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變

第6章 變 2005年1月，女兒笑笑陪我去意大利烏迪內領取NONINO國際文學獎。期間，結識了印度加爾各答一家出版社的編輯NaveenKishore。女兒與他用英文交談，我坐在旁邊看他。這是一個面部輪廓極為鮮明、沉默寡言的黑皮中年男子。穿一身黑色制服，披一件黑色風衣，提一架看上去十分沉重的黑色照相機。風衣的領袖、皮鞋的幫沿、相機的邊角，都磨得發了白。我請他吃了一盤面條，他給我拍了一張照片。當時互留了電子信箱和通訊地址，但分手之後，也就基本上把他忘記了。今年年初，突然收到他的郵件，說希望我能給他們出版社寫一篇描述三十年來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的文章，我感到這個題目太過寬泛，自己難以勝任，便婉辭了。但架不住他一再來信勸說，最後竟允許我「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樣，就沒有理由拒絕了。拿起筆來才知道，我不可能「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也不可能「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拿起筆來才知道，他給我的題目，還牢牢地約束著我。他還發來了當年為我拍的那張照片，附著在郵件上，黑白的，有些酷。我這樣的臉他竟然能拍出酷的感覺，可見是個高手。 一 按說我要寫的，應該是發生在1979年之後的事情，但我的思緒，卻總是越過界限，到達1969年秋天那個陽光明媚，菊花金黃，大雁南飛的下午。至此，我的回憶便與我混為一體。我的記憶，也就是當時的我，一個被趕出學校的孤獨男童，被校園內的喧譁吸引，怯生生地溜進無人看管的大門，穿過一條長長的幽暗走廊，進入學校的核心地帶：一個被四面房屋包圍成的院子。院子的左邊豎著一根柞木杆子，杆子頂端用鐵絲捆紮著一根橫木，橫木上懸掛著一口紅鏽斑斑的鐵鐘。院子的右邊有一個用磚頭和水泥建成的簡易乒乓球檯，一群人正圍著那球檯，看兩個人比賽。喧譁聲由此發出。此時正是鄉村學校放秋假的時間，圍桌觀球的大都是教師，只有幾個漂亮的女生。她們是學校重點培養的乒乓球選手，準備在國慶節期間去縣裡參加比賽，所以不放假，在校練習球藝。她們都是國營農場裡幹部家的孩子，因為營養充足，發育良好，皮膚白皙，再加家庭富裕，衣著鮮豔，一看便知，與我們這些窮小子不是一個階級的人。我們仰望著她們，但她們正眼都不瞧我們。正在打球的兩個人，一個是曾經教過我數學的劉老師，本名叫劉天光。此人個頭矮小，但嘴巴奇大。據說他可以將自己的拳頭塞進自己的口腔，但他從沒在我們面前表演過這絕活。我腦海裡經常浮現出他在講臺上打哈欠的情景，那張嘴完全咧開，確實是壯觀景象。他有一個外號叫「河馬」，我們誰也沒見過河馬，蛤蟆也有一張大嘴，且「蛤蟆」與「河馬」發音相似，於是「劉河馬」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劉蛤蟆」。這本來不是我的發明，但查來查去，竟然查到了我的頭上。劉蛤蟆是烈士的兒子，又是校革委會副主任，為他起外號，自然是一項大罪。我被開除學籍，轟出校門，也就非常必然了。 我這人從小就賤，從小就倒黴，從小就善於將事情弄巧成拙。我經常將明明是拍老師馬屁的行為，讓老師誤以為我要陷害他。我母親曾多次感嘆地說：「兒啊！你是貓頭鷹報喜，壞了名頭！」是的，從來就沒人將好事與我聯繫在一起，但凡是壞事，總說是我乾的。好多人以為我腦後有反骨、思想品質差、既仇恨學校、又仇恨老師，這是誤解百分百。其實，我對學校感情深厚，對劉大嘴老師，更有著特殊的感情。因為我也是一個大嘴巴的兒童。我寫過一篇題為《大嘴》的小說，裡邊那個男孩，就是以我自己為模。我與劉大嘴老師，其實是難兄難弟。我們本該惺惺相惜，或曰同病相憐。我給誰起外號也不能給他起外號啊。這道理明擺在眼前，但劉老師就是不明白。他揪著我的頭髮將我揪到他的辦公室，一腳將我踢倒在地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你……老鴉笑話豬黑！