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裡描寫畫家王冕給人家放牛學畫畫的一段文字，一場暴雨過後池塘裡的荷花和天上的雲霞的描寫。我為什麼選這一段呢？因為這段對大自然的描寫，有非常強烈的畫面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和童年閱讀有關。騎在牛背上閱讀確實是很美的回憶，我們這種農村出生的孩子大多都有這種體驗。遲子建選擇的是她的故鄉的一個女作家——蕭紅的《呼蘭河傳》裡面一段關於天上的雲彩描寫，這在過去的小學課本里叫《火燒雲》。麥家選的是美國作家海明威的中篇小說《乞力馬紮羅的雪》裡面的一段，在海拔數千米的雪山之巔上有一隻凍僵了的豹子的屍體。這肯定是一個象徵。豹子為什麼要爬到這麼高的雪山上去，它去上面找什麼？那上面並沒有食物。所以我想那豹子實際上是在行走，豹子實際上是要到一個高的精神境界尋找一種精神追求，結果活活凍死了。這乞力馬扎羅山上被凍死的豹子也是我們人類追求更高境界的一個象徵。我選了一個「荷」字，「荷花」的「荷」，有草字頭，下面一個「人」一個「可」，而且諧音是和平、和諧、和美。麥家選了一個「家」，遲子建選了一個「福」，合起來是「荷（合）家福」。我們各自選的一段話很有意思，我選的是古典文學，遲子建選的是現代文學，麥家選的是外國文學。這也恰好和我們三個人的創作比較合拍。這是事先沒有商量的，是巧合，也是必然。 總之，關於閱讀的話題是說不盡的，關於行走的話題也是說不盡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一句老話兒。用現代化的方式行走，十萬裡都不算困難，去一趟南極就是幾萬裡，但是讀一萬卷書確實是非常不容易。就算一天讀一本書，一年讀三百六十五本，讀一萬卷書差不多要三十年，而我們從有閱讀能力到失去閱讀能力的時間也就五十年左右。而且誰能一天讀一本書呢？誰能每天都讀書呢？農民要種地，工人要做工，學生要上課。止庵先生有可能，因為他的職業就是讀書。所以在座能讀一萬卷書的除了孫小寧和止庵，沒別人了，我估計。而能用雙腳丈量一萬裡土地的人確實也不太多。總之，我想行走不一定和閱讀有關係，如果把閱讀和寫作、行走聯繫起來那是一種很貴族、很白領的行為。你跟農民說這個話題，他要用腳踹你了；跟工人說這個話題，他要罵你了；你跟房地產商說這個話題，他要跳樓了——人都行走露宿，不回來了，房價就落下來了。但是閱讀和行走確實是我們人類兩項最重要的活動。我們的社會能夠進步，人類能夠發展，我們的生活能更美好，離開了這兩項行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覺得這個話題是非常好的。在我們的財力、物力和時間允許的前提下，邁開我們的雙腿多走一點，睜開我們的雙眼多看一點，等將來我們走不動了也看不動了的時候，躺在床上回憶我們看過的書，回憶我們走過的路，也是一種幸福。 第三輯 佛光普照——在「二十一世紀亞洲文化發展展望」論壇上的演講 時間：2008年4月 「二十一世紀將是亞洲崛起的世紀」的說法已經流傳數十年了，現在，我們已經在二十一世紀裡行進了八年，這說法還在盛行著。亞洲正在崛起，還是已經崛起了呢？就我們目前所看到的，說亞洲已經崛起，顯然還是誇張之辭；但說亞洲正在崛起，則是不爭的事實。 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印度、越南、馬來西亞，這些人口眾多、經濟落後的亞洲國家，先後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呈現出巨大的活力，創造了令人驚訝的發展速度，引起世界矚目。處處都在建設，商品堆積成山，市場潛力無窮，過去一直不把這些國家放在眼裡的西方強國，不得不放下他們端了幾百年的架子，來這裡投資，來這裡合作，來這裡為自家的商品找銷路，來這裡往自家腰包裡裝錢。相對於中國、印度等發展滯後的國家，像日本、韓國等幾十年前就富了起來的國家，經歷了諸如金融危機的考驗後，又重新振作起來，煥發出蓬勃的生機。總而言之，以我這個普通民眾的眼光，也可以看出，在經濟上、政治上，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確實已經成為決定世界天平沉浮的重要砝碼；由西方強國決定世界命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亞洲的真正崛起，不應該僅僅表現在經濟的發展速度上，而是應該表現在亞洲文化的再度輝煌，並對世界文明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近代以來，亞洲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各國，都接受了來自西方文化的巨大影響。西方的民主思想、科學精神、求實態度，都在東亞各國的維新和變革中產生過巨大的推動作用。但西方強勢文化全面侵入後，東方文明的凋零和沒落，也一直是東方各國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為主憂慮重重的問題。因此，所謂的亞洲的崛起，應該是在經濟振興先導下，隨之出現的東方文化的復興。 我想，所謂的文化復興，當然包含著恢復傳統、繼承傳統的意義。老祖宗創造了那麼多輝煌的東西，如果失傳斷代，那將是我們對後代的犯罪；但如果僅僅是復古，僅僅是保存古人創造的東西，那我們勉強可以說是無愧於先人，但我們則會有愧於後世。我想，亞洲文化的崛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復興，除了保存、繼承之外，更重要的是創新。或者說，恢復傳統的本意是為創新做準備，繼承傳統的最好的方式，是在傳統的基礎上，加上我們自己的發明創造。 去年9月，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韓國首爾坡州，參觀了在韓國文化界享有盛名的「創作與批評」出版社。該社的辦公室醒目位置上放置著一個很大的磁盤，磁盤上銘刻著「法古創新」四個大字。「創」字用的是古體，左「井」右「刃」；起初我還認為此係異體，回來後翻閱辭書，方知此才是創字的真體。法古並不是泥古不化，法古更不是照樣克隆，而應該是在參照前人楷模的基礎上創造出表現著我們的聰明智慧、反映出時代精神的新作品。 今年的3月13日，我與法國的建築設計大師、中國國家大劇院的設計者保羅·安德魯一起座談。他說，他在北京八年，業餘時間看過我很多小說的法文譯本，他說他喜歡我的小說的重要原因就在於我的小說讓他感受到了地地道道的中國風格，聲音、顏色、氣味，都是中國的，使他彷彿走進了中國的村莊和一個個中國家庭。這種他不熟悉的、但他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活，給他一種新鮮的審美體驗，並能刺激他的創造靈感。我無法想象這樣一個以標新立異的設計風格引發一場又一場激烈爭論的現代設計大師，竟然能從我那些土得掉渣的小說中得到創造的靈感。當然，事後我就明白了，正像我這個土得掉渣的中國作家，站在國家大劇院前，看到水裡的倒影時所產生的震撼一樣，藝術其實無所謂土，也無所謂洋，最土的也許就是最洋的。這也許就是哲學上所謂的「兩極相通」吧。 保羅·安德魯還與我討論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他說，許多被我們視為所謂的「民族傳統」的東西，其實正是我們祖先反傳統的創造，而且也很可能是從外邊的文化那裡借鑑過來的。血統純正的民族傳統其實是不存在的。我們今天所謂的「中華民族的傳統」「大韓民族的傳統」「大和民族的傳統」，其源頭都是枝丫縱橫的。今天看似離經叛道的創造，若干年後，很可能成為傳統，被我們的後代所推崇。我們既是繼承傳統的後代，我們同時也是創造傳統的祖先。而如果沒有創造出新的傳統，我們就是不合格的祖先。 我之所以不避自炫嫌疑地引述我與保羅·安德魯先生的交談，就是想說明：第一，從來就沒有所謂的純粹的文化傳統；第二，法古的根本目的還是創新；第三，文化的繁榮，必須在交流的態勢下才可能實現。 那麼，在當前以及今後的若干年內，亞洲文化如何影響世界？亞洲各國之間的文化如何互相影響？亞洲各國人民如何在充分交流的基礎上創造出既是我們各自國家和民族的，又具有鮮明的東方藝術情調的新的東西來呢？我們亞洲文化有沒有共同的基因？如果有，那麼這些基因是什麼呢？——還可以羅列出更多的問題，但解答這些已經列出的問題，我已經感到理屈詞窮。我只能就我們亞洲的文化基因問題，談一點我粗淺的認識。 儒家的學說在東亞地區有悠久的傳播歷史和深厚的基礎，應該算作我們東亞地區的文化基因。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又由中國傳播到東亞各國。放眼亞洲，不僅僅是廟堂林立，香菸繚繞，而且，作為一種世界觀和人生觀，佛教的影響，可以說是早已深入千家萬戶，甚至像遺傳因子一樣滲透在人們的靈魂裡。因此我想，亞洲的文化是與佛教分不開的。亞洲未來的文化建設，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亞洲新人們的心靈鑄造與成長，依然應該在安詳和諧的佛光籠罩下進行。 啟發我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的原因是：一、去年9月、11月兩次去韓國全州，我都對韓國的學生們講述過我的一個高叔祖的故事。他大約出生於1870年，年輕時曾隨大清國袁世凱的部隊駐紮朝鮮。後來他脫離行伍，流落到全州金山寺做過和尚，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時輾轉回國；雖然還俗，但「高麗和尚」的稱號卻一直伴隨他到老。他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我的故鄉試種水稻；雖沒成功，但卻讓我的那些祖祖輩輩耕種旱田的鄉親們大開了眼界。他回國返鄉後一直過著獨身生活，九十多歲時無疾而終。他的清奇、整潔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韓國講述他的故事時，我感到眼前不斷閃現著他在金山寺修行的情景，並且想到，2005年5月我第一次到韓國首爾，晚上首爾大學的幾位教授與他們的兩個女弟子與我一起吃飯，飯畢，那兩個女學生，一個敲鼓，一個高唱，演唱形式就是被韓國人民視為傳統的「板索裡」；那激越的鼓聲和高亢的唱腔，表現出一個民族的滄桑和沉痛。這讓我想起我的活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高叔祖，在河堤上一個人獨自高唱的情景。與教授和女學生告別時，那個高唱的女生，贈給我一本畫冊與一幅畫。畫冊內容是該生父親蔡元植先生用金粉寫成的經文圖照和若干高僧用漢字寫成的詩賦，那幅畫是達摩老祖「一葦渡江」圖。 我去過七次日本，曾經三次拜訪過愛知縣知立市的稱念寺，與住持和尚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通過和尚，結識了很多日本的普通百姓，感受到了日本民間的素樸生活。 我與韓國、日本的交往，與佛教有密切的關係，而我最新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亦與佛教、與日本韓國有關。 我講這些沒有理論色彩的個人故事，本意是想說，在新的世紀裡，我們亞洲的文化交流應該建立在我們共同的文化基因上，我們亞洲文化的發展和創新，也應該依靠我們的共同的文化基因。我們應該在佛的榮光普照下，去營造安詳和諧的社會環境，去發明創造至真至美的人文奇觀，去陶冶寬容博大的道德情懷，然後讓我們亞洲的燦爛文化映照全球。 文學家的夢想——在第二屆星雲人文世界論壇上的演講 時間：2013年9月15日 地點：臺灣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 主持人：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宣佈的那一刻，全球華人為之驚喜，因為我們等到了一位用中文寫作的作家，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的文學。莫言先生用他的筆寫出了文化歷史的傳承，寫出了土地孕育的生命力。得到諾貝爾獎之後，莫言先生第一次訪臺，把第一次的公開演講留給了星雲人文世界論壇。下面我們就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莫言先生上臺給我們演講。 尊敬的星雲大師、高希均先生、佛光山的各位法師、在座的來自四面八方的各位朋友們，上午好。 我非常榮幸能夠站在這個神聖的講臺上，面對這麼多的聽眾，講講我的心裡話。我原本是想隨便聊聊而已，也沒有準備講稿。昨天在佛光山一天的活動，讓我感覺到這件事情很認真，不能隨便講講。所以我昨天夜裡睡到十二點就爬了起來，開始寫講稿，寫到兩點半，寫了五千字。所以等會兒就念我的講稿。如果演講之後能剩下多餘的時間的話，我很希望和大家互動一下，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我都願意回答。 佛光山確實是一個令人感覺到溫暖的地方，當外面十分寒冷的時候，來到這裡讓人感到十分溫暖。像昨天，外面紅塵滾滾非常炎熱的時候，來到這裡讓人感到非常清涼。剛才高先生說，讓我們把這裡當成我的第二個家，這裡應該是我們的第一個家。因為我們原來的家，安置的是我們的肉體，在這個家裡可以安置我們的精神。所以我想，一個人如果可以找到一個精神的安放之地，比找到一個安放身體的地方更為重要。一個人的精神假如有所寄託，那麼這個人所有的行為都會有準則，這個人所有的行為都會符合人類最基本的道德。我想這一點是我這一天多來在佛光山的一個深深的感悟。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有很多跟我有共同的想法，否則的話，大家就不會遠道而來，大家也不會在見到大師時是那樣的畢恭畢敬，而且是發自內心的。所以我想，星雲大師，除了他的修為內涵和他高貴的品格之外，我們還要感謝星雲大師背後高高矗立著的佛陀的形象，佛陀的感召。所以我想，佛光山不僅僅是照亮了佛光山，佛光山的光芒早已照給了大陸，早已照給了世界的各個角落。我想，這樣一種偉大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戰勝的，也是可以戰勝任何邪惡的力量。我想，我們二十一世紀，佛陀的力量將是陪伴人民、鼓舞人民戰勝困難，走上光明的一個最根本的力量，向前衝。 下面我就念我的稿子。 佛光山是萬眾嚮往之地，能來到這裡祈福、拜佛，聆聽星雲大師和各位善使者的教誨，是我的福分。能來這裡講一講我的夢想和我對佛教的粗淺的認識，也是我的榮耀。就像大家都知道，我只讀過五年小學，星雲大師好像學歷也不高，所以有人拿我來跟星雲大師類比，但我自己比喻是很不妥當的。星雲大師讀的那五年書，是五年私塾，那時候的教育效益是遠遠比我們現在的教育效益要好。我在大陸讀的五年小學教育，實際上沒有多少時間在讀書。我們更多的時間是在開批判會，我們是在田野裡割草、勞動，我們也沒有讀多少古典的傳統的文學、文化。所以我說，儘管星雲大師只讀了五年書，但是他五年，等於乘以我的五年，所以呢，星雲大師等於讀了二十五年書。在佛光山這麼莊重的地方對著大家演講，我心裡十分惶恐。不過還好，我有一件法寶，每當我參加重要的活動需要上臺的時候，我會把這個法寶牢牢地攥在手裡，由此會得到一份內心安靜的力量。這件法寶就是前幾年浙江寧波廣德寺的一個長老送給我的木片。當然是一個沉香的木片。去年十二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公開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我拿著這個木片，今天我還拿著這個木片。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每個人的夢都與他的生活經驗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我小時候夢想很多。比如說，記得我很小的時候聽我奶奶講過一個關於懂鳥語的一個人的故事。說有一個人懂鳥語，他的名叫公冶長。後來我查了一下經典，說這個公冶長，好像就是我們老家旁邊諸城縣的人，他是孔夫子的女婿。我奶奶就給我講，說有一天，公冶長出去，天上一隻鳥就跟他說：公冶長，公冶長，南山頂上有隻羊，你吃肉，我吃腸。這個人跑到南山頂上，果然看到山頂上有隻羊。他把羊拿回來，但他沒履行鳥跟他的約定，他把肉和羊腸子全都一個人吃了。我想這隻鳥一定很失望。下次這隻鳥再碰到公冶長的時候，就又叫：公冶長，公冶長，南山頂上有隻羊，你吃肉，我吃腸。這個人就急急忙忙跑到山頂上去看，看到山上沒有羊，只有一個倒地的人的屍首，結果他知道自己違背了諾言。所以即便對鳥，也要講誠信。我聽我奶奶講了這個故事以後，就特別夢想著自己有朝一日能夠聽懂鳥語，然後呢，去竊聽鳥的談話，通過鳥語去尋找別人找不到的東西，甚至可以跟鳥兒直接交流。又比如說我看了《三俠五義》這樣的小說的時候，也經常夢想自己學到了一身超人的武功，然後到社會上行俠仗義，殺富濟貧。不過殺人好像不太符合佛教的戒律，兒童時代也沒有這種想法，只是感覺到一名俠客飛來飛去，手持寶劍，遇到不平，就拔劍相助。我想跟我有同樣的夢想的兒童有很多很多，這種向惡勢力挑戰、決鬥的願望是每個兒童心中本來就存在的。但是這種東西得不到正確的指引，可能會走向反面，本來呢是想做一個俠客，結果成了一名強盜。 我童年時的夢想盡管很多，但現在回憶一下，大部分的夢想還是和食物、和讀書有關。因為我童年的時期，大陸正處在經濟非常困難的時候，物質極度貧乏，填飽肚子是我們這一代人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所以在那個時候，無論是睡著還是醒著，我都會想到食物。我們在和老人一起說話的時候，老人們經常回憶的，喚起我們最美好的夢想的，就是他們年輕時所吃過的最美好的食物。我記得我爺爺曾經給我講過一個故事，他說他年輕的時候，跟十幾個人一起推著小車出去幫別人運送貨物，因為迷失了路徑，晚上無法回家來，到了一個寺廟，廟裡很破敗，廟裡只住著一個老和尚。他們進去之後，老和尚就問：各位施主是不是餓了？他說：我們的確餓了。老和尚說：我去給你們熬粥。老和尚的樑頭上吊著一根穀穗，老和尚就從穀穗上捻了幾粒米，投進鍋裡，在鍋里加了水，就開始熬粥。我爺爺說，他們這一行人心裡都很不高興：老和尚說是要招待我們吃飯，我們十幾個人都是壯漢，你卻只有幾粒米給我們吃，這不是虛晃、不是騙我們嘛？大家心裡的疑問都沒有說出來，隨著火越來越旺，鍋裡發出沸騰的聲音，而且慢慢地，鍋裡溢出了米粥的香氣，粥熬好了，打開鍋一看，滿滿一鍋很黏稠的粥。這十餘人都吃得很飽，而且還有剩餘。我爺爺這樣講的時候，講得非常真實。他說這是他的親身經歷，我們也從來沒有對他的講述產生過懷疑。我想他看到的就是一個聖蹟，給他們熬粥吃的老和尚，也許就是一個真正的領悟了佛教精神的這麼一個和尚，也許就是我們釋迦牟尼佛的一次顯身。所以，這樣幾粒米就可以熬出一鍋粥。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經常夢想，什麼時候也能有像老和尚樑頭上那樣的一根穀穗，我從此就可以不再勞動，我不但可以用這個穀穗來滿足我們全家人的吃飯需要，也可以讓我們全村人民都不會捱餓，天天就吃這個粥。 當然這只是一個夢想，但是我想時至今日，這樣一個夢想似乎已經實現了。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臺灣，最近幾十年來，農業的發展非常快，農業的科學非常進步，糧食已經似乎不是問題，食物好像也變得嚴重過剩。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報道，某地牛奶因為銷售不了倒到江裡去，某地生產的大批量水果因為賣不掉就全部爛掉。這說明食物不再困難，糧食不再困難。尤其在我們大陸，各種各樣的宴會上和許多單位裡面的食堂裡，食物的浪費觸目驚心。像我這麼一個出身於農村，經歷過貧苦生活，有過飢餓體驗的人來講，看到糧食被這樣大量地浪費，心裡非常的難過。所以我年輕時進入北京之後，每次出去吃飯，就想用自己的肚子來減少一點浪費，儘量地多吃一點，結果不小心把自己吃成了一個胖子。現在出去吃飯，面對著大量浪費的食物，我心裡還是很難過，還是想盡力地吃。後來我也慢慢地明白，即便把我一個人吃成五百公斤，也節約不了多少糧食。所以我想，節約糧食、節約食物、節約一切的物資，應該是我們每個人自覺的行動。當然大陸的極其性的浪費，也是很深層次的體制問題，無法展開深究。 