿城是個想得明白也活得明白的人，好話與壞話對他都不會起什麼反應，尤其是我這種糊塗人的讚美。 十幾年前，阿城的《棋王》橫空出世時，我正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裡唸書，聽了一些名士大家的課，腦袋裡狂妄的想法很多，雖然還沒寫出什麼文章，但能夠看上的文章已經不多了。這大概也是所有文學系或是中文系學生的通病，第一年犯得特別厲害，第二年就輕了點，等到畢業幾年後，就基本上全好了。但阿城的《棋王》確實把我徹底征服了。那時他在我的心目中毫無疑問是個巨大的偶像，想象中他應該穿著長袍馬褂，手裡提著一柄麈尾，披散著頭髮，用硃砂點了脣和額，一身的仙風道骨，微微透出幾分妖氣。當時文學系的學生很想請他來講課，系裡的幹事說請了，但請不動。我心中暗想：高人如果一請就來，還算什麼高人？ 很快我就有機會見到了阿城，那是在一個刊物召開的關於小說創作的會議期間，在幾個朋友的引領下，去了他的家。他家住在一個大雜院裡，房子破爛不堪，室內也是雜亂無章，這與我心裡想的很貼。人多，七嘴八舌，阿城坐著吃煙，好像也沒說幾句話。他的樣子讓我很失望，因為他身上沒有一絲仙風，也沒有一絲道骨;妖氣呢，也沒有。知道的說他是個作家，不知道的說他是個什麼也成。但我還是用「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來安慰自己。後來我與他一起去大連金縣開一個筆會，在一起待了一週，期間好像也沒說幾句話。參加會議的還有一對著名的老夫妻，女的是英國人，男的是中國人，兩個人都喜歡喝酒，是真喜歡，不是假喜歡。這兩口子基本上不喝水，什麼時候進了他們的房間什麼時候看到他們在喝酒，不用小酒盅，用大碗，每人一個大碗，雙手捧著，基本上不放下，喝一口，抬起頭，笑一笑，哈哈哈，嘿嘿嘿。哈哈哈是女的，嘿嘿嘿是男的。下酒的東西那是一點也沒有，有了也不吃。就在這兩個老劉伶的房間裡，我們說故事，我講了一些高密東北鄉的鬼故事，阿城講了一些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人故事，男老劉伶講了幾個黃色的故事。說是黃故事其實也不太黃，頂多算米黃色。女老劉伶不說話，眯著眼，半夢半醒的樣子，嘴角上掛著一絲微笑。在講完了舊故事又想不出一個新故事的空當裡，我們就看房間裡蒼蠅翻著筋斗飛行。我們住的是一些海邊的小別墅，蒼蠅特多。蒼蠅在老酒仙的房間裡飛行得甚是古怪，一邊飛一邊發出尖厲的嘯聲，好像打著螺旋往下墜落的戰鬥機。起初我們還以為發現了一個蒼蠅新種，後來才明白它們是被酒氣薰的。阿城的兒子不聽故事也不看蒼蠅，在地毯上打滾豎蜻蜓。 在這次筆會上，我發現了阿城一個特點，那就是吃起飯來不抬頭也不說話，眼睛只盯著桌子上的菜盤子，吃的速度極快，連兒子都不顧，只顧自己吃。我們還沒吃個半飽，他已經吃完了。他這種吃相在城裡算不上文明，甚至會被人笑話。我轉彎抹角地說起過他的吃相，他坦然一笑說自己知道，但一上飯桌就忘了，這是當知青時養成的習慣，說是毛病也不是不可以。其實我也是個特別貪吃的人，見了好吃的就奮不顧身，為此遭到很多非議，家中的老人也多次批評過。見到阿城也這樣，我就感到自己與他的距離拉近了許多，心中也坦然了許多： 阿城尚如此，何況我乎？ 阿城寫完他的「三王」和「遍地風流」之後就到美國去了，雖遠隔大洋，但關於他的傳聞還是不絕於耳，最讓人吃驚的是說他在美國用舊零件裝配汽車，製作出各種藝術樣式，賣給喜歡獵奇的美國人，賺了不少錢。後來他回北京我去看他，問起他製造藝術汽車的事，他淡淡一笑，說： 哪會有這樣的事？近年來阿城出了兩本小書，一本叫作《閒話閒說》，一本叫作《威尼斯日記》。阿城送過我臺灣版的，楊葵送過我作家版的，兩個版本的我都認真地閱讀了，感覺好極了，當然並不是因為他在書中提到了我(而且我也不記得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實話實說我覺得阿城這十幾年來並沒有進步，當然也沒有退步。一個人要想不斷進步不容易，但要想十幾年不退步就更不容易。阿城的小說一開始就站在了當時高的位置上，達到了一種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境界，而十幾年後他寫的隨筆保持著同等的境界。 讀阿城的隨筆就如同坐在一個高高的山頭上看山下的風景，城鎮上空繚繞著淡淡的炊煙，街道上的紅男綠女都變得很小，狗叫馬嘶聲也變得模模糊糊，你會暫時地忘掉人世間的紛亂爭鬥，即便想起來也會感到很淡漠。阿城的隨筆能夠讓人清醒，能夠讓人超脫，能夠讓人心平氣和地生活著，並且感受到世俗生活的樂趣。 阿城閒話閒說 到了魏晉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傳奇，沒有太史公不著痕跡的佈局功力，卻有筆記的隨記隨奇，一派天真。 後來的《聊齋志異》，雖然也寫狐怪，卻沒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鬆齡則是請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東人，說和寫鬼怪，當代中國一絕，在他的家鄉高密，鬼怪就是當地的世俗構成。像我這類四九年後城裡長大的，只知道「階級敵人」，哪裡就寫過他了？我聽莫言講鬼怪，格調情懷是唐以前的，語言卻是現在的，心裡喜歡，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遼寧大連，他講過有一次他回家鄉山東高密，晚上進到村子，村前有個蘆葦蕩，於是捲起褲腿涉水過去。不料人一攪動，水中立起無數的小紅孩兒，連說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裡復歸平靜。但這水總是要過的，否則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於是再蹬到水裡，小紅孩兒則又從水中立起，連說吵死了吵死了。反覆了幾次之後，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這是我自小以來聽到的最好的一個鬼故事，因此高興了好久，好像將童年的恐怖洗盡，重為天真。 引用了阿城的話，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當年阿城說我是大才，心中沾沾自喜，彷彿真的就成了大才。但事過多年後，才發現這過度的表揚是害人不淺的糖衣炮彈。他讓我迷糊了將近十年。直到現在才明白，我根本就不是什麼大才，連中才也算不上。如果我這樣的就算大才，那我們村子裡的那些老頭老太太都是超大才了。充其量我也只是個用筆桿子耍貧嘴的，用我們村子裡的價值標準來衡量，屬於下三濫的貨色。我們村子裡人經常奚落那些自以為有本事的人，說你有本事為什麼不到中共中央裡去？為什麼不到聯合國裡去？最不濟你也應該到省裡去啊，何必再在這裡丘著？聽了鄉親們的話，我有猶如被當頭棒喝般的覺悟。是啊，如果真是大才，何必還來費時把力地寫什麼小說？小說，小說，小人之語也。那些把小說說成高尚、偉大之類的人，無非是借抬高職業來抬高自己的身份。我想起多年前在我們縣醫院門口一個賣茶葉蛋的老太太那副驕傲的嘴臉，我想起一個給豬配種的人斬釘截鐵的話語：沒有我，你們就沒有肉吃。其實，賣茶葉蛋的老太太可以驕傲，給豬配種的人也可以驕傲，因為他們畢竟是有用的人，唯獨寫小說的不值得驕傲。寫小說的如果臉皮夠厚，在外邊驕傲還可以，如果回到故鄉還驕傲，那就等著挨你爹的耳刮子，等著讓你的鄉親們嗤之以鼻吧。「騙子最怕老鄉親」，這句話就是針對著寫小說的說的。美國當年有「天才」之譽的小說家託馬斯·沃爾夫，生前不敢回故鄉，英國小說家勞倫斯也被他的鄉親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他們都是在外邊吹牛太過，不知天高地厚，傷了鄉親們的感情。至於他們死後多年，故鄉用寬廣胸懷重新接受了他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久前被請擔任臺北市駐市作家，與阿城同住一樓，期間多次相聚，感到阿城更神了。無論到了哪裡，即便他坐在那裡叼著菸袋鍋子一聲不吭，你也能感到，他是個中心。大家都在期待著他的妙語和高論。無論什麼稀奇古怪的問題，只要問他，必有一解。且引經據典，言之鑿鑿，真實得讓人感到不真實。不知道他那顆圓溜溜的腦袋瓜子裡，是如何裝進了這許多的知識。在阿城面前不能驕傲，猶如在我的鄉親們面前不能驕傲一樣。這個人，越來越像一個道長了。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從照相說起 這是我二十歲之前唯一的一次照相，時間大約在1962年春天。讀者可以看到，照片上的我上穿破棉襖，下穿單褲，頭頂上似乎還戴著一頂帽子。棉襖上的扣子缺了兩個，胸前閃閃發光的，是積累了一冬天的鼻涕和汙垢。褲腿一長一短，不是褲子的問題，是不能熟練地扎腰所致。照片上，我旁邊那個看起來蠻精神的女孩，是我叔叔的女兒，比我早四個月出生。她已於十幾年前離開人世，似乎也沒有什麼大病，肚子痛，用小車往醫院推，走到半道上，脖子一歪就老了。照相的事，儘管過去了將近四十年，但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那時我正讀小學二年級，課間休息時，就聽到有同學喊叫：照相的來了!大家就一窩蜂地躥出教室，看到教室的山牆上掛著一塊繪著風景的布，布前支起了一架照相機，機器上蒙著一塊紅表黑裡的布。那個從縣裡下來的照相師傅，穿著一身藍衣裳，下巴青白，眼睛烏黑，面孔嚴肅，抽著菸捲，站在機器旁，冷漠地等待著。先是那個教我們唱歌的年輕女老師手裡攥著一卷白紙照了一張，然後是校長的老婆與校長的女兒合照了一張。照相時，師傅將腦袋鑽到布罩裡，從裡邊發出許多甕聲甕氣的神祕指令，然後他就高高地舉起一隻手，手裡攥著一個紅色的橡膠球兒，高呼一聲：往這裡看，別眨眼，笑一笑!好!橡膠球兒咕嘰一聲，照相完畢。真是神奇極了，真是好看極了!我們圍繞著照相師傅，都看迷了。在無人照相的空間，與我們同樣圍著看熱鬧的老師們，相互攛掇著，張老師讓李老師照，李老師讓王老師照，都想照，看樣子也是怕花錢。這時我堂姐走到照相師傅面前，從口袋裡摸出三角錢，說：我要照相。圍觀的學生和老師都感到很驚訝。照相師傅問：小同學，你家大人知道嗎？堂姐說：俺嬸嬸(她稱呼我的母親為「娘」，稱呼自己的母親卻叫「嬸嬸」)讓我來照的。馬上有人在旁邊說：她父親在供銷社工作，每月一次發工資呢!於是大家都長出了一口氣。那天我堂姐穿得很板正，讀者朋友可以從照片上看出來。別忘了那是1962年，絕大多數農村孩子都穿不上一件囫圇衣裳，能穿得像我堂姐那樣的很少。我堂姐是個非常乾淨整潔的女孩，同樣的新衣裳，我穿上兩天就沒了模樣，但她穿一個月也不髒。 我堂姐昂著神氣的小頭，端端正正地站在照相機前，等待著照相師傅發號施令。這時，好像是有人從後邊推了一把似的，我一個箭步躥到照相機前，與堂姐站在一起。照相師傅的頭從黑紅布里鑽出來，說：怎麼了？怎麼了？老師和同學們都呆呆地看著我，沒人說話。我驕傲地對照相師傅說：我們是一家的!照相師傅大概不相信這樣一個小怪物跟這樣一個小姑娘會是一家的，就轉回頭去看老師。我的班主任老師說：沒錯，他們是一家的。我堂姐也沒提出反對，這件事至今讓我感動。照相師傅的頭在黑紅布里說：往前看，笑一笑，好!他的手捏了一下橡膠球兒，說：好了! 過了好久，我把照相的事忘得乾乾淨淨時，一個晚上，我們全家圍著一張桌子，吸溜吸溜地喝著菜湯，就聽到大門外邊有人在喊叫我的大號：管謨業!管謨業!家裡人都看著我，他們聽到有人喊我的大號，肯定都覺得怪怪的。我扔下飯碗跑出去，一看，原來是我的班主任老師。她將一個白紙包遞給我，說：你們的照片出來了。我拿著照片跑回家，竟然忘了請老師到家裡坐坐，也忘記了說聲謝謝。就在飯桌上把紙包剝開，現出了三張照片和一張底版。照片在眾人的手裡傳遞著。母親嘆息一聲，說：看你這副邋遢樣子，照得什麼相？把你姐姐都帶賴醜了。 那時我們還沒有分家，是村子裡最大的家庭。全家十三口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苦的就是母親。我因為長得醜，飯量大，幹活又不麻利，爺爺奶奶也不喜歡我，為此母親經常嘆息。今天反省起來，他們不喜歡我，固然有他們的原因，但主要的還是我自己不賺人喜。我又醜又懶又讒，還經常出去乾點壞事，給家裡帶來不少麻煩，這樣的壞孩子，怎麼討人喜？ 我爺爺是個很保守的人，對人民公社心懷牴觸。我父親卻非常積極，帶頭入社，吃苦耐勞，雖然是中農，比貧農還積極。父親一積極，爺爺就生氣。爺爺沒在人民公社幹一天活。他是村子裡有名的莊稼漢，心靈手巧，力大無比，如果死心塌地地到社裡去幹活，必然會得到嘉獎。但他發誓不到社裡去幹活，幹部上門來動員，軟硬兼施，他軟硬不吃，有點頑固不化的意思。他揚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嚇得我父親恨不得給他下跪，求他老人家不要亂說。中蘇友好時，我爺爺說不是個正經好法，就像村子裡那些酒肉朋友似的，好成個什麼樣子，就會壞成個什麼樣子。爺爺的這兩個預言後來都應了驗，我們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見之明。爺爺不到生產隊幹活，但他也不閒著。我們那裡荒地很多，爺爺去開荒種地。他開出的荒地糧食畝產比生產隊裡的熟地都高。但這種事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人民公社沒收了爺爺的地，還要拉他去遊街，我叔叔在公社裡找人說了情才免了這一難。不許開荒，爺爺就自己製造了一輛木輪小車，推著去割草。割草晒乾，賣給馬場，換回一些地瓜幹，幫家裡度過荒年。爺爺其實是個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會結網，會捕鳥，會拿魚，還會耍槍打野兔。他心情好時，是個很好的老頭，心情不好時，那張臉就像生鐵鑄的，誰見了誰怕。 還是說說我母親吧。她老人家去世已經五年，我好多次想寫篇文章紀念她，但拿起筆來就感到千頭萬緒，不知該從哪裡寫起。母親這輩子承受了太多的苦難，想起來就讓我心中難過。母親生於1922年，四歲時外祖母去世，她跟著一個姑姑長大成人。母親的姑姑——我們的姑姥姥，是個鐵金剛一樣的小老太婆，非常的能幹，非常的好強，雖是小腳，但走起路來風快，男人能幹的活她都能幹。母親在她的姑姑的調教下，四歲時就開始裹腳，受的苦無法言說，但最終裹出了一雙精巧的小腳，母親還是很感謝她的姑姑。母親十六歲時嫁到我家，從此就開始了漫漫的苦難歷程。精神上受到的封建壓迫就不必說了，許多深重的痛苦，因為覺悟不到，也就算不上痛苦。就說說母親生過的病吧。嗨，從我有記憶力開始，就看到母親被這樣那樣的疾病折磨著。先是「心口痛」，每年春天都犯，犯了就痛好多天，去衛生所買兩片止痛片吃上，不管用，想請醫生來看但是沒有錢，只好幹靠著，去尋一些不花錢的偏方來治。姐姐帶著我到剛生過小孩子的人家去撿雞蛋皮，撿回來用鍋烘焦，再用蒜臼子搗碎，然後讓母親衝著喝。還有一個偏方是攤一個雞蛋餅，裡邊包上四兩生薑，一次吃下去。我記得母親吃了那個生薑雞蛋餅後，痛得在炕上打滾兒，汗水把衣裳和頭髮都溼透了。那時以為凡是肚子痛就是涼，生薑大熱，能治，不知道母親患的是嚴重的胃潰瘍出血，吃上四兩生薑，無疑是火上澆油。母親心疼的是那個雞蛋，那是她的姑姑偷偷地送來的。到了夏天，就頭痛，臉赤紅，幹活回來，忙完了飯，別人吃飯，她就跑到外邊去嘔吐，翻腸絞胃地吐，我和姐姐站在旁邊，姐姐哭著給她捶背，我哭。秋天還要犯「心口痛」，好不容易熬過去，到了冬天，哮喘又來了。說是得了癆病，癆病方，一大筐，不是雞蛋就是香油，我們到哪裡去弄？只能用一些成本不高的偏方治。用尿罐裡的鹼煮蘿蔔吃，用柳樹枝燒水喝，怎麼可能管用？還有婦女病，脫肛，據說治脫肛最好的方子是用豬的大腸裝了大米燉著吃，吃不起，那時候我們連大米是什麼樣子都沒見過。母親自己發明瞭一個偏方，晚飯後，找一塊半頭磚，放到灶火裡燒著，刷完了鍋碗，幹完了活，將熱磚掏出來，墊到肛門下坐著，自己說很舒服。後來又生過一個碗口大的毒瘡，在腰上，一直挺著幹活，實在不行了才躺倒，痛疼難忍，咬緊牙關不呻吟，生怕讓公婆妯娌聽到心煩，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我跟姐姐在她身邊哭，她叫著我的乳名，說：我不行了，你們姐弟怎麼活呀？幸虧縣裡的醫療隊下來巡診，義務看病，不要錢。記得是個中午，來了一群醫生，都穿著白大褂，脖子上掛著聽診器，還拿著刀子剪子什麼的，說是給母親動手術，不讓我們進去看。聽到母親在屋裡哭叫，肯定是痛得受不了了才哭叫。一會兒工夫，一個醫生端出來一大盆膿血，一會兒又端出一盆。漸漸地好起來，能扶著牆下地了，又開始了幹活，十幾個人的飯一人操持。那時的飯，一半是糠菜，要先把野菜放到石頭上捶爛，將綠水攥出來，再攙上糠和那點珍貴的紅薯面兒。做這樣的飯勞動量很大，母親累急了，就抓一把野菜塞進嘴裡。 母親病好之後，腰上落下了一個很大的疤，天要下雨就發癢，比縣裡的氣象預報還準。後來還被毛驢傷過腳，還得過帶狀皰疹……母親晚年，我們的條件有了好轉，但她的病日漸沉重，終於不治。母親這輩子，沒享過一天福，吃過的苦是現在的人難以想象的。晚上要生孩子了，中午還在打麥場上幹活。剛生完孩子，半夜三更，天降暴雨，麥子還在場上，扯一條毛巾包住頭，就到場裡幫著搶場，動作稍微慢一點，還要受到呵斥。至於吃的，幾十年來，大家都吃不飽，她更吃不飽，上有老，下有小，好吃的根本就進不了她的口。有時候嚥到嘴裡也得吐出來給我吃。我是她最小的兒子，相貌奇醜不說，還有一個特大的飯量，分給自己那份，幾口吞下去，然後就看著別人的飯碗哭，饞急了還從堂姐的碗裡搶著吃。我一搶，堂姐也哭，這就亂了套了。最後必是母親給嬸嬸賠不是，並且把她碗裡那點省給我吃了。母親的癆病其實是餓出來的。餓，還得給生產隊裡推磨，推磨的驢都餓死了，只好把女人當驢。六十年代，我們一家沒一個餓死的，全仗著我那位在供銷社工作的叔叔。我嬸嬸脾氣不太好，但我叔叔很好。他送給我一管博士牌鋼筆，還給我買過鞋子。