也不撒潑尿自己照照，看看你那張櫻桃小嘴！ 我想對劉老師解釋，但他根本不容我解釋，就這樣，一個本來對劉大嘴老師懷有親密感情的好孩子——莫大嘴——就這樣被開除了。我的賤就表現在，明明我被劉老師當著學校全體師生的面宣佈開除，但我依然愛著我的學校，我每天總是揹著那個破書包找機會溜進學校——起初劉老師親自往外趕我，趕我我不走，他就擰著我的耳朵或者揪著我的頭髮往外拖我，但不等他回到辦公室，我又溜了進去。後來他就支派幾個身高體壯的學生往外轟我，轟我我不走，他們就擰著我的胳膊搬著我的腿把我抬出校門，扔到大街上。但沒等他們回教室坐定，我又出現在校園內了。我總是依偎在一個牆角里，身體儘量地萎縮，為的是不引起別人注意，為的是博得眾人的同情。我在校園裡，聽他們的歡聲笑語，看他們的蹦蹦跳跳。我最喜歡觀看的還是乒乓球比賽，看到入迷時，眼睛裡常常噙著淚水，嘴巴常常啃咬著自己的拳頭。——後來，他們也懶得往外轟我了。 現在，四十年前的那個秋天的下午，我倚著牆角，看到劉蛤蟆老師揮舞著他自制的那個大於常規，形狀如同一把軍用鐵鍬的球拍，與曾經是我同班同桌的女同學魯文莉對陣。魯文莉其實也是一個大嘴巴的女孩，但她的嘴大得比較適合，不似我與劉老師這般誇張。即使在那個不以大嘴為美的年代裡，她也算得上一個小小的美人。何況她的父親是國營農場的汽車司機，開著一輛蘇聯製造的嘎斯51，風馳電掣，威風凜凜。那年頭的汽車司機，是一個高貴的職業。我們的班主任老師曾出過一個題目《我的理想》，讓我們作文，有一半的男生想做司機。我們班那個個頭最高，身體最壯，滿臉粉刺，脣上有鬍鬚，看上去足有二十五歲的何志武乾脆在文章裡寫道：我沒有別的理想——我只有一個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做魯文莉的爸爸。張老師喜歡將他認為最好的文章和最差的文章在課堂上朗讀。朗讀前他不報作者的姓名，朗讀完讓大家猜。在那個年代裡，在鄉下講普通話是要被人嗤笑的，即使在學校裡也不例外。我們這位張老師是我們學校裡唯一一位敢用普通話講課的人。他是師範學校畢業生，年紀大約二十歲出頭吧。他的臉很瘦很長很白，留著一個偏分頭，穿著洗得發了白的藍華達呢軍便裝褂子。衣領上彆著兩顆曲別針，胳膊上戴著一副深藍色套袖。他一定還穿過別的顏色，別的樣式的服裝，他不可能一年四季都穿這件衣裳，但在我的記憶裡他的形象是與這件衣裳聯繫在一起的。我總是先想到他胳膊上的套袖和衣領上的別針，然後想到他的褂子，然後才能想到他的臉，他的五官，他的聲音，他的表情。如果不遵循這樣的順序，張老師的模樣，我是永遠也憶不起來的。當時的張老師，用八十年代的話說是「奶油小生」，用九十年代的話說是「靚仔」，用現在的話說是不是「帥哥」？——也許還有更時尚的更流行的對於英俊少年的稱謂，等我向鄰居家的小女孩諮詢一下再來確定吧。何志武看起來比張老師老多了。說他是張老師的爹那是誇張了一點，但說他是張老師的叔叔則沒人懷疑。我記得張老師用一種誇張的、譏諷的語調朗讀何志武那篇作文時的情景：我沒有別的理想——我只有一個理想——我的理想是做魯文莉的爸爸——短暫的沉悶之後是鬨堂大笑。何志武這篇作文只有這三句話。張老師捏著作文簿的一角抖擻著——似乎要抖出其中的夾帶——天才啊，真是天才！張老師說，大家猜猜看，這是哪位天才的作品？沒人猜得出，我們左顧右盼，左顧右盼後便扭頭向後看，尋找這位天才的作者。大家的視線很快集中到何志武的臉上。他個頭最大，力氣最大，好欺負同桌，所以張老師將他安排在教室最後邊，讓他單獨一桌。他的臉在全班同學的注視下，似乎有點發紅，但仔細一看也沒有怎麼紅。他的表情似乎有點窘，但仔細一看也沒怎麼窘。他甚至有幾分得意呢，因為他臉上出現了一個傻乎乎的，帶著惡作劇的，幾分油滑的笑容。他的上脣比較短，一笑即露出上牙，紫色的牙床黃色的牙，兩顆門牙之間有一個縫隙。他的絕活是從這道牙縫裡往外噴吐小泡泡，一個個小泡泡，在他面前飄著，很有誘惑力。他又開始吐泡泡了。張老師將他的作文簿像飛碟一樣拋過去，作文簿中途墜落在杜寶花的面前——她可是好學生——她捏起簿子，厭惡地往後撇去。張老師問：何志武，你說說，為什麼要做魯文莉的爸爸。