最近幾年來，我經常做一種噩夢，這些噩夢也跟糧食有關。因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種飢餓的體驗太過深刻，我經常在夢裡回到那個時代，看到許多跟我一樣大的兒童，腦袋很大，脖子細長，四肢像麻稈一樣瘦，腹部很大，就是一群飢餓兒童的形象。白茫茫的大地，沒有一粒糧食，找不到食物。現在這樣的景象，經常在我的夢裡出現。我想這樣的一種噩夢，是對我的一種提醒，提醒我們不要看到今天食物如此豐富，而忘掉曾經經歷過的艱苦生活；就是提醒我們，一定要節約。我就感覺到，糧食是上帝賦予我們最慷慨的饋贈。糧食其實也是一種非常神祕的東西。我記得我在農村當農民的時候，我們為了提高糧食的產量，可以說費盡精力，挖空心思，就是希望糧食能夠增產，但它就是不增產。最近幾十年來，我們家鄉的農民們，他們種地的技術水平、所付出的勞動，根本不如我們那個時候多，但是糧食的產量卻翻了很多倍。我想糧食，說來，是源源不斷地會來到；如果說沒有了，也許它突然一天就沒有了。在2000年的時候大陸有好幾家媒體採訪我，說：面對二十一世紀你最擔憂的是什麼？我說：我最擔心的事，就是沒有糧食。而如今我們一定要認真來考慮這些問題，我們要保護好老和尚樑頭上的那幾顆穀穗。 我這裡又要插進一個故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小學語文課的課本里講洪水來了，村莊被淹沒了，大家紛紛出去逃難。有一個地主，背了他一輩子積攢的黃金，爬到了一棵樹上；地主家的長工就背了一口袋窩窩頭，爬到了另一棵樹上。大水很多天也沒有退去，結果地主揹著黃金在樹上餓死了，長工吃了窩窩頭活得很好。洪水消退之後，長工把地主的黃金揹走了。這篇課文到此就完結了，但是我們現在來想，這篇課文其實沒有完。當下一次洪水來臨時，這個長工現在已經變成了地主，他出去逃難的時候，是揹著一口袋窩窩頭還是一口袋黃金？如果他有覺悟，他就背窩窩頭；如果沒覺悟，他就背黃金，變成了前一個老地主的翻版。所以我想我們人類大多數都會像老地主那樣揹著黃金上路，而忘記了帶上糧食上路。這個故事實際上也就是我們人類社會中經常可以看到的規律：當我們要千方百計地打倒的對象被打倒的那一刻，我們自身就自成為心中一個要被打倒的對象。這樣一個惡性的循環，幾千年來，屢屢不止。所以我們就需要覺悟，所以就需要星雲大師這樣的高僧大德，對我們當頭棒喝，讓我們清醒。 我十一歲輟學，因為幹不了重活，只好放放牛羊。當我趕著牛羊從學校的窗口路過的時候，看到我過去的那些同學們都在教室裡或者讀書，或者打鬧，我的心裡感到十分的卑微。當時我的夢想就是能夠回到學校讀書，但是我睜開眼睛卻發現這確實已經不可能實現了。無緣上學，但讀書還是可以的。就像昨天上午高希均先生在讀書節開幕式上講到的：上學可以少，但讀書不能少。被剝奪了上學的機會，但是我還有讀書的機會。所以我想，我今天之所以還能站在這裡跟大家講話，我之所以還寫了一些小說，就是因為在我輟學之後，還堅持讀書。我先是在家裡把我大哥和我二哥留下的中學課本全部讀完，然後把我們村子裡能夠借來的書全部借來，然後再從周圍的村莊裡蒐羅圖書。那時候農村的生活艱苦，藏書的人家很少，誰家有一本書都被視為珍寶一樣珍藏著，一般不外借。為了借別人家的書，我也付出了很大的辛苦。首先要跟人家花言巧語，保證有借有還，保證讀的時候一定愛護書籍，不損傷別人的書。但是光有花言巧語有時候也不行，我記得當初我的一個鄰村的同學，他們家有一本當時線裝本的《封神演義》，我為了借這本書，給他們家推磨。那個時候農村沒有機器粉碎糧食，只能用石磨把糧食做成麵粉。所以當時對我們這群孩子而言，大人們在田裡勞動，推磨把糧食粉碎就是我們這幫孩子們的事。所以我是幫人家推了很多的磨，才換來了讀書的機會。因為得來不易，所以格外珍惜；因為付出了勞動，所以刻骨銘心。後來，我有很多的書可以讀，我的書架上不斷有新書在更換，新書未讀，更新的書又來到了。所以書越多，越不讀書，因為得來得太容易了。所以當看到了書展上鋪天蓋地、琳琅滿目的書的時候，我也在提醒自己，少寫點，寫好點，寫精一點……否則，就是在浪費紙張、浪費資源，尤其是浪費別人的寶貴時間。 大概在我十五六歲的時候，我們家的一個鄰居，他讀過大學的中文系，被劃成了右派，遣返回鄉，進行勞動改造。在座的有很多讀過大陸文學歷史的朋友應該知道右派是怎麼回事，就是所謂壞人，但也有好人。在勞動的間隙，他經常給我講一些文壇的故事。他說山東濟南有一個作家，寫了一部小說，得了好幾萬元稿費。那時候的好幾萬元，等於現在的好幾千萬元。這個人稿費太多沒法花，就不斷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改善到最後就是一天三頓吃餃子。餃子在我們北方，是最好的食物，招待最尊貴的客人。我想在當時一個人能奢侈到一天三頓吃餃子，這不是比上帝的生活還要好嗎。所以我說，如果我以後成了一個作家，寫了小說，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一樣一天三頓吃餃子？他說當然是。所以從那個時候，關於文學，關於夢想，就在我心裡埋下了種子。所以，我最早的文學夢想一點都不高深，還是和吃有關。當然後來慢慢地，夢想也在升級，夢想的質量在提升，夢想的內容也越來越奢華，越來越不樸素。 到了十七八歲的時候，發現當作家這個夢想實現起來太困難，首先就是沒有時間。那時候我們農村都是人民公社，半軍事化的管制。每個人的勞動更是集體所有，生產隊的隊長一敲鐵鐘，你必須出來，他分配給你活，然後你去幹。只有到了春節的兩三天，才是放假的時間。春節一過，大家又立刻像士兵那樣，一聽到隊長敲鐘，立刻過去集合，然後下地幹活。哪怕去地裡磨洋工，去偷懶、去熬時間，也得去。如果你不去，就得不到工分；如果得不到工分，年底你就得不到糧食，就沒飯吃。所以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如果想要拿起筆來寫小說，寫詩歌，只能是一個夢想。當時我就是及時地調整我的夢想，想了一個比較容易的夢想，就是去當兵。大家都知道在戰亂年代，誰都不願意當兵。因為在那個時候，今天當兵，明天就可能上戰場，上戰場可能就犧牲了。你不想當兵都不行，他們會抓壯丁，把你捆綁著送到軍隊裡去。當然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兵是我這樣的農村青年改變自己命運的唯一出路，因為當兵到了部隊，首先可以吃飽，可以穿暖；然後業餘的時間可以去讀書，甚至可以在部隊裡好好表現，去當工農兵大學生；如果表現得更好的話，還可以提拔成為軍官。一旦提拔成軍官，就等於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就可以不回農村了。即便是回農村，也起碼被分配到機關單位工作，拿工資，那命運就不一樣了。我想在臺灣的朋友可能對我所講述的這樣一種歷史現象比較陌生，但那確實是很長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大陸的真實的狀況。 農村，在現在很多的作品裡頭，在很多城裡人的夢想裡面，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年的記憶裡，農村是非常可怕的地方。我曾經寫過一篇小說叫作《歡樂》，裡面寫道：在這樣汙濁的環境裡，即便是一把金剛石的刀，也會生鏽。一個青年人在這樣一個環境裡，毫無出路，沒有任何前途，看不到希望。因為大家都是在一個極度封閉的環境下，沒有文化，沒有外部的信息，當然也沒有進步的前提。所以千方百計地離開農村，逃出農村，是當時青年人一個共同的夢想。當然這樣的情況，也不僅僅是我們中國的農村青年。我在十幾年前，結識了日本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他也說過，上個世紀，他年輕的時候，逃出農村，到城裡去，到東京去，也是他們那一代日本農村青年的夢想。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夢想？理由和我們一樣，就是要到外面去看世界，闖世界，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自己的生活。 1976年2月，我終於實現了我人生中第一個夢想，穿上了軍裝，當了兵。在座的朋友不要覺得莫言當過兵，就感到那麼的可怕。因為我記得我1988年來臺灣，臺灣的朋友一見面就叫我「共匪」，那時我已經不是「共匪」了，我已經轉業了，到地方報社當記者了。當然我也毫不客氣對臺灣的當過兵的作家叫「蔣匪」。所以，當我們把臺灣當國軍的士兵叫作「蔣匪」的時候，那麼臺灣人也把這些曾經在大陸解放軍部隊裡的人叫作「共匪」。其實，當大家忘掉這兩個「匪」字之後，發現都是一樣的。很多臺灣的作家都會唱我們軍隊的歌曲，我發現歌詞裡所要表達的意思、所要追求的東西完全是一樣的。只要把「蔣匪」換成「共匪」就是他們的軍隊歌曲。只要把歌詞的名稱調換一下，雙方的歌就是可以互相唱的。我們說：「拿起手榴彈，拿起刺刀，然後再繳獲幾支槍……」他們也是一樣的，要「殺共，要把共匪消滅乾淨」；都是咬牙切齒、惡狠狠的、血淋淋的，非常可怕。 所以我想我們這些有過這樣當兵經歷的人，來到佛光山，在莊嚴的佛像面前，反思一下當年我們唱過的歌曲，就會發現我們當時的行為，與佛陀的境界是大相徑庭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當然這也不能怨我們，這是人類社會本身的缺陷。我們現在有所覺悟，我們不再唱那樣的歌曲了，我們也不會再讓那樣的歌曲去指導我們的行為。但是那樣的歌曲還有人在繼續唱，還有人在繼續創作，因為戰爭在這個地球上並沒有絕跡。我們一面高喊著和平，一面發動著戰爭；我們一面在救治傷員，一面在發明讓人死了以後連骨灰都找不到的最先進的武器。我也一直都想不明白，人類為什麼會這麼樣的卑鄙，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悖逆，為什麼會這樣的虛偽。為什麼大家把道理都看明白了，卻不去實踐？所以我們下午的時候，一定會把很多的疑問提給星雲大師，希望他來幫助我們解答。 到了軍隊後，我必須實事求是地說，我的文學夢開始發芽。在農村的時候我吃不飽。這一點孔夫子說得很明白：人，如果吃不飽，穿不暖，就沒有什麼文化活動，也沒有什麼精神創造；只有當人吃飽了，穿暖了，藝術創造才成為可能。所以在部隊裡面，我吃飽了，穿暖了，而且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不幹活。這一開始我都不適應。我覺得一個人吃飽了竟然可以不下地，不幹活，這不是犯罪嗎？後來慢慢有了這個習慣，現在每週休息兩天，還覺得太少，春節放假七天，依然覺得太短。所以我想將來大家一年幹十天活，剩下時間全放假好了。 最初的文學夢想很簡單，無非就是想把稿紙上的文字變成鉛字，印到報紙刊物上去。我像當時的許多文學青年一樣，不停地寫作，不停地投稿，而且專門撿地區以下的縣區級的小刊物上投稿，我覺得這樣的門檻低一些，容易發表我這樣的不知名的文學愛好者的作品。所以我看到報紙，先翻廣告版，因為報紙上的廣告版上，轉載了很多地方級小刊物的通信地址和聯絡方式，然後投稿。那時候的郵政系統有一條規定：信封上可以不貼郵票，只要在信封上剪掉一個角，寫上「稿件」兩個字，就可以免費郵寄。但是我總感覺這樣不保險，所以我寧可花錢貼上郵票，也不去省這個錢。所以想象一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很多郵遞員的郵包裡，都裝著一大批我這樣的文學青年寫的、裝在大的牛皮紙袋裡的稿件。每當聽到往單位送報紙、送稿件的郵遞員的摩托車的聲音，我的心就開始怦怦亂跳。我希望能收到一封來自編輯部的信，但是我經常收到的，是我寄出去的用大信封裝著的原封不動郵回來的包。一看到這樣的大信封，我心裡就涼了半截，我知道這次投稿又失敗了。回來以後，不死心，重新封好，又寄往另一家編輯部。又過來幾天，又回來了，然後再繼續…… 終於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薄薄的信，這封信就是河北保定一家刊物《蓮池》編輯部寄給我的，告訴我說這篇小說，很有文學基礎，請我到編輯部談一談。我興奮得一夜沒睡著，我感覺到，終於要看到希望了。第二天就坐上公交車，到那家刊物的編輯部。一進那個編輯部，就發現裡面生著煤球的爐子，每個編輯員的辦公桌都積了厚厚的一層灰塵，和一大摞比人頭還要高的稿件。當時我就很感慨，我想這麼多的稿件裡，編輯發現了我的文章，並且要給我發表，多麼不容易。後來，終於在1981年10月份，我的第一篇小說，也是我所謂的「處女作」《初夜雨霏霏》變成了鉛字。我想這樣一個事件，對於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來說，那種歡喜的程度，真是難以形容。後來我也看到很多人寫文章，回憶當初自己的處女作發表的時候自己那種狂喜的狀況。我覺得，比較一下，當我看到自己的第一篇小說被髮表的時候，那種喜悅的心情，確實不亞於我聽說自己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時候的心情。那時我還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但是我獲得諾獎的時候已經五十七歲了。 從發表處女作，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期間有三十一年。這段時間看起來很漫長，但是又彷彿非常短暫。坦率地說，在我寫作的前二十五年裡，我從沒有把諾貝爾文學獎跟我個人的創作聯繫在一起，連做夢都沒有想過。寫作之初，只要能發表就非常高興了。為了發表文章，我甚至去模仿當時流行的、走紅的一些故事和寫法。發表了一些作品之後，漸漸地有了文體的自覺，有了自己的創作個性的追求。從一個無個性的作者向一個有個性的作家轉變的過程中，夢，也發生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就來源於夢境。那是1984年冬天裡的一個凌晨，我夢見了一片蘿蔔地，夢到一輪初升的太陽，夢到一個身穿紅衣的少女，手裡舉著一個漁叉，漁叉的尖上，挑著一個紅色的蘿蔔。這個紅衣的少女，對著我走來。這個夢境非常輝煌。我醒來以後，心裡面十分地感動，然後就把這個夢境給我留下的印象，跟我的一段童年經歷結合在一起。童年的時候，我曾經在橋樑工地上給一個鐵匠師傅做過小工。我就把這一段經歷和這個夢境結合起來，寫成了小說。寫得很快，一個星期就寫完了。這篇小說發表以後，獲得了很高的讚譽，被認為是1985年，令大陸文學改變面貌的幾部重要的作品之一。我感覺到有點吃驚，難道這樣一個奇葩，可以得到文壇的承認嗎？難道這樣一部小說，就是好小說嗎？如果你們認為這樣好的話，類似的故事，類似的經歷，我還有很多很多。所以我想，我的寫作，從《透明的紅蘿蔔》以後，就像打開閘門的洪水，滾滾向前，湍流不止。很多故事就是一個接著一個，排隊而來。在此之前，確實是到處挖空心思地去尋找故事來寫。這樣，就徹底改變了局面。從此之後，在我寫一部小說的時候，同時有好幾部小說的構思，在排著隊，等待我去寫。成名之後，有很多媒體來問我，你的靈感出在哪裡？我回答說，出自夢境。我夢到過自己在離地四五米高的地方滑翔、飛行。那種感覺，非常美妙，讓人覺得不可思議：我怎麼會克服了地球引力飛起來呢？而且這個夢反覆出現，後來，借這個夢，我就寫了一篇小說，叫《翱翔》，寫的就是一個農村的年輕姑娘為了反抗包辦婚姻，具備了飛翔的能力，結果飛到一棵樹上，然後被一箭射傷。在寫到《生死疲勞》這部跟佛教有點關係的小說的時候，我也多次得到過夢境的暗示。所以我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與藝術創作之間，確實有一些神祕的、難以說清楚的聯繫。 1991年夏天我去了新加坡，參加華文夏令營活動。活動結束之後，我順便去了馬來西亞。在跟當地作家座談的時候，有一個作家說，莫言這本小說《紅高粱家族》，已經完全達到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水準。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自己的作品能與諾獎掛鉤。受到這樣的讚譽，我當然很高興，但仔細一想，覺得不可能。因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都是有獨特的風格的、著作等身的大師，而我只不過才寫作了十幾年，創作成績很少。如果我這樣的作者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麼全世界的作家都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94年，剛才我提到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在瑞典的演講中提到我的名字，他認為他的文學作品和我的作品在內在的本質上有相同之處；他認為，中國作家、韓國作家以及亞洲諸多國家和地區的作家正在共同創造一個與世界文學同時，但又區別於世界文學的亞洲文學。他的演講讓我很振奮，但冷靜一想，我覺得這件事幾乎不可能，即使可能我覺得也很遙遠。因為我清楚地知道，在世界範圍內，有很多作家，在排隊等著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所以我不可能做到那樣。但是我必須坦率地承認，大江先生的話，在我心裡埋下了一個夢想的種子，讓我有了這個希望。 去年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圍繞著我獲獎，出現了很多爭議，大家都已經聽說過，我的觀點大家也都知道，我在這裡也不必多費口舌。但我還是要再次強調一下，別說在世界範圍內，即便是華人寫作的圈子裡，有很多同行都比我更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期待著不久的將來，或者是大陸作家，或者是臺灣的作家，或者是香港的作家，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用華文寫作的作家，能夠再一次站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講臺上。我們期待那一天。 我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作家的夢想；但這不是夢的終極之夢。文學獎很好，但比文學獎更好的是文學。諾貝爾文學獎是對作家的很高獎賞，但對一個作家來說，更高的獎賞是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去閱讀自己的作品。我甚至可以說，把目標鎖定在諾貝爾文學獎上，是寫不出好作品的，也是獲得不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許多事物都是你幾乎要忘記它的時候，才會來臨。有時就是會出現「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栽柳柳成蔭」的狀況。我在臺灣版《盛典》的序言裡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當天梯降落的時候，那個為自己燒香唸佛的女主人拽住上天梯的丫鬟，丫鬟無意中升到天上去了，而似乎更應該成仙的太太，卻被遺留在了地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沒有一個人能說自己沒有一點點功利心，但是過分明確的目的性和過分強烈的功利心會對藝術創作造成傷害，也會對很多事情造成傷害。 我來過臺灣六次，到佛光山，卻是第一次。雖然是第一次來，但星雲大師提倡的「人間佛教」早就如雷貫耳。我雖然在文學創作中受到過佛學經典的啟發，對佛教也是心嚮往之，但對佛教的理解卻是非常膚淺的。人類社會中的許多問題讓我感到困惑，人類社會的現狀也經常讓我感到絕望。我在想，儘管我們現在已經飛得越來越高，儘管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到達地球上任何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儘管我們可以在遙遠的太空來俯瞰地球——這個小小的星球，儘管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園，但是爭端依然存在，戰火依然在不斷地燃燒，對環境的破壞和掠奪越發激烈。人類病態的慾望是災難的源頭，國家擴張的慾望和對財富的慾望更是地球的動亂之源。