當我們的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叔叔從供銷社裡弄回來一麻袋棉籽餅，那玩意兒現在連豬都不吃，但在當時，連草根樹皮都吃光了的時候，無疑是人間最美的食品，豈止是食品，簡直就是救命的靈丹妙藥。我們吃著棉籽餅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這樣的文章，沒有什麼意義，就此打住吧。 嬸嬸已經於2001年5月去世，這一代人實在是命運多舛，思之令人愴然。嬸嬸一輩子其實也沒享到什麼福，尤其是到了晚年，堂姐去世，撇下兩個孤兒，實在是悽惶。然後又是小兒子胡鬧，辦什麼旅遊品加工廠，拉下一屁股債務，逼得她七十多歲的人還要給人家去打短工。想起她和村子裡的老人們冒著嚴寒去給人家摘辣椒，每天只掙兩元錢，我心中就酸溜溜的。如果不是遭遇這些事情，她活過八十歲是沒有問題的。 為了償還堂弟做下的債務和照管堂姐撇下的兩個孤兒，我們拿出來一些錢，為此，嬸嬸見到我們時那種恨不得把心扒出來給我們吃了的情形，讓我心中實在難過。多年前的芥蒂，早已蕩然無存。上邊的文章，我寫到的其實是當時農村的家庭狀況，並無特別的褒貶之意。妯娌之間，打得頭破血流者比比皆是，我母親和嬸嬸的關係，還是好的。我母親去世之後，三日圓墳，嬸嬸教我們弟兄三個每人左手抓著一把穀子，右手抓著一把高粱，圍著母親的新墳轉圈走，左轉三圈，右轉三圈，一邊轉一邊默唸： 「一把高粱一把谷，打發先人去享福……」 如今，嬸嬸和母親都去那邊享福了吧!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三日，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九日補記 洪水·牛蛙 1960年代以前，我們高密東北鄉真像一個澤國，水多得一塌糊塗。那時一到夏天就連陰，雨水纏綿不斷。但從197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乾旱得越來越厲害，有時候三個月滴水不落。當年洪水滔天的河流乾涸見底，河底下可以搭臺子唱戲了。我們仰天盼雨：雨啊雨，你下到哪裡去了呢？天不下雨，我們就要抗旱，打井，挖水庫，挑水澆地，肩膀上磨出鐵一樣的繭子。水位越來越低，水越來越苦鹹，最後挖幾十米深也挖不出水了，莊稼也就乾死了。 老人們偷偷祈雨，到乾涸的河底下去燒香燒紙，被幹部發現了，還要挨批鬥。我一個叔叔說：真要祈雨，燒香燒紙不行，必須大心大誠發大願，像當年天齊廟裡的和尚那樣，頭上頂著炸藥包，抻出一根三十米長的導火索，只給老天爺三分鐘，不下雨澆滅導火索，和尚必定炸死。但太陽火爆，片雲也無，眼看著導火索就燃燒到了和尚頭頂，說時遲那時快，一隻麻雀從空中飛過，屙下一攤鳥屎，把導火索給湮滅了——老天爺是真的沒有雨啊。 我經常說，澇死比旱死好，澇死人不要出力，比較乾脆，而旱死要活活煎熬，活受罪。於是就懷念1960年代的夏天，那麼多的雨水，一會大雨，一會中雨，一會小雨，一會東邊日出西邊雨。到了六月、七月，連續一個星期不見太陽是常有的事。地裡面、衚衕裡邊全是水，家裡邊也是水。當時要挖地，一鍬下去水就冒上來了。 記得有一年，我腳上生了個瘡。母親不讓我下地，因為地上全是泥濘。我只好坐在炕上，透過後窗，看到河裡的水滾滾東去。河水似乎比房頂都高了，幾乎看著河水要從河堤上溢出來了。我在小說裡寫「像烈馬一樣的奔湧的河水」就是這樣觀察到的。當時家裡沒有收音機，更沒有電視，縣裡的有線廣播，每家給安一個小喇叭，掛在窗臺上，一到防汛的季節，小喇叭就連續地廣播：「貧下中農請注意，貧下中農請注意，下午三點將有六百個流量下來，膠河下游的貧下中農立刻上河堤，準備搶險。」村裡立刻敲鑼集合，危難時刻人心齊，老婆、孩子，只要能拿得動鐵鍬的，能扛得動草包的，都到河堤上去了。你可以看到河水排山倒海，就像錢塘江潮一樣，滾滾而來。潮頭一下來，撲鼻的水腥味，一浪一浪的就從後窗裡撲進來了。我大哥當時已經在上海念大學了，每年暑假回來，出了高密火車站，那會沒有汽車，只能背個小包袱往家走。走到離我們家十來里路的地方，就聽到一片青蛙的叫聲，響徹雲霄。心裡知道，壞了，又澇了，又淹掉了。不知道從哪裡來了那麼多的青蛙，青蛙的叫聲徹夜不息。一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村子裡一片漆黑，你會感覺到，整個村莊是漂浮在青蛙之上的，哇哇哇，呱呱呱，又嘹亮又潮溼的一種聲音，吵得人難以睡覺。青蛙的叫聲把整個村莊都托起來了。那時人也不知道吃青蛙，有敬畏，不敢吃。第二天到池塘去看，到河堤上去看，好像所有的青蛙來開會，一片碧綠，全是青蛙的脊背，密密麻麻，水面都看不到，全是青蛙。這確實是大自然的壯麗景觀，想象也想象不到的，當然如果將來寫到小說裡面，就更加神奇了。 一個孩子，在農村這種環境裡沒人理你，很寂寞，那你只好去觀察大自然。所有的人，都跑到河堤上去了，連奶奶都去了。我因為腳生瘡，一個人坐在炕頭或者樹下的小凳上，觀察院子裡那些大蛤蟆爬來爬去，看著它們怎麼捉蒼蠅。我啃了一個老玉米，剩下一個玉米棒子，扔在一邊，一群蒼蠅摞上來，碧綠的蒼蠅，綠頭蒼蠅，像玉米粒那樣大，有的比玉米粒還要大，全身碧綠，就像玉石一樣，只有眼睛是紅的。看到那些蒼蠅不斷地蹺起一條腿來擦眼睛，抹翅膀。世界上沒有一種動物能像蒼蠅那樣靈巧，能用腿來擦自己的眼睛。一隻大蛤蟆爬過去，悄悄地爬，為了不出聲音，慢慢地、慢慢地，一點聲音不發出地，爬，腿慢慢地拉長，收縮，再拉長，向蒼蠅靠攏，蒼蠅也感覺不到。距離到離蒼蠅約有二十釐米處，它停住了，「啪」，舌頭像梭鏢一樣彈出來了，蒼蠅就被捲進了它的嘴巴。蛤蟆捕食的時候是一點不笨的，它的舌頭非常靈巧，一伸出去就把蒼蠅吃掉了。我還看到我們家院牆上的綠草快速地生長。你剛剛看了河裡的水，回頭再看牆上的草，就比剛才長高一釐米了。突然又看到了一個知了龜兒，也就是蟬的幼蟲，慢慢地爬出來，爬到一棵向日葵的莖上，停住，脊背慢慢裂開，一個嫩黃的蟬爬出來了。剛爬出時，它的翅膀是黏結成一團的，慢慢地在空氣當中伸展、伸展，身體也漸漸改變顏色，從嫩黃色一會就變黃，之後就變黑了，然後翅膀一抖，「嗡」地飛起來鑽到天上去，成了一個黑點，看不見了。我就觀察那些東西，看膩了，就到炕上去，看牆上的舊報紙。我們的房子已經很老很老了，牆壁被油煙薰得黑黝黝的，到了春節的時候，搞一些舊報紙一貼，晚上被燈光照耀，滿屋生輝。我母親不認字，貼的時候，有的貼倒了，有的貼橫了。我在炕上轉圈看，報紙如果頭朝下，我就仰著看;報紙朝上，我就站著看，翻來覆去看那十幾張報紙上的消息： 1958年大躍進啊，小麥畝產一萬斤啊，天津郊區農民蘆葦和水稻嫁接成功啊，斯大林大元帥逝世啊，某地農村醫生髮明瞭計劃生育的新方法，讓育齡婦女每次和丈夫同房之前，生吞二十隻蝌蚪，可以避孕啊……現在回憶起這些東西，感覺很有意思。那時候報紙上的文章，幾乎都是魔幻現實主義小說，誇張，變形，充滿了想象力。看累了報紙，一抬頭，突然就發現一個很嫩很嫩的鵝黃色螳螂從窗戶旁邊爬過來了。一隻壁虎跟在螳螂後邊爬。房簷和窗櫺間，一隻蜘蛛正在結網。一隻蜻蜓撞到蛛網上了，蜘蛛衝上去。一隻小燕子撞到蛛網上，把蛛網撞破了。蜘蛛結網意味著天要好了。果然一縷陽光慢慢從稠雲當中露出來了，很快感覺到大地像一個燒開的鍋爐一樣，熱氣蒸騰出來了……把一個生病的孩子在炕上關上三十天，他能夠觀察很多東西。有時候我也玩捉蒼蠅的遊戲，將一點飯渣子粘在手指上，舉著，蒼蠅就爬上來了，指頭猛一合，就把它捏住了……玩著玩著，我就睡著了。 突然被鑼聲驚醒，河堤上一片喧譁。開口子了，一定是開口子了。從後窗看到，堤上人來回奔跑。父親跑回家，扛了幾捆高粱秸稈，看也不看我一眼又跑了。衚衕裡全是扛著東西奔跑的人。為了堵決口，保村莊，家裡的東西都拿出去了，包括被子、門板，連架上的冬瓜都摘下來了。實在不行了只好到村外去，扒開一口子放水洩洪。一放水莊稼就淹了，但村子保住了。也有兩個村之間為了放水打起架來的。河這邊坡裡，莊稼、玉米、高粱長得特別好，一旦決口，就全淹死了，那就以鄰為壑——找一個力量特別大的青蛙，最好是從古巴引進的那種體型龐大的牛蛙——牛蛙的事我待會兒再說——用一根長長的絲線繩子，拴著牛蛙的後腿，猛地往對面甩，牛蛙往河的對面遊，這邊牽著線。牛蛙游到對岸邊，要往岸上爬。那邊牛蛙一爬這邊人一拽絲線，牛蛙的兩條前肢就不斷地扒對岸河堤。我們那個地方河堤是沙土的，被水浸泡後十分鬆軟，牛蛙的爪子扒來扒去，決口就出現了。利用一隻牛蛙就可以製造一起決口的事件。對岸決口，這岸就安全了。 這事情我沒幹過也沒看過，但老人們這樣說過。為什麼洪水季節每天晚上要打著燈籠巡邏？生怕對岸的人扔過牛蛙來給扒開河堤。再講講牛蛙。1960年代初，我們和古巴友好，有一首古巴歌曲那時很流行：「美麗的哈瓦那，那裡有我的家，明媚的陽光照大地，門前開紅花……」歌詞很光明，但曲調很憂傷。為了改善人民生活，國家專門從古巴引進了一批牛蛙。我們高密東北鄉低窪多水，還有許多溼地，特別適合兩棲類動物生活。於是國家就把牛蛙放養到我們那裡。弄了幾百隻種蛙來，還建立了一養蛙場，但一下大雨就逃光了。牛蛙形貌醜陋，不如青蛙漂亮，與癩蛤蟆有點相似，沒人敢吃它的肉。這些東西到了我們高密東北鄉，簡直到了天堂。兩年內，就繁殖成災。它們什麼都吃，連樹葉子都吃。叫起來聲音低沉，哞哞的，像牛叫一樣，原來牛蛙是因為叫聲得名。到了夏天的夜晚，我們高密東北鄉可就熱鬧了，牛蛙和青蛙，大合唱，吵得人根本睡不著。後來又傳說，一個牛蛙，長得像頭小牛那樣大，成了精……今天我就先說到這裡吧。 二〇〇三年 臘八粥、灶馬與「打尖」——談小時候的年 元旦前夕，在日本北海道首府札幌，我們一起來談論過年，很有意思。大家知道，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西曆新年，不太隆重。魯迅先生說過，還是舊曆的新年更像新年。所以讓我來談過年，我談的肯定是春節。提起過年，說來話長。小時候天天盼過年，但年彷彿是一個路途遙遠的地方，要經過長途跋涉才能到達。小學課本里有一篇課文描述說，秋天來了，柿子紅了，一群大雁往南飛。然後又緊接著說，冬天到了，大雪覆蓋土地，麥苗兒蓋上了厚厚的被子。夏天時學這篇課文，眼前就出現了過年的情景，沉浸在幻想中，下課鈴響，才知道距離年還很遙遠。現在呢，好像做夢似的，一轉眼就是一年，時光流逝得特別快，彷彿地球轉動的速度發生了變化。 小時盼年，其實與食物有關。那時候生活困難，過年可以吃得好一些。農村最好的食物就是餃子，再就是年糕，這些食物，只有在過年時才可以吃到。春節期間吃的是素餡餃子，豆腐粉條菠菜白菜。為什麼要吃素餡餃子呢？老人說是因為神不能吃葷，實際上是肉貴且很難買到，而豆腐粉條之類比較便宜而且也容易買到。一進臘月，節日就比較多了。首先是臘八，要喝臘八粥，湊夠七種糧食加上大棗。這個粥非常稠，要熬很長時間，要一邊熬一邊攪動，否則就糊了鍋底。大棗是珍貴的東西，鍋裡放進幾顆棗，母親是有數的。我們兄弟們眼巴巴地看著母親手中的勺子，母親就說：不用看，勺子有眼。 過了臘八之後就盼望辭灶，臘月二十三。辭灶也叫過小年，比較隆重，晚上吃一次餃子。關於辭灶，有很多說法，大意是灶王爺要上天，向玉皇大帝彙報一年的工作。每家要焚燒一張「灶馬」。所謂「灶馬」就是一張木板印刷的畫，上邊畫著一個三綹鬍鬚的男人，他的兩邊各有一個圓臉的女人。我們知道那個男人就是灶王爺，那兩個女人，自然是灶王奶奶。焚燒「灶馬」時要念叨著：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焚燒「灶馬」前要在鍋臺上擺供，供品很簡單，就是幾樣糖果、點心。糖果就是那種「關東糖」，吃著粘牙，有人說是要用這種糖粘住灶王爺的嘴巴，不讓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說壞話。這些說法矛盾重重。如果粘住了灶王爺的嘴巴，壞話自然是不能說了，但好話不也說不成了嗎？另外我還有一個巨大的疑問：難道說每個家庭都有一個灶王爺嗎？如果是神的話，應該是一個灶王爺管了天下所有人家廚房裡的事。每家都有一個灶王爺，那假如有的家裡分家，是不是要重新再配給他一個灶王爺呢？拿這問題去問爺爺奶奶，他們也不回答，只說： 小孩子不要問那麼多，知道那麼多事幹什麼？閉嘴。過了臘月二十三，再有七天，有時候是六天，就是除夕。那就一天一天數著，盼望著。到了臘月二十七八的時候，已經開始準備做過年的饅頭。把最好的面放在大盆裡和起來。面和得特別硬，加水很少。這個時候家裡的男人會幫女人揉一揉麵。我小時候，很喜歡幫母親揉麵。一邊揉著，一邊想到「百鍊鋼化為繞指柔」這樣的句子。母親誇我揉得好，我就更加來勁。饅頭的中間揉上栗子和大棗，圖個吉利。饅頭蒸好了，就開始蒸年糕。蒸年糕用的是北方的黍子米，不是南方那種糯米也不是東北那種高粱米。要用石碾子把它軋碎，拉著石碾子來回轉，一邊碾一邊要用籮不斷地篩。這是可怕的體力勞動。1999年我去東京吃蕎麥麵，看到他們那複雜而認真的操作過程，就想到我們老家做年糕的情景。後來有了機器磨，人們就用機器磨把黍子米粉碎，但這樣的面黏度會變小，因為粉碎的過程中高溫讓它失去了黏性，還是用石碾子軋出來的好，蒸出年糕特別黏。做出年糕來就用一塊籠布把它抬出來平攤在高粱稈做的鍋蓋上。拍得平平的，按照圖案插上大棗，冷卻凝固後切成方尖碑的形狀，供到「閣板」上。所謂「閣板」，就在一進堂屋的正北面那個地方，擺著一張桌子。就像日本的榻榻米里面擺花瓶的地方，很神聖。祖先的牌位都要供在這個「閣板」上。農村有的婦女打架耍無賴的時候就跳到人家「閣板」上坐著，對這家來說是奇恥大辱。農村最怕的就是兩件事：一個是女人跟鄰居打架，這女人耍起無賴來，撲通一下跳到人家井裡，趕快救人不說，還要把井水淘幹好多次，才能飲用;再就是有的女人一下子就蹦到人家「閣板」上去坐著，那是安置老祖宗牌位的地方。 除夕下午，要把「軸子」掛起來。所謂「軸子」實際上就是祖先的牌位。是一張很大的撲灰年畫——高密特有的一種年畫——上面畫著一些穿袍戴帽的官員，象徵著官宦人家，巨大的門口有小孩兒放鞭炮，還有青松、仙鶴、麒麟。畫面的上方印著很多格子，格子裡填寫著祖先的名諱。這張「軸子」只有過年時才掛起來，過完年後，就捲起來收藏。我猜想，之所以叫「軸子」，大概就是畫軸之意。我2004年發表了一篇題目叫作「掛像」的小說，講述的就是與春節時掛「軸子」有關的事。當然，也有人認為不應該寫成「軸子」，而應該寫成「祝子」，意思說這是祝禱時用的。我認為還是「軸子」比較符合我們那個地方老百姓的語言習慣。「軸子」懸掛在「閣板」後邊的牆上，下邊擺上供品。「文化大革命」期間，上邊下令，讓各家都把「軸子」燒了，過年時，每家發了一張毛主席像當「軸子」。我那篇小說《掛像》說的就是這事。後來有人就說，我們往常過年，供的都是死人，毛主席可是大活人啊，你們把毛主席讓各家各戶當死人供著，這是什麼意思？我估計上邊下這命令的人被嚇壞了，所以第二年過年時就不強迫各家把毛主席當祖先供著了。 「閣板」上鋪著紅色的或者黃色的紙，桌子腿上還掛著圍裙，圍裙上描龍繡鳳。總之是「軸子」一掛，供品一擺，就很有年的氣氛了。除夕下午，男孩子就去祖先的墳墓前燒紙磕頭放鞭炮，意思就是要請祖先回家過年。女孩大半在家幫著母親包年夜吃的餃子。我們家去祖先墳墓前燒紙磕頭的任務每年都是我來完成的，我很願意去。跑到田野裡去放鞭炮，然後在祖先的墳頭前燒張紙，磕個頭，在麥田裡追追野兔子，找片野草茂盛的地方放一把野火，大呼小叫，十分歡樂。回到家就是傍晚，該吃晚飯了。晚飯時多半有酒，家族裡的男人們會利用這個機會聚聚，談一些重要的事情。小孩子沒有資格參加這個集會，胡亂給你一點東西吃，然後就讓你睡覺，說快睡覺，睡到半夜起來過年。以前沒有鐘錶，母親一般不睡覺，整晚上忙活，把房間裡還有灶房周圍收拾乾淨。夜裡要燒的柴火，下午就拿回家了。大年夜裡最好燒豆秸。豆秸燒起來噼啪亂響，一些殘餘的豆粒在燒的過程中發出爆裂的聲音，散出一股香氣。實在沒有豆秸燒，就燒棉花柴。說是「燒豆秸出秀才，燒花柴出刀才」。出秀才我明白，就是出有文化的人。但刀才是什麼？難道是劊子手嗎？我母親說好像也不是，誰家願意出個劊子手呢？後來我想，大概在衙門口裡幹事兒、手裡握有生殺大權的人就是刀才。 半夜時分，母親就把孩子們都叫起來了。起來後都悄悄的不敢大聲說話，因為在我們的意識裡，這時候祖先們都回來了。然後就看見在被子上面放著母親給我們準備好的新衣服。午夜時分，正是最冷的時候，農村的房子裡沒有暖氣，房子都是破破爛爛的，到處漏風，每個人都打戰，牙齒打戰，嘚嘚地響。天特別的黑，那時農村沒有電，平常的日子，每家就點一盞小油燈。大年夜裡點著蠟燭，蠟燭插在「閣板」上，火苗抖動，輝映著「軸子」上的人物，閃閃爍爍，神氣活現。我注視著「軸子」上的人物，感覺到他們眉眼活動，彷彿要跟我說話。我想這些老祖宗一定都認識我，因為是我下午從墳地裡把他們請回來的。母親在那裡忙忙碌碌，豆秸燒得噼啪響，爐膛裡的火很明亮，從來沒覺得小房子裡有這麼亮過。蠟燭的光和爐膛裡火苗使煙薰火燎多年的黑色牆壁像上了釉一樣閃閃發光。這時候我們都悄悄地等待著，一直等到母親把煮好的餃子從鍋裡撈出來放在碗裡。父親就用託盤端著餃子，帶著我們，走到街上去接財神。這時村子裡突然之間就像戰爭爆發一樣，家家放鞭炮，此伏彼起，連成一片。放過鞭炮後，父親就帶著孩子，對著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磕頭。磕完頭就回家，回家之後這神聖的過年過程就基本上結束了。 然後就上炕吃餃子。炕中央放一張矮腿炕桌，全家人圍桌而坐。這時候小孩子有一個任務就是給大人磕頭，給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磕頭，反正最小的就磕一圈，一邊磕頭還一邊喊「給爹磕頭，給娘磕頭」。磕完頭就要分磕頭錢，就是壓歲錢。有的小孩兒想錢想得太心切，該說「給爹磕頭」都說成了「給爹磕錢」。磕完頭，拿到壓歲錢，就該吃餃子了。餃子裡是包著錢的，誰在餃子裡吃出一枚銅錢來，就預示他一年有錢花。早些年餃子裡包的是銅錢，吃到這個餃子時滿口銅臭。後來銅錢越來越少，就開始包硬幣。小時候也不覺得硬幣髒，長大之後覺得挺髒的。到小姑家去，看到她拿一個小碗倒上半碗酒，把那些要包進餃子裡的硬幣放在酒裡面泡，完了之後點火燒，消毒。我回家後也照此辦理。母親說你禍害那些酒幹什麼？我已經用鹼水洗了好多遍了。