何志武繼續吐泡泡。站起來！張老師大喊。何志武站起來，一副傲慢的、滿不在乎的神情。說！為什麼要做魯文莉的爸爸？——又是一陣鬨堂大笑。在我們的鬨堂大笑中，與我同桌的魯文莉，竟趴在課桌上，嗚嗚地哭起來。——我至今也不明白，她為什麼要哭。——何志武依然不回答張老師的問題，臉上的表情更加傲慢。魯文莉的哭，使這本來很簡單的事情變得複雜起來，何志武的態度也讓張老師的師道尊嚴受到了挑戰。我猜想，如果預料到事情會發展到這種地步，張老師是不會當眾朗讀何文的，但開弓沒有回頭箭，他只好硬著頭皮說： 你給我滾出去！ 我們的天才同學何志武，比我們的老師個頭還高的何志武將書包往懷裡一抱，當真躺在了地上，團起身體，沿著兩排課桌之間那條寬約一米的空隙，往外滾去。我們的笑聲剛出喉嚨便憋了回去，因為教室裡的氣氛很嚴肅，不適合發出笑聲。教室裡嚴肅的氣氛是由老師氣得煞白的臉和魯文莉斷斷續續的哭聲造成的。何志武的團身滾動並不順遂，因為在滾動中他無法辨別方向而不時碰撞到桌子腿和板凳腿。一旦發生碰撞他就要調整方向。我們教室的地面雖是用青磚鋪過的，但青磚上因沾滿了我們的腳帶進來的泥土而凹凸不平。設身處地地為何志武想，他的滾動是很不舒服的。但更不舒服的是張老師。何志武的不舒服是肉體的，張老師的不舒服是心靈的。用肉體的自虐懲罰他人，是一種流氓行為，英雄不為也。但能做出這樣的行為者，也往往不是一般的小流氓。大流氓往往帶有三分英雄氣概，而大英雄也往往具有三分流氓氣。何志武是個大流氓呢還是個大英雄？得得得，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他是本文的主要角色，他到底是個什麼人，將由讀者判定。他就這樣滾出了教室。他站起來，渾身沾滿泥土，頭也不回地走了。張老師喊：你給我站住！但何志武頭也不回地走了。外面陽光很耀眼，有兩隻喜鵲在我們教室前那棵楊樹上喳喳地叫。我感到何志武身上煥發出一道道金光，不知道別人如何想，反正在那一刻，在我心目中，何志武，已經是個英雄了。他往前走，大踏步地、義無反顧地走。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紙屑從他的手中飛起來，飄飄搖搖，降落塵埃。我不知道別人，反正在那一刻，我的心興奮得怦怦狂跳。他把課本撕碎了！把作業簿撕碎了！他與學校徹底決裂了。學校被他拋到了腦後，老師也被他踩在了腳下。他就像一隻鳥飛出了籠子。他自由了。學校的清規戒律再也管不著他了。而我們，還得繼續忍受老師的約束。事情的複雜就在於，當何志武滾出教室，撕書與學校決裂時，我從心眼裡敬佩他，幻想著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做出如此的壯舉。但當此後不久劉大嘴老師將我開除時，我心中的痛苦又是那樣沉重，我對學校的眷戀又是那樣千絲萬縷，牽腸掛肚。誰是英雄誰是懦夫，通過這件小事表露無遺。 何志武已經揚長而去，魯文莉還在哭泣。張老師以明顯的不耐煩口吻說：行啦行啦。何志武的意思是想做一個像你爸爸那樣的汽車司機，而不是真的要做你的爸爸。再說，他即使真想做你的爸爸，難道他就成為你爸爸了嗎？張老師說完了這些話，魯文莉抬起頭，摸出一條花手絹，擦擦眼，不哭了。她的眼睛很大，雙眼間距較寬，當她直著眼看人時，顯得有幾分傻不愣冬。 為什麼魯文莉的爸爸會成為我們的理想？因為速度。男孩子都是速度的崇拜者。我們在家吃飯時，聽到汽車引擎的聲音，就會扔下飯碗跑到衚衕口，看著魯文莉的爸爸駕駛著那輛草綠色的嘎斯51從村東頭或是村西頭疾馳而來。那些正在塵土中刨食的雞被驚嚇得飛騰起來，那些正在街頭悠閒漫步的狗也連忙跳進了街邊的溝渠。簡單點說，就是：汽車一到，雞飛狗跳。儘管發生過好幾起壓死雞撞死狗的事故，但魯文莉爸爸的汽車速度不減。雞的主人和狗的主人默默地將雞的屍體或狗的屍體提回或拖回家去，沒人提抗議，也沒人找魯文莉爸爸的麻煩。汽車就是這麼快，不這麼快就不是汽車了。只有雞狗避汽車，哪有汽車避雞狗？那是一輛據說是抗美援朝的戰場上淘汰下來的蘇制嘎斯，車廂上還殘留著美國飛機掃射時留下的槍眼。也就是說，這是一輛有著光榮歷史的功勳車，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它冒著槍林彈雨英勇前進，在和平的年代裡它拖著一路煙塵繼續奔馳。