大家很明白，但似乎也沒有人剋制自己。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國家去指責另一個國家，看到一個人去批評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但是我們很少看到一個國家批評自己，也很少看到一個人在自我反省，很少看到一個人在要求別人做到的時候，自己首先做到。面對這樣的現實和困境，我夢想佛教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去構建和平和諧公正的社會，使眾生能夠很平和地相處。 我來到佛光山的第一個晚上，就看到了善的力量，制止了一場小小的殺戮。13號晚上，我們在下榻的紫竹林別墅外面的亭子裡喝茶，一隻螢火蟲飛過來，落在亭子的內頂上。立刻兩隻壁虎就爬了過來，慢慢向螢火蟲靠攏，殺戮即將發生。這個時候，在座的如常法師、滿謙法師、滿益法師和其他的好幾位法師都說：「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不要這樣呀，不要這樣呀！」先是那隻大壁虎離開了，之後那隻小壁虎離開了，當時小壁虎的嘴巴都已經接近那個螢火蟲了。我想除了這幾位善仁志士的勸誡，沒有別的原因能讓這兩隻壁虎放棄了即將到口的晚餐。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一個小小的聖蹟。我相信每個人的一生都會遇到，或者將會遇到這樣的聖蹟。我相信善念能夠感天動地，使奇蹟發生。當然在感嘆聖蹟的時候，我也產生了疑惑，那就是：壁虎是不吃青草的，也不吃樹葉，如果它要活下去，它不吃螢火蟲，就得吃別的蟲，吃別的蟲也是一種殺戮，也就是說這場小小殺戮遲早會發生，只是早晚的問題。那麼哪怕這兩隻壁虎善心發作，它什麼都不吃了，把自己活活地餓死，是不是也會讓人產生憐憫之心呢？我想這就是我在見到了這個小小的聖蹟之後產生的困惑。我希望在下午的論壇當中，敬愛的星雲大師能夠為我解惑。 下面，我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和現場觀眾互動一下，看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現場互動： 問：非常感謝剛才莫言先生的精彩演講，他也提了精彩的問題，希望下午的時候星雲大師能夠給他解惑。剛才莫言先生講他從夢境裡都能跟寫作聯繫起來，我們也做過夢，但很少能跟文學創作聯繫在一起。我記得，臺灣有一個腦神經行為的老師，他說其實我們大腦裡的知識就像框架，我們讀的書就像框架裡面的書，讀的書多了，就放進了框框裡面；終有一天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的大腦裡會有很多知識，把它們串聯起來了。這就是中文講的「融會貫通」。有這麼一個科學角度上的依據。你覺得這種科學的依據，符合不符合你的經驗？ 答：每個作家構思的方法不一樣，靈感產生的時機也不一樣。我經常在夢裡受到一些啟示，或者得到靈感，然後把它整理成為了一部小說。當寫作遇到困境的時候，在夢境中得到一些啟示，奇蹟就會產生。這幾十年以來，我經常半夜起來，匆匆忙忙跑到書房，用筆把夢境記錄下來，這個我太太很瞭解。有的夢忘記了，有的卻是記了下來。夢也不是憑空產生的，還是你不斷在思索這件事情，才做了夢。再有就是我們平常很多事情沒有特別去刻意記憶，但是它在我們腦海裡留下了印象。就像你剛才說的腦子裡有很多的框架，我們大腦中有很多神經元，儲存了大量信息。當我們不去用它們的時候，它們是休眠的狀態；一旦我們需要它們的時候，它們就成為素材。所以寫作確實需要訓練，但的確也需要靈感；寫作確實需要技術，也確實更需要天分。應該是天分啊，靈感啊，勤奮訓練的一個過程。 問：剛才莫言先生講了自己從小的夢想和拿到諾貝爾獎，早期的一些夢想是改變命運改變生活，這都實現了。所以面對未來，你要做的是什麼？ 答：我想我還得從我最擅長的事做起。我覺得讀者對我最大的期待，是我的下一部作品。我想我對社會能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寫好下一部作品。當然我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來佛光山做義工，也可以到別的地方做一些為社會服務的事情，但我覺得我做未必比其他人做得好，但寫小說可能也比某些人寫得好。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創作新作上，在新作中表現我剛才的演講提到的，一些對世界上很多重要問題的思考和困惑。我找不到答案，但我可以把它們寫出來，讓讀者，讓那些比我高明的讀者，來從中悟到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問：你從小的夢想一一實現了，對於一般人來講，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一件很大、很光榮的事。那麼您在獲獎之後，有沒有一點點失落啊？ 答：我覺得我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好像放下了一個很沉重的包袱。因為得獎之前，這個東西就像一個擺脫不了的東西一樣，一直在糾纏我。如果我在沒得這個獎的時候，來這裡和大家座談，他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您覺得您會不會得諾貝爾獎？或者，您認為誰會得諾貝爾獎呢？或者說，聽說您一直沒得諾貝爾獎，但您跟那些評委有什麼交往呀？所以我想得了這個獎後，我把這些包袱放下了。這個獎也沒有大家想象中那麼重要，它就是一個獎項。它也不是對一個作家的終極評價，也有很多作家得了諾貝爾獎之後，他的作品也一樣被人遺忘；也有很多沒有得獎的作家，它們的名字也像高山一樣，永遠矗立在那裡。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第一個新的起點，是一種激勵，當然也是一種壓力。以前，我的一部作品寫得很慢，大家也不會說什麼；但是假如我的下一部作品寫得很慢，有的人就會說，什麼水平啊，得諾貝爾文學獎還寫得這麼慢。所以壓力確實還是有的。但是後來我也想到，如果真的想要寫好的話，對於這些事，還真不能太認真。我就想到書法創作。記得上半年我去湖南嶽陽樓，樓上有一幅大字，郭沫若寫的。郭沫若是一個文學家，也是歷史學家，臺灣的民眾也都很熟悉。為什麼讓他題呢？因為當時的嶽陽市市政府覺得，我們應該給嶽陽樓換一個新的牌匾，讓毛澤東來題，毛澤東說這個地方不敢題啊，應該是讓一個歷史學家來題。郭沫若收到了毛主席的命令之後，特別認真，寫了好多張，越認真越寫不好。最後，在一大堆的作品中精挑細選了幾張他自己比較滿意的，裝到一個大信封袋裡，信封上寫著：寄嶽陽樓風景管理區。當時嶽陽樓政府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看了這些作品之後，覺得不太好，後來一看信封上的「寄嶽陽樓風景管理區」——哎呀這個好！結果現在湖南嶽陽樓上的三個字，就是當時郭沫若寫在信封上的。無意寫的，結果是最好的。就像我們的文學創作，有時候也有這樣的情況，特別認真特別用力的時候，也許寫出來不是很好；在精神放鬆的情況下，反而能寫出好作品。 問：感謝莫言先生。其實莫言所說的有些作品都出版得很早。像《生死疲勞》，四十三天就寫完了。四十三天寫了幾十萬字，有時候一天可以寫一萬多字。您的速度為什麼會那麼快啊？ 答：這要感謝鋼筆和稿紙。因為我在大概1995年的時候開始學習使用電腦，我總感覺用電腦寫作，好像不是在寫作，好像是在玩遊戲。一關電腦，我就覺得很失落，看不到成功。另外用拼音，感覺也不像是在寫字。另外我也很喜歡玩，一旦電腦一打開，我首先是先上網，一玩起來，幾個小時就過去了，結果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在網上了。後來我寫新作的時候就把電腦關上，重新找出鋼筆和墨水，還有稿紙，還在稿紙上寫作，這樣能夠集中精力；還有就是找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郊區，把電話關上，然後就是一天三頓飯、睡覺、寫作，集中精力；再有就是構思的時間非常長，非常成熟。因為《生死疲勞》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們都是我少年時期曾經認識的、生活當中確實存在的人，他們的故事都是確有其事。我在寫的時候，他們都栩栩如生地在我的腦子裡，我感覺他們就是我的親人，就是我的左鄰右舍，我感到非常熟悉，構思都非常成熟，讓我寫得非常快。再有就是，感謝佛教，幫我解決了一個最大的問題。這部小說我構思了很多年，遲遲沒有下筆就是因為沒有想好結構的問題。後來在去河北承德一個寺廟的時候，我忘記了是什麼寺廟，就是記得在這個寺廟裡，看到有一個很大的壁畫，描述了佛教裡六道輪迴的場面，令我茅塞頓開。所以這部小說就是說一個人在死後，不斷地輪迴成各種動物，用動物的眼睛來看整個社會的變遷。所以寫得這麼快，也要感謝我們的佛祖的幫助。 問：有佛法，就有寫法。我們都知道莫言先生很擅長說故事，有人，才有故事。我記得意大利女作家，奧裡亞娜·法拉奇，非常喜歡訪問人。後來有人問她：你這一輩子訪問了那麼多的人，還有誰是你想訪問而沒訪問到的？她說：我最想訪問上帝，我想問上帝一個問題，你既然創造了人類，為什麼有好人也有壞人？我記得您在回答一些記者的問題的時候，您也會說為什麼人有好有壞，讓人很難理解，你很想通過寫作去找答案。那麼現在你還在找答案嗎，還是你有什麼方法能夠比較容易找到答案呢？ 答：這個問題我確實思考了很久。好人和壞人勢不兩立，我的第一個覺悟就是，其實好人和壞人都不是絕對的。好人在壞的環境裡，也會變成壞人；在一個很好的環境下，壞人也可能慢慢地變好。我想把一個壞人放到我們佛光山這個環境裡，他也有可能變為一個好人。如果把一個好人放到一個小偷盜賊的群體裡，他很可能也會變為一個盜賊。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很大，所以這就是佛教存在的重要的理由。再有就是一種壞人，他確實就是天生就壞，從小就壞，從小就和別人不一樣。我們常人都有惻隱之心，對小動物很愛護，但我在農村看到有一些兒童下手特別狠，對小動物毫不留情，去虐殺小動物。這是一種歹毒的心，這是從基因裡種子裡就壞了。那麼我想，上帝造人的時候造就壞人，為什麼不造就得很圓滿呢？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壁虎為什麼要吃螢火蟲呢？這個問題我也想不明白，確實需要大師下午幫我們做解答。 問：除了好人、壞人，您還想寫什麼人？ 答：我還想寫自己。我早期的作品批評社會，揭示邪惡，我拿著放大鏡在尋找社會中的缺陷、錯誤。過了五十歲以後，我也轉為向內看，看內心、看自己，並且自我反省。我想一個人只有正確地理解自己、認識自己，才能去了解別人、寬容別人。 問：下面還有幾個現場的朋友有一些問題，其中一個朋友對文學和佛學的關係很感興趣。他問，文學和佛學對人類心理的啟發和提升，有沒有不同？如果有不同，是什麼？ 答：當然有不同。文學只是一種形式。文學是一種很繁雜的東西，有很多文類，有很多人在寫。一位作家本身境界的高低，也決定文學的品質。文學大多教人向善，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作品看了以後產生了不小的副作用。從這點而講，文學與佛學不能相提並論。佛學毫無疑問，是解釋世界的一種最終極的答案。我們現實生活中面對很多難題、很多困惑，相信都可以從佛教經典裡得到解釋。所以我覺得如果一個文學家，能夠非常熟練地瞭解佛典，準確領受佛教的精髓，那麼也為他理解現實世界，提供了一把有利的鑰匙。我想如果有這麼一個居高臨下的人，來寫作，那麼他的作品就會超越現實。我看過咱們臺灣五六十年代作家寫的小說，那個時候，都是站在階級利益上寫的小說，為階級利益說話。我們大陸的文學作品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想這就是作家本身的問題，作家沒有把對方看成人。作家應該站在一個人類的角度，站在一個全人類的角度上來寫作。好人和壞人都是人類的共同分子，好人和壞人沒有明顯的界限。只有把人當成人來寫，才能符合真正的文學的精神。我想如果佛祖真的睜開眼睛來看大千世界，那麼我覺得他遠遠比宇航員看到的東西要多，世間一切都在他的視野之下。 問：最後一個問題，是一箇中學生的問題。因為你童年和青年時代有著豐富的經歷，所以你能寫出很好的故事，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你那麼豐富的經歷和想象力，沒有那麼多的寫作素材。那我們該如何去寫作，或怎麼樣去找到寫作的素材？ 答：我覺得大陸很多青年作家，很多文學寫作者都有這樣的困惑。我們這些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經歷過飢餓和社會動亂，經歷過很多悲劇，產生了一些很強的深邃的思想。但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文學，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作家，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故事。我覺得不能以外部的事件去衡量一個作家的深淺。在我們眼裡很痛苦的事，或許在我們後輩的眼裡或許都是很浪漫的事。比如我以前去放牛、上不了學，現在後輩的人、被學習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孩子，說：啊呀，你們好幸福啊，我也想去放牛。我們小的時候只能吃紅薯，我們那個時候都沒有好的東西吃，現在的孩子來說，紅薯多好吃啊，饅頭多難吃啊。再就是精神上的痛苦。當今這個社會，對孩子的精神痛苦和壓力一點不比我們那個時代差；我們那時思想比較單純，那時我們的夢想容易滿足，現在的年輕人的精神上的夢想，難以滿足。現在的年輕人精神複雜豐富，所以我覺得他們完全可以寫出比我們更加豐富、更加深刻、更加觸及到人類情感祕密的作品。他們沒有必要跟我們相比較，他們只要寫出自己，寫出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寫他們熟悉的那個時代就可以了。 儒學與佛教——在揚州講壇上的演講 時間：2014年3月22日 地點：江蘇揚州鑑真圖書館 各位因為佛光山而成為朋友的朋友們，非常高興在這裡與大家見面。剛才主持人的話講得很好，我也很愛聽，因為她用她那麼優美的嗓音對我進行了高度的讚美。但是她引用的這些讚美之辭，有一些我確實是擔當不上，吹得太大了。我們都知道這氣球吹得太大了，可能就要爆炸。一個人被吹得太大了，那很危險。如果沒有足夠的定力的話，他也要像氣球一樣爆炸。因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們中國，在這個地球上，有許多非常優秀的作家，甚至是偉大的作家，他們雖然還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獎項，但絲毫不能說明他們的作品沒有達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水準。也就是說，有很多作家他們只是暫時還沒有得到這個獎。 我知道揚州是一個非常有文化的城市。我們看看唐詩宋詞裡面有許多膾炙人口的詩句，在座的每個人都能背出很多，我就沒必要在這裡顯擺了。而且揚州也是一個非常富庶的地方。我們當年讀那些小說，就知道揚州的人很有錢。揚州人裡最有錢的應該是鹽商，所以，揚州這個城市跟鹽是密切相關的。 我第一次來揚州是1990年，當時南方鬧水災，那個時候我還在軍隊工作，我們的上級派我來採訪水災。等我來了以後，洪水已經退下去了。我從南京到了宜興，到了蘇州，到了無錫，到了揚州，這一路上也沒看到水災。但是過了許多年以後，戰友寫文章說我當年冒著生命危險，駕著衝鋒舟，深更半夜深入到村莊裡去營救被洪水困住的群眾。這是在報紙上發表過的文章。後來我就批評我這戰友。我說，你怎麼能瞎編呢？他說我這是在表揚你呢。我說批評要實事求是，表揚也要實事求是。捏造的表揚跟捏造的批評同樣可怕，因為時間長了，你也信以為真了。所以謊言被重複許多遍之後，造謠的人也會信以為真。其實我知道在當今世界上，充斥了很多謊言、很多謠言，所以我們必須具備一雙慧眼，同時我們要具備一雙慧耳。 揚州讓我向往已久的當然還是因為有鑑真大師。很早以前，我從唐詩裡面也讀到過李白懷念阿倍仲麻呂的詩句。2010年，我受日本奈良方面的邀請，去日本奈良參加慶祝建都1300週年的紀念活動。他們搞了很多大型的展覽，展覽裡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與鑑真大師有關的。他們甚至特闢了一個展區，模擬了當年日本遣唐使乘坐的木船，在驚濤駭浪中顛簸前進的局面。人坐到船上去，不停地晃動，耳邊響著風聲、雨聲、波濤的聲音，讓你身臨其境回到一千多年前。 那麼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鑑真大師立下了到日本去傳道的宏願。真正的不屈不撓，一次一次的失敗，真的冒著生命的危險，官方攔截他，海匪打劫他，大自然折磨他，疾病也來折磨他，到了最後終於東渡成功。儘管他的雙目已經失明，但他的心沒有失明，他靠他淵博的知識在日本進行了為期很長時間的佛教傳播活動。 有一年我去浙江的一個寺廟，看到了他們的廟宇和寶塔，我說這個很像日本的風格，主持廟宇的年輕長老跟我說：不對不對，莫言老師，不是我們的廟宇像日本的廟宇，而是日本的廟宇根本就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現在我們如果要見一座唐代風格的廟宇，在西安應該很難找到，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也是很難見到，但是到日本去可以處處見到。他這個話讓我感覺文化實際上是人類共享的一種財富。當年確實是中國的廟宇建築風格影響了日本，然後在日本建起了千萬座的廟宇。那麼過了千百年後，這樣的一種文化又回到中國來，一來一回就增加了很多的文化含量。這一來一回，就保存了中國傳統的精髓，又添加了日本人民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文化交流實際上是一個來來回回不斷添加的過程，看起來是照搬模仿，實際上是創造的過程。 儘管去年說好了要來「揚州講壇」做一個講座，但是一直不知道該說什麼。因為我想我的長項是文學，但來到「揚州講壇」，在鑑真圖書館不談一點與佛教文化相關的事情好像有點文不對題。去年我去佛光山與星雲大師有過起碼五次以上的交流，星雲大師也給我開了很多的悟。可惜我沒有慧根啊！如果有慧根的話，我現在也差不多快立地成佛了。所以我來到這裡說什麼，一直是我比較糾結的問題。 就在今天上午我還在電腦上找話題，沒有找到要講的話題，卻看到一條我很感興趣的消息。美國的天體物理學家在南極架設了一個特大功率的天文射電望遠鏡，用這個望遠鏡探測太空，研究宇宙大爆炸留下的微波背景。在探測這個微波背景的時候，有一個特別意外的發現。他們在光子身上發現了137億年前，宇宙大爆炸萬分之一秒那一瞬間的原始引力波的痕跡，由此證明瞭宇宙大爆炸是確實存在的。這絕對是可以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重大發現。這就是說我們的科技發展真是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我們能夠發現137億年前留下的痕跡，但是我同時又感到一種更大的困惑，這正像愛因斯坦當年說的那樣，人類的知識就像一個圓周，圓周擴展得越大，圓周外面的面積也就越大。 另外我還看到一條令人震驚的信息。在南方某一城市有一個數千人的丐幫，裡面有很多乞討的兒童，殘疾的兒童。他們有的曲著背，有的斷了腿。據瞭解內情的人講，這些兒童當年都是被拐騙的兒童，犯罪分子讓這些兒童服下強力的安眠藥，等他們一覺醒來時，他們就變成了殘疾人。為什麼科學在一日千里地發展，物質在極大豐富，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日漸提高，壞人卻沒有減少，壞起來令人髮指？面對這樣的現象，我看到很多老百姓都在猛烈地批評和抨擊。像前段時間反覆討論的老人摔倒該不該扶，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討論，結論卻是莫衷一是，模稜兩可。