從餃子裡吃出的錢歸自己所有，所以孩子們都希望吃到硬幣。有一年我吃了兩三碗餃子沒有吃到硬幣，不肯罷休，非要吃到，很執著。我母親怕我撐壞了，悄悄地把一個硬幣塞到餃子裡，放在我碗裡，我一咬，咯噔一下子，好了，終於就吃到錢了。吃完了餃子後，再到自己的叔叔家、大爺家，本族本姓的各家裡去磕頭，磕完頭就回家睡覺。 大年初一、初二的時候，村子裡的年輕人玩一種叫「打尖」的遊戲，上點年紀的人，都站在一個避風的牆根下，雙手插到袖筒裡面，晒著太陽看熱鬧。所謂「打尖」，就是把一根細木棍的兩端，用刀子削成尖兒，用一根粗木棍打細木棍的尖兒，打得遠就贏了，輸了的要受懲罰。懲罰的方式是「摸糊」，具體方法是先約定摸村子裡某個地方，或是某棵大樹，拿帽子將輸者的頭眼矇住，然後就是「蹲三蹲、掄三掄、十二晃盪八大錘」，就是把這個要「摸糊」的人，抬起來掄著轉三圈，再往地上蹲三蹲，前後推十二下，每個贏者再打他八拳頭。輸者此時已經矇頭轉向，在贏者監督之下去摸那個預先約定的目標。這時候幾乎全村的人都跟著看熱鬧。「摸糊」者經常是與既定目標背道而馳，有時還會掉到豬圈裡。 我們小孩子自己玩的遊戲叫作「擠出大兒討飯吃」。以前農村人家兒子多，大兒子結婚後，多半會被父母從大家庭裡分出去，讓他們組建自己的小家庭。大兒被分出去，一般不會給他們什麼家產，所以有「擠出大兒討飯吃」說法。具體玩法是，一群孩子，順牆排開，脊樑緊貼著牆，從兩端拼命往中間擠，中間的小孩誰被擠出去了，就成了出去討飯吃的大兒。這個活動如果被家長看見了，肯定是拖出來給上兩拳頭，然後擰著耳朵拖回家。因為這遊戲特費衣裳，玩上兩三次，棉襖就開了花了。 初三、初四就開始走親戚。初三走姑姑家，初四去姥爺家，新姑爺也是這一天去岳父家。有的村子裡有折騰新姑爺的習慣，一撥人把新姑爺灌得爛醉如泥，洋相百出。初五再走一些不太要緊的親戚，初六、初七就要開始幹活了。有時候在正月十五以前要演戲，各個村輪換著演。我們村是三縣交界的地方，外縣的劇團到我們村來演，我們也到外縣的村子裡去演，演呂劇、茂腔、柳腔。因為是相互娛樂，也是一種炫技，不存在報酬的問題，演完了後，分派到各家去吃飯。那些嗓子好、扮相美的姑娘小夥子，總是受到特別的歡迎，被人家搶了去，隆重招待。我們這些跑龍套的鼻涕孩子，飯量又大，沒人願意要，最後隨便塞到一戶人家，一頓粗茶淡飯就給打發了。「文革」前還有一些新編的現代戲，「文革」期間演的都是樣板戲，把樣板戲比如《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移植成茂腔或者呂劇。用地方小戲的調子唱樣板戲，古怪而滑稽，我想江青要是看到了肯定會氣個半死。春節期間演戲，也是青年男女談戀愛找對象的大好時機，一方面是到外縣去演戲能認識一些外面的人，擴大尋找的範圍，另一方面，本村的男女在演戲的過程中也可能產生感情。農村找對象是有季節性的，農忙時間，都是頂著星星出去披著月亮回來，沒時間戀愛。到了春節前後，吃得也好，時間上有一點空餘，各個村又能串著看戲演戲，大部分年輕人都是在這個時候找到配偶的。 到了正月十五，基本就是總結性質的，過年期間留下一些肉、豆腐，拿出來包頓餃子吃。然後漫長的一年又開始了。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 札幌王子酒店28層會議室 * * * 【註釋】 [1] 老從，即作家從維熙。——編者注 第三輯 天堂裡的房子 我不懂建築，但就像不懂音樂的人也可以聽聽音樂一樣，就讓我這個不懂音樂也不懂建築的人，在江南的絲竹聲中，寫這篇關於建築的文章。如果讓我寫北方農村的建築，茅屋草舍，牛棚馬廄，那沒有問題——別說是寫，讓我動手蓋也能蓋起來——但要讓我寫江南的建築，尤其是杭州的建築，真是有點心怯手軟。杭州是什麼地方？是天堂啊。天堂裡的建築，天堂裡的風景，想一想就眼花繚亂，何況寫! 去過幾次杭州，印象自然是十分美好，生活在這裡的人民，都是有福之人。外邊來的人，流連在湖光山色、亭臺樓閣之中，除了感慨與讚歎，大概也沒有什麼比風景更好的話可說。有人說杭州的美全在西湖，如同說美人的美全在眼睛，並不全面。如果杭州僅有一個西湖，沒有那些多姿多彩的房子，西湖也就不美了。西湖因為有房子而美，房子因為有西湖而雅。我知道西湖邊上的房子，有些是無價的，即便是僅能在房中看到西湖的房子，也是高價的。沒有辦法，天下只有一個西湖。世界上許多大城市，房價都是驚人的貴，貴到一定程度，就釀成了泡沫經濟，但杭州的房子雖貴，卻是物有所值。即便是那些看不到西湖的房子，也被西湖的水汽滋潤著，因此也應該貴。其實杭州除了西湖，還有一條錢塘江，能在房中看到江，也是了不得的美景，這樣的房子也應該貴。即便是看不到湖，看不到江，杭州還有許多綠樹蔥蘢的山，能在房中看到這樣的山，也是好房子，也應該貴。即便是看不到湖，看不到江，也看不到山，也總能看到那些能看到山看到江看到湖的房子，這樣的房子也應該比別處貴一些。所以，杭州的房地產開發商也是有福的人。 我們的前領袖毛澤東主席，最喜歡的城市就是杭州。他在西湖邊住著，經常去爬山，爬山回來就寫詩，「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熱來尋扇子，冷去對美人」。居高臨下，偉人視角，團扇美人，詩人情懷。其中含義，不得而知。但蓋房子的人，可以從這些詩句的字面上得一些啟發。房子要有開闊的視野，要有情調，古典的，或是現代的，都要有，這樣才與杭州相配。 杭州的房子，要儘量地養眼，充分地利用那山那江那湖，還有那些與浪漫故事聯結著的塔。要讓人在房子中，面對著窗戶時，能看到點賞心悅目的東西。 杭州的房子，應該有那個卞之琳的詩的意境：「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你在看別的房子，別的房子也在看你，互相成為對方的風景。這就要求，杭州的房子造型應該別緻，色彩應該明快;至於裡邊的結構，那是另外的問題。 前不久我應《每日商報·閒週刊》之邀，去杭州參加了一個題為「浮生半日閒」的活動，期間曾填歪詞一首： 「一杯新茶一支菸，浮生難得半日閒，消閒樂看閒週刊。靜坐常思馬蹄疾，飛奔猶覺腳步緩，字裡行間都是慢。」閒和慢，是我認為的杭州城市風格。杭州的建築，應該體現出一個「閒」字、一個「慢」字。悠悠閒閒，休閒，消閒，端著茶杯叼著煙，明窗淨几，品味生活。至於蓋房子，慢慢蓋，不要著急，把活做細，追求個千年百年，不要匆忙，蓋起來又後悔。世界上許多名城，都是慢慢建好，幾百年無大的變化。所謂日新月異，並不是什麼好事。杭州應該是貴家小姐的風格，淡雅而溫馨，不應該是交際花，濃妝重彩，俗氣逼人。 一座城市的房子，應該有自己的風格，但也不必完全統一，有時候，搞一點奇奇怪怪的東西，反而會成為風景，時間長了，也就成了名勝，譬如悉尼的歌劇院、巴黎盧浮宮廣場上的玻璃金字塔、羅馬的「打字機」樓。有人批評新建雷峰塔太洋化，我看挺好，時間長了，這塔就會融入風景，慢慢地讓你習慣。 房子是讓人住的，但更是讓人看的，尤其是杭州這樣的觀光城市，每一座房子，都不能馬虎。 地皮是有限的，有些無特色的樓，可以慢慢地拆掉，換成有特色的新建築。但千萬不要搞什麼大廣場，大廣場不太適合杭州。 杭州還應該更多地栽樹，儘管樹已經不少了。杭州的靈氣，得之於湖、山、江，也得之於樹。看不到湖、山、江，讓他滿眼綠樹，也是好景。某城有一個有心計的人，買到舊房子，就在門前栽樹，然後出賣，房子增值多多。 其實，杭州的房地產開發商，遠比我聰明，他們什麼都想到了。 能在杭州有一套房子的人，是上天特別眷顧的人。有兩套房子的人，是有些造孽的人。 我許多次從飛機上往下看杭州，心中總是百感交集。為什麼呢？恨不生為杭州人嗎？也許。 二〇〇三年 寫給父親的信 大： 自從家裡安裝了電話，再也沒有給您寫過信。最近剛寫完了一部名叫《四十一炮》的小說，胡編亂造的故事，與家鄉無關，更與村子裡的叔叔大爺們無關。自從在《紅高粱》裡使用了村子裡人的真實姓名惹得人家不高興後，我汲取了教訓，再也沒有犯這種錯誤。今年春天北京鬧「非典」，我們被封閉了三個月，憋得慌，很想回老家去，但聽說從北京到山東的人，先要隔離半個月，怪麻煩的，只好罷了。我知道麥子已經收割完畢，家中已經吃上了用新麥子麵粉蒸出的饅頭了吧？我們在這裡吃的麵粉，都是陳年麥子磨的，其中還添加了增白劑什麼的，白得發青，不好吃，沒有麥子味。想起老家的饅頭和大蔥我就想家。北京的大蔥也不好吃。北京管什麼都不好吃。北京的大蒜也不夠辣。這次鬧「非典」，山東一例也沒有，我堅信這是吃大蒜吃的。昨天高密的王大炮來了，扛來了半麻袋大蒜，紫皮，獨頭，辣得很過癮，「後孃的拳頭獨頭蒜」。他說前幾天去看過您，說您身體很好，我們很高興。中午包餃子給他吃，白菜豬肉餡一種，胡蘿蔔羊肉餡一種，都很飽滿，煮出來白胖，小豬似的。搗了滿滿一臼子蒜泥，我搗的，加了醬、醋、香油，味道真是好極了。 大，我們家那盤大石磨還有嗎？千萬保存好，別被人弄了去。將來找個石匠琢磨琢磨，支起來，買頭小毛驢，拉著，磨新麥子。石磨磨出的麵粉，比機器磨磨出的好吃。高密火車站前，有一家賣石磨火燒的，面特別硬，很好吃。但我知道他們使用的面不是用石磨磨的。將來咱們自己磨。還有那柄腰刀，可別當廢鐵給我賣了。我聽俺爺爺說那刀是毛子扔下的，也許殺過人的。我前幾年回家，跟俺二嫂子要那把刀，她說不知道讓大藏到哪裡去了。我記得咱家還有兩把鐵鐗，很沉，就是秦瓊使用的那種武器，後來就見不到了。聽說是被一個表叔拿去了，還能找回來嗎？大，您幫我安一把小錘吧，這裡有核桃，我要用小錘砸核桃吃。 前幾天父親節，我寫了一篇小文章，題目叫《父親的嚴厲》，寫得不好，但還是抄給您看看： 上世紀六十年代，父親四十多歲，正是脾氣最大、心情最不好的時候。在我們兄弟們的記憶中，他似乎永遠板著臉。不管我們是處在怎樣狂妄喜悅的狀態，只要被父親的目光一掃，頓時就渾身發抖，手足無措，大氣也不敢再出一聲了。父親的嚴厲，在我們高密東北鄉都是有名的。我十幾歲的時候，經常撒野忘形，每當此時，只要有人在我身後低沉地說一聲：你爹來了!我就會打一個寒戰，脖子緊縮，目光盯著自己的腳尖，半天才能回過神來。村裡的人都不解地問：你們弟兄們怕你們的爹怎麼怕成這個樣子？是啊，我們為什麼怕父親怕成了這個樣子？父親打我們嗎？不，他從來沒有打過我們。他罵我們嗎？也不，他從來沒有罵過我們。他既不打你們，也不罵你們，那你們為什麼那樣怕他呢？是啊，我們也弄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怕父親。我們弟兄們長大成人後，還經常在一起探討這個問題，但誰也說不清楚。其實，不但我們弟兄們怕父親，連我們的那些姑姑嬸嬸們也怕。我姑姑說，她們在一起說笑時，只要聽到我父親咳嗽一聲，便都噤聲斂容。用我大姑的話說就是：你爹身上有瘮人毛。 我父親今年已經八十歲，是村子裡最慈祥和善的老人。與我們記憶中的他判若兩人。其實，自從有了孫子輩後，他的威風就沒有了。用我母親的話說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我大哥在外地工作，他的孩子我父母沒有幫助帶，但我二哥的女兒、兒子，我的女兒，都是在他的背上長大的。我的女兒馬上就要大學畢業了，見了爺爺，還要鑽到懷裡撒嬌。她能想象出當年的爺爺咳嗽一聲，就能讓爸爸屁滾尿流嗎？ 後來，母親私下裡對我們兄弟們說：你爹早就後悔了，說那些年搞階級鬥爭，咱家是中農，是人家貧下中農的團結對象，他在外邊混事，忍氣吞聲，夾著尾巴做人，生怕孩子在外邊闖了禍，所以對你們沒個好臉。母親當然沒說父親要我們原諒的話，但我們聽出了這個意思。但高密東北鄉的許多人說，我們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學生、研究生，全仗著我父親的嚴厲。如果沒有父親的嚴厲，我會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還真是不好說。 大，文章寫得不好，您看了不要生氣。今年春節我們會回去過年，您能做點黃酒嗎？用黍子米做，不要用地瓜。另外告訴俺二嫂子，讓她用醬包上幾個地瓜放著，我好久沒吃地瓜鹹菜了。 三兒 拜上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四日 賣白菜 1967年冬天，我十二歲那年，臨近春節的一個早晨，母親苦著臉，心事重重地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時而揭開炕蓆的一角，掀動幾下鋪炕的麥草，時而拉開那張老桌子的抽屜，扒拉幾下破布頭爛線團。母親嘆息著，並不時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牆上的白菜。最後，母親的目光鎖定在白菜上，端詳著，終於下了決心似的，叫著我的乳名，說： 「社鬥，去找個簍子來吧……」 「娘，」我悲傷地問，「您要把它們……」 「今天是大集。」母親沉重地說。 「可是，您答應過的，這是我們留著過年的……」話沒說完，我的眼淚就湧了出來。 母親的眼睛溼漉漉的，但她沒有哭，她有些惱怒地說：「這麼大的漢子了，動不動就抹眼淚，像什麼樣子？!」 「我們種了104棵白菜，賣了101棵，只剩下這3棵了……說好了留著過年的，說好了留著過年包餃子的……」我哽咽著說。 母親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臉上的淚水。我把臉伏在母親的胸前，委屈地抽噎著。我感到母親用粗糙的大手撫摸著我的頭，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爛了的白菜葉子的氣味。從夏到秋、從秋到冬，在一年的三個季節裡，我和母親把這104棵白菜從嬌嫩的芽苗，侍弄成飽滿的大白菜，我們撒種、間苗、除草、捉蟲、施肥、澆水、收穫、晾晒……每一片葉子上都留下了我們的手印……但母親卻把它們一棵棵地賣掉了……我不由得大哭起來，一邊哭著，還一邊表示著對母親的不滿。母親猛地把我從她胸前推開，聲音昂揚起來，眼睛裡閃爍著惱怒的光芒，說：「我還沒死呢，哭什麼？」然後她掀起衣襟，擦擦自己的眼睛，大聲地說：「還不快去!」 看到母親動了怒，我心中的委屈頓時消失，急忙跑到院子裡，將那個結滿了霜花的蠟條簍子拿進來，賭氣地扔在母親面前。母親提高了嗓門，聲音凜冽地說：「你這是扔誰？!」 我感到一陣更大的委屈湧上心頭，但我咬緊了嘴脣，沒讓哭聲衝出喉嚨。 透過朦朧的淚眼，我看到母親把那棵最大的白菜從牆上釘著的木橛子上摘了下來。母親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來。最後，那棵最小的、形狀圓圓像個和尚頭的也脫離了木橛子，擠進了簍子裡。我熟悉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為它生長在最靠近路邊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小時被牛犢或是被孩子踩了一腳，所以它一直長得不旺，當別的白菜長到臉盆大時，它才有碗口大。發現了它的小和可憐，我們在澆水施肥時就對它格外照顧。我曾經揹著母親將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圍，但第二天它就打了蔫。母親知道了真相後，趕緊地將它周圍的土換了，才使它死裡逃生。後來，它儘管還是小，但卷得十分飽滿，收穫時母親拍打著它感慨地對我說：「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間，母親的臉上洋溢著珍貴的欣喜表情，彷彿拍打著一個歷經磨難終於長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鄰村，距離我們家有三裡遠。母親讓我幫她把白菜送去。我心中不快，嘟噥著，說：「我還要去上學呢。」母親抬頭看看太陽，說：「晚不了。」我還想囉唆，看到母親臉色不好，便閉了嘴，不情願地背起那隻盛了三棵白菜、上邊蓋了一張破羊皮的簍子，沿著河堤南邊那條小路，向著集市，踽踽而行。寒風凜冽，有太陽，很弱，彷彿隨時都要熄滅的樣子。不時有趕集的人從我們身邊超過去。我的手很快就凍麻了，以至於當簍子跌落在地時我竟然不知道。簍子落地時發出了清脆的響聲，簍底有幾根蠟條跌斷了，那棵最小的白菜從簍子裡跳出來，滾到路邊結著白冰的水溝裡。母親在我頭上打了一巴掌，罵道：「窮種啊!」然後她就顛著小腳，挓著兩隻胳膊，小心翼翼但又十分匆忙地下到溝底，將那棵白菜抱了上來。我看到那棵白菜的根折斷了，但還沒有斷利索，有幾綹筋皮聯絡著。我知道闖了大禍，站在簍邊，哭著說：「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親將那棵白菜放進簍子，原本是十分生氣的樣子，但也許是看到我哭得真誠，也許是看到了我黑黢黢的手背上那些已經潰爛的凍瘡，母親的臉色緩和了，沒有打我也沒有再罵我，只是用一種讓我感到溫暖的腔調說：「不中用，把飯吃到哪裡去了？」然後母親就蹲下身，將揹簍的木棍搭上肩頭，我在後邊幫扶著，讓她站直了身體。但母親的身體是永遠也不能再站直了，過度的勞動和艱難的生活早早地就壓彎了她的腰。我跟隨在母親身後，聽著她的喘息聲，一步步向前挪。在臨近集市時，我想幫母親背一會兒，但母親說：「算了吧，就要到了。」 終於捱到了集上。我們穿越了草鞋市。草鞋市兩邊站著幾十個賣草鞋的人，每個人面前都擺著一堆草鞋。他們都用冷漠的目光看著我們。我們穿越了年貨市，兩邊地上擺著寫好的對聯，還有五顏六色的過門錢。在年貨市的邊角上有兩個賣鞭炮的，各自在吹噓著自己的貨，在看熱鬧人們的攛掇下，懸起來，你一串我一串地賽著放，乒乒乓乓的爆炸聲此起彼伏，空氣裡瀰漫著硝煙氣味，這氣味讓我們感到，年已經近在眼前了。我們穿越了糧食市，到達了菜市。市上只有十幾個賣菜的，有幾個賣青蘿蔔的，有幾個賣紅蘿蔔的，還有一個賣菠菜的，一個賣芹菜的，因為經常跟著母親來賣白菜，這些人多半都認識。母親將簍子放在那個賣青蘿蔔的高個子老頭菜簍子旁邊，直起腰與老頭打招呼。聽母親說老頭子是我的姥孃家那村裡的人，同族同姓，母親讓我稱呼他為七姥爺。七姥爺臉色赤紅，頭上戴一頂破舊的單帽，耳朵上掛著兩個兔皮縫成的護耳，支稜著兩圈白毛，看上去很是有趣。他將兩隻手交叉著插在袖筒裡，看樣子有點高傲。