當汽車從我們面前駛過時，透過玻璃，我們看到魯文莉爸爸神氣的姿態。他有時候戴著墨鏡有時候不戴墨鏡；有時候戴著白手套，有時候不戴白手套。我最喜歡他戴白手套兼戴墨鏡的時候。因為我們看過一部電影，電影裡我軍的偵察英雄戴著潔白的手套又戴著墨鏡，化裝成敵方的高級軍官去檢查敵人的炮陣地。他用戴著潔白手套的手伸進炮筒一摸，幾個手指染黑了，然後他打著官腔問：你們的炮是怎麼保養的？——敵軍的美式軍服實在是漂亮，穿著敵軍的美式軍服戴著潔白手套和墨鏡的我軍偵察英雄實在是英氣逼人，瀟灑得無邊無沿。在看過那部電影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都喜歡裝模作樣地模仿英雄的舉動和話語：你們的炮是怎麼保養的？但手上沒有白手套，表演起來總是不像。我們都夢想著能搞到一副潔白的手套，至於美式軍服和墨鏡，還有他腰間懸掛的左輪手槍，這些東西太高級，我們連夢想都不敢。我們班裡許多男生，包括幾位女生都崇拜何志武，並不僅僅因為他用那麼有趣的方式離開了學校，還因為他在離開學校後不久，又當著我們全校師生的面，進行了一場瀟灑到極致的表演。 那天是六一兒童節，全校的師生，集合到學校大門外的操場上，舉行隆重的升旗儀式。我們學校雖然地處僻鄉，但因為我們校距離國營農場很近，國營農場那一批身懷絕技的右派中，有幾位在文體方面有特長的擔任了我們的代課老師。他們將魯文莉培養成了高密縣乒乓球少年冠軍，他們將侯得軍培養成了昌濰地區少年撐竿跳冠軍。他們還為我們學校訓練出了一支像模像樣的軍樂隊。有一面大鼓，十面小鼓，兩對大鈸、十把短號、十把長號，還有兩把盤繞在身，朝天開口，閃閃發光的大喇叭。鄉下人見慣了鑼鼓傢什，一鼓一鑼一鈸，咚咚鏘，咚咚鏘，咚鏘咚鏘咚咚鏘。單調乏味，土打土鬧。當我們學校的軍樂隊第一次在操場上亮相時，那氣派，風度，趣味，還有那極其昂揚的節奏和旋律，大大開闊了鄉民的眼界和耳郭，誰見過這等儀仗？誰聽過這般聲音啊！學校裡給每個軍樂隊的成員做了制服，男的藍色短褲白襯衫，女的白色襯衫藍短裙，腳上都是白色長筒襪配白色膠鞋，臉上都塗了紅顏色，眉毛都用炭筆描過，女生頭髮上都繫著紅綢子，男生脖子上都扎著紅色蝴蝶結，確實是美麗。而且，都戴著潔白的薄手套！置辦這樣一批樂器和服裝那可是一筆鉅款，把我們校內的桌椅板凳再加上那口鐵鐘都賣了也不夠，但對於國營膠河農場來說，那簡直就是母雞身上的一片羽毛，我之所以沒說是九牛一毛，是因為九牛一毛太過誇張。國營膠河農場在我的許多小說裡都有過描寫，包括那批在我看來歡天喜地、活得頗為聲色犬馬的右派。我那部中篇小說《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主要就是寫他們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找了看看。但那是一部小說，裡邊許多事是我瞎編的，而這一篇，則基本上是回憶錄，如果有與歷史事實不符之處，那也是因為事隔多年，我的記憶出了偏差。 國營膠河農場是全民所有制單位，與目前尚存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原本是一個系統。農場的主要成員是軍隊的退伍軍人，後來又吸收過一批青島知青。六十年代初，當我們農村還處在牛車木犁的落後生產工具時期，國營膠河農場就有了一臺蘇聯生產的聯合收割機，「康拜因」，紅色的，那傢伙在農場的萬畝麥田裡隆隆開進時，對我們的震撼，不亞於1904年膠濟鐵路初通車時，德國造的機車噴吐著黑煙從我們村前駛過時對我們的爺爺奶奶們的震撼。對於這樣一個單位來說，給臨近的小學裝備一個軍樂隊，那確是張飛吃豆芽，小菜兒一碟。各位千萬別嫌我囉嗦，因為我腦子裡這些雜七拉八的記憶太多了，不是我要寫它們，是它們自己往外冒。 膠河農場為什麼要給我們小學裝備軍樂隊？因為他們的很多孩子在這裡上學。他們為什麼要將右派分子派來做代課教師，也是因為他們的很多孩子在這裡上學。我們學校的本地老師，張老師學歷最高才是個「中師」，至於劉大嘴老師，不過是高小畢業。而農場派來的右派，全是高級知識分子。