扶嗎？當然應該扶。但是如果被扶的人是一些道德水平不高的人怎麼辦呢？就要被訛詐。如果不扶，就要「被道德」。所以大家經常處於一種兩難的選擇當中。面對這種現實，大家懷有不滿，急於改變。那麼怎樣改變才能讓大家不滿的現象從我們的生活當中消失？從上到下都在想辦法。 前不久，中央頒佈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雖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經提了起碼十年的時間，但是其內涵最近才有一個準確的定義。前面兩個層面是從執政和政府的層面提的要求，最後是從公民的層面，對每一個老百姓提出的要求，我們要愛國、誠信、敬業、友善。最近我也就這個問題接受過中央電視臺的採訪。愛國是與生俱有的一種情感，每個人都熱愛他的鄉土，鄉土向上擴展就是國家、祖國。敬業對每一個從業者來說，是必須恪守的道德。誠信更是中國人特別強調的一種寶貴的品格，誠信者才能得天下、得朋友、得成功。友善應該是每個人從小在家接受的傳統教育。要對別人好，別人才能對你好，這是一個非常樸素的道理。 每個人都是一個媒體終端，都可以對外廣播、發信息，發出我們對社會的看法。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只是在批評別人，很少觸及自我。有一次，我與太太散步遇到一位摔倒的老人，無人搭理，太太看到後要上前去扶，我一把拉住她。太太說這位老人是認識的人，是一位戰士的家屬。但是我還是要求等到一輛軍車經過，用軍車將老人送去醫院。後來這位戰士提著水果登門感謝。我感到很慚愧，我覺得我應該向太太學習。但是這種人還是少數，即便是遇到，還是要扶，因為到處都有攝像頭，可以還自己清白。即便沒有攝像頭，也沒有關係，因為前不久我也講過，善念是會感天動地的。千百萬人的善念會形成一個巨大的道德力量，看起來是無形的，但實際上是可以觸摸的，所謂的天理良心，就是千百萬人的善念構成的。 一位名人說自己的母親已經八十多歲，曾經是一位高知，但是最近有老年痴呆的跡象，忘性特別大，已經氣跑了幾位保姆；他覺得如果路上摔倒的是這樣的老人，應該可以理解。 做任何事，都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之所欲，也不要強加於人。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更加和諧。因為每個人都是在以己之心，推己及人，所以只有從我做起，才能終止這種惡性循環。現在的一些藝術作品中，過多地強調以惡治惡，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樣勢必造成一種冤冤相報、永遠沒有終結的局面。現在很多重大的國際問題實際上已經難辨是非。這就讓我想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小學課本里面有一篇課文，說的是兩隻山羊過獨木橋，互不相讓，都掉到了河裡。後來老師把這個問題推給我們，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抓鬮。老師，說羊怎麼能抓鬮呢？我說，寓言裡面的動物都可以說話，為什麼不能抓鬮呢？所以，我覺得現在有些國際問題其實也可以試著抓鬮。 我們經常看到在人家的客廳裡掛著一些書法作品，寫著「吃虧是福，難得糊塗」。第一次看見確實感到一驚，但是老是看也覺得很俗。雖然掛著這些書法，其實一點虧都不想吃，掛著「糊塗」的人最精明。「吃虧是福」是一種很高的道德修行。一個人能夠吃虧並且認為是福，這個人一定是有遠大理想的人，這個人是有夢想的人，是有追求的人。只有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才能不顧眼前的一得一失，才能不顧及眼前的點滴小利，因為他要實現他的目標。 另外還有一個字：「忍」。佛教裡面特別講究「忍」字。我們說「忍字心頭一把刀」，看起來是忍，其實是報仇；還有一種江湖理解就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說到忍，做得最好的就是韓信，能忍胯下之辱；寧跟英雄爭高下，不與小人論短長。真正的勇者，不斤斤計較。 以自己的努力，為世界做一點貢獻。面對現在北京的霧霾，大家都不願騎自行車出門。我就會每天騎自行車出門，因為我不會開車。汙染的河水、土地退化等，我們都有責任。人人盡力，認識、改正錯誤，從自我做起，每個人努力，我們的空氣會變得清新、陽光會變得燦爛的。 謝謝大家！ 文化遺產與創新——在第十三屆亞洲藝術節暨第二屆亞洲文化論壇上的主題演講 時間：2013年11月19日 地點：雲南昆明滇池溫泉花園國際大酒店 各位朋友，各位嘉賓： 大家好！我非常榮幸來參加第十三屆亞洲藝術節和第二屆亞洲文化論壇。每到一個地方都要發佈幾聲讚美，但有的讚美是發自內心，有的讚美是出於禮貌。我想我們來到雲南的人，對雲南發出讚美肯定是發自內心。因為雲南這個地方最大的特點是多樣性——民族多樣性，自然的風光、地理也是多樣性，因此形成雲南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和自然風光。我想這是雲南吸引全世界的人來這裡觀光、學習、交流最重要的原因。我想這次第十三屆亞洲藝術節和第二屆亞洲文化論壇選在雲南昆明召開，確實是非常恰當。當然也不是不到其他的地方就不恰當，但在雲南更加恰當。 最近這十幾年來我參加了很多論壇，有文學的論壇、文化的論壇、藝術的論壇，在每一個論壇上，多樣化、多樣性，保護多樣性、保護多樣化都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這充分說明文化多樣性正在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有的能夠看得見，有的看不見。文化的多樣性肯定是源自於人民的多樣性，它是人民在長期的生活當中創造出來的瑰寶。在當年交通不發達、文化交流很困難的情況下，人民創造的藝術只能關起門來自我欣賞。隨著社會的日益進步，隨著科學的快速發展，文化的交流、藝術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方便，過去關門自賞的東西變成現在大家共賞。亞洲藝術節、亞洲文化節就是大家共同欣賞彼此的好東西。這樣一種欣賞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交流的過程。這是當今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標誌。而社會要繼續更好、更健康地發展，也有賴於這樣的交流的經常性、普遍性。 我在前幾年看過一條消息，說世界上存在著大約六千種語言，當然有的語言有文字，有的沒有文字；有的語言有很多的人在講，有的語言只有極少數的人在講。但這樣六千多種語言正在逐日減少，而且速度非常驚人；消息說每年以三百種的速度消亡。也就是說，用不了多少年，目前世界上尚存的六千多種語言大多將會漸漸消亡乾淨。我想再下去幾十年，或者更長的一段時間，世界上可能就只剩下什麼英語、漢語、德語等比較大的語言；使用小的部落語言、小的民族語言的人越來越少，最後那些語言就變成語言的化石，就像印度的梵文一樣，沒有多少人認識，只有極少數專家認識。 在語言的現象上也可以看到文化其他方面的現象。很多屬於民族、能夠充分表現和體現民族特徵和民族個性的藝術，由於經濟的一體化、信息的公開化，也會面臨嚴峻的挑戰。很多過去的東西現在找不到了，很多東西正在漸漸地消亡。那怎麼樣改變這種現狀？怎樣使我們的祖先創造出來的人類文化藝術瑰寶能夠更加長久地傳承下去？我想這就是最近幾十年來全世界文化界、藝術界所面臨的共同的課題。 不僅僅是在語言學、藝術學、文學方面，其他人類生活的方面都存在著這種現象，我們過去很多少數民族的服飾、語言、生活方式，也都正在受到城市化、現代化的挑戰。怎樣使這些東西保存下來？我想這恐怕也需要專家來想辦法，有的辦法是有用的，有的辦法沒有用，因為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必然導致文化的趨同化。還是拿語言做例子，如果你現在要想走出國門，講的是很少人能懂的語言，那連翻譯都找不到。你要跟別人進行交流，你就要學大多數人能夠理解、聽得懂的語言，學英語、法語、漢語。這就面臨一個嚴峻的矛盾。一方面跟其他國家民族進行交流，是人類普遍的、合理的願望，勢不可當。要走出去，要做生意，要發展本地區的經濟，要發展本地區的文化，藝術家要自己的作品具有新的特質，必然向外部學習。如果要向外部學習，必須通過語言作為媒介。通過語言作為媒介，要麼你自己學習別人的語言，要麼你請翻譯。你請翻譯的話，如果本人所講的語言是非常少的人能夠理解、能夠懂的話，困難就非常大。所以怎樣更加便利？也就是說世界上比較通用的話。這樣一種矛盾，日益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我想這是亞洲論壇上必須討論的一個問題。 任何一個特定藝術的產生，都離不開特定的生活環境。有時候環境改變了，當年非常紅火、當年被很多人所喜歡的藝術，自然就會消亡。我覺得這個也是無可奈何花落去。我的家鄉是山東高密，我們那個地方在過去幾百年以來，老百姓也創造出很多民間藝術，其中有四項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一種是剪紙，有一種叫泥塑。就拿剪紙為例，我想最早產生是在老百姓自家的窗戶上。逢年過節的時候，老太太們、小姑娘們把紅紙剪了貼到白色的窗戶上，晚上點上煤油燈，顯得非常美麗、非常喜慶。現在我想到農村去已經找不到這樣木格子的窗戶。木格是窗戶存在的基礎，木格都找不到了，還裝到什麼地方去呢？家裡裝了四扇玻璃窗，或者很大的落地窗，在上面貼上幾個剪紙就顯得不倫不類，剪紙貼到牆上也沒有那個味道。所以我想依賴於民間木格窗戶的剪紙必然要衰亡。怎麼辦呢？被評為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說明它非常有價值，說明它是勞動人民一手創造出來的瑰寶，確實有它存在的價值。我們就培養一些年輕人向老人去學習這種藝術，也要吸收其他藝術品種的藝術，使剪紙更加豐富多彩，更加適應當下的生活。所以我看到現在高密很多剪紙藝人，題材已經非常多樣化，不僅僅侷限於小小的窗戶，也可以做成非常精美的剪紙畫冊，也可以把剪紙跟年畫相結合，另外也可以把剪紙印在書籍的裝幀上。在新的形勢下，老百姓的生活發生巨大變化，剪紙一方面要學習前輩藝術家所創造的東西，另一方面要跟當下的生活結合才有可能在新的生活環境裡繼續發展，繼續贏得它的喜愛者。 另外像泥塑，在我的少年時期，我們趕集的時候，最盼望家裡的老人能夠給我買一個用手做的小搖猴，或者買一個雙手擠壓的泥老虎。我想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還普遍存在的現象。現在我的故鄉的兒童們，他們已經不要這樣的玩具了，他們有很多更加高檔的玩具，毛絨玩具、電子玩具。這樣的玩具有的會坐、有的會跑，有的甚至能夠唱歌、跟你對話，確實比我們當年玩過的泥塑要好玩得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泥塑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但要引得兒童的歡呼是不可能了。但是它有很多寶貴的藝術元素。我看到很多畫家，就從高密泥塑裡汲取了營養，當然也不會把泥塑原封不動地表現一遍。它的誇張、幽默的元素，吸收之後變成自己藝術作品的重要構成部分。高密的泥塑跟陝北的泥塑不一樣。你想泥老虎——老虎應該是很凶猛的動物，在很多畫家的筆下，老虎是非常威嚴，甚至有點可怕、恐怖的，但在高密的泥塑老虎非常質樸、非常憨厚。把這樣一種凶猛的動物之王變成很憨厚、很可愛的形象，這應該就是農民的、老百姓的藝術創造。這樣一種元素，不僅僅是影響了很多畫家、雕塑家的創作，對文學創作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我早期的小說《紅高粱》裡面有大量關於色彩的描寫。我想這就是來自於高密民間泥塑的影響。民間的色彩一般比較單調，比較熱烈，對比非常強烈。所以有的評論家說：你的小說裡為什麼會出現大量大紅大綠的色彩呢？我說，我在寫的時候是一種下意識，沒有想到刻意在我的作品裡表現這種色彩，或者用這樣的色彩來烘托作品的氛圍。這就是一種融化在我的血液裡，童年時期、少年時期就形成的一種藝術的素養，也可以說是民間文化的滋養。 在當今這樣的環境、生活狀態下，高密的民間泥塑怎麼發展，也確實面臨巨大的難題。一方面這個東西運輸不方便，非常笨重。外地人很喜歡，可以買回去，但過於笨重必須要包裝，需要包裝就要用一個非常漂亮的外殼。外殼材料要比泥塑貴得多，我想現在外殼包裝原材料價值遠遠超過泥老虎本身。所以僅僅做泥老虎還不行，他們現在也在想創新。前幾年我看到他們用高密的泥巴捏出斷臂維納斯，我想這肯定是不對的。我說再怎麼做也不如大理石、石膏漂亮，所以你們必須想別的辦法，拓展藝術的素材。我們既然能夠把老虎創造得那麼好，完全可以把公雞、毛驢、牛、豬也表現得非常有特色，而且現在有一些年輕人受過基本的藝術訓練，可以把很多東西非常寫實地表現出來。如果用泥巴捏出一個跟豬一模一樣的泥巴豬，我說這沒有什麼價值。在這點上我們還是應該學習前人，他們把老虎誇張成現在的樣子，你們也可以把別的動物誇張成一種非常有意思的樣式。所以這種創新也應該是根據藝術原來的傳統來創新，不應該漫無邊際。創新當然要向外部學習，當然這個學習也應該是有所選擇的學習。就像我剛才講的一樣，你非要用高密泥巴捏一個裸體的西方女性，這肯定是不對的。 再一個像高密的茂腔。前幾年我在高密住的時間比較長，也跟當地領導反覆呼籲，希望他們不要讓高密茂腔在我們這一代手裡斷掉。高密領導也非常開放，也接受了我的建議。就是說，不僅僅是保留藝術的院團，而且為了後繼有人，還選拔了五十名少年去濰坊藝校辦了一個班，讓他們專門學習，並且承諾他們畢業以後給他們事業編制。沒想到來報名的人很多。不僅是高密本地的人來報名，周邊很多縣市也來了很多人報名。我們只招五十個學生，最後報名的多達五百多人，最後選拔是優裡拔優。這批學生即將畢業，當時是十二三歲，現在已經是十六七歲，現在進入茂腔劇院，怎麼演又是一個巨大的考驗。所有的藝術院團都在進行改革，高密藝術院團現在還是依靠部分的財政補貼，一旦這幫孩子列入事業編制以後，還要給他們發工資。將來改革的方向肯定是依靠演出、門票來養活他們自己。但我想這在高密地區困難肯定非常大。觀眾應該是演員的衣食父母，就像讀者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你這個戲要好看人家才會來看，戲不好看人家不來買票。僅僅依靠去北京表演，獲得一個什麼獎項，這會帶來榮譽，但帶不來經濟收益。帶不來經濟收益，還是無法讓這個劇團長期地活下去。所以怎樣讓民間的小戲活下去，現在也是高密當地政府感到頭疼的一個問題。他們現在演的戲還是老戲，還是幾十年前我少年時看過的一些劇種。新的戲也有，用新的茂腔演一個反腐倡廉的戲，別說一般的觀眾，即便我來看我也感覺到不倫不類。用高密茂腔來歌頌一個市委書記、黨支部書記，也是感覺到非牛非馬，感覺非常不合適。你讓他唱一個老戲，穿著古代的服裝，穿著長袍玉帶，女性用水袖甩來甩去，很好。但上來一個農村婦女主任，手裡拿著一把鐵鍬，一開口還是茂腔，就覺得非常荒唐，非常滑稽。所以怎樣改變這樣的局面，我也在幫他們想辦法。我曾經承諾給他們寫一個茂腔戲。我說有可能讓你們參加國家文化戲劇表演，獲得某一個獎項，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讓高密的老百姓來看這個戲。現在這個戲劇的觀眾確實是後繼乏人。年輕人有這麼多的選擇，可以看電影、可以看電視、可以上網。網上有那麼多好玩的東西，有那麼多的遊戲，可以把業餘時間打發掉。你再讓他花錢跑到劇院裡，用睡著的節奏來演一個古老掉牙的故事，我覺得很難，有時候白給他們票他們都不去。我知道高密茂腔的觀眾基本上還是老觀眾，像我這種，一聽到旋律就感覺到渾身顫抖的人，不管演什麼戲我都可以進去看，但我們這批觀眾也要被自然規律淘汰掉。如果這個戲要長期傳承下去，只有演出才能傳承，只有演出才有生命。所以演什麼、怎麼演、怎麼讓年輕的觀眾喜歡它，不僅僅是茂腔面臨的問題，也是全國劇種，包括最大的劇種——京劇所面臨的巨大問題。京劇——我想國家為京劇的繼承花費了多少錢，費了多大精力，讓京劇進入到學校裡去，但我覺得現在還很難說收到多麼大的效果。像我們祖先創造的這樣一類東西，曾經非常輝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怎麼繼承、怎麼傳承，確實是我們戲劇界的人，也是各個藝術行當裡的人都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所以這就帶來了一個話題：繼承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不是目的——學習和繼承不是根本的目的，根本的目的應該是創新。一方面本行當的人要學習，比如說戲劇行當的人要學習我們過去祖先所創造的流派，把它演繹、學習、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如果僅僅唱得和梅蘭芳一樣好，難道就達到目的了嗎？我想還沒有達到目的。我們現在說京劇之所以偉大，就是有梅蘭芳這樣偉大的人創造了流派。再過幾十年，當我們也成為了祖先，我們的後代還要聽京劇、唱京劇的時候，難道還要繼續學習梅先生嗎？我們當代的京劇演員也應該創造自己的新派，應該廣泛學習前人崇高的基礎，結合自己本身的藝術特質、藝術個性，創作出最有自己鮮明個性的東西來。你姓王可以創造一個「王派」，你姓管可以創造一個「管派」。再過去幾十年，不僅知道「梅派」，並且知道了「王派」「管派」，我們這一代人就沒有白白地搞藝術，不但祖先的東西傳承下來了，我們也創造了新的。所以我覺得繼承學習不是根本的目的，根本的目的應該是創新。 創新，我想無非有兩條路徑。 創新肯定要廣泛學習別人。廣泛學習本行當裡面前輩的東西，也要廣泛向其他的藝術行當學習。我是搞文學的，我搞文學也可以向美術家學習，也可以向戲劇的劇作家學習，也可以向民間的藝術學習。廣泛地學習才會慢慢使得自己的作品變得更加豐富。我早期的小說，不僅受到民間剪紙、泥塑的影響，也受到西方現代派美術的影響。我記得1984年，我在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的時候，都在看西方的名著。有一段時間我就看凡·高、莫奈他們的畫冊，看他們畫冊裡對自然界事物誇張的、變形的表現形式。這讓我感覺到藝術表現在深處有相通之處，有強烈的共鳴。然後我拿起筆來寫的時候，語言在我筆下也開始變形；我用語言所描述自然裡的萬世萬物，就和他們用畫筆描述的一樣，也在變形。很多人說我受到西方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這當然應該承認，但他們並不知道我受到了西方美術家的影響，甚至音樂的影響。前天晚上我跟一個老藝術家講到寫作的時候聽不聽音樂，他說有一段時間，寫作累的時候會聽音樂。我說我也是。當年我在寫《紅高粱》的時候，我買了個隨身聽，聽京劇。我聽梅蘭芳在唱，在寫作寫到入迷境界的時候，我又忘記我聽的是什麼，但在我腦子裡邊、耳邊有非常強烈的節奏感，這種節奏感不僅控制了我的筆，也控制了我的身體。我並不知道我寫作的是什麼，如果旁邊有人的話就會對我提出強烈的抗議，我一邊在寫作，一邊在喘粗氣，一邊腿在哆嗦，渾身都發出了響聲。我想這實際上是音樂旋律已變成了文字的節奏。 所以我想我們藝術家創造的時候，確實是廣採博取，不僅僅學習本行當，還要學習中國的古典文學，學習西方文化，學習民間演唱、民間藝術、外來藝術。音樂、藝術、舞蹈、雜技等我們都應該廣泛地學習。當然有的時候是直接的，有的是間接的，所以亞洲藝術節確實應該長期舉辦下去。亞洲藝術節不僅僅是各國國家來展現自己的藝術，實際上也是學習別人的過程。我們昨天看了韓國、朝鮮的舞蹈，看了斯里蘭卡帶著濃厚的宗教色彩的舞蹈。我們也看到雲南紅河各個州縣文工文藝團隊演出的，帶著濃鬱風情的民族舞蹈，比如說甩髮舞，從中可以感覺到生活的氣息，感覺到這些東西確實是來自民間、來自生活的。還有他們的服飾，我聽雲南的馬院長講，服飾是跟雲南當地插秧是分不開。褲子為什麼那麼短，因為他們要下田插秧。我想他們如果穿成這樣的褲子去插秧，是肯定不行的。他們插秧的時候也不可能有這麼健美，累得要命。民族舞蹈跟民間農業勞動、水田是分不開的。在這樣藝術節上各個民族得以展現，肯定會受到很多的教育。這樣的藝術交流長期持續下去，就是互相學習的過程。