母親讓我走，去上學，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個老太太朝著我們的白菜走了過來。風迎著她吹，使她的身體搖擺，彷彿那風略微大一些就會把她颳起來，讓她像一片枯葉，飄到天上去。她也是像母親一樣的小腳，甚至比母親的腳還要小。她用肥大的棉襖袖子捂著嘴巴，為了遮擋寒冷的風。她走到我們的簍子前，看起來是想站住，但風使她動搖不定。她將襖袖子從嘴巴上移開，顯出了那張癟癟的嘴巴。我認識這個老太太，知道她是個孤寡老人，經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她用細而沙啞的嗓音問白菜的價錢。母親回答了她。她搖搖頭，看樣子是嫌貴。但是她沒有走，而是蹲下，揭開那張破羊皮，翻動著我們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斷未斷的根拽了下來。然後她又逐棵地戳著我們的白菜，用彎曲的、枯柴一樣的手指。她撇著嘴，說我們的白菜卷得不緊。母親用憂傷的聲音說：「大嬸子啊，這樣的白菜您還嫌卷得不緊，那您就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裡還能找到卷得更緊的吧。」 我對這個老太太充滿了惡感，你拽斷了我們的白菜根也就罷了，可你不該昧著良心說我們的白菜卷得不緊。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話：「再緊就成了石頭蛋子了!」 老太太抬起頭，驚訝地看著我，問母親：「這是誰？是你的兒子嗎？」 「是老小，」母親回答了老太太的問話，轉回頭批評我，「小小孩兒，說話沒大沒小的!」 老太太將她胳膊上挎著的柳條箢鬥放在地上，騰出手，撕扯著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層已經乾枯的菜幫子。我十分惱火，便刺她：「別撕了，你撕了讓我們怎麼賣？!」 「你這個小孩子，說話怎麼就像吃了槍藥一樣呢？」老太太嘟噥著，但撕扯菜幫子的手卻並不停止。 「大嬸子，別撕了，放到這時候的白菜，老幫子脫了五六層，成了核了。」母親勸說著她。 她終於還是將那層乾菜幫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鮮嫩的、潔白的菜幫。在清冽的寒風中，我們的白菜散發出甜絲絲的氣味。這樣的白菜，包成餃子，味道該有多麼鮮美啊!老太太搬著白菜站起來，讓母親給她過稱。母親用秤鉤子掛住白菜根，將白菜提起來。老太太把她的臉幾乎貼到秤桿上，仔細地打量著上面的秤星。我看著那棵被剝成了核的白菜，眼前出現了它在生長的各個階段的模樣，心中感到陣陣憂傷。 終於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說：「俺可是不會算賬。」 母親因為偏頭痛，算了一會也沒算清，對我說：「社鬥，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剛剛學過的乘法，在地上划算著。 我報出了一個數字，母親重複了我報出的數字。 「沒算錯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著我說。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說。 「這孩子，說話真是暴躁。」老太太低聲嘟噥著，從腰裡摸出一個骯髒的手絹，層層地揭開，露出一疊紙票，然後將手指伸進嘴裡，沾了唾沫，一張張地數著。她終於將數好的錢交到母親的手裡。母親也一張張地點數著。我看到七姥爺的尖銳的目光在我的臉上戳了一下，然後就移開了。一塊破舊的報紙在我們面前停留了一下，然後打著滾走了。 等我放了學回家後，一進屋就看到母親正坐在灶前發呆。那個蠟條簍子擺在她的身邊，三棵白菜都在簍子裡，那棵最小的因為被老太太剝去了幹幫子，已經受了嚴重的凍傷。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知道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母親抬起頭，眼睛紅紅地看著我，過了許久，用一種讓我終生難忘的聲音說： 「孩子，你怎麼能這樣呢？你怎麼能多算人家一毛錢呢？」 「娘，」我哭著說，「我……」 「你今天讓娘丟了臉……」母親說著，兩行眼淚就掛在了腮上。 這是我看到堅強的母親第一次流淚，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二〇〇五年 說說俺們山東人 我生在山東，長在山東，二十一歲時才藉著當兵的機會離開家鄉。當兵的頭三年也沒離開山東的地盤。可以說我是地地道道的山東人。 山東人在中國人中口碑很好。正直、勇敢、豪爽，個頭高大，體魄強健，是山東人留給中國其他省份人民的形象。山東人之所以給國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我猜想大概與中國歷史上一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有關。這部小說描寫了一百零八個因為受到官府和惡霸壓迫而造反的英雄好漢，他們聚集在山東境內一個叫作梁山泊的地方，替天行道，劫富濟貧，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風風火火，名震天下。中國人大多讀過這部書，大概就自然地把這些梁山泊好漢與山東人聯繫在一起了。 山東人的性格，較之南方各省的人，的確要豪爽剛烈一些。山東人好飲烈酒，在全中國也是大大有名的。山東人的身高的平均值，比其他省份的人大概也要高一些。但這都是大概而言，因為在山東人中，有高大魁梧的，也有小巧玲瓏的。山東人有豪俠仗義的，也有工於心計的。山東人有尚武的習慣，歷朝歷代，出了無數的英雄好漢。但山東人更崇文。影響了中國社會數千年，至今還在發揮著重大影響的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丘和孟軻就是山東人。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中，山東人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學、藝術等各個方面，都有傑出的代表人物。 當然，絕大多數山東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與其他省份的人，並無明顯的區別。我在這篇文章裡要向法國讀者介紹的，也是這些普通人的生活狀況和他們的精神面貌。 我出生於1955年，伴隨著我生活過的，有我的祖父祖母那一代人，有我的父親母親那一代人，有我的兄弟姐妹這一代人，有我的兒子女兒這一代人，以及這一代人的那些正在童年或襁褓中的兒女。這樣，我可以大概地知道五代山東人的生活狀況，時間跨度約有百年。儘管我無法親歷我的祖父祖母們的年少時光，但通過他們的講述和我的想象，可以大概地知道他們那時的生活狀況。那是二十世紀初葉，德國人在山東修建了膠濟鐵路，在濟南和青島之間來回奔馳的鋼鐵怪物，讓我爺爺我奶奶他們那一代山東人膽戰心驚，他們眼望著火車噴吐著濃煙飛馳而過，眼睛裡閃爍著驚恐和迷惑的光芒。他們誤以為火車是吃草的動物，曾經在鐵路邊上挖掘了一個巨大的陷阱，上邊置放青草，妄圖將火車引誘到陷阱裡去。那是一個愚昧的時代，但文明的曙光伴隨著血與火開始照耀山東大地。那時候山東人以農民為主，從事商業和工業的人為數極少。那時候女人都裹著小腳，步履艱難，男人都穿著褲襠肥大的土布衣服，起初還留著辮子，後來都剃成了光頭，偶有一個留分頭的，那他的身份如果不是知識分子就應該是政府官員。這一代人經歷了長期的戰亂，先是中國人自己打，然後是中國人與日本人打。我的小說《紅高粱》中描寫了「我爺爺」「我奶奶」這些與日本侵略者英勇鬥爭的英雄，但我真正的爺爺、奶奶都是膽小怕事的農民，他們聽到日本人要來掃蕩的消息便牽著毛驢、抱著母雞落荒而逃。我祖父、祖母都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去世。他們這一代山東人，是苦難深重的一代。 我父母他們這一代山東人，是在飢餓、戰亂中長大成人的。他們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公社，參加了帶著荒誕色彩的政治運動。他們經歷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飢餓，許多人被餓死。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山東農村與中國其他省份的農村一樣進行了改革，把土地承包給農民。從此之後，這一代人才獲得精神和肉體的雙重解放;他們的物質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善。 我們這一代山東人，兒童時期，與我們的父母一樣，生活在一個狂熱的政治社會中。我們親歷了六十年代的飢餓，親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瘋狂，親歷了八十年代的變革。在飢餓的年代裡，我們吃野草和樹皮;吃光了野草和樹皮後，我們曾經在學校裡吃過煤塊。法國的兒童大概無法想象一群孩子在老師的帶領下吃煤塊的情景吧？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個共同的心願就是要逃離農村，逃離土地，到城裡去，躋身到另外的階層去。因為中國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農民是社會最底層的階級，生活貧困，沒有任何社會福利可以享受。進入九十年代後，大量的工人下崗失業，緩解了農民想逃離土地的願望。過去那些被認為是端著國家發給的「鐵飯碗」的人的失業，使農民心理上得到了部分平衡。 我們的兒女們這一代人，大部分都受到了比較完整的教育。有許多人通過高考進入大學，然後被分配到全國各地的各行各業。由於耕地面積的日益減少，農業機械化生產程度的提高，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入了城市。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中國的城市快速膨脹，到處都在蓋高樓大廈，到處都在修高速公路，這些建築工地上的勞動者，絕大多數都是農村青年。他們旺盛的勞動力和低廉的工資，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也是投資者巨大利潤的源頭。 現在那些正在小學和幼兒園裡學習著的孩子，那些正在牙牙學語、蹣跚學步的孩子，他們是我的孫子輩，這是幾百年來最幸福的一代人。城裡的孩子較之鄉村的孩子，生活條件更為優裕。因為中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推行的計劃生育，使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城裡人都是「一對夫妻一個孩」，農村的政策稍微寬鬆一些，但最多也只允許生兩個孩子。過去那種一對夫妻生一群孩子的情況不復出現。孩子少了，孩子也就珍貴起來。我們小時候，幾乎就像小狗小貓一樣無人照看，現在的孩子大部分都得到了極大的關愛，甚至是過分的關愛。山東人對孩子都抱有過高的期望，都希望孩子能成龍成鳳。用在孩子教育上的投資也大大提高。 山東是中國的發達省份，經濟快速增長，有強大的生產能力。但我認為外國人不要對快速發展的中國心懷恐懼。中國的產品便宜，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便宜，但這樣的廉價勞動力不會維持太久。今年春節我回山東，發現那裡的勞工工資已經有了大幅度提高，前年每天二十元，去年增長到每天三十元。中國政府今年初也頒佈了提高農民工待遇的法令。我認為，隨著勞動力價值的提高，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必將減弱。法國更沒有必要怕中國，中國人尤其是山東人富了，法國的香水和葡萄酒就有了更加廣闊的市場。 山東是中國的人口大省，現在約有人口9082萬，是法國人口的一倍半。中國有句俗語叫作「千人千思想，萬人萬模樣」。因此，要用短短几千字的文章，向法國讀者介紹山東人的生活和精神狀況，實在是一個巨大的困難。我只能用一種介紹我的家族的方式，介紹我熟悉的幾代人，但願能有「窺一斑而略知全豹」的效果。 總之，親愛的與山東省建立了密切的友好的關係的盧瓦爾大區的人民，我以一個山東人的身份對你們說，我以一個在法國出版過十五部著作的作家身份對你們說：山東人因為飽經憂患，因之更加嚮往和平、富裕、安寧的生活;山東人因為受提倡仁義道德的孔孟之道薰陶數千年，因之更重視友誼、誠信和合作精神;山東人熱情豪放，山東人勤勞勇敢，山東人熱愛朋友。與山東人交往，如飲美酒，不知不覺中就會醉倒。山東人中當然也有壞蛋，但即使是壞蛋，對法國人也會非常友好——這句話聽起來像一個玩笑，但其實是真的。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為法國南特市刊物《303》山東特刊作 我的老師 這是一個千萬人寫過、還將被千萬人寫下去的題目。用這個題目作文一般地都抱著感恩戴德的心情，當然我也不願例外。但實際生活中學生有好有壞，老師也一樣。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教過我的老師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壞的。當時我對老師的壞感到不可理解，現在自然明白了。 我五歲上學，這在城市裡不算早，但在當時的農村，幾乎沒有。這當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對我進行早期教育來開發我的智力，主要是因為那時候我們村被劃歸國營的膠河農場管轄，農民都變成了農業工人，我們這些學齡前的兒童竟然也像城裡的孩子一樣通通地進了幼兒園，吃在那裡睡也在那裡。幼兒園裡的那幾個女人經常剋扣我們的口糧，還對我們進行準軍事化管理。飢腸轆轆是經常的，鼻青臉腫也是經常的。於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學校裡去，這樣我的口糧就可以分回家裡，當然也就逃脫了肉體懲罰。 我上學時還穿著開襠褲，喜歡哭，下了課就想往家跑。班裡的學生年齡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經生了漆黑的小鬍子。給我留下了印象的第一個老師是一個個子很高的女老師，人長得很清爽，經常穿一身洗得發了白的藍衣服，身上散發著一股特別好聞的肥皂味兒。她的名字叫孟憲慧或是孟賢惠。我之所以記住了她，是因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這樣一件事：全學校的師生都集中在操場上聽校長做一個漫長的政治報告，我就站在校長的面前，仰起頭來才能看到他的臉。那天我肚子不好，內急，想去廁所又不敢，將身體扭來扭去，實在急了，就說：校長我要去廁所……但他根本就不理我，就像沒聽到我說話一樣。後來我實在不行了，就一邊大哭著，一邊往廁所跑去。一邊哭一邊跑還一邊喊叫：我拉到褲子裡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為帶來的後果，後來別人告訴我說學生和老師都笑彎了腰，連校長這個鐵麵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師到廁所裡找到我，將一大摞寫滿拼音字母的圖片塞進我的褲襠裡，然後就讓我回了家。十幾年之後，我才知道她與我妻子是一個村子裡的人。我妻子說她應該叫孟老師姑姑，我問我妻子說你那個姑姑說過我什麼壞話沒有，我妻子說俺姑誇你呢!我問她誇我什麼，我妻子嚴肅地說：俺姑說你不但聰明伶俐，而且還特別講究衛生。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個老師也是個女的，她的個子很矮，姓於名錫惠，講起話來有點外地口音。她把我從一年級教到三年級——我自己也鬧不清楚上了幾次一年級——從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圖識字。三十多年過去了，我還經常回憶起她拖著長調教我拼音的樣子。今天我能用微機寫作而不必去學什麼五筆字型，全靠著於老師教我的那點基本功。於老師的丈夫是個國民黨的航空人員，聽起來好像洪水猛獸，其實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他教過我的哥哥，我們都叫他李老師，村子裡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間，興起來往牆上刷紅漆寫語錄，學校裡那些造了反的老師，拿著尺子排筆，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樣，半天寫不上一個字。後來把李老師拉出來，讓他寫，他拿起筆來就寫，一個個端正的楷體大字躍然牆上，連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於老師的小兒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學我就跑到他們家去玩，我對他們家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情。後來我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們家去了。