我說到這裡，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了，我們這小學，是當時山東半島最好的小學。我是上到小學五年級被趕出校門的，但後來當兵到了部隊，發現我完全可以給那些高中畢業的戰友上課。如果我當時能從那小學畢了業，等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很可能以小學學歷考入北大、清華。 當我們隨著軍樂隊演奏的《東方紅》旋律，仰頭看著五星紅旗在旗杆上緩緩升起時，何志武身穿著一件洗得發了白的舊軍裝，頭戴著一頂八成新的軍官大簷帽，戴著白手套、墨鏡，手裡提著一根自制的馬鞭，出現在操場上最顯眼的地方。為什麼升國旗時我們不奏國歌而奏《東方紅》？那是因為原國歌的歌詞與歌曲的作者都被打倒了。何志武從哪裡弄來這些行頭？我們當時不知道。許多年後我與他在青島見面時，問起這事，他半真半假地笑著說：從魯文莉她爸爸那裡借的呀！雖然他的打扮比不上電影裡的偵察英雄，但已經把我們全部「雷」翻了。 他邁著方步，昂首挺胸，毫無懼色地從學生方陣和學校領導之間走過。一邊走，一邊用手中的馬鞭指點著我們，撇腔拿調地說：你們的炮是怎麼保養的？！ 學校的領導全部傻了似的，眼睜睜地看著何志武耀武揚威地從他們面前走過，又眼睜睜地看著他從他們面前走回。他吹著口哨進入操場旁邊那條衚衕。我們的目光追隨著他的背影，看著他走上河堤，又看著他走下河堤，消逝在河道中。我們知道河裡有水，我們想象著他走到河水邊的情景，他是要脫下衣裳跳到河中洗澡呢？還是借水照影自賞。接下來，學校組織的活動其實已經沒有意義了，無論是抑揚頓挫的詩朗誦，還是洋相百出的活報劇，都無法把我們的心從河邊拉回來。劉大嘴老師氣洶洶地宣佈：我們一定要收拾他！ 但最終也沒聽到劉老師如何收拾何志武的消息。何志武的爹是個給地主扛了幾十年活的老僱農，何志武的娘是我們村裡資格最老的共產黨員，她一臉麻子，一雙大腳，脾氣暴躁，經常毫無來由地站在她家門前那盤石碾上罵大街。她罵大街時左手叉腰，右臂高舉，造型酷似一把老式的茶壺。何志武是家中老大，下邊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家中只有三間東倒西歪屋，炕上連席都沒有。對於這樣家庭出身的何志武，別說是劉大嘴老師無奈他何，即便是毛主席來了，又能怎麼樣他呢？ 1973年的秋天，我跟著在棉花加工廠當會計的叔叔沾光，進廠當了臨時工。雖說是臨時工，但每月除交給生產隊二十四元后，自己還能剩下十五元錢。當時的豬肉七角錢一斤，雞蛋六分錢一個，十五元錢，可辦不少事情。我身上衣裳時髦了，頭髮留長了，雪白的手套有了好幾副，有點得意忘形。有天下班後，何志武來找我。他穿著一雙露出腳趾的破鞋，揹著一條疊成方塊的破毯子。他頭髮亂蓬蓬，滿腮鬍鬚，額頭上有三道深深的皺紋。他對我說：借給我十塊錢，我要闖關東去。我說：你走了，你爹你娘你弟弟妹妹怎麼辦？他說：共產黨不會讓他們餓死的。我問他：你去東北幹什麼？他說：不知道，但總比老死在這裡好吧？你看我，轉眼就快三十歲了，連個老婆也討不到，出去闖一下，樹挪死，人挪活。說實話，我不願借錢給他，那時的十元錢，可不是個小數目。他說：你押次寶吧。如果我闖好了，這錢就不還你了。如果我闖不好，賣血也會把這錢還你。我實在弄不明白他的邏輯，支吾好久，最終還是借給了他十元錢。 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說那個下午我倚在牆角觀看劉大嘴老師與魯文莉打乒乓球的事吧。劉老師的球技一般，但球癮很大，而且最喜歡跟女學生對決。那幾個被選入校隊的女生都不醜，魯文莉是其中最好看的。劉老師因此也最喜歡找她對陣。劉老師打球時會下意識地張開他那張大嘴，僅僅張開大嘴也還罷了，他還從這張大嘴深處發出一種古怪的聲音，嘎咕嘎咕的，彷彿裡邊養著幾隻蛤蟆。無論是看還是聽，他的球相都令人不愉快。我知道魯文莉很不願意跟劉老師打球，但他是學校領導，她不敢不陪。因此，她與劉老師打球時那厭煩、厭惡的情緒便通過臉上的表情和胡亂掄拍的動作上表現出來。