將來我想會潛移默化，朝鮮的舞蹈、中國雲南的舞蹈、東南亞各國的舞蹈，都會變成一種元素出現在每個國家創作家的藝術當中。 另外，創新還要冒著風險。很多創新並不是當時就能被人接受。有的創新在當時是飽受批評，甚至被罵得一無是處，但過了若干年以後，當年被人認為是大逆不道的東西，就會變成新的傳統，被後人繼承。而且有的事情來得非常快，半個月前在北京師範大學我主持了一場陝西作協舉辦的賈平凹創作回顧的研討會。大家都知道賈平凹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1993年，寫了一部非常有名的作品，叫《廢都》，受到了空前的批評。一部作品受到如此激烈、強烈的批評，是在八十年代以後沒有見過的。很多作家、批評家將這部作品貶得一無是處，當然也有極少數人覺得了不起，但大多數人是持否定批判的態度。但在我昨天主持的那場研討會上，起碼有兩個當年非常猛烈、尖刻地批評《廢都》的專家，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他們覺得《廢都》這部作品是有前瞻性的，並不像他們想象的那麼簡單，而且也證明《廢都》是199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當然我想這個評價還會出現反覆，可能過幾年以後大家又認為這個《廢都》不好，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廢都》這部作品是中國當代文學一部會被經常提到、會被經常討論的重要作品。能否成為經典，我現在不敢下結論，但將來肯定會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據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我記得2008年亞洲論壇上我也舉過一個例子，就是中國首都北京國家大劇院。國家大劇院在建設的過程當中也是飽受爭議，也受到很多猛烈的批評，即便建成之後一段時間內批評的聲音也是不絕於耳。設計師本身也是一個寫作者，自己也寫了好幾部小說。大概是2008年的春天我跟他見過一次面，見面以後他說在中國為了建設國家大劇院，前後待了八年。在這八年當中他的業餘時間，大部分在閱讀我的小說。當然是閱讀小說的法文譯本。我說我的小說非常土，我寫的是高密民間老百姓的生活，你一個法國來的，你怎麼可能會喜歡我的小說呢。他說越是土的東西里，越是包含了最先鋒的因素。我又跟他探討國家大劇院當時飽受爭議的時候，他有沒有壓力。他說壓力巨大，之所以把國家大劇院建成這個樣子，也是一種無奈之舉。旁邊是人民大會堂，另一面是天安門，在中國天安門廣場旁邊號稱心臟的地方建一個大劇院，並且有高度的限制，所以只能往地下走。如果往地下走的話，也可以建成方方正正，像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一樣的建築，而且有很多民間設計的建築，也是金碧輝煌，也是巨大的兩人合抱的柱子。如果在這個地方再建這樣的東西就沒有什麼意義。所以建成目前樣式的國家大劇院，目的是要跟周圍的環境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當時批評最猛烈的聲音是不和諧，在這個地方搞一個大水泡不和諧。他說，強烈對比中的和諧，是更高層次的和諧。周圍充滿帝王之氣，方方正正確實是中國古典的藝術傳統，但建成大水泡一樣流動的、活潑的、先鋒的東西，應該給這個區域注入了一種強大活力。我被他說服了。後來我進去看了幾場演出，我認為他的設計確實是先鋒，也確實是天才。而且當時國家拍板決定採納了他的意見，我覺得政府領導人也是非常英明。所以你進入國家大劇院以後，通過長長的走廊看到上面的水，也許在演出之前繞著大劇院轉幾圈，當看到水裡遊弋的魚的時候，會覺得它應該能夠被更多的人喜愛。所以事實證明，現在喜歡這個大劇院的人越來越多。 當然涉及別的建築中央電視臺大樓，是另外一個性質。前幾年在亞洲論壇上我也問過設計者——荷蘭的建築家。我說你為什麼要搞這麼一個建築，初衷是什麼，想要達到什麼效果。後來他說我要讓人們過目不忘。我想他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中央電視臺新址的大樓讓人過目不忘，現在也是飽受爭議。它毫無疑問會成為北京的一個地標式建築。當然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標，還是醜陋的地標，我們暫且不論。再過去幾年，中央電視臺的新址會不會有更多的評價，要等待歷史的考驗。 我想藝術的創新、文化的創新，是源於生活的。所有的創新都是要受風險的，所有想要創新的藝術家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你要離經叛道，但是你也要有所根基。有的東西，當時會被人罵得一團狗屎不如，但也許多年以後人們會慢慢發現獨特的美感。所以我想在當今的時代，在講文化傳承、文化繼承的時候，確實應該重視創新。我們要提倡多樣化，保存好祖先留給我們的東西，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創新上，而且我們要做好被人罵的準備。當然，我想對巨大的建築來講，拿著納稅人的錢來創新確實要更加謹慎。但個人創作，一個音樂家要寫曲子，美術家要畫一幅畫，詩人要寫小說，這個可以大膽地創新，因為這耗費不了納稅人的金錢。 謝謝大家。 文化交流與創新——在第十四屆亞洲藝術節暨第三屆亞洲文化論壇上的講話 時間：2015年11月9日 地點：福建泉州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學者，各位同仁： 上午好！古代窯工做瓷器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他們做的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品。我們的先人在開闢絲綢之路的時候也沒想到這樣一條路會走得那麼久遠，產生那麼大的影響。我們也沒有想到當絲綢之路幾乎成了歷史文化遺產，成了一個傳說的時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突然又煥發蓬勃的生機和耀眼的光芒，吸引全世界的注意，並且必將在世界上產生深遠的影響。絲綢之路從古至今從來都不是單純的經濟貿易之路，它也是政治對話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也是和平友誼之路。新的「一帶一路」建設使絲綢之路含義更豐富，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也更加深遠。 現在全世界都在講創新，中國各行各業也都在講創新；政治、經濟、製造、科學各行各業都在講創新，文化領域也需要創新，藝術創作也需要創新。如果不認真分析，創新就變成了一個空洞的口號，很多創新就沒有什麼吸引力。從我個人文學創作來總結一下經驗，我覺得創新有幾個點： 第一點，無論是經濟政治方面，還是文化藝術方面，必須從民族、國家傳統文化當中汲取營養，尋找靈感。我從報紙上瞭解到駐中國三十多個國家的大使到廣州去參觀一家只有幾十人的小企業。這家企業生產的產品是青蒿素。有一個非洲國家大使說青蒿素挽救了他們國家的命運。青蒿素在非洲和東南亞地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挽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因此中國的科學家屠呦呦教授也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屠呦呦教授的青蒿素來自於《肘後備急方》[1]，那本古書裡面明確記載著取青蒿一把榨汁來喝下去可治瘧疾。她從古方中獲取靈感，從青蒿中提取了對瘧疾有奇效的青蒿素，獲得了世界的承認，為人類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傳統文化中，這樣一些寶貝是非常多的。《肘後備急方》中有很多方子，《本草綱目》裡記載了一千多種中草藥。中國古代無論是文學藝術還是醫學典籍都是豐富的寶庫，都是我們創造、創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貝資源。我想我們亞洲各國的歷史裡都存在著很多這樣的經典，每個國家的藝術家和科學家在創新的時候都應該在本國的歷史文化裡尋找靈感，基於本國曆史文化的基礎去創新，這也為亞洲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證。如果交流的都是過去有的東西，這樣交流起來很快就會陳舊，我們只有在創新的基礎上交流才是歷久彌新的，才會讓我們的生活每天發生變化。 第二點，創造應該有很強烈的學習意識。亞洲各國的文化交流實際上是彼此學習的過程。我們到越南去，到泰國去，到蒙古、日本、韓國去，會看到很多比較熟悉但又很陌生的東西。這些東西實際上融合了各個國家的文化，或者說是在各國的文化交流中創新出來的新的東西。我們要學習各個國家的藝術形式，也要學習各個國家藝術裡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內容。我們有很多生活習慣不一樣，我們有很多思維方法也有區別，這樣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法很難用誰高誰低、誰優誰劣來評價。它的產生和當地的歷史、風土人情和自然密切相關，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種古老的說法在文化藝術創新領域是金科玉律，是我們要遵循的東西。另外我們要向生活學習，向歷史文化傳統學習，要向國外的文化學習，還要向自己的生活學習，這對從事文化創作的人至關重要。如果不能深入地投入到生活中去，如果不能和老百姓息息相關、心心相印，我們就不能把握住時代的脈搏，我們的寫作就會脫離時代，我們的寫作就不能感動自己，更不能感動別人。 向生活學習、向外國學習的時候，應該有一雙善於觀察的眼睛，應該有高度敏感的藝術神經，要發現生活細節中包含的文化意義和歷史淵源。昨天晚上我碰到來自日本的千玄室大宗匠，他在對話會上簡單表演了茶道。我看到他在喝茶的時候把茶碗舉得很高，把茶喝得底朝天。我去日本十幾次，有很多次去朋友家做客，每次朋友都會用茶來招待我。我去了之後，朋友就事先告訴我：你在喝茶的時候要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把茶喝得底朝天，由此表示對茶的讚賞和對主人的感謝。儘管呼嚕的聲音在現代生活裡不太雅，但在特殊環境裡，體現了對主人的崇敬和對茶葉的欣賞。這樣的細節在藝術創作裡都應該是富有生命力的，因為來自於生活，有深厚的文化歷史淵源。 我記得三十多年前母親給我女兒餵飯的時候，我發現母親盛一口飯往孩子嘴裡遞的時候，我母親的嘴巴也下意識張開了。我女兒喂她的女兒的時候，她的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張開了。我去歐洲幾個國家，也特別注意觀察母親給孩子餵食的時候母親的嘴巴，我發現無論是哪個國家的母親，在給自己孩子餵食的時候，她的嘴巴都會下意識地張開。這樣一個細節就體現了人類共同的情感基礎，這也說明瞭為什麼我們的藝術作品經過翻譯能夠打動人們。人類的母子之愛、父子之愛，人類的基本情況是一致的，是藝術交流的心理基礎。 還有一個細節，我到韓國去，跟很多朋友喝酒。酒過三巡以後，韓國朋友把他喝過的酒杯推到我的面前，把我的酒杯推到他的面前，這就是中國成語裡的「推杯換盞」。我們只知道這是一種喝酒狀態，實際上這裡麵包含很深的含義。我不嫌你的酒杯髒，我們是好朋友，你用過的酒杯，我可以用，我用過的你也可以用。在韓國我發現漢語成語的真正含義。這樣一個「推杯換盞」的行為在中國看不到，我們的古人有這樣的行為才有了這樣一個成語，但這個行為在友好的鄰邦很好地保存了下來。在對外的文化交流中，我們應該時刻注意觀察，從裡面可以觀察到很多文化交流積累下來的成果，也可以發現各個國家文化，從而為新的文化創造提供有說服力的細節。 第三點，文化交流怎麼創新。不光是文化交流，我們的政治對話、經濟貿易也存在著創新，文化交流應該和經濟貿易、政治對話融為一體。今年五月份的時候，李克強總理訪問南美四國，安排了幾個作家隨行，我們在哥倫比亞舉辦了一箇中哥文學論壇，大家都發表了重要的講話。這個論壇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在波哥大的中國文學論壇上，總統在講話的時候講了一個細節，讓我特別地震撼。他說在十分鐘前，他跟哥倫比亞北部的一個首領進行了對話，雙方商定停火二十四小時。在拉丁美洲，文學藝術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們的偉大作家馬爾克斯受到了萬眾愛戴，他的影響力巨大，以至於中國作家和他們的對話，會讓他們停火。 我希望亞洲各國之間將來各種交流，從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建設中，應該始終把交流活動當作一個整體來考量。無論是政治對話還是經濟交流，我們的最終的目的還是文化的共同繁榮。因為文化最終和人類生活、情感密切相關。一個國家真正的繁榮昌盛是人民靈魂的豐富，藝術的燦爛多姿。謝謝大家！ 現實生活與創作靈感——在第三屆中韓日東亞文學論壇上的演講 時間：2015年6月13日 地點：北京 三十多年前，我初學寫作時，為了尋找靈感，曾經多次深夜出門，沿著河堤，迎著月光，一直往前走，一直到金雞報曉時才回家。 少年時我膽子很小，夜晚不敢出門，白天也不敢一個人往莊稼地裡鑽。別的孩子能割回家很多草，我卻永遠割不滿筐子。母親知道我膽小，曾經多次質問我：你到底怕什麼？我說：我也不知道怕什麼，但我就是怕。我一個人走路時總是感到後邊有什麼東西在跟蹤我；我一個人到了莊稼地邊上，總是感覺到隨時都會有東西躥出來；我路過大樹時，總感覺到大樹上會突然跳下來什麼東西；我路過墳墓時，總感覺到會有東西從裡邊跳出來；我看到河中的漩渦，總感覺到漩渦裡隱藏著奇怪的東西……我對母親說：我的確不知道怕什麼東西，但就是怕。母親說：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怕人！毒蛇猛獸怕人，妖魔鬼怪也怕人。因此人就沒有什麼好怕的了。我相信母親說的話是對的，但我還是怕。後來我當了兵，夜裡站崗時，懷裡抱著一支衝鋒槍，彈夾裡有三十發子彈，但我還是感到怕。我一個人站在哨位上，總感到脖子後邊涼颼颼的，似乎有人對著我的脖子吹氣。我猛地轉回身，但什麼也沒有。 因為文學，我的膽子終於大了起來。有一年在家休假時，我睡到半夜，看到月光從窗櫺射進來。我穿好衣服，悄悄地出了家門，沿著衚衕，爬上河堤。明月當頭，村子裡一片寧靜，河水銀光閃閃，萬籟俱寂。我走出村子，進入田野。左邊是河水，右邊是一片片的玉米和高粱。所有的人都在睡覺，只有我一個人醒著。我突然感到佔了很大的便宜。我感到這遼闊的田野，這茂盛的莊稼，包括這浩瀚的天空和燦爛的月亮，都是為我準備的。我感到我很偉大。我知道我的月夜孤行是為了文學，我知道一個文學家應該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我知道許多文學家都曾經幹過常人不敢幹或者不願意乾的事，我感到我的月夜孤行已經使我與凡夫俗子拉開了距離。當然，在常人的眼裡，這很荒誕也很可笑。 我抬頭望月亮，低頭看小草，側耳聽河水。我鑽進高粱地裡聽高粱生長的聲音。我趴在地上，感受大地的顫動，嗅泥土的氣味。我感到收穫很大，但也不知道到底收穫了什麼。 我連續幾次半夜外出，拂曉回家，父母和妻子當然知道，但他們從來沒有問過我什麼。只是有一次，我聽到母親對我妻子說：他從小膽小，天一黑就不敢出門，現在膽子大了。 我回答過很多次文學有什麼作用的問題，但一直沒想起我母親的話，現在突然憶起來，那就趕快說——如果再有人問我文學有什麼功能的問題，我就會回答他：文學使人膽大。 真正的膽大，其實也不是殺人不眨眼，其實也不是視死如歸，其實也不是盜竊國庫時面不改色心不跳，而是一種堅持獨立思考，不隨大流，不被輿論左右，敢於在良心的指引下說話、做事的精神。 在那些個月夜裡，我自然沒有找到什麼靈感，但我體會了找靈感的感受。當然，那些月夜裡我所感受到的一切，後來都成為了我的靈感的基礎。 我第一次感受到靈感的襲來，是1984年冬天我寫作《透明的紅蘿蔔》的時候。那時候我正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一天早晨，在起床號沒有吹響之前，我看到一片很大的蘿蔔地，蘿蔔地中間有一個草棚。紅日初升，天地間一片輝煌。從太陽升起的地方，有一個身穿紅衣的豐滿女子走過來，她手裡舉著一柄漁叉，漁叉上叉著一個閃閃發光的、似乎還透著明的紅蘿蔔…… 這個夢境讓我感到很激動。我坐下來奮筆疾書，只用了一個星期就寫出了初稿。當然，僅僅一個夢境還構不成一部小說。當然，這樣的夢境也不是憑空產生的。它跟我過去的生活有關，也跟我當時的生活有關。這個夢境，喚醒了我的記憶。我想起了少年時期在橋樑工地上給鐵匠師傅當學徒的經歷，我想起了因為拔了生產隊一個紅蘿蔔而被抓住在群眾面前被批鬥的沉痛往事。 寫完《透明的紅蘿蔔》不久，我從川端康成的小說《雪國》裡面讀到一段話：「一隻壯碩的黑色秋田狗蹲在潭邊的一塊踏石上，久久地舔著熱水。」我的眼前立即出現了一幅生動的圖畫：街道上白雪皚皚，路邊的水潭裡，熱氣蒸騰，黑色的大狗伸出紅色的舌頭，「呱唧呱唧」地舔著熱水。這段話不僅僅是一幅畫面，也是一個旋律，是一個調門，是一個敘事的角度，是一部小說的開頭。我馬上就聯想到了我的高密東北鄉的故事，於是就寫出了：「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後，很難再見一匹純種。」這樣一段話，就是我最有名的短篇小說《白狗鞦韆架》的開篇。開篇幾句話，確定了整部小說的調門。接下來的寫作如水流淌，彷彿一切早就寫好了，只需我記錄下來就可以了。 實際上，高密東北鄉從來也沒有什麼「白色溫馴的大狗」，它是川端康成的黑狗引發出的靈感的產物。 在那段時間裡，我經常去書店買書。有的書，寫得很差，但我還是買下。我的想法是，寫得再差的書裡，總是能找到一個好句子的，而一個好句子，很可能就會引發靈感，由此產生一部小說。 我也曾從報紙的新聞上獲得過靈感，譬如，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就得益於山東某縣發生的真實事件，而中篇小說《紅蝗》的最初靈感，則是我的一個朋友所寫的一條不實新聞。 我也從偶遇的事件中獲得過靈感，譬如我在地鐵站看到了一個婦女為雙胞胎哺乳，由此而產生了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的構思。我在廟宇裡看到壁畫上的六道輪迴圖，由此產生了長篇小說《生死疲勞》的主題架構。 獲得靈感的方式千奇百怪，因人而異，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像我當年那樣夜半起身到田野裡去尋找靈感，基本上是傻瓜行為——此事在我的故鄉至今還被人笑談。據說有一位立志寫作的小夥子學我的樣子，夜半起身去尋找靈感，險些被巡夜的人當小偷抓起來——這事本身也構成一篇小說了。 靈感這東西確實存在，但無論用什麼方式獲得的靈感，要成為一部作品，還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材料。 靈感也不僅僅出現在作品的構思階段，同樣出現在寫作的過程中，而這寫作過程中的靈感，甚至更為重要。一個漂亮的句子，一句生動的對話，一個含意深長的細節，無不需要靈感光輝的照耀。 一部好的作品，必是被靈感之光籠罩著的作品；而一部平庸的作品，是缺少靈感的作品。我們祈求靈感來襲，就必須深入到生活裡去。我們希望靈感頻頻降臨，就要多讀書多看報。我們希望靈感不斷，就要像預防肥胖那樣，「管住嘴，邁開腿」。從這個意義上說，夜半三更到田野裡去奔跑也是不錯的方法。 我們的亞洲——在2016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的演講 時間：2016年3月23日 地點：海南瓊海 1990年，有一首名叫《亞洲雄風》的歌曲參加北京亞運會主題曲的競選落敗，但因為其優美的旋律、鏗鏘的節奏贏得了群眾的喜愛，至今傳唱不衰，而那首被選為亞運會主題曲的歌曲基本上被人忘記了。 《亞洲雄風》的歌詞寫得真好： 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 我們亞洲，河像熱血流。 