幾十年後，於老師跟著她的成了縣醫院最優秀的醫生的小兒子住在縣城，我本來有機會去看她，但總是往後拖，結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時，她已經去世了。聽師弟說，她在生前，曾經看到過《小說月報》上登載過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時她已經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還是一眼就認出了我，師弟問她我的字寫得怎麼樣，她說：「比你寫得強!」 第三個讓我終生難忘的老師是個男的，其實他只教過我們半個學期體育，算不上「親」老師，但他在我最臭的時候，說過我的好話。這個老師名叫王召聰，家庭出身很好，好像還是烈屬，這樣的出身在那個時代裡，真是像金子一樣閃閃發光。一般的人有了這樣的家庭出身就會趾高氣揚，目中無人，但人家王老師卻始終謙虛謹慎，一點都不張狂。他的個子不高，但體質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記得他曾經跳過了一米七十的橫杆，這在一個農村的小學裡是不容易的。因為我當著一個同學的面說學校像監獄，老師像奴隸主，學生像奴隸，學校就給了我一個警告處分;據說起初他們想把我送到公安局裡去，但因為我年齡太小而倖免。出了這件事後，我就成了學校裡有名的壞學生。他們認為我思想反動，道德敗壞，屬於不可救藥之列，學校裡一旦發生了什麼壞事，第一個懷疑對象就是我。為了挽回影響，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幫老師生爐子，夏天幫老師喂兔子，放了學自家的活兒不幹，幫著老貧農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學校和老師認為我是在偽裝進步。一個夏天的中午——當時學校要求學生在午飯後必須到教室午睡，個大的睡在桌子上，個小的睡在凳子上，枕著書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裡流行一種木板拖鞋，走起來很響，我爹也給我做了一雙——我穿著木拖鞋到了教室門前，看到同學們已經睡著了。我本能地將拖鞋脫下提在手裡，赤著腳進了教室。這情景被王召聰老師看在眼裡。他悄悄地跟進教室把我叫出來，問我進教室時為什麼要把拖鞋脫下來，我說怕把同學們驚醒。他看了我一眼，什麼也沒說就走了。事後，我聽人說，王老師在學校的辦公會上，特別把這件事提出來，說我其實是個品質很好的學生。當所有的老師認為我壞得不可救藥時，王老師通過一件小事，發現了我的內心深處的良善，並且在學校的會議上為我說話。這件事，我什麼時候想起來什麼時候感動不已。後來，我輟學回家成了一個牧童，當我牽著牛羊在學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師時，心中總是百感交集，紅著臉打個招呼，然後低下頭匆匆而過。後來王老師調到縣裡去了，我也走後門到棉花加工廠裡去做臨時工。有一次，在從縣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騎車回家的王老師，他的自行車後胎已經很癟，馱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還是讓我坐到後座上，載我行進了十幾里路。當時，自行車是十分珍貴的財產，人們愛護車子就像愛護眼睛一樣，王老師是那樣有地位的人，竟然冒著軋壞車胎的危險，載著我這樣一個卑賤的人前進了十幾里路，這樣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夠做出來的。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到過王老師，但他那張笑眯眯的臉和他那副一躍就翻過了一米七十橫杆的矯健身影經常地在我腦海裡浮現。 二〇〇五年 北海道的人 2004年12月26日，在旅日作家毛丹青和北海道首府札幌市駐北京經濟交流室室長高田英基先生的精心策劃下，我隨中國作家、記者採風團一行，踏上了神往已久的北海道土地。旅途十二天，行程三千里。其間見過無數奇景，吃過許多美食，體驗過「露天風呂」之類的獨特感受，見識過「庫裡奧乃」[1]之類的神奇生物。這些，都在輯錄於本書中的同行記者們的美文和照片中得到了展示，自知筆拙，不敢重複。但關係此書體例，必須有我一篇文章，只好就諸位先生女士沒寫到的，敷衍成文，濫竽充數。 竊以為世間旅遊觀光勝地，吸引遊客的，除了美景美食之外，還有美人。這裡的美人，並不僅指美麗的女人，也並不僅指人的美好外貌，能夠久遠地慰藉旅人之心的，還是當地人民表現出來的淳樸、善良、敬業等諸多美德。 整理思緒，猶如翻看數碼相機裡儲存的照片。最先浮現出來的，是札幌市大通公園的石川啄木。這是個死去的詩人，與我合影的，是他的青銅塑像。因為他的俳句「秋天的夜晚，街上洋溢著烤玉米的香氣」，我感到他與我心心相印。那寧靜幽暗的秋夜，那街角的烤玉米的爐子，那明亮的燈光，那繚繞的煙霧，那清香的氣味，那孤獨的夜行人和寂寞的烤玉米的人，都凝固在簡單的詩句裡，在想象中，馬上就可以還原，就像那神奇的綠球藻，哪怕乾燥一百年，泡到水中，即可復活。因為詩歌，他事實上獲得了永生。 然後是大蒼山滑雪場的那個芳名小淺星子的女大學生，身穿著紅色的滑雪服，塗了睫毛油的長睫毛上結著白色的霜花，紅彤彤的臉，宛如雪中的紅梅，洋溢著健康向上的精神。我與她談話，攝影機在後邊拍攝，記者們繞著圈拍照。她有些羞澀，真是個好姑娘。她說自己是北海道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專業是物理，來這裡滑雪，不為功名，是因為興趣，是希望冒險，是為了鍛鍊自己的勇氣。我們在山下和山上都看到了她凌空飛下的矯健身影。我問她，在凌空飛躍的瞬間，有沒有像鷹一樣展翅翱翔的感覺，她笑而不答，笑容純真而稚拙。 接著出現的，是笑容可掬的綠球藻茶屋的老闆娘高田鬱子，一個羸弱的中年女子。她的茶屋，場面狹窄，一圈桌子，包圍著工作臺。房頂因多年的煙薰火燎，像塗了釉彩一樣漆黑髮亮。這樣小的地方竟然擠下了我們十八個食客。圍著她，看著她操作，等著她把美食分給我們吃。她既是老闆娘，又是主廚，又是招待。當時的場景讓我想起了一個母親和她的圍桌而坐的孩子，也想起了一個鳥巢，巢中有抻著脖子的小鳥，等待著母鳥前來餵食。這聯想與我們的身份和年齡都不相符，似乎有些矯情，但這聯想，直至今日，依然讓我感動。日本女人的勤勞和謙恭，日本買賣人對客人那種發自內心的熱情和感激，都讓我難以忘懷。那天晚上，我們品嚐了許多可以拍案叫絕的美味，美味終會遺忘，但老闆娘那張籠罩在煙霧中的疲憊的笑臉，會讓我們銘記終生。 日高地區肯塔基牧場的養馬人石田勇先生，此時彷彿站在了我的面前。高大魁梧的身體，能夠馴服烈馬的人那種特有的豪邁神情。寒風凜冽，雪原茫茫，純種英國馬在馬場上奔馳。這是一個懂馬語的人，也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企業家。他在北京通州區也有一個馬場，並且計劃在中國的西北地區，再建幾個馬場。他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大陸地區，也將會有許多場所，需要像天鵝一樣優雅的駿馬。在他的溫暖如春的海邊別墅裡，我們喝著滾燙的咖啡，與他談馬。他對世界上的各種名馬如數家珍，對中國各地的馬場瞭如指掌。這是一個真正懂馬的人、愛馬的人，連他的許多表情，都跟馬相似。他為我們提供了一份馬的食譜：燕麥、苜蓿、葵花子、蜂蜜、大蒜、大醬……吃得真好啊，這些幸福的馬。從他家出來，我們登上了牧場的瞭望臺，看到幾個騎手，正在為幾匹剛剛運動過的馬淋浴。在他家房後，太平洋的灰色浪花衝擊著礁石，發出懶洋洋的轟鳴。 與養馬人接踵而至的，是阿寒町草笛牧場的養牛人佐久間貫一。他穿著高腰防滑膠鞋，單薄的工作服，紫紅的臉膛和脖子，粗大的手指，開裂的皮膚，身上散發著飼草與牛糞混合的氣味。我們穿著厚重的衣服，還感到瑟瑟發抖，但他神情坦然，似乎感覺不到寒冷。他帶著我們，看了奶牛，看了飼料場，看了擠奶車間與牛奶儲藏罐。這是一個質樸的人，讓我聯想到家鄉的那些大哥大叔。這是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他為人民提供牛奶。據說，因為政府提倡孩子喝牛奶，三十年來，日本的兒童平均身高增高了兩釐米。其實，這個人的年齡未必有我大;其實，如果我不是當兵離開故鄉並幹上文學創作這一行，也許就是我故鄉的一個養牛專業戶。人民群眾更需要能向他們提供牛奶的人，至於小說家，多一個少一個都無關緊要。養牛人佐久間貫一和他的牛，喚起了我對土地對牛的深厚感情。其實，我骨子裡還是一個農民。 在冒著噝噝作響、散發著濃烈氣味的灼熱氣體的硫黃山下，有一對賣硫黃蛋的老夫婦。風口裡，燃著一堆篝火，支起一個小小的帳篷。穿著破舊骯髒的衣服，滿手滿臉的灰土，在那裡，平靜地等待著遊客，來購買他們放在硫黃蒸氣孔邊烤熟的雞蛋。艱苦的環境，沉重孤寂的工作，微薄的利潤，他們幹了幾十年。這一對相依為命的老夫婦，已經構成了硫黃山風景的一部分。許多人買他們的蛋，未必是真想吃，倒像是履行一個儀式。這樣的人，是真正的下層百姓。生活艱辛，但他們臉上沒有多少悽苦之色，而是一種樂天知命的平靜。這平靜，使我深深感動。如果每個人都想出人頭地，都想轟轟烈烈，都不想做平凡的工作，那這個世界也就不得安寧了。 比賣硫黃蛋的老夫婦更老的人，是當別町的老獵戶、88歲的侉田清治先生。他已經纏綿病床多日，聽說我要來訪，特意坐了起來。其實他不是為我坐了起來，而是為我那位在北海道過了十三年野人生活的非凡老鄉劉連仁坐了起來。據他的家人說，他的記憶力已經嚴重衰退，但提起四十多年前發現並參加救助劉連仁的事情，他黯淡的目光突然放出了光彩，記憶被激活，含混的口齒也變得清晰起來。這是一個相貌平常的小個子男人，如果不是偶然發現劉連仁棲身的山洞，中國人大概很難知道他的名字。但現在，他的名字和劉連仁的名字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在我的故鄉，他差不多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戰爭就像巨浪撥弄兩粒沙子一樣，讓這兩個互不相干的人，碰撞在一起，成為傳奇。當別町為劉連仁建立了紀念碑和雕塑，併成立了一個宣講劉連仁事蹟委員會，許多熱心人也在義務地幹著這些工作。紀念碑和雕塑都用黑色的石頭製成，雖不高大，但在皚皚白雪的映襯下，顯得莊嚴而沉重。車要出發時，老人的臉貼在窗玻璃上看著我們。我下車過去，隔著玻璃喊：撒喲納拉，撒喲納拉……話是這麼說，但我知道，我再也看不到這個老人了。 只要一上車，札幌市觀光文化局的職員引地誌保小姐，就不厭其煩地對我們講話，講行程安排，講飲食起居，講地方掌故。有幾次，因為過分疲勞，我們對她的講解感到了厭煩。我甚至說她是「話癆」，但很快我就後悔了。引地小姐全程陪同我們十二天，事事操心，每天早起晚睡，十分辛苦。我們去滑雪場那天，她竟然早起上山，為我們踏雪探路。一個小女子，如此地敬業，如此地能吃苦，真是可敬可佩。臨別晚宴，引地小姐任務即將完成，終於放鬆了，多喝了一杯啤酒，小臉通紅，歡聲笑語，方現出女兒本色。 紛至沓來的人物，還有用瀟灑嚇退嚴寒的札幌市觀光文化局課長荒井功先生、系長淺村晉彥先生，還有為我們開車的兩個師傅，還有美沙小姐，還有神情很像狸貓、能歌善舞的東海林早穗理小姐，還有當年救助過劉連仁的木屋路喜一郎先生，還有為劉連仁生還紀念碑題寫碑文的泉亭俊彥町長和當別町的鄉親們，還有許許多多為我們服務過的北海道的人，他們的笑臉，他們的熱情，與北海道的自然風光融為一體，存入我們的腦海。我們與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萍水相逢，今生多半難得再見，但他們留給我們的印象和我們對他們的感激，將會伴隨我們一生。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與釡屋修先生伊豆半島之行雜憶[2] 1999年深秋，我第一次訪問日本時，有一次伊豆半島之行，是釡屋修先生安排並親自陪同的。在此之前，曾收到過先生數次信件，是用毛筆寫的極秀麗的行書。中國人能寫這樣一手漂亮漢字的，現在也不多見，這讓我頗為感慨。 初次見面，忘記了是在新幹線的哪個車站，先生在月臺上等待我與同行的毛丹青君。那車站的左側，抬頭可見到的就是「玉扇倒懸東海天」的富士山了。想到此，馬上就想到了先生胸前那架看上去十分沉重的相機，當然先生的攝影技術也是很專業的。他給我拍了很多照片，質量都是好的。然後馬上就想到了先生紅潤的臉膛和滿頭的白髮，以及那只要有機會就要抽上一支的香菸。先生不但漢字寫得好，漢語也講得好，交談起來，毫無窒礙。 住進旅館前，先生帶我們去參拜了川端康成寫作《伊豆舞女》的房間，然後又去看了梶井基次郎的墳墓。在這些地方我都是靈感頻發，浮想聯翩。當夜在旅館，也發生了幾件頗為奇怪的事情，譬如那聯結在一起的木筷子突然自行迸裂，那溫泉內的推拉門竟然自行關閉等，這些，都在第三天下午的演講中提到過。 第二天，先生帶我們一路參觀了川端康成小說中描寫過的涵洞，還有井上靖的故居，以及伊豆森林和文學紀念館等很多至今難以忘記的地方。井上靖的紀念碑上，刻著一段與「雪蟲」有關的文字。井上靖在他的小說中，寫了他少年時期，在放學回家的山路上，黃昏時刻，怎樣一邊迎著初升之明月，一邊追趕著眼前飛舞的雪蟲，一邊趕路的情景。這情景激起我許多童年的記憶，尤其那雪蟲，是不是就跟我在晚上的田野裡，追趕過的螢火蟲類似呢？ 先生對於伊豆半島的文學地理瞭如指掌。他帶我們看過很多地方，如果我去查閱當時的筆記，是可以查到的。但現在是凌晨兩點半，我睡醒一覺，起來寫這篇小文，也就不願意翻箱倒櫃尋找，以免驚動家人了。 記得回到東京的當天晚上，先生就打電話過來，說他回家看報，恰好看到一篇介紹雪蟲的文章，並附有照片。這又是一個巧合。第二天下午他來帶我去駒澤大學演講時，就順便把那載有雪蟲照片的報紙帶來了。 下午的即席演講，是我思維最活躍、口才表現最好的一次演講。一家在日本出版的華語報紙的記者，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文字，在國內好幾家報紙刊載過，近年來又被選進多種散文、演講集。 我對釡屋修先生懷有很深的感情。但我是個懶惰的人，回國後沒主動跟他聯繫過。後來收到過他的一封來信，說臉部很痛，現在一定痊癒了吧。還有許多跟先生有關的事，一時我也記不起來了。祝先生退休之後做出更多的促進中日文學交流的事，當然更要祝他健康。記得先生動輒大汗淋漓，不知現在是否還是如此。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感念吉田富夫教授 已經忘記了與吉田教授初次見面是在哪年哪月，也忘記了到目前為止與吉田教授一共見過幾次面。這很失敬，也很荒唐，但沒有辦法，我的記憶涉及時間數字就怠工。那麼，關於吉田教授，我記住了什麼呢？ 我記住了吉田教授翻譯我的第一本書是在中國備受爭議和曲解的《豐乳肥臀》。這本書篇幅很長，內容龐雜，人物眾多，語言不規範，有「泥沙俱下」之說，歐美翻譯家都說這本書比較難譯。但吉田教授在工作之餘，用兩年的時間翻完了這本書。我的一些懂日文的朋友都對我說這本書翻譯得很出色。我早就預感到吉田教授會翻譯得很好。他是農民出身，對我小說中描寫的生活，有感同身受的理解。我在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中寫過一個在鐵匠爐邊拉火的黑孩子。這個黑孩子沉默寡言，富於幻想。許多人說我就是那個黑孩子，對此我很認同。吉田教授說，他也是個黑孩子，一個打鐵出身的黑孩子。吉田教授是鐵匠世家，從小就幫助父母打鐵。而《豐乳肥臀》中的上官家，就是一個鐵匠世家。我寫了上官家的女人掌鉗打鐵，這是我的虛構，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沒有。我以為全世界都不會有女人掌鉗打鐵這回事。但吉田教授說，他的母親，就掌鉗打鐵。他從十幾歲開始，就給打鐵的母親當助手。於是，少年吉田，與他的母親一起打鐵的情景，就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的面前了。這想象中的情景讓我很是感動。我知道，我的運氣很好，將《豐乳肥臀》翻譯成日文，大概沒有比吉田教授更合適的人了。 我還記得，為了弄清楚我小說中描寫的教堂，為了我小說中所描寫的神乎其神的「高密東北鄉」，在一個春天，吉田教授專程去高密考察的情景。那幾天似乎比冬天還要寒冷。吉田教授拿著相機，不斷地拍照，不斷地大笑。他沒有看到我小說中反覆描寫過的高粱，更沒有看到我小說中描寫過的沙樑、蘆葦與滔滔的大河。真實的高密東北鄉是一馬平川，河流乾涸。小說中的高密東北鄉，基本上是我的想象。吉田教授當時還是佛教大學的常務副校長，這樣的職位在中國，是絕對的高官，無論到了什麼地方，都會前呼後應，但我們只是像接待一個自家的親友一樣，簡樸地接待了他。他的樸實和平易，讓我的一些在教育系統服務的朋友感嘆不已。 我還記得去日本參加《豐乳肥臀》日文版發行式的情景。吉田教授為了我的此行，付出了大量的勞動。他讓我聽到了日本的尺八演奏，他讓我深入到了日本的民間。在場面狹小的白樺酒吧，那個經營酒吧的年輕人，一個純粹的讀者，發表了他讀《豐乳肥臀》的感想。這個年輕人的讀解，讓我深受感動。接下來的幾天裡，吉田教授和我一起，騎著自行車，在京都的大街小巷轉悠。我汗流浹背，氣喘吁吁，吉田教授卻十分輕鬆，可見他的身體素質之好，這與他注意鍛鍊有關，也與他從小打鐵有關。 我還記得《檀香刑》日文版發行時我去日本的情景。一個日本財團的老闆和一個電影評論家與我一起吃飯，談到了《檀香刑》。評論家說：這是一本有聲音的書，而且這聲音是從耳朵裡發出來的。老闆說，他也聽到了聲音，是那種不絕如縷的小貓的叫聲。他們的讀後感，使我知道，吉田教授的翻譯又成功了。