我說了那麼多廢話，就是為了鋪墊這樣一個戲劇性的瞬間：劉老師大張著嘴巴，嗚嗚嚕嚕地發過去一個上旋球，魯文莉漫不經心地掄了一拍子，那隻銀光閃閃的乒乓球，竟像長了眼睛似的，飛進了劉老師的嘴巴。 圍觀者愣了片刻，接著便哈哈大笑，那位姓馬的女老師本來就是個紅臉皮，這一笑，臉皮紅成了雞冠子。原本一直繃著臉的魯文莉，也「噗嗤」一聲笑了。只有我沒笑，我只是感到驚愕，怎麼會這麼巧呢？我當時聯想到村裡有名的故事簍子王貴大爺講過的故事：說姜子牙命運處於低谷時，賣麵粉遇上了狂風，賣木炭遇上了暖冬，仰面朝天長嘆一聲，一攤鳥屎落入口中。二十年後，也就是1999年秋，我在北京乘坐地鐵到檢察日報社上班時，車廂裡一個報販子大聲叫賣：請看請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軍的一發炮彈，鑽進了德軍的炮筒。報販的話立即讓我回憶起魯文莉將乒乓球打進劉老師口中的情景。當時的情況是：眾人大笑片刻，感覺事情不對，連忙止住笑聲。按照常理，劉老師應該立即將口中的乒乓球吐出來，說兩句幽默的話——他一向是很幽默的——魯文莉應該紅著臉向劉老師道幾句歉——然後他們繼續比賽。但事情的發展根本不循常理，我們看到，劉老師不但沒往外吐乒乓球，反而是抻著脖子，瞪著眼，努力地往下吞球。他的兩隻胳膊上下抖動著，喉嚨裡發出「噢噢」的怪聲，這形狀與吞食了毒蟲的雞頗為相似。眾人目瞪口呆，無所措手足。俄頃，我們張老師跑上去，捶打劉老師的背；於老師跑上去，試圖卡住劉老師的脖子；劉老師搖擺著胳膊擺脫了他們。右派王老師是醫科大學畢業生，具有這方面的經驗，他喝退我們張老師和於老師，疾步上前，伸出猿猴般的長臂，從後邊摟住劉老師的腰，猛地一勒——那隻乒乓球從劉老師嘴裡飛出來，先是落在球檯上，彈跳幾下，然後落在地上，幾乎沒有滾動就止住了。王老師鬆開胳膊，劉老師怪叫一聲，如一攤泥巴，萎在了地上。魯文莉將球拍往球檯上一扔，掩著臉哭著，跑了。王老師又在平躺在地上的劉老師身上揉巴了一會兒，劉老師才在眾人攙扶下站起來。他站起來，四下張望著，啞著嗓子問： 魯文莉呢？魯文莉呢？這小丫頭，差點要了我的命！ 二 送走了何志武之後，我的心也開始躁動不安。雖說我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比在村裡當農民強，但我的農民身份並沒有改變。而改變不了農民身份，你就是下等人。當時，廠裡有十幾個剛由臨時工轉為正式工人的小夥子，他們穿皮鞋，戴手錶，耀武揚威，不可一世。那時我已經讀過《三國演義》、《紅樓夢》、《西遊記》等古典小說，能背誦幾十首唐詩宋詞，還能寫一手不錯的鋼筆字。我經常幫廠裡一個退休的老職工給他在杭州當兵的兒子寫信。我幫他寫的信半文半白，堆砌辭藻，至今憶起，耳頰猶熱。那老職工卻當眾誇我是「小知識分子」，我自己也覺得懷才不遇，夢想著到一個廣闊的天地裡施展才華。棉花加工廠顯然不是久留之地，回到農村那更是將千里馬關進了牛棚。當時上大學不考試，靠貧下中農推薦，雖然從理論上說我也有資格上大學，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每年那幾個名額，還不夠公社幹部子女們搶的，根本輪不到我這樣的小學五年級學歷，家庭出身中農，大嘴開闊，相貌古怪的人。我想了很久，當兵，也許是我跳出農村，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當兵雖然也很難，但比上大學要容易。從1973年開始，我年年報名應徵，到公社去參加體檢，但年年落選。終於，1976年2月，經過無數曲折，在諸多貴人的幫助下，我領到了一張「入伍通知書」。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凌晨，步行五十里到達縣城，換上軍裝，爬上軍車，到達黃縣，住進有名的「丁家大院」，參加新兵集訓。1999年秋，我重訪故地。此時黃縣已經改名為龍口市，那曾是部隊營房的「丁家大院」已經改為博物館，當年這所在我的印象中巍巍峨峨的地主莊院，竟然是這般低矮狹小，這說明我的眼界發生了變化。新兵訓練結束後，我與三個新兵被分配到一個所謂的「國防部保密單位」。很多老鄉羨慕我分到了好單位，但到了那裡，卻大失所望。