我們亞洲，樹都根連根。 我們亞洲，雲也手握手。 莽原纏玉帶，田野織綵綢。 亞洲風乍起，亞洲雄風震天吼。 我們亞洲，江山多俊秀。 我們亞洲，物產也富有。 我們亞洲，人民最勤勞。 我們亞洲，健兒更風流。 …… 聽了這首歌，我深感到作為一個亞洲人的驕傲和自豪。當然，亞洲的山川地理之美，物產之豐盛，歷史之悠久，文化之燦爛，不可能在十幾句歌詞中得到全面的描述，尤其是亞洲文明之多樣、之豐富，千言萬語也難以說盡。 我出生在鄉村，啟蒙也晚，上小學時，聽老師講地理，始知地球上有七大洲四大洋。從小到大，老師都對我們說：我們的教室在大欄小學裡，我們的小學在大欄村裡，我們的大欄村在河崖公社裡，我們河崖公社在高密縣裡，我們高密縣在山東省裡，我們山東省在中國裡，我們中國在亞洲裡，我們亞洲在地球上，我們的地球在太陽系裡，我們的太陽系在銀河系裡，銀河系在宇宙裡。我們問：老師，宇宙在哪裡？老師說：宇宙在宇宙裡。我們問：老師，宇宙為什麼在宇宙裡呢？老師說：我也說不清，長大了你們就明白了。我現在已經六十多歲，至今也沒弄明白宇宙為什麼在宇宙裡。 我想，人類的文明，當然也包括亞洲的文明，就是從思考人與外部世界之關係，就是從低頭觀察地上的螞蟻，抬頭仰望天上的星辰開始的。孩子的任何一個追問都在探問事物的根本，而為了回答孩子們追問的思索研究就是創造文明。人類文明起源於此，亞洲文明當然也是起源於此。 儘管老師明確地告訴我，我們的村在亞洲裡，但我總感到亞洲是非常遙遠的地方，與我生活的村莊沒有什麼關係。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叔叔買回一包琥珀色的伊拉克椰棗孝敬我的奶奶，我奶奶分給我一顆。當時我認為，這伊拉克椰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東西，那種獨特的濃鬱香氣我至今記憶猶新。吃完那顆伊拉克椰棗後，我曾把棗核埋在園子裡，希望能長出一棵棗樹，但它沒有發芽。 一顆小小的椰棗，使亞洲在我心中具體化了。許多年後，一提到亞洲，我的腦海中便浮現出椰棗的樣子，口腔裡便有椰棗的香味。美國發動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我正在一個作家班學習。我們的同學分成兩派，一派支持美國打伊拉克，一派反對美國打伊拉克。我反對美國打伊拉克，因為我擔心美國的飛機大炮將伊拉克的椰棗樹全部炸死，那樣世界上就再也沒有這種美好的食物了。 後來，我查閱資料，始知椰棗有許多品種，我吃過的只是其中之一。我還知道了椰棗對於阿拉伯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食物，更是一種文化。甚至可以誇張地說，阿拉伯文明是與椰棗樹密切相關的。《古蘭經》中有很多處關於椰棗樹的描述。阿拉伯諺語說：椰棗樹是母親、姑母和姨媽。阿拉伯詩句說：要學椰棗樹，高大不記仇，投之以卵石，報之以佳果。而這種神奇的植物，在唐朝甚至更早時就流傳到中國，在南方多地至今還有栽培。中國藥學經典《本草綱目》將椰棗稱為「無漏子」，並記載了這種美妙食物作為藥物使用時的諸多神奇功效。 我不知道是哪個中國人品嚐了第一顆椰棗，也不知道是哪個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栽下了第一棵椰棗樹，但可以想象到在絲綢之路的交易中一定會有椰棗的交易，可以想象到賣掉椰棗的阿拉伯人的笑臉，可以想象到千百年裡有多少孩子因為吃了伊拉克棗而產生了對於一個遙遠的國家的想象。所以，任何一宗商品的交易，無論是絲綢或是瓷器，無論是香料或者椰棗，都同時是文化的交流，都必將成為文明的創造。 商品交易、經貿往來從古至今都是亞洲各國之間文明交流的原初動力和主要形式。商品是文明的產物，附帶著豐富的文化信息。中國人總是希望把最好的東西出口到國外，因為好的東西代表著一個國家的面子和尊嚴。「文革」期間，我家鄰居的兒子在外貿公司工作，他經常用低廉的價格買回一些「出口轉內銷」的商品，令我們羨慕不已。有一次他買回一些雞蛋，說是因農藥含量超標被打回來的。他母親分了一些雞蛋給我們家。我們一看，多好的雞蛋啊，個頭一般大，顏色很光亮，煮熟了一嘗，味道也很鮮美。我們想，這樣的雞蛋，怎麼可能含農藥？這外國人口味太刁了。現在我當然明白雞蛋的農藥含量是怎麼一回事，但至今我也感嘆中國人對待出口商品的嚴肅性。據我家鄰居的兒子說，選擇出口的雞蛋要用一個標準的鐵絲圈，大了不要，小了也不要。我認為一個國家是有性格的，一個國家的性格應該是這個國家的人民性格中最優秀的部分的集中表現。我家院子裡有一棵杏樹，杏子熟時，我母親總是挑出那些最好的杏子分贈給鄰居和親戚，對此我心中很不愉快。母親卻說，送給人家當然要送最好的。中國大多數的老人的行為準則是跟我母親一樣的。這些普通中國人的性格，決定了中國即使在自己的國家經濟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還能慷慨地對其他國家進行無私的援助。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那種單方面的無償援助，已經被互惠互利所代替，但一個講義氣、講感情的國家還是更能贏得世界的尊敬。 政治交流當然也是文明交流的主要部分和強大推力。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看過劉少奇主席訪問印度尼西亞的電影，七十年代看過周恩來總理訪問亞洲多個國家的電影片段，近年來經常看到習近平主席訪問亞洲多個國家的電視。中國與亞洲各國的交往原則一以貫之，但領導人的個人風格鮮明突出，給亞洲人民留下深刻印象。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有勢不兩立、隨時準備與之開戰的敵人，但現在的中國，沒有一個非要與其決一死戰的敵國。其實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也是主張和平並積極推進和平的，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字有關。中國人經常講：和氣生財，和為貴，和諧，和平。當然，「和」的文化，也是亞洲多彩文明的重要構成部分。 我是一個作家，更願意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亞洲文明。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當然也可以產生文學藝術，但文學藝術要想繁榮昌盛必須交流，在交流中比較、鑑別、創新、提高。過去我們也曾擔心學習別人的東西會淹沒自己的個性，擔心自己國家的文化被別的國家的文化覆蓋。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當今世界已是信息共享、藝術共賞的時代，在經濟上、科技上、藝術上，甚至是政治制度上，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最終我還是我，你還是你。日本當年派遣大批留學生到中國學習，但日本文化並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的附屬；反過來，後來中國又向日本學習，但中國文化並沒有犧牲自己的個性。唐玄奘法師不遠萬裡從印度取回佛經，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又有了許多創造性發展，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 交流是必需的，但交流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在承認差異、尊重差異的基礎上；藝術的交流，更應該建立在彼此吸引、潛移默化的基礎上。無論多麼好的東西，也不能強迫別人接受，當然，推介也是必要的。 當然，互聯網時代的亞洲多彩文明面臨著趨同的挑戰，但蘊含在各國人民之間的巨大的創造力最終會把互聯網當成創新的工具，使亞洲乃至人類文明更加多姿多彩。繼承多彩文明，創新多彩文明，享受多彩文明，這也許是我們最根本的追求。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版權運營與保護——在第六屆中國版權年會主題論壇上的演講 時間：2013年11月30日 地點：北京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朋友們： 上午好！ 非常榮幸參加此次年會。首先我想表示感謝，感謝這幾十年來，為了版權保護而辛勤工作的人們。 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反覆提到版權問題，因為版權變成了大多數人面臨的一個問題。上個星期，我跟一個很好的朋友見面。他是一個攝影師，拍了很多照片，出版了影集，想讓我給他寫序言。我看了他拍的照片。他的很多照片，是在很偏僻的山村拍的，拍了很多老大爺、老大娘，還有很多天真可愛的孩子們。我們說這個是不是也涉及了肖像權的問題？肖像權是不是也稱為一種廣義的版權，是父母遺傳給自己的一個版權。現在恐怕沒有人來管這個事。所以我想，很多山村裡的老大爺、老孃們絕對不可能會為了自己的肖像權，來找攝影家討版稅。 我還看到他拍了一幅很有趣的照片：一面雪白的牆壁上有人用黑色的墨汁塗鴉了兩行字，一行字叫作「手裡端著酒甕子，心裡想著大辮子」。大辮子現在比較少見，過去農村裡的姑娘都留一條大辮子。我覺得這個寫作者年齡比較大，起碼跟我年齡差不多。一個人在家裡閒著沒事兒喝酒，想起了當年的初戀，所以手裡端著酒甕子，心裡想著大辮子。照片看了之後，很感動。我也想到了，這個是不是也涉及了版權問題呢？當然這兩句詩也是原創，你用一個照片的形式發表了，涉及侵權的問題。假如這個創作者，有一天看到這個攝影集，是不是也可以來找這個攝影家來理論，跟他討要版稅？ 總而言之，我想在互聯網時代，在攝影、錄音、錄像技術日益發達，非常便捷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跟版權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今年以來，我更體會到。實際上在當今手機可以攝像的年代裡，一個人要不想被別人給拍到，簡直不可能，防不勝防。過去一個人碰到你了，要對你拍照片了，回家拿相機來不及了，等取來相機，你已經走出很遠了。現在掏出手機來就可以。你在吃飯的時候，一抬頭，有人給你拍照；甚至你在上廁所的時候，一回頭，也有人給你拍照。另外你不可以不高興，你再一不高興，他繼續拍，更加醜陋，是不是？不雅的東西，發表出來之後有損國家形象，不好。所以我想在移動互聯網的時代，版權保護問題變成了跟我們每一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密切相關的問題。 我今天主要是想站在一個作家的角度上，談一談版權保護的問題，談一談作家如何增強自己的版權保護意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作家一談版權，好像令人瞧不起。我也有過這種情況，比如說有的出版社欠著我的版稅，我見著他會覺得不好意思，反而怕見欠我版稅的人。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一見著我之後人家很尷尬，我也很尷尬。所以我想我是從來不會向他們討要版稅的，我覺得不是他們欠我的，是我欠他們的。我想他們不付我版稅的理由，就是說出版社經營很困難。所以我見一個出版社經營都很困難的人，我就感覺到很難過，所以還是不見為好。 現在作家跟網站打版權官司，按說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說了很多風涼話：有這麼多的國家大事，你們不去關心，有這麼多的弱勢群體，你們不去關懷，你們這幫作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就關心自己的版稅，還訴諸公堂，並且佔用媒體寶貴的版面和時間。我當時就暗暗慶幸，我幸虧沒有參加進去，和他們一起去和網站打官司，儘管我的作品也被這家網站侵權了。 但是過了幾年之後，我的觀點也發生了變化，我覺得這件事情確實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儘管網站可以理直氣壯地講：我把你的作品搬到網上，擴大了影響力，你應該向我們交費才對。實際上這個事兒是不對的。因為我想沒有一家網站，是為了宣傳哪個作家，而把他的作品搬到網上去，網站往往都是有自己的目的。所以我想，如果作家發現了網站上轉載自己作品的，沒有跟自己簽訂合同的，確實可以理直氣壯地去跟他們討個說法，也可以委託現在中國作家協會的權益保障部，也可以去找國家版權保護中心，也可以通過媒體，或者說一幫作家也可以聯合起來跟他打官司，這是無可非議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作家也認識到，維權不是不光彩的，而是非常光彩的。我們是在幫助國家建立一個良好的版權形象，我們是在幫助國家儘快地跟國際同步，我們是在幫助國家營造一個良好的創造氛圍，因為版權得不到保護，創造就要受到挫傷。版權的保護歸根結底是對人類創造的一種保護，所以我想它的重大意義，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 要使作家增強版權意識。儘管我們進入了移動互聯網的時代，但是我們傳統的紙質出版依然存在。所以作家在跟出版社簽訂紙質書的時候，實際上還是應該認真研究條文的。過去我的很多合同籤的，我現在都不好意思看。要是認真地一條一條讀，我覺得有點瞧不起人家，大致意思籤一下拉倒。這樣的話，可能會留下很多後遺症。所以作家朋友們，今後在簽訂紙質版的合同的時候，還是應該這樣做：我們民間的一句話叫作「先小人，後君子」，先把自己變成一個小人，斤斤計較，一條一條地摳，然後我們再共同做君子。這樣的話，我覺得比將來訴諸公堂要漂亮多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現在中國的文學也在大量跟國外合作。文學被翻譯出去，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這也就涉及很多作家需要和外國的出版社簽訂出版合同。以前，大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時候，國外的出版社有時就不籤合同；就是作者自己也常常感覺，在當時的情況下，自己的作品能夠被外國的出版社翻譯成外文出版，就感覺到是一件很了不起、很光榮的事情，什麼版稅不版稅的，可以忽略不計的。所以在那個時候也簽了一些「混賬」合同，很多無期合同。我簽了好幾個沒有期限的合同，從理論上來講，這些合同有效期一直到我死後五十年。所以現在要想改變這麼一些合同，就非常困難。 所以，隨著中國文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隨著我們作家版權保護的意識越來越強，當下，我們在跟國外出版社簽訂合同的時候，一定要謹慎。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如果不懂外文的話，確實應該諮詢懂外文的人；如果我們不懂出版相關的法律，我們也要諮詢這方面的專家或者是律師。總而言之，在簽訂合同的這個階段，一定要小心謹慎，避免留下後遺症。否則，打官司，大家不僅傷了和氣，也浪費精力和金錢，劃不來。 總之，我想作家確實需要專心致志地創作，但是版權問題經常會跳出來糾纏你，讓你心煩意亂。所以在簽訂合同的階段，如果能夠簽訂得很好的話，就可以避免這些不必要的煩惱。 今天論壇的主題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版權處理、版權運營，這個問題太技術化了，我也搞不太明白。我就想到在當代這個移動互聯網的時代，我們的電子書版權比紙質書的版權更加複雜，所以出現了很多現象，有很多是我們能想到的，有很多是我們根本想不到的。比如說我剛才提到的，我的一部作品被人搬到網上去了，這個我可以看得到，也可以想得到。但是有一些情況你想不到，比如你寫了一條微博，發了一篇博客，被人廣泛地傳播，有人就把它收錄到自己的書裡去。現在這是一種版權，甚至我想精彩的短信是不是也是一種版權？所以我想如果寫了一條精彩的短信，要不要發，我們要認真考慮，發的時候，要註上這個是誰創作的。否則假如有一天，有個人將很多條精彩的短信，編成了一本書，你再跟他打官司就來不及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過去在紙質書的年代，也有冒名出版的事情，現在互聯網上更加多了。我看到網上有很多網友，用他們過人的才華，創造了很多名言警句，有的確實非常精彩，是我絕對寫不出來的，但都說莫言說什麼什麼，莫言說愛情是什麼，莫言說生活是什麼，莫言說抽菸是什麼。我看了這個，一方面暗暗得意，我的名字又被擴大了；另外一方面，我也感到很擔憂，因為有很多東西說得並不是那麼恰當，有很多種話題也未必符合我的本意。有很多觀點我能同意，也有很多觀點我非常不同意，甚至還反對，但是冠上我的名字，在網上廣泛流傳。我日前碰到一個很有身份的人，非常嚴肅地跟我說：你那段話、那段語錄說得太絕對了，我不同意，我要跟你辯論。我說，哪一條語錄？他說什麼什麼。我說，真的不是我說的，真不是我創作的，還有類似的東西，希望不要相信它。 互聯網時代出現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我們自己創作的被人搬上去，我們要保護，但是我們沒創作，被人家搬上去，我怎麼保護？這個問題提供給大眾，希望專家來幫我們想一個辦法，謝謝大家！ 在「辟雍雅集·大美尋源」當代優秀書畫家作品展上的演講 時間：2014年4月26日 地點：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 尊敬的文章同志、大為同志、歐陽中石先生，還有吳悅石先生，還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藝術家，以及現場所有的觀眾，下午好！ 我非常榮幸能夠參加「辟雍雅集·大美尋源」這麼一個活動。國子監、孔廟我來過很多次，每次來心裡都洋溢著一種很強烈的感情，就是一種自豪感。在這裡可以體會到、感受到我們中國的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也可以感受到我們歷朝歷代對文化的敬重，所以「敬畏」兩個字始終心頭繚繞。 每次來我都會把國子監和孔廟的每個角落都轉一遍，尤其在東南角上那一片碑林裡面花費過很多的時間。那碑上刻著明清兩代的科舉名榜，中了進士的人都會在碑上留下他的名字，而我經常在裡面發現我們山東高密、山東濰坊的很多進士的名字。這些先賢，儘管想象不出他們的相貌，也不知道他們做出了學術上的哪些貢獻，但是看到他是我的故鄉人，都會感到特別親切。而且在這個碑上也發現一些著名的、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上留下光輝名字的人物——中國歷史悠久的科舉制度，也並不是一無所成，全盤否定它好像也沒有太多的道理。我們看過《儒林外史》這樣的小說，知道科舉制度很腐朽，也知道好多讀書人為了科舉，為了功名，耗費了自己的一生，變成了無用的人。但是我們在碑上也可以看到確實有很多傑出的知識分子是通過科舉這樣一種方式，通過這樣一種讀書的道路，在中國歷史上嶄露了頭角，做出了輝煌的、不朽的業績。可見，對我們歷史上、文化上的很多事情，確實應該抱有客觀的、公正的、一分為二的態度，不能報以全盤的否定，也不能全盤地繼承。 我來到國子監、孔廟這樣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地方——孔廟代表我們的文脈，國子監是天子的講堂，代表著我們明清兩代這種文化的真實和學術的真實——在這個地方搞書畫展非常有意義。它起碼錶現了主辦者對我們先賢的敬畏。我們今天的文字書畫，都與我們的歷史密切相關，而如果我們要把畫畫好，把字寫好，肯定離不開悠久文化歷史的傳承。中國的先人為我們創造出一座座高峰，我們要登攀上這些高峰都要氣喘吁吁，我們要超越這些高峰，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在這種輝煌的歷史文化面前，我們怎麼做，值得每一個搞藝術的人深思。 我們不能說我們這個年代就毫無建樹了。面對我們祖先的光輝業績，我們要敬畏，但也不要自卑。我們將來也會成為先人，幾百年以後我們的子孫也會把我們當作先賢。