此書翻譯之初，我最大的憂慮就是如何把小說的戲曲因素轉換過去，吉田教授說他藉助了他故鄉的小戲，實現了這種對應轉換。 我記得吉田教授帶著我去了他在廣島之南大山深處的故鄉。吉田教授的家，坐落在大山的懷抱裡，門前是一條水聲響亮的河。按照中國的堪輿之學，背山面水，是大好的風水。吉田教授的弟弟，一個像我在故鄉務農的二哥一樣紫紅臉膛的農民，雙手粗大有力，性格豪爽。他烤魚給我們吃，一種黑皮的魚，大概是真鯛魚，中國叫黑加吉魚，不加任何調料，味道鮮美無比。那是我吃到的最好的魚。 我當然還記得吉田教授翻譯了我的兩本中短篇小說集，一本書名叫做《幸福時光》，一本書名叫做《白狗鞦韆架》。 我當然記得吉田教授翻譯我的《四十一炮》時那一貫的認真負責精神。現在，《四十一炮》已經出版，吉田教授又開始翻譯我的新作，長達四十九萬字的《生死疲勞》。 我更不會忘記，兩次去日本住在吉田教授家，受到了夫人和老奶奶的熱情款待。九十多歲的老奶奶，親手製作了風味獨特的小魚和海帶，用瓶子精心裝好，讓我帶回北京給我的女兒吃。 現在，吉田教授從教學的崗位上光榮退休，但他的翻譯工作和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不會停止。他是個勤懇樸實的勞動者，是個清正嚴明的君子。他是我的師長，是我的朋友，更是我學習的榜樣。 二〇〇六年 「人」字的結構 2008年5月12日，地震那會兒，我正在飛往西班牙的飛機上。舷窗外白雲朵朵，蒼茫大地上的山川河流依稀可辨。到達阿姆斯特丹機場轉機時打開了手機，十幾條與地震有關的信息爭先恐後地跳出來。因為信息簡短，再加旅途勞頓，說實話也沒太當一回事。 轉機飛抵巴塞羅那時已是當地時間凌晨一點。飛機降落時，看到迎面撲來的萬家燈火，首先想到的是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前國際奧林匹克主席薩馬蘭奇。十幾年前，北京爭辦奧運會時，某校發動小學生給薩老寫信，一位朋友的兒子寫道：「薩爺爺，如果你讓奧運會在北京舉辦，我會請你到我的家吃餃子，我外婆包的餃子可好吃啦……」現在，北京奧運會即將舉辦，中國人都希望在開幕式上，看到這個白髮蒼蒼的慈祥老人。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導演是我的朋友張藝謀，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拍攝根據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時，我們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自從他接任奧運開幕式導演，我就一直替他想主意。去年的夏天，我自認為想出了一個精彩的方案，便約他見面。他很興奮，於百忙中與我共進晚餐。當我把自己的「方案」呈給他時，他看罷便笑了。他說，你這些想法，網絡上早就連篇累牘了。有許多方案，比你的詳細多了。我感到很尷尬，為耽擱了他寶貴的時間。現在，開幕式已經進入緊張的彩排階段了吧？我相信張藝謀一定能夠呈現給世界一個精彩的開幕式，因為他有過人的才華和瘋狂的工作精神，因為他特別善於從別人的意見中汲取創作靈感。 第二天中午，在西班牙亞洲之家接受埃菲社、《國家報》《世界報》等媒體採訪時，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因為，幾乎每一個記者，都神色凝重、語調沉痛地提到了發生在中國的地震。為我做翻譯的中國留學生，也向我報告了地震發生的地點，以及傷亡的大概人數。接下來的兩次演講，主持人都首先表示了他們對中國地震的關切以及對死難者的哀悼。演講效果非常好，觀眾掌聲非常熱烈。我知道這並非是我的演講有多麼精彩，而是某些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扭曲報道、地震等諸多事件綜合的效果。這是2008年春天，世界給予中國的掌聲。行走在北京街頭，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百姓，但到了國外的某種場合，身份就發生了變化。這也讓我體會到了公民與國家的關係。 應對聽眾提問時，我藉著會場後懸掛的西班牙亞洲之家的會徽做了很多發揮。那是一個漢字「人」，字很僵硬，彷彿兩根支在一起的木棍，顯然是畫出來的而不是寫出來的。我便從前些年甚為流行的一部電視劇的插曲中一句詞兒談起：「‘人’字的結構就是互相支撐。」不但災難中的人要互相支撐，和平中的人也要相互支撐。不但中國人要互相支撐，全世界的人，甚至是政治觀點相左、宗教信仰不同的人也要互相支撐。只有互相支撐，才能有生存空間。地震災難中的倖存者，多數是借了建築材料支撐形成的空間而得以呼吸，然後，又在互相支撐著的人們的救助下重獲生機。你用自己的身體支撐著別人時，別人的身體也在支撐著你。你在用真誠的善意撫慰著他人的創痛時，你自己的靈魂也得到了昇華，一旦你也遭逢劫難，必會有人來撫慰你。 第二天，在馬德里火車站，正當朋友們對我介紹著幾年前發生在這裡的恐怖爆炸時，忽聽到身後一聲慘叫，猛回頭，看到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跌倒在地。周圍的人們，扔下手中的行李，一窩蜂地撲上去救助。他們臉上那種發自內心的關切表情，讓我深深感動;好像跌倒的，是他們的祖母。 二〇〇八年七月 北九州印象 2010年12月3日至7日，我參加了在日本北九州召開的日中韓三國文學論壇，並做了題為《悠著點，慢著點》的演講。演講所討論的問題「貧富與慾望」是論壇預先設定的。這是一個寬廣無邊的話題，可以上天入地，也可以談古論今。當然，最終還是關乎人性，因而也是文學的一個根本問題。我的演講，現場反應不錯，在中國一家報紙發表後，數十家網站轉載，跟帖很多，可見還是言中了時弊。 北九州我第一次去，印象很好。據日本朋友介紹說此地原為工業重鎮，上世紀六十年代時汙染極為嚴重，但現在呈現在我面前的，是青山綠水和藍色的海灣，陽光燦爛，空氣清新，由此可證環境治理之成功。汙染一個地區只需幾年時間，但治理汙染，卻需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持續努力。北九州被汙染又被治理的事實，正與我的演講之意相符。我是一個保守的人，希望社會發展的節奏，尤其是科學發展的速度放慢一點，被利潤的鞭子抽打著的快速發展，是對子孫後代的犯罪。 我們下榻的飯店，在門司港碼頭。房間的窗戶外邊，就是海灣。有大小船隻來回航行，還有一道鋼絲斜拉大橋如展翅的大鳥飛架在海灣之上。夜晚，海灣對面燈火璀璨，猶如繁星點點。聽著那濤聲，看著那燈火，不由得想象起對岸的風景。人總是要向對岸張望，這一望裡便有了希望和理想。我望向對岸時，也許對岸有人正往這邊望，我這邊是那邊人的對岸。 會議的日程安排得很緊，但還是擠出了兩個小時，約上幾個朋友，坐班船到對岸去轉了一圈。早就聽說那邊有個春帆樓，是當年清朝大臣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的地方，談判的房間用玻璃密封著，可以觀望不可以近玩焉。那桌子、那椅子，讓我聯想到當年的那些人，那些當時的風雲人物，已是歷史的一部分。過去的教科書告訴我們，李鴻章是一個完全的壞人，他喪權辱國，幾乎是十惡不赦;但近年來對他的評價有所變化，人們終於學會了設身處地、推己度人，也就是說，在那樣的情況下，把你和我推到李鴻章的位置上，能否比他做得更好？ 那邊真正讓我興奮的是那個巨大的市場，賣各種各樣的魚和海產品，眼花繚亂，香氣撲鼻，攤主們用竹籤扎著剛烤出的魚片請我品嚐，每一種產品滋味都鮮美，都值得一買，但終究是隻吃不買，那些攤主們也並無不悅之色，只是我心中感到有些愧意。最後買了的，是海苔，還有鯨魚肉罐頭。日本人捕食鯨魚，歷來被環保主義者詬病，我的演講稿中，也對人的過度慾望痛加批判，但還是買了，因為從沒吃過這種肉，便抑制不住好奇。回國後開罐一嘗，味道實在一般，甚至有點膩味，但遠路買來，棄之也屬暴殄天物，也就夾在饅頭裡吞了下去。 讓我難忘的是與平野啟一郎一起去他的母校演講。平野君是日本風頭甚健的青年作家，母校視他為榮。另一位中國影迷所熟知的電影演員高倉健也出自該校。在學校的廊壁上，掛著他們的大幅照片。我與平野君聯袂開講，面對著近千名中學生，講題是：出生、成長的場所與文學。因為涉及故鄉、童年、高倉健，可講的話很多，學生們聽得快樂，作為講者，自然也來勁兒。 臨行前一日，又與平出隆君在一俱樂部聯合演講，題目是：語言與自然。平出隆、平野啟一郎、青山真治，這三位都是北九州人，此次三國論壇之所以能在北九州召開並得到市政府的贊助，全仗了這三位的努力。論壇的規模雖然不如兩年前在韓國的規模大，但日本朋友們付出的勞動確是很多。 這次論壇，對我來說，與其說是來討論文學問題，毋寧說是來與日本、韓國諸多老友相會，雖然有語言障礙，但一個笑容、一個眼神，也就把心裡的意思表達了。 二〇一一年三月五日 在毀滅中反思 我從不諱言對日本的喜歡。儘管在當今的中國說自己喜歡日本要冒著被網上「憤青」們詈罵的風險，但我還是要這樣說。我喜歡日本的優美環境，喜歡日本的健康飲食，喜歡日本的溫泉，喜歡日本人一絲不苟的嚴謹作風和接人待物的禮貌周全。當然，就像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負面一樣，日本也有自己的負面;就像任何偉大的民族中都有敗類一樣，日本人中也有敗類。但本文不想論述這方面的問題。如果要讓我在諸多的對日本的喜歡當中選出一項最喜歡的，我會毫不猶豫地說：溫泉。 我很早就從電視上看過有關日本溫泉的節目。那場景是在北海道拍攝的：露天的溫泉裡，一群猴子頭上頂著雪花在溫泉中沐浴。那是中國人洗熱水澡十分困難的年代，看到日本有如此豐富的地熱資源，心中對那些泡溫泉的猴子，確有幾分羨慕。後來讀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對日本的溫泉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對親身體驗日本溫泉的嚮往也更加迫切。 1999年10月，借我的小說《豐乳肥臀》日文版出版之機，我終於踏上了日本國土，並在友人的陪同下赴伊豆半島訪遊，參觀聖蹟般地參觀了川端康成寫作《伊豆舞女》時居住的湯本館，並在他住過的房間裡拍照留念。那些日子裡，我經常獨自一人凌晨時分去溫泉洗浴，泡在溫泉裡，聽著山谷中溪流的響亮喧譁，心中回憶著川端筆下有關溫泉的描寫，感覺到這個文學前輩彷彿就躺在池中閉目養神。 後來我多次去日本，幾乎每次都要去溫泉洗浴，箱根、有馬、北海道……諸多的溫泉裡都浸泡過我疲憊的身體。我總想找機會寫一篇關於日本溫泉的文章，但至今也沒寫，因此心中懷有歉疚，是對友人的歉疚，更是對溫泉的歉疚。 日本因為多火山多地震，因此也多溫泉。大自然在毀滅時總是同時饋贈。溫泉就是大自然對日本的饋贈。千百年來，一次次的地動山搖、牆倒屋傾、生靈塗炭，總是伴隨著一次次的溫泉湧出、生命復甦、市鎮繁榮。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民族精神從根本上是與大自然的暴虐與溫柔的兩面性息息相關的。 去年3月11日，日本福島地震，起初我並沒在意，因為地震在日本是經常的事情，日本人應對地震有豐富的經驗，一般不會造成重大的傷亡。但接下來的海嘯讓我深感震驚與悲痛，許多好萊塢影片中出現過的畫面，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大自然顯露出猙獰面貌，人類無法抗衡。隨後又出現的核電站事故，則又使自然災害升級為人禍，並由此引發了全球性的關注和痛苦的反思。關於核問題，在全球範圍內，大概沒有比日本人更糾結的了。當年美國人以正義的名義投擲在日本國土上的那兩顆核彈，屠殺的基本上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毀滅的基本上是老百姓的家園;這樣的屠殺，無論是因什麼樣的原因引發和以什麼樣的名義進行，都是不可饒恕的罪惡。據說愛因斯坦晚年也為他打開盒子放出魔鬼而深深懺悔。和平利用核能的呼聲幾十年來一直震耳欲聾，但暗地裡的核軍備、核競爭從來沒有平息，人們將魔鬼放出了盒子，要想將它送回盒子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們試圖給魔鬼拴上鼻繩，讓它像牛一樣為人拉犁耕地的願望是美好的，但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導致瘋牛鼻繩脫落，為禍人類。如果是因為純粹的技術原因或天災導致的禍端，倒還可以原諒，如果是政府和利益集團為了政治的目的和利潤的驅動而僥倖從事，那就是不可原諒的罪惡。 2010年12月，在日本北九州舉辦的東亞文學論壇上，我發表了題為《悠著點，慢著點》的演講，對人類日漸膨脹的慾望進行了批判。正是因為人類病態的慾望，導致了科學技術的病態發展，並由此導致了人類對大自然的無休無止的瘋狂攫取。儘管保護地球、保護環境已是全世界的共識，但基本上是高調空談，每個國家都不會剋制自己，都不願放慢發展速度，都不會放棄對資源的霸佔和搶奪。每個國家都在唱著減碳低排的高調，實際上幹著以鄰國為壑的惡事。所以我在那篇演講稿中說，與個人的慾望相比，資本的慾望與國家的慾望更加可怕。這次日本的核事故，就給全世界上了活生生的一堂課。日本核事故，受害最重的自然是日本老百姓，但大氣是環流的，海水也是環流的，任何一國，都沒有能力將自己的國土用玻璃罩起來，當然也沒有能力用堤壩將海水攔起來，假如日本的核事故程度更為嚴重，勢必殃及周邊國家乃至全球。因此，日本的地震、海嘯和核事故是一件十分悲慘的壞事，但也為全世界敲響了警鐘，也向每一位地球人發出了警示：地球是全人類的家園，所謂國家，是歷史的概念;所謂國家利益，在當今世界並不是至高無上的，至高無上的是全人類的利益。這道理十分簡單，老百姓清楚，政治家更明白，但真要實施貫徹，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作家的責任，就是要把這道理用各種方式來宣揚，儘管沒有效果，也要聲嘶力竭地吶喊。 在日本震後不久，我就去東京等地參加了我的《蛙》的日文版發行儀式，有日本朋友曾問我怕不怕核汙染，我說日本人民都不怕，我怕什麼？我當然也怕核洩漏，但我對日本核洩漏造成的危害程度有清醒的估計。當我的國家的群眾聽信謠言而近乎瘋狂地搶購含碘食鹽時，身處災區的日本人民所表現出的冷靜和理性，的確令人深思。能否用自己的頭腦分析現實而不是盲信盲從，是一個人素質高低的重要標誌，當然也是衡量一國之民素質的重要標誌。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日本人民值得全世界學習。 日本在二戰之後的迅速崛起，與日本人民的深刻反思有關。面對著一片廢墟，面對著成千上萬的死者，許多莊嚴的神話都會土崩瓦解。人類生存在這個地球的根本目的，是讓生者幸福，讓死者尊榮，讓後代兒孫儘可能長久地繁衍，而要保證這一切，最根本的是要和平。任何一種把自己的族群的幸福建立在別的族群的痛苦之上的行為，都是可恥的和必受報應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應該相信上帝的存在，上帝就是公理，就是規律。上帝不僅反對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爭鬥，也反對人與自然的爭鬥，他允許人的惡在一定限度內存在，但越過了這個限度，必有懲罰。 思考人類的命運，我深感絕望，我擔心在人類尚未有能力移民外星球之前，地球資源就會用盡，人類將無法生存，或者另有局面：當資源耗盡，環境破壞之後，大部分物種死亡，只有極少數生物適應了新環境生存下去，慢慢進化成智慧生物，新的輪迴由此開始。——去年發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嘯核事故，或許會使人們有所節制。我一聽某國某地經濟快速發展就反感，我認為人類發明的東西已經使人類享受到了比其他物種高許多的尊榮，接下來，應該進入一個慢的時代，慢一點，再慢一點。——這簡直是夢話了。 二〇一二年元旦 欄外看鬥牛 鬥牛，幾乎是西班牙的一個文化符號。當年讀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就知道了這件事。後來有了電視，看到了畫面，似乎能嗅到血腥味。這事兒確實夠殘忍，確實夠刺激，但也確實是好看。這件事，到底該算文化活動，還是該算體育運動，比較難以歸類。現在，圍繞著這件事的廢存，起了紛爭。按說這是西班牙自己的事，外人不該插嘴，但塞萬提斯學院的朋友讓我談談，那就簡單地說幾句。 鬥牛的實質是什麼？這事還真不好說。是張揚和倡導一種英雄主義精神嗎？是顯示鬥牛士的勇敢和風度嗎？好像都不是。這事兒的實質，就是狡猾的人引逗著那可憐的牛發瘋，然後把它殺死，以此來滿足人們的嗜血心理，然後是背後組織鬥牛的人賺錢。這事兒的源頭，大概要追尋到遠古，那時候的人，為了生存而狩獵，運用原始的武器，與野牛肉搏，不是人死，就是牛傷。牛死了，成為人的食物;人死了，成為別的食肉類猛獸的食物，這樣的搏殺，倒也公平合理。但在今天，人類早已不需要用這樣的方式獲取食物。鬥牛已與生存無關，僅與娛樂和滿足人們的病態心理有關，如此說來，廢了這活動倒也順理成章。但如果要廢，不僅僅是要廢鬥牛，連鬥雞、鬥羊、鬥蟋蟀都應該廢。這些活動雖不是由人和動物鬥，但似乎更可惡，鬥牛還要冒生命危險，而鬥雞、鬥羊、鬥蟋蟀，則完全是人用邪惡的智慧，挑動動物互鬥，人不冒一點險，即可坐收漁利。甚至，連那拳擊比賽，似乎也該禁止。兩個毫無仇恨的人，非要拼死將對方打倒，儘管戴著手套牙套，但被對手擊打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都是經常的事。這一切野蠻或近乎野蠻的活動，其背後都是金錢在驅動，從這樣的意義上說，這些比賽還是一律禁止了的好。 但世界上的事兒，總是那麼複雜難辦。譬如吸菸，壞處多多，但一時也難禁絕。