這單位不過是一個電子測向站，而且即將撤銷。我們的直屬上級機關遠在北京，行政上歸駐紮黃縣的蓬萊守備區34團代管。「代管代管，代而不管。」不是不管，是管不了，沒法管，不敢管。我們單位的代號叫「263」。「提起‘263’，愁壞34團。團長血壓高，政委翻白眼。」聽聽這順口溜，你們就知道我到了一個什麼鳥單位。分派給我的任務是站崗和種地。唯一讓我感到親切的是，這單位的那輛軍車，與魯文莉她爸爸那輛一模一樣。一樣的型號，一樣的顏色，一樣的新舊程度。開車的司機是一個年約四十的軍官，小個子，花白頭髮，半口假牙，姓章，我們都叫他章技師。章技師離過一次婚，後任妻子帶著一個女兒在濟南上班，他帶著前妻生的兒子住在部隊。這爺兒倆是籃球迷，經常在球場上比賽定點投籃，誰輸了誰用頭將球從中場拱到籃架下。我剛到那裡時，多看到章技師驅趕著兒子爬地拱球。一年之後，就基本上是兒子趕著老子拱球了。對，那小子名叫親兵——這名字有些古怪——親兵用一根木棍毫不留情地敲打著章技師高高翹起的屁股，一邊敲一邊說：快爬！快爬！別「綠豆芽進茅坑——冒充長尾巴蛆」！ 我當時已經沒有什麼遠大理想了，因為這個只有十幾個人的小單位，根本沒有發展前途。聽老兵們說，要從新兵裡邊選拔一個跟章技師學開車。我就夢想著這幸運能降臨到我頭上。我在故鄉時，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魯文莉她爸爸的嘎斯51拖著煙塵從面前疾馳而過。唯一一次親近汽車的機會，卻差點要了我的小命——魯文莉的爸爸將車停到供銷社門前的大街上，進去買菸，趁此機會，我腳踏車後鐵槓，手攀車廂後擋板，想過過車癮。魯文莉爸爸買菸回來開車疾馳，塵土飛揚，嗆鼻難呼吸，我鬆手下車，卻像塊泥巴般砸在地上。好久才爬起來，鼻青臉腫，滿嘴是血，愣怔半天，也弄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後來我才明白這是慣性的作用。——現在，每星期都有機會坐著嘎斯51到距營房二十里外的農場去勞動。我們單位只有十六個人，卻從農場裡要了四十畝地。十六個人裡有九個軍官，他們輪流在那臺吱吱亂叫的機器上值班，下地幹活的，也就是我們警衛班裡這六個人。我們警衛班裡這六個人中又有兩個是從天津城裡來的，他們耍嘴皮子的功夫一流，但幹活偷懶磨滑。所以真正幹活的也就是我們四個人。章技師拉著我們沿著那條海邊的砂石公路往農場奔馳。駕駛室副座上是他的兒子或是一位軍官。我們站在後邊的車廂裡，手扶著車廂邊沿，將軍帽摘下塞進褲袋裡，風迎面吹來，使我們頭髮飄揚，心曠神怡。想想當年為了體驗一下嘎斯51的速度險些喪命的事，我心中感到當這次兵還是值了。章技師開車很猛，基本上是個土匪。那時候車很少。那時候全中國連一釐米高速公路都沒有。這條沿海公路是據說是最好的公路，是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時修的，寬度只容兩車相錯。路邊經常有騎自行車的人，被我們的車捲起的沙土遮沒。有很多次我們聽到那些騎車人在車後大罵。這裡的老百姓比我們老家的老百姓勇敢。魯文莉她爸爸撞死了我們村那麼多雞犬，沒有一個人找他的麻煩。但章技師的車撞死了一隻老母雞，雞主老太太提著死雞，拄著柺棍找到我們營房，站在我們站長辦公室門口，用柺棍搗著門板破口大罵。後來聽說，這老太太是著名電影《地雷戰》中那位女民兵英雄的原型，她的兩個兒子都是解放軍的高級軍官。她怒氣衝衝地說：你們算什麼八路軍？日本鬼子進村都不敢這麼猖狂！我們站的領導連忙點頭哈腰賠不是，並願意賠老太太十元錢。老太太說：十元錢？我這雞一天下一個雙黃蛋，一年下365個雙黃蛋，五個雙黃蛋一斤，一斤5元8分錢，你給我算算多少錢？我的領導好說歹說，總算用二十元錢把老太太打發走了。但沒想到老太太出了營房又轉回來，非要我們領導把開車的司機找來讓她看。她癟著嘴說：我看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能把一輛破汽車開得像驚了槍的野兔子一樣！我們領導無奈，只好讓我去把章技師喚來。章技師一見老太太，「啪」一個立正，敬了一個油滑的軍禮，然後說：革命的老媽媽，晚輩知錯了！老太太說：知錯必改！