那時候他們也會想我們這些人做出了什麼值得繼承的。所以我覺得我們肩上的擔子很重。我們現在總是在向我們的祖先學東西。我想我們成為先人之前，也應該給後人留下一點讓他們學習的東西，所以任重道遠。確實非常不容易！好像只有創新，只有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新，然後才有可能讓我們自己成為先賢，才有可能無愧於這個時代。 我們要創新，無非是第一要繼承傳統，第二是「左顧右盼」，向外部學習，向其他的藝術門類，向其他國家的藝術家學習。然後就是火熱的、豐富的、五光十色的生活。從生活中獲得靈感，獲得創作的素材，然後才有可能讓創新變成現實。否則的話，離開了生活，離開了傳統，離開了借鑑，創新是無從談起的。 我是一個藝術的門外漢，對書畫基本不瞭解。面對眾多的大藝術家，我說了那麼多話，如果有不對的，請大家批判。 謝謝大家。 在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上的演講 時間：2016年9月20日 地點：甘肅敦煌國際會展中心 下午好，能夠在敦煌參加這樣一個盛會我感到非常榮幸。我是第二次來敦煌，上一次來是二十八年前。二十八年彈指一揮間，變化非常大。敦煌這座城市變了，周圍的環境也有變化，敦煌的藝術品沒有變化。有很多特別容易變的東西，也有一些很難變化或者說永遠不會變的東西。文化的東西應該是傳承的、難以變化的，應該是人類社會中持續存在的。 我原來也沒有想到來要演講，沒有做準備。說什麼呢？首先談一點簡單的觀感。我來敦煌後看到這次絲路文博會的logo（形象徽標），設計得很好。第一眼看上去是兩條交叉的彩虹，符合絲綢之路文博會的基本結構；再一看是個文字；再仔細一看，是一個大步奔跑的人，看起來跑得很輕鬆很愉快，我看像是個女性，揮舞著綵綢。這個人應該是面向西方，向西方大步奔跑，符合三十年來中國人前進的方向。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人在很多方面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藝術管理都向西方學習，而且取得了大的成就。中國大踏步地前進是與向西方學習分不開的。但是換一個方向看，這個人又是向著東方奔跑。所以不僅東方人要向西方學習，西方人也要向東方學習。我想這也是絲綢之路之所以能夠存在幾千年，並且在沉寂了數百年後重新被發揚光大的原因。一切交流都是雙向的，一切交流都是自發的、來自民間的，是一種很簡單的需要，然後慢慢擴展成為國家的行為。在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過程當中，西方人也在向中國人學習，向東方學習，所以這條貫穿東西的絲綢之路是文明交合之路，是互相學習、互相借鑑之路。當然我們的老祖宗沒有想到文化方面、政治方面的意義，無非是想要把自己最好的東西賣給別人。商人把東方的物資運到西方去，再把西方的東西運過來。這樣一種最初出自經濟目的的交往，後來慢慢地擁有豐富的文化的含義，因為任何東西都能用文化來概括。絲綢看起來是一種物品，可以用來做衣服，用來做彩旗，但它本身也是一種文化。它上面有圖案，有顏色，它穿到唱歌跳舞的演員身上就變成了他們藝術的一部分。當然，中國的商人也在這個過程中從西方拿到很多東西，比如胡麻、胡桃、西瓜，它們是一步一步過來的。我們現在吃的玉米、地瓜、紅薯、土豆可能來自更遙遠的南美大陸，也都是從西方來的。這種交流確實是促使民族和諧、人類進步巨大的契機。絲綢之路從個人行為變成群體行為，從群體行為變成國家行為，無疑需要政府的協調，沿途的管理，維持這條路上的秩序，才能使這條路暢通無阻。 我對剛才德國湯若望先生後人的發言非常感興趣，他用非常簡潔的發言向我們概述了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簡短的歷史。這讓我想到去年去泉州參加紀念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活動，自然談到一個人——鄭和，也會聯想到鑑真。在幾百年前科技還比較落後、物質還很不發達、信息還不充分暢通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已經冒著生命危險乘風破浪駛向遠離本國的遙遠的國度，把中華的文明傳播到西方去，也把西方的文明帶回來。剛才湯若望先生的後人說當年在海上航行時最嚴重的挑戰是船員們會得一種不治之症——壞血病。後來，鄭和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在船上發明瞭生豆芽這種簡單的技術，帶上足夠的黃豆，在船上生豆芽。豆芽能夠提供維持人健康足夠的維生素，所以中國船員不得壞血病。鄭和曾經從非洲帶回一頭長頸鹿獻給皇上，中國民間傳說中的瑞獸麒麟，據專家考證就是以長頸鹿為範本創造出來的。鄭和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帶回來一隻長頸鹿。一隻長頸鹿在海上漂泊那麼長的時間，要活下來來到中國，這中間的很多細節都是需要作家的想象的。湯若望先生後人的演講讓我產生了許多文學方面的聯想，想象我們的祖先為了這隻長頸鹿怎樣能夠平安地來到中國，在船上想了多少辦法。長頸鹿還要吃樹葉，你不能讓長頸鹿吃豆芽。他們肯定想了很好的辦法，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總之，一方面，今天這個時代讓我們看到了科學的進步，讓我們感覺到我們超過了我們的祖先。另一方面，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超過我們的祖先，當年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法創作了一些作品，完成了一些事業，是我們今天還無法模仿的。我們還不知道鄭和如何把長頸鹿帶到中國；我們也無法還原出當年在敦煌石壁上開鑿洞窟的那些藝人們，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創造出這樣的燦爛的藝術品；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頭腦中怎麼會產生這樣美妙的圖像，他們的想象力怎麼會那樣發達，他們的想象力建立在什麼樣的文化基礎之上。毫無疑問有佛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以及中國本土文化，多種文化作為他們想象的基礎，然後培育出、融合出燦爛的敦煌文化。從敦煌壁畫的角度我們也能看出，只有交流才能進步。經濟是這樣，文化是這樣，藝術更是這樣，只有交流才能產生新的東西，新的靈感，只有交流才能創新。文化交流根本的目的應該歸結到創新。如果我們僅僅是把我們已有的東西給別人看，把別人已有的東西拿過來照樣複製，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現在感嘆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如此璀璨的文化寶庫，一千年以後我們的後代，問：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了什麼？他們可能會說：「他們很好地保存了敦煌石窟的文化。」但是我們創造了什麼？我想我們保存好現有的文化，無愧於先人。可假如我們僅僅是一個保存者、保護者，而不是一個創造者，我們就會有愧於我們的後代。因此，在交流的時候，一定要強調創新意識，創新是吸別人的長，補自己的短。 我跟法國的建築大師保羅·安德魯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他和我談過當年在北京建設國家大劇院時的一些想法。當時全世界幾十個建築大師都拿來設計方案，最後他的被選中了。我問他：「你為什麼要建成這樣一個大鴨蛋的形狀？」我們對這個建築充滿異議，覺得不倫不類，跟中國的建築風格不協調。當時國家大劇院還沒有開始使用。保羅·安德魯先生對我說：「用不了多久，國家大劇院啟用之後，請您進去看一場演出再來談談你的感受。」後來我真的去看了，很是震撼，尤其是夜晚的時候，燈火亮起來，大劇院前面水池裡的倒影就像中國傳統的陰陽魚的符號一樣，的確讓我感受到一種和諧之美。深入進去之後感覺不到壓抑，而是感覺大劇院非常敞亮。他也是在限制中的一種創造——有關部門要求他建築高度不能超過人民大會堂，它只能往地下發展，後來一再壓低高度，壓到地下五十米。因此我認為，並不是完全一樣就是和諧，或者說類似就是和諧，有時候在尖銳的對抗中也會產生一種對抗的和諧，這種和諧可能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和諧。所以現在我們的頭腦應該更寬闊一些，我們的包容性應該更大一些，把我們的事業放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來考量我們遇到的一些對抗的、對立的事物。當時不和諧的事物，幾十年之後可能就是和諧的了。比如法國的盧浮宮前的小金塔，當時曾經覺得是不和諧的，但是現在進去後會發現已經成為和諧的一部分。 在建築上有一些也體現了中西文化的對抗的融合。走在中國，會發現很多廟的建築很像京都奈良的建築。我跟隨行的人這樣講，他們都說不是，是京都奈良的建築很像我們中國唐朝時的建築。有的說當年鑑真他們東渡，把中國的建築藝術帶到了日本；日本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留學生遠渡重洋來到中國，把中國的文學、中國的藝術學到了日本去。他們沒有照搬，有發展、有創造。我們現在看日本的文化讓我們感慨萬千，許多在中國早就失傳的東西可以在日本找到源頭，在日本文化中可以發現我們的漢唐文化、明清文化，但是他們是在學習的基礎上結合了本民族的地理的、氣候的、歷史傳承的種種文化因素，融合成了一種新的屬於日本的文化，反過來讓我們學習。所以我們的絲綢之路最終、最遠大的目的，也就是要變成一種在充分交流碰撞的基礎上創新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新的藝術作品，使我們在百年千年之後無愧於我們的後代。 謝謝大家！ 紀錄片與文學——在第五屆中國（嘉峪關）國際短片電影展開幕式上的演講 時間：2016年9月22日 地點：甘肅嘉峪關 各位上午好： 上星期我看了中央電視臺第十頻道的一個健康節目，節目中的醫生說：「不論什麼樣的鈣片都比不上晒太陽。」今天上午我們在嘉峪關晒了兩個小時的太陽，嘉峪關應該收費，收陽光費。在北京沒有這樣的太陽，沒有這樣的空氣。在全國許多地方也沒有這樣的太陽。建議將來我們的旅遊局開設一個晒太陽的項目。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紀錄片與文學」。紀錄片與文學真是有很密切的關係。二十世紀，我們中國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先生在日本仙台醫科專門學校留學期間曾經看過一部幻燈片。幻燈片肯定是最早的紀錄片了，那個時候的技術肯定比現在要落後，那個時候還沒有發明電影膠片。這個幻燈片的內容是一箇中國人給一個俄國人做間諜，被日本人發現，日本人要槍斃中國人。片中不僅表現了行刑的過程，也拍攝了很多觀看行刑的場面，其中有很多看自己的同胞被殺的中國人。魯迅看到這個紀錄片後靈魂受到巨大震動，感到醫學雖然可以治病救命，但不能救治人的麻木的心靈。所以魯迅先生最後決定棄醫從文，決定要醫治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的病態，可能比治好一兩個病人更加有意義。隨後不久便做出棄醫從文的決定。當然，這是不是魯迅棄醫從文的全部原因還有待考證，這件事情是在他的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中記載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紀錄片的觀看者，打開電視換換頻道就會發現紀錄片。而且紀錄片的範圍是如此之廣，紀錄片最早與電影沒有區別；在電影的默片時代，所有的紀錄片都是電影。後來紀錄片作為一個獨立的藝術品種與電影有所區別了，但它的最基本的功能與實現方法依然還是用機器來記錄。電影中的人可以由演員來表演，可以根據一個預先寫好的腳本來不斷地表演，表演不滿意可以再來一遍。而紀錄片從它的特性上來說可能不允許反覆地排練。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紀錄片的最大的特徵就是它的真實性。為什麼我們會被紀錄片所震撼？就是因為我們認為紀錄片是真實的，是沒有經過導演的。當然紀錄片的真實性在紀錄片行當裡也是很有爭議的一個話題。究竟怎麼樣才算真實？難道原封不動地偷偷地拍下來就算真實嗎？偷偷地拍下來未經剪輯過的材料放出來就是紀錄片嗎？有藝術價值嗎？有思想意義嗎？這些問題值得討論。 我前幾年與我們社科院的一個同事一起去英國，他指著一個標識「CCTV」，說：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我說是不是中央電視臺在這裡拍攝的一個外景地。他說不是。他說這是監控的意思。也就是說在英國倫敦，每一個角落、每寸土地都為「CCTV」所監控。現在我們中國監控錄像也非常發達。我今年夏天回到故鄉，住在離縣城五十公里的一個小山上。這個山上有一個農民種了一片穀子，穀子地的地頭上竟然也安裝了一個攝像頭。我問他為什麼在這裡裝攝像頭。他說萬一有人來偷我的穀子呢。我問還有別的意義嗎。他說我要看看麻雀怎樣來偷吃我的穀子。我覺得他前一個目的是農民都有的，防止莊稼被別的人偷去，但是後一個目的就很有藝術味道——看看麻雀怎樣偷他的穀子。這樣的攝像頭每一個路口都有，每一個村口都有，每天二十四小時不斷地拍攝。但是這些東西放出來不應該算紀錄片。我們所謂的紀錄片還是應該有導演、有藝術構想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紀錄片也是選擇的藝術。面對如此豐富的大千世界，這麼多的物種，這麼多的自然風光，這麼多的動物，這麼多的人，我們究竟拍什麼？當然要選擇。選擇的藝術事實上是對選擇者的一種考驗。有的人選擇了精華，拍出了精華；有的人選擇了糟粕，拍出了垃圾。所以，藝術創造有一個共同的原則，無論是紀錄片的創作，還是文學的創作、美術的創作，從根本上來講都是選擇的藝術，都需要創作主體提高自己的藝術感受力，提高自己的藝術鑑賞力，然後才能創作出藝術精品來。我以前也與一些藝術家談論過小說改編電影的問題。小說被改編成電影也是一種選擇的藝術，是導演從一部小說裡選擇他最需要的東西，然後經過編劇、拍攝，最後變成一個來源於小說但不同於小說，甚至在不同意義上高於小說的藝術作品。事實上我們的紀錄片導演每天都面臨著選擇，拍了許多素材，最後從這些素材中選擇出最能夠表現創作意圖的畫面，經過剪輯，形成一個完整的藝術作品。紀錄片之所以是藝術，就在於它經過主觀性的選擇。 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紀錄片的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化。我們剛才看了大衛先生拍攝的紀錄片，毫無疑問是精品，要求創作者有獻身精神。為了拍好動物，可能幾個月要蹲守，可能要白天在家，晚上出去拍攝，甚至可能要冒著生命危險。要拍老虎，老虎可能一時獸性發作撲上來，拍攝大象，大象發怒了也是很可怕的。在高度的獻身精神和藝術選擇的能力之外，也還要依賴於科學的進步。魯迅的年代只能看幻燈片，無論多麼高明的導演和攝影師也拍不出現在這樣的片子來。現在，這樣的時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精美的紀錄片。 隨著手機的普及，隨著手機的攝像功能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技術化，每一個人實際上都是紀錄片的製作者。這樣一個人人抬起手來就可以記錄現實的時代，紀錄片的概念在無限擴大。這樣一種大眾性的記錄，有時候也會給我們留下無比珍貴的鏡頭，會記錄下無比珍貴的、不能再現的景象。前幾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視頻，拍攝的是龍捲風把海里的水吸到天上的景象，就是高速旋轉的，頂天立地——不，頂天立水的巨大的水柱。過去我曾聽我爺爺講過，說有一年他去割草的時候，突然碰到一場大風，他使勁抱住一棵樹才沒有被捲到天上去，然後看到從天上彎彎曲曲下來「一條龍的尾巴」，把池塘的水全都吸到天上去了。頃刻之間水很深的池塘被抽得底朝天。他給我用語言描述了這樣一種奇特的自然景觀，但是現在舉起手機就可以把這個景象記錄下來。另外，現實生活中很多的自然災害、突發事件，因為有了手機，使這樣的記錄變成了珍貴的人文資料。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紀錄片也是技術的藝術，紀錄片不斷的進步是建立在技術的進步的基礎之上。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發展，未來的紀錄片肯定會有更加令人歎為觀止的面貌。 藝術都是觸類旁通的，作家需要向畫家、音樂家學習，也需要向紀錄片的製作者學習。我們學習的方法就是觀看他們製作出來的東西。二十年前，我看過一部描寫魚類遷徙的紀錄片。這個拍攝的難度也相當大，從一條小魚苗慢慢地遊向大海開始拍，然後到一條成年的魚從大海洄游到母親河繁衍後代的過程。這是一個漫長的充滿了戲劇性、危險性的洄游過程。這需要好幾年的時間，需要漫長的旅途。大馬哈魚從海洋游回陸地淡水河的時候要經過無數的磨難，不亞於唐僧取經。它會被人不斷地捕撈，會被動物不斷地捕食，也會受到人工水壩的影響，最後能夠回到產卵地的只是萬裡挑一。生命最強健的、運氣最好的個體回到了它的產卵地。這樣一個過程，讓人看了以後感慨萬千。一條魚為什麼要到大海里去成長？長成以後為什麼要回到它的母親河裡來產卵？它是怎樣辨別方向的？它依靠什麼從茫茫大海里回到萬裡之外的最早的出生地？科學家給了很多解釋，有的科學家認為它是憑著對氣味的記憶，魚類記住了它們出生的母親河的氣味，追隨著氣味回到了它的出生地。我受到這樣一個片段的啟發，寫了一篇散文，也是一篇發言稿——《小說的氣味》。一個作家要寫小說，小說也應該是有氣味的，小說家應該向魚類學習，有一種深刻的、豐富的對自己童年故鄉的記憶。這種記憶可以是具象的，可以是圖像，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氣味。好的小說應該是充滿感覺的，感覺中有人的觸感、視覺、嗅覺。當描寫一個市場的時候，這個市場是有水果的氣味，有烙餅的氣味，有烤羊肉的氣味，也應該有人身上散發出的汗味。描寫一個人的臥室的時候，臥室裡也應該是有氣味的。要描寫花的時候，描寫植物的時候，都要調動人對氣味的想象。 現在的科學非常發達，我們的錄像技術、攝影技術日新月異地在變化，令人遺憾的是沒有記錄氣味的機器。什麼時候科學發展到能夠把氣味記錄下來的程度，到那時我們的紀錄片會比現在更加吸引人。剛才呂品田院長說到他看過的《舌尖上的中國》。這部紀錄片在中國觀眾中影響巨大，很多電視臺在反覆播放，我也看了很多遍，看的時候食慾被調動了起來。它不僅表現了食物的原材料的生產製作方式，也用紀錄片的方式向我們展現了在享受這些美食的人們。我們看到了這些美食的形狀、色彩，中國的飲食講究色香味俱全，很遺憾我們嗅不到氣味。我希望我們將來科學發達了在錄像的同時能把氣味記錄下來，那個時候大衛先生再拍出來的紀錄片就會更加吸引人，我們不但看到大象白天的形象、夜晚的形象，我們還能同時嗅到大象所發出的氣味。 謝謝大家！ 幻想與現實——在中國-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討會上的演講 時間：2015年5月22日 地點：哥倫比亞波哥大聖卡洛斯宮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祖國哥倫比亞看看，現在，這個幻想變成了現實。本世紀初，我曾經幻想在某次國際文學會議上與加西亞·馬爾克斯見面，並且想好了見到他時要說的第一句話，但因為他身體欠佳，沒有參加這次會議，這個幻想沒有變成現實。 拉丁美洲文學對於我們這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寫作的中國作家是異常輝煌、又分外親切的文學現實。那時大量拉美文學被翻譯到中國，我和我的同行們如飢似渴地閱讀，受到了很大的啟發。