鬥牛這事，對我這個中國人來說，禁了也就禁了，但對西班牙人來說，就不會這麼簡單。這事兒，總還是有一些文化含量，說是西班牙國的一項文化遺產也能成立，崇拜鬥牛士的人，想看鬥牛的人，想參與鬥牛的人，都不會是個小數。這些人的愛好與權利，也應該尊重和捍衛。我看過一部有關鬥牛士的電影，說一個窮小夥鬥牛鬥出了名，馬上就有貴婦人來投懷送抱。可見喜歡這件事的人中，女人很多，而禁止一件女人喜歡的事，似乎更加麻煩。 我想，能不能造一些電子仿真牛，讓鬥牛士們去鬥，如此既能繼承這項古老的活動，滿足人們鬥牛或看鬥牛的願望，又不會殺戮無辜之牛。這樣，是否會兩全其美呢？ 陪考一日 7月6日晚，帶著書、衣服、藥品、食物等諸多在這三天裡有可能用得著的東西，搭出租車去趕考。我們很運氣，女兒的考場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內培訓中心定了一個有空調的房間，這樣既是熟悉的環境，又免除了來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說，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說，是的，這是佛祖的保佑。坐在出租車上，看到車牌照上的號碼尾數是575，心中暗喜，也許就能考575分，那樣上個重點大學就沒有問題了。車在路口等燈時，側目一看旁邊的車，車牌的尾數是268，心裡頓時沉重起來。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趕快看後邊的車牌尾數，是629，心中大喜。但轉念一想，女兒極不喜歡理科而學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麼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車過了三環路，看到一些學生和家長揹包提籃地向幾家為高考學生開了特價房間的大飯店擁去。雖說是特價，但每天還是要400元，而我們租的房間只要120元。在這樣的時刻，錢是小事，關鍵的是這些大飯店距考場還有一段搭車不值、步行又嫌遠的尷尬距離，而我們的房間距考場只有一百米!我心中滿是感動，為了這好運氣。 安頓好行李後，女兒馬上伏案複習語文，說是「臨陣磨槍，不快也光」。我勸她看看電視，或者到校園裡轉轉，她不肯，一直複習到深夜十一點，在我的反覆勸說下，才熄燈上床。上了床也睡不著，一會兒說忘了《牆頭馬上》是誰的作品，一會兒又問高爾基到底是俄國作家還是蘇聯作家。我索性裝睡不搭她的話，心中暗暗盤算，要不要給她吃安定片。不給她吃怕折騰一夜不睡，給她吃又怕影響了腦子。終於聽到她打起了輕微的鼾，不敢開燈看錶，估計已是零點多了。 凌晨，窗外的楊樹上，成群的麻雀齊聲噪叫，然後便是喜鵲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鳥叫聲把她吵醒，但她已經醒了。看看錶，才四點多鐘。這孩子平時特別貪睡，別說幾聲鳥叫，就是在她耳邊放鞭炮也驚不醒，常常是她媽扳著她的脖子把她扳起來，一鬆手，她隨即躺下又睡過去了。但現在幾聲鳥叫就把她驚醒了。拉開窗簾，看到外邊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鵲還在叫。我心中歡喜，因為喜鵲叫是個好兆頭。女兒洗了一把臉又開始複習，我知道勸也沒用，乾脆就不說什麼了。離考試還有四個半小時，我很擔心到上考場時她已經很疲倦了，心中十分著急。 早飯就在學校食堂裡吃，這個平時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時一點胃口也沒有。飯後，勸她在校園裡轉轉，剛轉了幾分鐘，她說還有許多問題沒有搞清楚，然後又匆匆上樓去複習。從七點開始，她就一趟趟地跑衛生間。我想起了我的奶奶。當年鬧日本的時候，一聽說日本鬼子來了，我奶奶就往廁所跑。新中國成立後許多年了，我們惡作劇，大喊一聲「鬼子來了!」我奶奶馬上就臉色蒼白，把提著褲子往廁所跑去。唉，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樣可怕了。 終於熬到了八點二十分，學校裡的大喇叭開始廣播考生須知。我送女兒去考場，看到從培訓中心到考場的路上拉起了一條紅線，家長只許送到線外。女兒過了線，去向她學校的帶隊老師報到。 八點三十分，考生開始入場。我遠遠地看到穿著紅裙子的女兒隨著成群的考生擁進大樓，終於消失了。距離正式開考還有一段時間，但方才還熙熙攘攘的校園內已經安靜了下來，楊樹上的蟬鳴變得格外刺耳。一位穿著黃軍褲的家長仰臉望望，說：北京啥時候有了這玩意兒？另一位戴眼鏡的家長說：應該讓學校把它們趕走。又有人說： 沒那麼玄乎，考起來他們什麼也聽不到的。正說著蟬的事，看到一個手提著考試袋的小胖子大搖大擺地走了過來。人們幾乎是一起看錶，發現離開考還有不到十分鐘了。幾個帶隊的老師迎著那小胖子跑過來，好像是責怪他來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錶，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搖大擺地向考場走。家長們都被這個小子從容不迫的氣度所折服。有的說，這孩子，如果不是個最好的學生，就是個最壞的學生。穿黃褲子的家長說，不管是好學生還是壞學生，他的心理素質絕對好，這樣的孩子長大了可以當軍隊的指揮官。大家正議論著，就聽到從學校大門外傳來一陣低聲的喧譁，於是都把身體探過紅線，歪頭往大門口望去，只見兩個漢子架著一個身體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進來。那男生的腿就像沒了骨頭似的在地上拖拉著，脖子歪到一邊，似乎支撐不了腦袋的重量。一箇中年婦女——顯然是母親——緊跟在男孩的身後，手裡拿著考試袋，還有毛巾藥品之類的東西，一邊小跑著，一邊抬起胳膊擦著臉上的汗水與淚水。一群老師從考試大樓裡跑出來，把男孩從那兩個男人手裡接應過去，那位母親也被攔擋在考試大樓之外。紅線外的我們，一個個都很感慨很同情的樣子，有的嘆氣，有的低聲咕噥著什麼。我的覺悟不高，心中有對這個帶病參加考試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慶幸，不管怎麼說，我的女兒已經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場裡，現在已經拿起筆來開始答題了吧。 考試正式地開始了，蟬聲使校園裡顯得格外安靜。我們這些住在培訓中心的幸運家長，站在樹蔭裡，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門外強烈陽光裡的家長，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為我們事先知道了培訓中心對外營業的消息，因為我們花了每天120元錢，我們就可以站在樹蔭裡看著那些站在烈日下的與我們身份一樣的人，可見世界上的事情，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這高考，本身也存在著很多不公平，但它比當年的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是公平得多了。對廣大的老百姓的孩子來說，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經過考試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薦，譬如各種加分，都存在著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有的家長回房間裡去了，但大多數的家長還站在那裡說話。話題飄忽不定，一會兒說天氣，說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會兒又說當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隨便，不像現在的如臨大敵。學校的保安過來干涉，讓家長們不要在校園內說話，家長們很順從地散開了。 將近十一點半時，家長們都把著紅線，眼巴巴地望著考試大樓。大喇叭響起來，說時間到了，請考生們立即停止書寫，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兒的年級主任跑過來，興奮地對我說：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題與我們海淀區二模卷子上的題幾乎一樣!家長們也隨著興奮起來。一位不知是哪個學校的帶隊老師說：行了，明年海淀區的教參書又要大賣了。 學生們從大樓裡擁出來。我發現了女兒，遠遠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揚，心中感到有了一點底。看清了她臉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聽她說：感覺好極了，一進考場就感到心中十分寧靜，作文寫得很好，題目是「天上一輪綠月亮」。 下午考化學，散場時，大多數孩子都是喜笑顏開，都說今年的化學題出得比較容易，女兒自覺考得也不錯。第一天大獲全勝，趕快打電話往家報告喜訊。晚飯後，女兒開始複習數學，直至十一點。臨睡前，她突然說：爸爸，下午的化學考卷上，有一道題，說「原未溶解……」，我審題時，以為卷子印錯，在「原未」的「未」字上用鉛筆寫了一個「來」字，忘記擦去了。我說這有什麼關係？她突然緊張起來，說監考老師說，不許在卷子上做任何記號，做了記號的就當作弊卷處理，得零分。我說你這算什麼記號？如果這也算記號，那作文題目是不是也算記號？另外，即便算記號，你知道誰來判你的卷子？她聽不進我的話，心情越來越壞，說，我完了，化學要得零分了。我說，我說了你不信，你可以打電話問問你的老師，聽聽她怎麼說。她給老師打通了電話，一邊訴說一邊哭。老師也說沒有事。但她還是不放心。無奈，我又給山東老家在中學當校長的大哥打電話，讓他勸說。總算是不哭了，但心中還是放不下，說我們是在安慰她。我說：退一萬步說，他們把我們的卷子當成了作弊卷，給了零分，我們一定要上訴，跟他們打官司。爸爸認識不少報社的人，可以藉助媒體的力量，把官司打贏…… 凌晨一點鐘，女兒心事重重地睡著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禱告著：佛祖保佑，讓孩子一覺睡到八點，但願她把化學卷子的事忘記，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天的考試中去。明天上午考數學，下午物理，這兩項都是她的弱項…… 二〇〇〇年八月 學書漫談 少時，父親就多次教育我們兄弟：一定要把字寫好!人生來相貌醜陋，命運不濟，出身貧困，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但字寫不好，則完全是個人的原因。我父親認為，只要肯下功夫，肯勤學苦練，就一定能把字寫好。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考慮，我父親的話不一定正確，因為，一個沒有藝術天分的人，無論如何努力，也成不了書法家，但即便是沒有任何藝術天分的人，只要肯努力，也會把字寫得好看一些，而只要字寫得好看，即便不名一文，亦可走遍天下。為了說服我們，我父親還舉過很多例子，其中一例說我們的一位先祖，去參加縣太爺舉辦的社飲，因衣衫破舊，被那些身著綾羅綢緞的鄉紳蔑視。酒過數巡之後，縣太爺令眾鄉紳賦詩寫字。鄉紳們先是相互推讓，繼而踴躍獻技。我那位先祖在一旁冷笑。有人注意到了，便向縣太爺彙報。最後的場面是我那位先祖將身上的破棉襖甩掉，赤膊捉筆，飽蘸墨水，不是往紙上，而是往那白粉壁上，盡情地揮灑，龍飛鳳舞，滿壁生輝，不但字好，詞也好。於是眾人刮目相看，我那先祖也被縣太爺請坐上席。還是說我這先祖，有一年，去為青州某大戶人家寫匾，因東家招待不週，心中鬱悶，只寫了三字，尚餘一字未寫，即呼手腕病發，不能握筆，然後買驢回鄉。東家心中大惱，但看看已經寫出的那三個字，的確是好得不得了，只好忍氣吞聲，備厚禮來請。我那先祖卻禮數次，終於答應將那剩下的一個字寫完。東家請我先祖上車，我先祖道，上什麼車？東家道：去寫那個字啊。我先祖笑道： 寫一個字，何必跑那麼遠？言畢，從炕蓆下抽出一片紙，用一塊破瓦片磨了一點墨，從牆角撿來一支禿筆，蘸墨揮毫，頃刻便成。見東家面有狐疑之色，我那先祖道：拿回去貼上吧，若有絲毫差池，我從今往後就不寫字了。時隔多日，遠隔數百里，只寫一個字，如何能保持與那三個字的風韻、氣勢、大小的統一性？對此疑問，我父親的解答是：他已經把手靠死了!「靠」字是我故鄉土語，大意是經過長期訓練，手上已經有了感覺。也就是孔夫子所說的「隨心所欲不逾矩」。很可惜現在已找不到我先祖所寫的字，因而也就無法領略他寫得到底有多麼好。儘管我沒能在書法方面下功夫，但通過我父親這種講故事式的教育，還是使我從小就對書法多了一些興趣，對能寫出一手好字的人自然也格外地尊敬和羨慕。 我記得1960年代初上小學時，學校裡是有「寫仿」這門課程的，每週好像有兩節課。老師先教我們握筆的方法，然後發給我們每人一張字帖，讓我們將白紙蒙在上邊摹寫。講到握筆方法，我又想到我父親講過的故事，說我先祖教孩子寫字，經常悄悄地走到正寫字的孩子身後，猛力拔筆，如能拔出，即予重罰。也就是說：寫字時要牢牢地將筆捏住。後來我試驗過，這種握筆方法未必科學。那時只要上「寫仿」課，我們的臉上和手上都會抹滿墨漬，放學時街上的大人都會說： 看，今日又「寫仿」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書法課就取消了。儘管我統共也沒上幾節書法課，但今日回憶起來還是印象深刻。也可以說，後來我之所以還能拿起毛筆寫字，與童年時期這幾節書法課是有關係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校裡讓學生寫大字報，每天規定要寫出一定的字數來，這自然是一件很荒誕的事，但多少也有些正面的效應，那就是逼著我們用毛筆寫字。我後來在縣棉花加工廠工作時結識了一個毛筆字寫得很好的人，每到春節，大家都買來紅紙，請他寫對聯。圍觀者讚不絕口。他說他的字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抄大字報練出來的。 在棉花加工廠工作時，有一天廠門口新換了一幅標牌，牌上的大字，是我們縣最著名的書法家所寫。此人姓鄒，在縣文化館工作。他們家上溯三代都是寫字的，並且自創了一種優美簡練的書體，扁而欹斜，是從隸書化來，但似乎又吸收了魏碑的風骨。近百年來，我們縣的公文告示，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的牌匾，幾乎都出自鄒氏之手。當時，聽著人們關於鄒氏書法的議論，我心中確有過當一名書法家的夢想，但在農村那種條件下，即便有恆心大志，真要練字，也不容易。 許多年後，我成了作家，經常外出參加一些活動，人們錯以為作家都可以揮毫潑墨，總是熱心地準備好文房四寶，但大多數情況下大家都不敢動手。偶爾有幾個手上有點功夫的作家捉筆題詞，贏得掌聲，又令我羨慕不止。我甚至想，何時下決心，拿出半年時間，啥都不幹，天天練字，總可以練到像用硬筆一樣自如地使用毛筆吧？ 2004年底，我要去日本北海道訪問，想不出帶什麼禮物。正好有教育部兩個朋友在我家玩，我說請他們幫我找書法家寫幾幅字送給日本朋友。他們說，你的鋼筆字寫得不錯，你何不自己寫？第二天他們就給我送來了紙、筆、墨、硯，後來又給我送來了圖章，一應傢伙俱全，就這樣寫了起來。我沒拜師，也沒臨過碑帖，有人要字，便在飯桌上鋪一塊小氈子開寫。有時筆下無感覺，寫出來的字自己也覺得醜陋無比。偶爾一次有感覺，似乎筆筆得意，字字有趣，自我陶醉。後來有一天，突然想，都說我的字是用毛筆寫的鋼筆字，原因是鋼筆用了幾十年，手上的感覺改不了了。既如此，何不用左手寫寫看？就像兒童初學寫字一樣。試了幾次，果然有點意思，如是就這樣用左手寫了起來。 我這輩子永遠成不了書法家，但對書法的熱愛肯定會伴我終生。寫字確實有迷人之處，有癮，見到了紙筆手就癢。應該說，喜歡寫字是高雅的愛好，而且，因為愛寫字，自然也就留心這方面的事，見到這方面的文章就讀，見到這方面的書就買，即便外出旅遊，見到一塊寫得有味道的牌匾，也會多看幾眼，並在心中暗自揣摩。因書法而讀文讀詩讀聯，自然也能增添一些文史知識。而且，有了一些這方面的修養，也就多了幾分理解古人的可能性。一個用毛筆寫字的人與另一個用毛筆寫字的人，大概會更容易溝通吧。 在當今這個電腦時代，多數人已經連鋼筆都不用了，遑論毛筆。當然十指在鍵盤上翻飛也是一種技藝，但這種技藝所產生的是電腦屏幕上的標準字體。許多人已經提筆忘字。能夠充分表達個性，不僅具有實用功能而且具有審美功能的書法已經成為少數人的愛好，據說正在申請聯合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一門藝術，到了需要申報遺產的時候，也就岌岌可危了。我想，毛筆書法不僅僅是一種書寫方法，而且還是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的養成方式，更是一種審美的訓練。計算機要學，不學不能與世界同步;毛筆書法也要學，不學不能很好地傳承中華文明。計算機要從娃娃學起，書法也應從娃娃學起。既然京劇和地方戲已經作為課程進了課堂，那麼，書法也應該作為必修的課程進課堂。現在的應試教育搞得怨聲載道，那何不用書法這種有趣的課程擠掉一點學數理化的時間？讓孩子們抹在手上臉上一點墨汁，沾一點紙墨的香氣，是多可愛的現象啊。紙和墨的香氣是醉人的，養人的，讓孩子們嗅嗅，可以促使他們健康地成長。 話是這麼說，但要想恢復到以前那種時代顯然是夢想。我這篇文章，不過是根據自己的一些經歷，談一點我對書法的理解，難免惹方家笑話。