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章 石濤「細雨虬松圖」（部分）。石濤原名朱若極，明朝宗室。明亡後為僧，名道濟，字石濤，號清湘遺人、大滌子、苦瓜和尚等，與八大山人、弘仁、髡殘合稱「明末四僧」。本圖極澹宕空靈之致，畫家稱為「細筆石濤」。 山海關的關門。 山海關詳圖：圖頂的「一片石」，即清兵與吳三桂聯軍大敗李自成軍處。 明成祖坐像：原藏故宮。 明朝皇帝龍袍前胸及後背所釘金龍板：金龍有五爪，中間一顆大珍珠及鑲嵌的大部分寶石已失落。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院。 袁督師遺詩石刻：在袁督師廟內。 袁崇煥的書法：「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　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明軍出師圖；明軍出發征剿倭寇，該圖為「倭寇圖卷」之一部分。 明軍大帳圖：明軍於萬曆年間出師朝鮮，協抗日本進犯。圖示明軍統帥為文官，武官旁坐。該圖為長卷之一部分，原件現在美國舊金山，私人收藏。 明軍海軍：明軍援助朝鮮抗日的海軍，長卷的一部分。 袁崇煥像。 袁崇煥墓：在北京廣渠門內，墓碑立於清道光十一年，中華民國五年及一九五二年重修。 袁督師廟：在北京左安門內龍潭，門外對聯係康有為撰並書：「其身世繫中夏存亡，千秋享廟，死重泰山，當時乃蒙大難。聞鼙鼓思東遼將帥，一夫當關，隱若敵國，何處更得先生。」 李自成繡像。 長城：明朝末年，滿清軍隊曾五次越長城而進犯內地。 崇禎十年的大統曆：該年袁承志十四歲，發現金蛇郎君的遺物。 李自成所發官印「通政司右參議之記」。 李自成的戲劇造型。 官印的背面。 袁崇煥像。 福建邵武縣崇禎十六年上繳的元寶：重五十兩。袁崇煥在邵武曾做過三年知縣。 明代鈔票：桑皮紙，高一尺，闊六寸，青色。圖為一貫者，合銅錢一千文或銀一兩，四貫合黃金一兩。鈔上注明： 「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兩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各朝均用明太祖「洪武」年號。此鈔係明末發行，明初者註明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 明兵部行稿之一：「為死賊假仁假義、眾心如醉如痴等事」中，奏報李自成大得民心，崇禎批令奏明「倡迎逆寇的是何姓名」。 其時離北京城破已只兩個月，崇禎仍不思爭取民心，而要查明「迎賊者的姓名」以便處刑。 明兵部行稿之二：兵部的奏章，紅色「行」字是皇帝批示照准（不一定是親筆）。 「金庸作品集」台灣版序 小說是寫給人看的。小說的內容是人。 小說寫一個人、幾個人、一羣人、或成千成萬人的性格和感情。他們的性格和感情從橫面的環境中反映出來，從縱面的遭遇中反映出來，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關係中反映出來。長篇小說中似乎只有「魯濱遜飄流記」，才只寫一個人，寫他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但寫到後來，終於也出現了一個僕人「星期五」。只寫一個人的短篇小說多些，寫一個人在與環境的接觸中表現他外在的世界，內心的世界，尤其是內心世界。 西洋傳統的小說理論分別從環境、人物、情節三個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由於小說作者不同的個性與才能，往往有不同的偏重。 基本上，武俠小說與別的小說一樣，也是寫人，只不過環境是古代的，人物是有武功的，情節偏重於激烈的鬪爭。任何小說都有它所特別側重的一面。愛情小說寫男女之間與性有關的感情，寫實小說描繪一個特定時代的環境，「三國演義」與「水滸」一類小說敍述大羣人物的鬪爭經歷，現代小說的重點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過程上。 小說是藝術的一種，藝術的基本內容是人的感情，主要形式是美，廣義的、美學上的美。在小說，那是語言文筆之美、安排結構之美，關鍵在於怎樣將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某種形式而表現出來。甚麼形式都可以，或者是作者主觀的剖析，或者是客觀的敍述故事，從人物的行動和言語中客觀的表達。 讀者閱讀一部小說，是將小說的內容與自己的心理狀態結合起來。同樣一部小說，有的人感到強烈的震動，有的人卻覺得無聊厭倦。讀者的個性與感情，與小說中所表現的個性與感情相接觸，產生了「化學反應」。 武俠小說只是表現人情的一種特定形式。好像作曲家要表現一種情緒，用鋼琴、小提琴、交響樂、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畫家可以選擇油畫、水彩、水墨、或漫畫的形式。問題不在採取甚麼形式，而是表現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讀者、聽者、觀賞者的心靈相溝通，能不能使他的心產生共鳴。小說是藝術形式之一，有好的藝術，也有不好的藝術。 好或者不好，在藝術上是屬於美的範疇，不屬於真或善的範疇。判斷美的標準是美，是感情，不是科學上的真或不真，道德上的善或不善，也不是經濟上的值錢不值錢，政治上對統治者的有利或有害。當然，任何藝術作品都會發生社會影響，自也可以用社會影響的價值去估量，不過那是另一種評價。 在中世紀的歐洲，基督教的勢力及於一切，所以我們到歐美的博物院去參觀，見到所有中世紀的繪畫都以聖經為題材，表現女性的人體之美，也必須通過聖母的形象。直到文藝復興之後，凡人的形象才在繪畫和文學中表現出來，所謂文藝復興，是在文藝上復興希臘、羅馬時代對「人」的描寫，而不再集中於描寫神與聖人。 中國人的文藝觀，長期來是「文以載道」，那和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文藝思想是一致的，用「善或不善」的標準來衡量文藝。「詩經」中的情歌，要牽強附會地解釋為諷刺君主或歌頌后妃。陶淵明的「閒情賦」，司馬光、歐陽修、晏殊的相思愛戀之詞，或者惋惜地評之為白璧之玷，或者好意地解釋為另有所指。他們不相信文藝所表現的是感情，認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為政治或社會價值服務。 我寫武俠小說，只是塑造一些人物，描寫他們在特定的武俠環境（古代的、沒有法治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社會）中的遭遇。當時的社會和現代社會已大不相同，人的性格和感情卻沒有多大變化。古代人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仍能在現代讀者的心靈中引起相應的情緒。讀者們當然可以覺得表現的手法拙劣，技巧不夠成熟，描寫殊不深刻，以美學觀點來看是低級的藝術作品。無論如何，我不想載甚麼道。我在寫武俠小說的同時，也寫政治評論，也寫與哲學、宗教有關的文字。涉及思想的文字，是訴諸讀者理智的，對這些文字，才有是非、真假的判斷，讀者或許同意，或許只部份同意，或許完全反對。 對於小說，我希望讀者們只說喜歡或不喜歡，只說受到感動或覺得厭煩。我最高興的是讀者喜愛或憎恨我小說中的某些人物，如果有了那種感情，表示我小說中的人物已和讀者的心靈發生聯繫了。小說作者最大的企求，莫過於創造一些人物，使得他們在讀者心中變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藝術是創造，音樂創造美的聲音，繪畫創造美的視覺形象，小說是想創造人物。假使只求如實反映外在世界，那麼有了錄音機、照相機，何必再要音樂、繪畫？有了報紙、歷史書、記錄電視片、社會調查統計、醫生的病歷紀錄、黨部與警察局的人事檔案，何必再要小說？ 一九八六．二．六　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