我當時的感受和馬爾克斯當年在巴黎的閣樓上初次讀到卡夫卡的小說時的感受是一樣的：啊，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啊！ 1987年，我寫過一篇題為《兩座灼熱的高爐》的文章，講述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美國作家福克納帶給我的啟發和誘惑。他們啟發了我可以怎樣寫，但他們也誘惑著我像他們那樣寫。我在文章中表達了想要擺脫他們、創造一種具有鮮明民族風格和個人獨特風格的文學的幻想。三十多年來，在中國作家的共同努力下，這個幻想也基本上成了現實。 文學幻想，展現了人類對幸福和美好未來的嚮往。幻想可以使得文學更加逼近現實。當然，無論多麼神奇的幻想，也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中國清代的文學家蒲鬆齡的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中，很多情節荒誕不經，但卻讓人不覺其虛假，原因在於大量富有現實生活氣息的細節。譬如其中有一篇小說講某次雷雨過後，天上掉下了一條龍。我們都知道龍是一種根本不存在的動物，但蒲鬆齡寫這條掉到地上的龍身上落滿了蒼蠅。龍將身上所有的鱗片張開，讓蒼蠅鑽進去，然後它猛地閉合鱗片，將蒼蠅消滅。後來，天降大雨，雷聲隆隆，龍呼嘯一聲飛到天上去了。這樣的細節，讓龍這種虛幻的動物獲得了藝術的真實性。又如我們熟悉的《百年孤獨》中有這樣一個細節：霍塞·阿卡蒂奧中彈身亡，他的血沿著大街小巷、曲曲折折，一直流到了母親烏蘇娜的廚房裡。烏蘇娜循著血跡，來到出事地點。通過這個細節，母子深情，得到了集中而強烈的展示。這些極盡誇張的故事，因為來自現實生活的細節的真實，以及作家講述時的高度自信，從而產生了巨大的說服力並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魅力。 最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令世界矚目的巨大進步和變化。當年我們幻想的事情，今天已經成為現實；當年我們做夢都沒想到的事情，今天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現實。 前不久我回故鄉高密，遇到了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他談到了四十多年前，我與他一起在村子裡幹活時的一些往事。當時我是一個懶惰的兒童，他是一個勤奮的幹農活的好手。我曾經跟他說：將來，割麥子、掰玉米、摘棉花，這些沉重的農活，都可以用機器代替。他諷刺我說：將來還會有一種機器，一按電鈕，包子、餃子、雞鴨魚肉都會熱氣騰騰地冒出來，你等著吃就行了。這次碰到他，他說：大侄子，你了不起啊，你能預知未來！你當年說的，都成了真事了。我說：大伯，那些事，都是我從報紙上看到的。他說：你再給我預言一下，再過三十年，還會有什麼變化？我說：大伯，我真的不知道三十年後會是什麼樣子，連三年後的事我都不知道，但您當初說的那種一按電鈕，各種好吃的好喝的都會冒出來的機器，從技術上來講，完全可以變成現實。 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是中國作家面臨著的現實，是我們文學藝術最寶貴的創作資源，也是我們的藝術幻想的根基。我當年坐在每小時速度50公里的火車上，幻想著自己是騎著一匹駿馬在田野裡奔馳；現在我坐在每小時300公里的高鐵上，幻想著自己是騎在一枚火箭上向月亮飛馳。現實變了，幻想也會變。不瞭解現實，幻想的翅膀就無法展開。因此，作家必須與時俱進，才能寫出富有時代氣息的作品。即便寫的是歷史題材的作品，如果作家能以最新的現實為立足點，也會使古老的故事產生新意。 我曾經想好的見到馬爾克斯時要說的第一句話是：先生，我在夢中曾與您喝過咖啡，但那咖啡的味道跟中國的綠茶一樣。 老作家與愛奇藝——在愛奇藝世界·大會網劇論壇上的演講 時間：2019年5月10日 地點：北京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從來沒有走過這麼漫長的舞臺，也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透明的講臺。剛才龔總在上面演講的時候，我在下面有點焦慮。他那兩條腿是筆直的，不需要一個講臺屏蔽，而我這樣雙腿彎曲的老作家，需要一個不透明的講臺把腿遮一下，才能靈活自如發揮。感謝愛奇藝體貼的安排。 去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去年大家談得最多的一個話題，就是四十年前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世界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們坐在高鐵上感受風馳電掣的速度時，從前確實沒有想到火車會跑得這麼快。我們走進商場裡看到琳琅滿目的商品時，從前也確實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東西要賣。我們會回想起當年，很多商品都需要憑票購買，要走後門才能買到一塊手錶、一輛自行車、幾尺化纖布料，那樣一種窘迫的狀態。當我們坐在餐桌旁，面對著滿桌子令人眼花繚亂的食品時，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東西吃，我們也可以聯想到當年拿著二兩麵票換一個雞蛋的生活狀態，可以聯想到為了吃一頓飽飯喪盡尊嚴的往事。我們打開電視，打開電腦，點開愛奇藝的欄目，會看到許多節目，可以說是五花八門、豐富多彩。總之，我們的確做夢也沒有想到人類的社會會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四十年來真正深刻的變化是在互聯網出現之後，人類的生活從此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層次。過去許多神話般的想象都變成了現實，過去很多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都在我們手底下實現了，包括愛奇藝，也是在互聯網和光影技術進步基礎上盛開的一朵「奇葩」。 這樣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機會，也給我們提供了更奇異的幻想的基礎。我是一個老作家，愛奇藝是個新事物，我一直認為我跟愛奇藝沒什麼關係，但後來一想，我跟愛奇藝其實早就發生過很多關係。我喜歡地方戲曲，經常會在網上搜索一些舊戲的選段。我看的很多地方戲曲片段都是通過愛奇藝這個平臺來看的。在不知不覺中，我個人的藝術愛好已經需要愛奇藝給我支撐，我已經享受了愛奇藝提供給我的便利，已經享受到了愛奇藝人的科學思維成果，應該對他們表示感謝。 作為一個老作家，我跟愛奇藝不僅僅是點開平臺觀看我喜歡節目的關係，而是有可能跟愛奇藝建立一種密切的合作的關係。我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認為我已經變成一個沒有用處的人，一個被時代淘汰的人。後來我慢慢發現，事情也許還有新的轉機。因為我想到了，無論是愛奇藝，還是其他的藝術創作單位，只要拍電影、拍電視、演戲曲，都離不開故事，而文學的原著是許多優秀劇目改編的基礎。我記得幾年前在英國看過音樂劇《悲慘世界》，這樣一個常演不衰的經典劇目，是根據法國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說改編。同樣常演不衰的《歌劇魅影》也是改編自小說。而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電視劇作品那更是不可勝數。文學為很多的藝術門類提供了基礎。由此我想，我寫了許多年的許多小說，也許會藉助於網絡藝術平臺得到展示。 面對著愛奇藝這樣一個「保守」的平臺，一個保存歷史的平臺，這樣一個反映現實的平臺，這樣一個建立在保存歷史、反映現實的基礎上想象未來、展望未來的平臺，我覺得我的許多故事很可能會煥發新的生機。 有人說過，所有的故事，都被莎士比亞講完了，但是莎士比亞的故事還是在花樣翻新地講來講去。也就是說故事是簡單的，講法是新的，許多老故事在新的時代裡會重放光彩。魯迅先生說過：「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祕事……」同樣一本書，每個人會根據個人的身份、年齡、經歷，讀出完全不同於他人的感受。好的文字作品具有生命力，它會與時俱進，它會在新的歷史時期讓新的讀者感受到新的內容、新的內涵。改編舊的經典作品，改編歷史題裁的作品，都需要與時俱進。我一直支持我的作品的改編者能大膽地想象，大膽地再創作。當年跟張藝謀合作《紅高粱》的時候，他問我，需要遵循哪些改編的原則？我說沒有原則，你想怎麼改就怎麼改。我說可以讓我小說裡的爺爺奶奶在高粱地裡談一場風生水起的戀愛，也可以讓他們在高粱地裡搞一場科學實驗。後來張藝謀把小說裡這麼一段變成了電影《紅高粱》裡轟轟烈烈的長達五分鐘的場面。這樣的發揮，這樣的再創作，我作為原作者是非常高興的。迎親路上顛轎的細節，也被拍成讓人難以忘記的熱鬧場面。好的改編並不是刻板地按照原作來講故事，而應該提取原作的精華，大膽地想象，超常地發揮，讓一些看起來在原作裡不起眼的細節變成電影裡光彩奪目的情節，這才是成功的優秀的改編。 我自己在改編一些歷史故事的過程當中也有這樣的體會，有一些眾人熟知的歷史故事，數百年裡，各種各樣的戲劇，其他的藝術門類，都進行過改編。比如我曾經寫過一個話劇《我們的荊軻》，荊軻是一個俠客，經過一代又一代藝術家的創作，他作為一個光芒四射、視死如歸的正面形象已經深入人心。當空軍話劇團的導演讓我把荊軻刺秦的故事編成話劇的時候，我就想，如果我按前輩藝術家的方式，把它寫成話劇，那沒有任何意義。荊軻這個人物、荊軻刺秦這個故事還有沒有新的解釋的空間？荊軻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有沒有再塑造的空間？我想還是有的。荊軻的內心世界是什麼樣的？他接受刺秦的任務是為了報知遇之恩嗎？是為天下的老百姓除惡嗎？理由都不是特別充分。我在這部話劇裡，把名和利引入到刺秦這樣一場歷史上的著名事件裡去，我努力做到自圓其說，用各種各樣的細節來證明這個立論的合理性。我用豐富的細節來論證這個主題，使之產生強大的說服力，觀眾就會認可。將來肯定會有電影導演、電視劇導演、電視劇編劇、電影編劇或者其他劇種的編劇、導演來改編這樣的歷史故事，來改編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文學作品，包括我本人的作品，我希望大家放開手腳，與時俱進，就像當年張藝謀改編我的小說一樣。 為什麼要與時俱進？因為我三十年前寫的小說，是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的產物，是我當時的認識水平、文學能力的產物。到了現在，如要改編成影視作品，就需要根據新的條件，根據社會的變化，來對它改造。或者是把不適合在影視中表現的情節變成另外的情節，或者是把其中的人物進行新的闡釋。本來他是反面人物，可以把他變成正面人物，只要我們改編的合理就能站得住。2014年山東電視臺把《紅高粱》改編成電視劇的過程中，也充分體現了我剛才所說的。《紅高粱》拍了60集，一部不到30萬字的小說，要變成一部60集的電視連續劇，這個長度顯然是不夠的，必須加人加故事。這個加人加故事，怎麼個加法，需要考驗編劇的智慧。首先，要加的所有東西都不能背離原作最根本的主題，寫人的精神，寫人在逆境當中的反抗、堅持、奮鬥、不屈服的精神，敢跟外界的惡勢力、跟自己內心黑暗做鬥爭。後來，事實證明，《紅高粱》的改編非常成功，獲得了很多的獎項。當然獲得獎項未必就是說改編得真好，最重要的是來自觀眾的口碑證實了這次改編的成功。 愛奇藝也好，其他的藝術創作團體也好，面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寫出來的大量的文學作品，這樣一個寶庫不能忽視。儘管我們可以編更新的更時髦的更現代更奇幻的故事，但是這麼多中國作家四十年來所創造的、調動了每個人最寶貴的經驗寫出來的作品，裡面蘊藏著許許多多的寶貴的故事內核，我們可以把這部分發掘出來，使之大放光彩。 從某種意義來說，愛奇藝是一個保守的平臺，這個保守不帶貶義，是保住和守住我們已有的文學的產品，包括我們的傳統，我們的歷史遺產。愛奇藝像一個巨大的倉庫，已經把許許多多寶貴的有價值的東西保存了，我們隨時可以用手機、電腦來打開這個寶庫的門，來欣賞來回顧，從中受到教育，從中獲得力量。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對舊有的傳統和文化的保護，才有可能在這樣一種基礎上進行創新。 愛奇藝是創新的巨大的平臺。現在各行各業，創新都是非常時髦的概念。很多會議，最終都會歸結到創新這兩個字上。怎麼樣創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作為一個寫小說的，我覺得小說家的創新離不開從我們的前輩的作品裡學習，瞭解他們的技巧和精神的力量，然後深入到現實生活裡去，積累素材，尋找靈感，然後再運用自己的想象力，用獨創的方法，把故事講出來。電視劇、電影、話劇、戲曲也離不開這些，即便要改編舊的東西，也應該把新的思想注入進去。化腐朽為神奇，讓神奇更神奇。把編劇的、導演的、演員的，所有的創作人員的智慧集中起來，融會為一體，這才有可能產生一個好的作品。 創新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創新的初始階段甚至有模仿。廣開眼界，向本行業的經典作品學習，向其他藝術門類的藝術家們學習，向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學習，也應該向外國的同行們學習。只有站在這樣一種廣闊眼界的制高點上，我們的作品、我們的藝術成果才可能成為傑作。今年我去過兩次日本，目的非常明確，第一次是去觀看在日本展覽的顏真卿《祭侄文稿》，此寶之前一直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這次日本東京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聯合在東京博物館舉辦了以顏真卿《祭侄文稿》為主、李公麟《五馬圖》為輔的書畫聯展，影響巨大。許多中國人專門飛到日本去觀展，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當我面對這些藝術瑰寶的時候，雖然隔著厚厚的玻璃，還是感覺到一股強大的氣息撲面而來。為什麼中國古代藝術家創造的藝術除了能夠引起中國觀眾的興趣，還能引起日本觀眾的興趣？因為偉大的藝術作品是超越國界的，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第二次是專門去看日本的戲劇。首先看日本的傳統戲劇歌舞伎。歌舞伎很多方面跟中國的京劇相似，化妝、臺上演員的表演、服飾，都可以從京劇這邊找到源頭。日本的歌舞伎演員都是年齡很大的男演員，沒有一個女演員，也沒有年輕的男演員。一個老男人要在舞臺演一個18歲的青春少女，怎麼演都不像，所以只好用極具誇張的化妝來掩飾。反而是這種掩飾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他們的舞臺背景上經常會出現漢詩，用漢字寫的。其中一齣戲裡的一個情節讓我很感興趣。一個畫師，被關押，憤怒吐血，用這個血在屏風上畫了一隻老虎。刺客來行刺，屏風上的老虎破紙而出，跳出來的巨大的老虎跟我們廣東地區的舞獅子非常相似，在舞臺上展開的一場本來是殘酷的暗殺與反抗的搏鬥，變成了一場像獅子舞一樣的帶著喜劇色彩的表演。這樣一種反差，這樣的藝術效果，讓人產生很豐富的聯想，也使歌舞伎這個劇目具有了現代性。寶塚劇院，剛開始是日本的鐵路文工團，延續百年，現在是世界聞名的藝術團體，幾個組輪番演出，精美絕倫，一票難求。寶塚的演員都是年輕美貌、能歌善舞的姑娘，不能結婚。當青春少女扮演成英俊的男人時，這樣一種帶著柔情、英氣勃勃的男女混合的藝術造型，迷倒了成千上萬的日本女性。這種表演和受眾之間的關係也值得我們深思。為什麼寶塚劇院演員的粉絲們甘願冒著大雨等候她們心中的偶像？為什麼會產生這樣一種混合的奇特的審美？中國的藝術團體應該去看看寶塚歌舞團的演出，沒準就能激發創新的靈感。像愛奇藝這樣一個巨大的創新的平臺，是不是可以讓主創人員去看一看日本的歌舞伎和寶塚的節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們的未來肯定非常美好，前途是輝煌的。這一方面體現在愛奇藝會把更多更美的人類的藝術珍寶拿到平臺上來，讓大家更方便更廉價地獲得需要的喜歡的東西；另外一方面，作為一個創新平臺，必須做出自己的節目，不僅僅有別人的，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愛奇藝已經創作出了自己的廣受歡迎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充滿活力和想象力的創新團隊，這是愛奇藝能夠立於不敗之地的重要的基礎。 怎樣創新？怎樣發展？我想有兩個方面：一是思想解放。一切的創新都建立在思想解放的基礎上。第二是技術進步。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建立在互聯網基礎上的平臺，技術進步、技術支撐是十分必要的。說到思想解放，我想到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八一電影製片廠召集我們開會，討論革命歷史、軍事題材電影劇本的創作問題。我發言說，我們都讀過斯諾的《西行漫記》，這本書裡用了一大段來描寫他在延安窯洞裡採訪毛澤東主席的經過。書裡寫道，毛澤東主席跟他談了三天三夜。一會兒站著說，一會兒躺在炕上說，一會兒抽著煙說，一會兒從身上捉著寄生蟲說。那些被捉的寄生蟲，有的扔到爐子裡，有的用指甲壓死。我從這個細節裡讀到了偉大，讀到了神聖，讀到了天才，讀到了浪漫。他談的是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談的是他個人的驚險傳奇的親身經歷，談的是邊區的形勢，談的是中國的形勢，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談的是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憧憬，全是高大上的話題。在什麼情況下談？是在拉著褲腰捉著蝨子的情況下談的，這就是大英雄的本色。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情節，如果在銀幕上展現，不就是偉大的作品嗎？這樣的電影，這樣的毛澤東，會讓我們感覺到無比的親切。 另外是技術進步和技術支撐。上個星期我在青島參觀了一個博物館，這是一百多年前德國水兵的俱樂部，現在變成了青島的電影博物館，這是中國大地上第一次放映電影的地方。館裡展示了很多當時的放映設備、歷史照片，包括當時侵華德國水兵後人來這裡參觀的照片、錄像。那時候的電影都是無聲電影，後來無聲的電影漸漸發展成有聲的電影，黑白的電影漸漸發展成了彩色的電影，現在我們的光影技術也是一日千里地進步。我有一個夢想，什麼時候我們在電影院看電影，當銀幕上出現了玫瑰花，我們在觀眾席上可以聞到玫瑰花的香氣，如果屏幕上出現了一隻燒雞，我們就可以聞到燒雞的香味，如果屏幕上出現一個嬰兒，我們就能夠聞到嬰兒那種令人心醉神迷的奶香味，這樣的電影才是真正立體化的，這樣的電影才是跟我們的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藝術作品。 一個是思想解放，一個是技術進步，我希望這兩個夢想都能在愛奇藝這個平臺上實現。我希望能在愛奇藝平臺上看到有氣味的節目。我希望愛奇藝能把毛澤東主席在延安窯洞裡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那無比瀟灑的表現，用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那樣的愛奇藝一定是一個站在世界的藝術高峰上的平臺，謝謝大家！ 註釋 [1]《肘後備急方》，是東晉葛洪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