沒有關係，多一點我這樣的書法愛好者，基本上是好事。我鬥膽說一句：能用毛筆書寫的人，更像一箇中國人。我再鬥膽地說幾句：一個真正的書法家，必須是一個不錯的詩文聯句的創作者，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只寫「寧靜致遠」「天道酬勤」「厚德載物」，只抄錄唐詩宋詞，而寫不出一首基本中規中矩的詩詞，編不出一副大體工整的對聯，這樣的人，充其量也就是個寫字匠，無論如何自吹自擂，無論頭上有多少名銜，那也不能讓我服氣。連我這樣的業餘愛好者都不服氣，那真正的書法家更會嗤之以鼻。 再自炫一下：去年春節，我在故鄉高密。前文提到過的那個書法世家的後人，找我寫字。我這人皮厚膽大，明知是班門弄斧，但還是編了兩句寫給他：「三代翰墨龍鳳體，萬家門戶鄒氏書」。據說他拿回家給他父親看了，那老書法家觀看良久，感嘆道：詞不錯，墨很黑，紙上乘。 人們將老書法家的話傳給我，我聽後，目眩良久。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二日 人好社才好 第一次進入紹興路74號，並爬上那座幽靜的小樓，是1999年初冬。那時我剛轉業不久，也許解放軍文藝社的人感覺著我還是一個軍隊作家，所以讓我跟著他們去上海採風。 那時的上海，已經發生了鉅變，尤其是浦東，起了那麼多的高樓大廈，修了那麼多的文化景觀，繁華而現代，喧嚷而熱鬧，令人眼花繚亂，流連忘返。但我更喜歡紹興路那樣的環境，那樣的氛圍，有幾分寂寞、幾分冷落、幾分涼意，是一種很文學的感覺。 小樓下有一棵很大的樹，雖初冬但未落葉，龐大的樹冠，籠罩著小樓的陽臺。陽臺上有桌椅，好像是白色的。記得有一個女編輯對我們介紹過這幾把椅子上曾經坐過的風流人物，張三李四，俱往矣，遂生出無限感慨。這紹興路74號，是個挺合適懷舊的地方。 就是這次，認識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諸多優秀人物。如當時是總編輯後來當了社長的郟宗培兄，當時還是個普通編輯、現在已經是副總編輯的曹元勇兄。還有依人小鳥般的小謝。小謝名錦，編過白先勇的文集。那文集裝幀大方，有雅氣，我很喜歡。後來小謝跟我約稿，我答應寫，並開出了諸如「海洛英表情」之類的題目，但終究沒寫成，愧對小謝，抱歉抱歉。 後來編過我短篇小說全集的是曹元勇兄。曹兄是華師大博士，小謝等稱他「曹博」。曹博英文很好，翻譯過很多書，對外國文學動態跟蹤及時，瞭解甚多。每次見到，都能從他那裡得到很多信息，受到很多教益。 跟我關係最「鐵」的，還是郟宗培兄。此人豹頭環眼，南人北相，乍一看似個莽漢，久交往才知道端詳。2004年末，我們一行十餘人，組成一團，去日本北海道採風。相處十幾日，方知郟兄是個敢於做事、善於做事、既有膽識而又思維縝密的人。他豁達幽默，常有奇態，與之同行，其樂無窮。郟兄是一位段位不低的攝影愛好者，同時兼具表演才能。他模仿身著和服的日本女性的步態身段可謂惟妙惟肖，不上山寨版春晚秀一把實在可惜。我們此行的記錄，就是那本圖文並茂的《莫言·北海道走筆》。文章是眾人寫的，書名卻讓我一人掠美，慚愧。文是美文，景是妙景，只是主角形象稍遜，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作家與出版社的關係，說到底還是與出版社里人的關係。人好社才好。上海文藝出版社裡好人多多，因此這家出版社是一家好出版社。當然，環境也很重要。上海文藝出版社與紹興路74號，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樓內一層是一個可以喝茶的地方，我在那裡喝過薰衣草茶。樓外不遠處有一家寂寞的書店，裡邊設有茶座，可以約三五好友，在那裡喝茶論文。路邊泡桐樹上，有一個不知什麼人刻的「心」字，幾年不見，那「心」已經被樹皮漲破了吧。 我真的經常想念這個地方。 二〇一一年 兩封信 因為搬家，華苓老師寫給我的兩封信找不到了。我堅信那兩封信沒丟，它們一定是藏在不知哪個箱子裡或是夾在哪本書或是雜誌裡，等待著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它們。 華苓老師給我寫信是邀請我去愛荷華參加她的國際寫作計劃。第一封信收到後，我託詞婉拒了。其實也不是我託詞，那些日子的確比較忙。另外最重要的是那幾年睡眠不好，出國後時差一亂，好些天倒不過來，長夜難眠，苦不堪言。過了一年，華苓老師的第二封信來了。我再也不好意思婉拒，答應去，去美國那個因為詩人安格爾與聶華苓夫婦而成為許多國家的作家心嚮往之的小城愛荷華。據說這美妙的譯名是華苓老師的傑作。 因為不懂外語，一出國門，我就緊張，尤其是怕在中途轉飛機時出錯。為此，華苓老師特意為我寫了一張英文的「護身符」隨信寄來。那「護身符」上寫著「我是中國作家莫言，來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我不懂英文，希望您能幫助我」。這是大概的意思，等找到原件再訂正吧。讀著這「護身符」，我聯想到抗日戰爭期間美國飛虎隊員身上的「護身符」。當然，我有可能遇到的問題遠沒有當年那些飛虎隊員們有可能遇到的問題嚴重。曾聽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浙江省有一些連漢字都認識不了幾個的老太太，就敢去海外闖蕩。與她們相比，我總還認識幾個英文單詞，緊張什麼，焦慮什麼？但心理素質是天生帶來的，要改變也不是容易事。有了華苓老師賜我的「護身符」，心裡還是踏實了許多。 然後就去大使館簽證。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簽證處，是一個似乎永遠人頭攢動、充滿了希望也令人絕望的地方。那地方似乎遍佈陷阱，好像也盛產故事。每次去那兒我都感到忐忑不安，雖然心裡邊唸叨著，簽上就去，籤不上就不去，沒有什麼好忐忑的，但忐忑依然。那一次還真拒簽了我，理由是我不懂英語。我立即給華苓老師發郵件，說拒籤的事，並說我就不去了。我同時又給使館發了一封傳真，駁斥他們拒籤我的理由。我說：難道你們美國來中國的人都懂中文嗎？大使館當然不會理睬我。華苓老師告訴我不許藉機放棄，說她已讓國際寫作計劃負責人與駐華使館聯繫，並說葛浩文教授也給使館發了郵件。我只好再次預約了簽證時間。這次去籤，很是順利，接待我的那位簽證官是一位華裔，他說上次拒籤是誤會。其實，我也不認為拒籤是誤會，因為我申請的簽證類型大概是需要申請者懂一點英語的。另外我想，語言其實也是不平等的。我國在機場、車站的漢語標識下都有英語，但在外國的機場、車站裡，都沒有漢語的標識。現在，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地位的提高，很多國外的機場裡已經有了中文標識與中文廣播，懂中文的人也愈來愈多。由此可見，鄧小平那句「發展才是硬道理」真是至理名言。 拿到簽證後，我去買了幾本供旅遊者使用的簡易英語小冊子，同時買了「快譯通」之類的小機器。當然，這又是老故事重演。英語當然是可以學會的，但可惜我不能堅持。直到現在，年過花甲，依然還會有學點英語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也僅僅是想法，不可能落到實處了。 實際上我的焦慮是多餘的，飛機沒有因為我不懂英語而不讓登，乘務員分盒飯時也沒把我落下。(2000年我第一次去美國，從紐約機場回京時，坐在機尾最後邊的一個座位上，乘務員分發食物時真把我忘了。但我還是連說帶比畫地跟她要了一個麵包、一杯飲料。)出海關時，把邀請信和華苓老師的「護身符」往海關官員面前一攤，他看都沒看就把我放進去了。 華苓老師為了省卻我在芝加哥機場轉飛機的麻煩，特意安排定居在芝加哥的臺灣詩人非馬先生接我到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由非馬先生開車直接把我送到愛荷華她家中，吃過午飯後，再由寫作計劃的人把我帶到下榻之處。那是一棟灰色的樸素的樓房，有幾十個國家的數百位作家在那兒住過，與我同時期住在那兒的有上海作家張獻、唐穎夫婦和陳丹燕。我在那兒住了兩週，參加了國際寫作計劃組織的幾次活動。十幾個國家的作家，大部分是來自非洲的，穿著特色鮮明的民族服裝，朗誦詩歌，後來還跳起舞來。華苓老師為我組織過一個朗誦會，親自為我擔任翻譯，在一棟小樓的一層。這樓的產權好像屬於國際寫作計劃，客廳裡有一個基座，基座上是保羅·安格爾先生的青銅雕像。 在愛荷華的兩週時間裡，我記憶最深的是去華苓老師家吃晚飯。人少時上海三位我一位，人多時滿屋都是人。2008年夏天華苓老師來京發佈她的新書《三生三世》時，我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她：「華苓紅樓開夜宴，四個饞蟲盡開顏。嘰嘰喳喳陳丹燕，嘟嘟囔囔管莫言。開瓶倒酒小唐穎，刷鍋洗碗老張獻。更有一群梅花鹿，隔窗頻頻勸加餐。」大概是這些詞兒，事過七年，記不太清楚了。陳丹燕活潑多語，但用「嘰嘰喳喳」來形容未必合適。張獻是劇作家，年紀比我小，在他名前加一「老」字，實在是為了湊字數。至於那群梅花鹿，在多位去過「安寓」做客的作家筆下都有描述，我就不多言了。 華苓老師還帶我去她的好幾位朋友家吃過飯，還帶我去過離愛荷華城很遠的一個「德國小鎮」吃過牛排。那些善良的面孔和精美的飯菜，有時會被我突然回憶起來，彷彿剛剛見過剛剛吃過。 2014年11月，我與女兒從波士頓飛芝加哥又從芝加哥轉飛愛荷華，一出機場就看到華苓老師瘦弱的身影。這次華苓老師讓我和女兒住在她家，18日來，21日離開。早飯都在家裡吃，午飯和晚飯出去吃。上次來都是華苓老師自己開車，這次，華苓老師不開車了。要麼是寫作計劃的娜塔莎開，要麼就是叫出租車。小樓內的擺設依舊，但華苓老師的記憶力明顯衰退了。那群鹿也不來了。 那幾日愛荷華下了大雪，天氣寒冷，華苓老師用舊報紙引燃了壁爐裡的乾柴，火苗跳動，熱量散發出來，客廳裡十分溫暖。我和女兒喝著茶，聽華苓老師講一些往事，講到高興處，她還是像當年那樣大笑，但笑聲的確不那麼響亮了。我們一直不提她的年齡，但她不時地提到自己的年齡。一個即將滿九十歲的人，經歷了多少事，見證了多少事，創造了多少奇蹟，又幫助別人創造了多少奇蹟，波瀾壯闊，大浪淘沙，猶如大河，即將匯入大海前，變得那麼寬闊安詳。 我們回國那天，華苓老師非要到機場送我們。天不亮就起身，一路上沒遇到一輛車，到愛荷華機場時，紅日初升，照耀著皚皚白雪，冷得真美。華苓老師站在無聲的寂寞的輝煌的寒冷裡，揮手與我們告別。她的確很老了，但老得很美。 再見，華苓老師!九十剛過，百歲可期。 二〇一五年 馬的眼鏡 1984年解放軍藝術學院創辦文學系，徐懷中老師是首任主任，我是首屆學員。我們是幹部專修班，學制兩年。懷中老師只擔任了一年主任，便被調到總政文化部任職去了，但他確定的教學方針，以及他為這屆學員所做的一切，卻讓我們一直牢記在心。今年三月初，文學系邀請懷中老師去講課，因老人家年近九秩，怕他太累，便讓我與朱向前學兄陪講。講座上，我憶起北京大學吳小如先生給我們講課的事，雖寥寥數語，但引發了懷中師的很大感慨。於是，我就寫下這篇文章，回憶往事，以防遺忘。 吳先生為我們講課，應該是在1984年的冬季，前後講了十幾次。他穿著一件黑色呢大衣，戴一頂黑帽子，圍一條很長的醬紫色的圍巾。進教室後他脫下大衣解下圍巾摘下帽子，露出頭上凌亂的稀疏白髮，目光掃過來，有點鷹隼的感覺。他目光炯炯，有兩個明顯的眼袋，聲音洪亮，略有戲腔，一看就知道是講臺上的老將。因為找不到當年的聽課筆記，不能準確羅列他講過的內容。只記得他第一節講杜甫的《兵車行》。杜詩一千多首，他先講《兵車行》，應該是有針對性的，因為我們是軍隊作家班。這首詩他自然是爛熟於胸，講稿在桌，根本不動，豎行板書，行雲流水——後來才知道他的書法也可稱「家」的——他的課應該是非常精彩的，他為我們講課顯然也是十分用心的，但由於我們當時都發了瘋似的摽勁兒寫作，來聽他講課的人便日漸減少。最慘的一次，偌大的階梯教室裡，只有五個人。 這也太不像話了，好脾氣的懷中主任也有些不高興了。他召集開會，對我們提出了溫和的批評並進行了苦口婆心的勸說。下一次吳先生的課，三十五名學員來了二十多名，懷中主任帶著系裡的參謀幹事也坐在了臺下。吳先生一進教室，炯炯的目光似乎有點溼，他說：「同學們，我並不是因為吃不上飯才來給你們講課的!」這話說得很重，許多年後，徐懷中主任說：「聽了吳先生的話，我真是感到無地自容!」吳先生的言外之意很多，其中自然有他原本並不想來給我們講課，是徐懷中主任三顧茅廬才把他請來的意思。那一課大家都聽得認真，老先生講得自然也是情緒飽滿，神采飛揚。記得在下課前他還特意說： 我讀過你們的小說，發現你們都把「寒」毛寫成了「汗」毛，當然這不能說你們錯，但這樣寫不規範。接下來他引經據典地講了古典文學中此字都寫作「寒」。最後他說，我講了這麼多課，估計你們很快就忘了，但這個「寒」字請你們記住。 現在回想起來，吳先生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個「寒」字，是不是有什麼弦外之音呢？是讓我們知道他寒心了嗎？還是讓我們知道自己知識的淺薄？ 其實，我從吳先生的課堂裡，還是受益多多的。他給我們講莊子的《秋水》和《馬蹄》，我心中頗多合鳴，聽著他繪聲繪色的講演，我的腦海中便浮現出故鄉一望無際的荒原上野馬奔馳的情景，還有河堤決口、秋水氾濫的情景。後來，我索性以《馬蹄》為題寫了一篇散文，以《秋水》為名寫了一篇小說。《馬蹄》發表在1985年的《解放軍文藝》上，《秋水》發表在1985年的《莽原》上，這都是聽了吳先生的課之後幾個月的事兒。 這兩篇作品對我來說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馬蹄》表達了我的散文觀，發表後頗受好評，還獲得了當年的「解放軍文藝」獎。《秋水》中，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文學地理名稱，從此，這個「高密東北鄉」就成了我的專屬文學領地。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以為我是在《白狗鞦韆架》這篇小說中第一次寫下了「高密東北鄉」這幾個字，在國內外都這樣講，後來，我大哥與高密的幾位研究者糾正了我。《秋水》寫了在一座被洪水圍困的小土山上發生的故事，「我爺爺」「我奶奶」這兩個「高密東北鄉」的重要人物出現了，土匪出現了，俠女也出現了，夢幻出現了，仇殺也出現了。應該說，《秋水》是「高密東北鄉」的創世紀篇章，其重要意義不言自明。 吳先生講莊子《秋水》篇那一課，就是隻來了五個人那一課。那天好像還下著雪——我願意在我的回憶中有吳先生摘下帽子抽打身上的雪花的情景。我們的階梯教室的門正對著長長的走廊，門是兩扇關不嚴但聲響很大的彈簧門。吳先生進來後，那門就在彈簧的作用下「哐當」一聲關上了。我們的階梯教室有一百多個座位，五個聽課人分散開，確實很不好看。我記得階梯教室南側有門有窗，外面是禮堂前的很大一片空場。因為我坐在第七排最南邊的座位上，側面便可見到窗外的風景，那天下雪的印象多半由此而來。我記得我不好意思看吳先生的臉，同學們不來上課造成的尷尬卻要我們幾個來上課的承受，這有點不公平，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有一次學校組織學員去郊區栽樹，有兩位同學躲在宿舍裡想逃脫，被我揭發了，從此這兩人再也沒跟我說過一句話。畢業十幾年後，有一次在街上碰見了某一位，我熱情地上前打招呼，他卻一歪頭過去了，讓我落了一個大大的沒趣。由此我想到，揭發別人，是一件得罪人最狠的事，但不揭發，心裡又恨得慌，這也算做人之難吧。 雖然只有五個人聽講，但吳先生那一課卻講得格外地昂揚，好像他是賭著氣講。我當時也許想到了據說黑格爾講第一課時，臺下只有一個學生，他依然講得慷慨激昂的事，而我們有五個人，吳先生應該滿足了。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先生朗聲誦讀，抑揚頓挫，雙目爍爍，掃射著臺下我們五個可憐蟲，使我們感到自己就是目光短淺不可以語於海的井蛙、不可以語於冰的夏蟲，而他就是雖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洩之而不虛，卻自以為很渺小的北海。 講完了課，先生給我們深深鞠了一躬，收拾好講稿，穿戴好衣帽，走了。隨著彈簧門「哐當」一聲巨響，我感到這老先生既可敬又可憐，而我自己，則是又可悲又可恥。 因為當時我們手頭都沒有莊子的書，系裡的幹事便讓我將《秋水》《馬蹄》這兩篇文章及註解刻蠟紙油印，發給每人一份。刻蠟紙時我故意地將《馬蹄》篇中「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中「月題」的註釋刻成「馬的眼鏡」，其意大概是想借此引逗同學發笑吧，或者也是藉此發洩讓我刻版油印的不滿。我沒想到吳先生還會去看這油印的材料，但他看了。他在下一課講完時說：「月題」，是馬轡頭上狀如月牙、遮擋在馬額頭上的佩飾，不是馬的眼鏡。然後他又說——我感到他的目光盯著我說——「給馬戴上眼鏡，真是天才!」——我感到臉上發燒，也有點無地自容了。 畢業十幾年後，有一次在北大西門外遇到了吳先生，他似乎老了許多，但目光依然銳利。我說：吳先生，我是軍藝文學系畢業的莫言，我聽過您的課。 他說： 噢。 我說： 我聽您講莊子的《秋水》《馬蹄》，很受啟發，寫了一篇小說，題目叫《秋水》，寫了一篇散文，題目叫《馬蹄》。 他說： 噢。 我說： 我曾在刻蠟紙時，故意把「月題」解釋成「馬的眼鏡」，這事您還記得嗎？ 此時，正有一少婦牽著一隻小狗從旁邊經過，那小狗身上穿著一件鮮豔的毛線衣。吳先生突然響亮地說： 「狗穿毛衣尋常事，馬戴眼鏡又何妨？」 二〇一七年三月 * * * 【註釋】 [1] 一種名為「冰海天使」的裸海蝶，學名Clione Limacina。 [2] 釡屋修：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駒澤大學外國語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