以後啊，進村後把速度放慢到十五邁，否則，我在大街上埋上連環地雷陣，炸翻你這王八羔子！ 後來聽說，聰明絕頂的章技師提著點心去探望老太太，並且拜老太太做了乾孃。1979年，我奉調河北保定前兩個月，章技師也調到了濟南軍區大院當了一名後勤助理員，與分居多年的妻子團聚。他兒子親兵，雖然只有十五歲，也被特招入伍，成了軍區文工團的一名團員，拜著名演員高元鈞為師，學說山東快書。據說，老太太的大兒子是軍區的重要領導，章技師的升遷，是沾了老太太的光。 章技師儘管有很多地方不像個軍人，譬如他永遠歪戴著軍帽，敞著外衣，走起路來一溜歪斜，活像個電影裡經常看到的匪兵。譬如他好喝小酒，酒量不大，二兩就醉，喝醉後就哼唱著一首著名的淫邪小調《王二姐思夫》。譬如他喜歡與駐地村子裡的女青年勾勾搭搭，每次開車進城，都有村裡的大姑娘來搭我們的軍車。有一位名叫苦妹子的村姑，與他關係特別密切。苦妹子的爹養了一頭老母豬下了八隻小豬，想進縣城去賣，章技師就將老母豬和小豬都裝到我們車上，小心翼翼地給運到了縣城豬市裡。章技師儘管有這些毛病，但作為一個司機，他對汽車非常愛護。每星期六他都要保養維護他的車。他對汽車瞭如指掌，一聽聲音就知道哪裡出了問題。我們單位那輛經歷過朝鮮戰場的槍林彈雨的嘎斯51，如果不是章技師維護保養，早就成了廢鐵。章技師對我很好，每逢車場日，就喊我去幫他洗車或是修車。我們同來的幾個新兵都說章技師要培養我接他的班，我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我從章技師那裡學到了一些汽車發動機的原理，明白了汽車為什麼能夠飛快地奔馳。我跟章技師說起過膠河農場裡魯文莉她爸爸那輛嘎斯51。章技師驚訝地說：我以為全中國只剩下一輛這種型號的而且還在服役的古董車了呢，沒想到你們那兒還有一輛。章技師甚至說過：等有了機會，就開車去趟我們那兒，讓這兩輛嘎斯51見見面——他認為車是有靈性的，就像老樹能夠成精一樣，一輛從槍林彈雨中鑽出來，車身上曾經沾過烈士鮮血的車也是可以成精的。兩輛成了精的車相遇會是一種什麼情景呢？——章技師說他是這輛車的第九個司機。第一個司機是犧牲在方向盤上的，也就是說，這輛車的擋風玻璃，曾經被敵人的子彈或是彈片打碎過，那中了彈的英雄司機，雖然受了重傷，但還是堅持著把車從濃煙烈火中開出。章技師對我歷數那前八任司機的名字、籍貫，好像一個後代兒孫對別人講述自己的家譜。這輛車是1951年由蘇聯的高爾基汽車廠製造的，比我的年齡還長四歲。聽過章技師講述這車的光榮歷史，我對它肅然而生敬意，由此車想到魯文莉爸爸的車，就感到這兩輛車彷彿一對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姐妹——為什麼是雙胞胎姐妹而不是雙胞胎兄弟抑或是一男一女龍鳳胎，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反正第一想法就是如此，然後便不可更改。由這兩輛姊妹車我又想到，我這次當兵，本來是濟南軍區蓬萊要塞招來的，被分配到這個隸屬總參謀部的小單位純屬偶然，這偶然的機率比魯文莉一拍子將乒乓球打進了劉老師嘴裡略高，但也高不到哪裡去。聽章技師講完那輛車的光榮歷史後我就明白了，我被分配到這個小單位是命中註定的，我的任務就是為這兩輛失散多年的姊妹車牽線搭橋。 1978年元月，我們的新任站長購買了四十簍子蘋果，一百捆大蔥，讓章技師開車送到我們的上級領導機關去。我們的領導機關在北京郊區深山裡，距離我們站按地圖計算也有一千二百公里。為了沿途有個照應，章技師選我做他的助手押車前往。這是天大的美差。半夜動身，原計劃傍晚即可趕到目的地。但汽車剛過濰坊便出了毛病。慢速行駛尚可，速度超過三十邁，排氣管便發出放槍般的爆響並冒出青煙。章技師的第一判斷是油路出了問題，但鑽到車底打著手電檢查一遍，並無任何問題。加速，毛病依舊。此時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天寒地凍，遍地霜雪。章技師將一件破棉襖鋪在地上，鑽到車底下，一遍又一遍地檢查。什麼毛病也檢查不出來。我們坐在駕駛室裡悶頭抽菸，章技師低聲嘟囔著：邪了門了，真他孃的邪了門了。車啊，老夥計，你今天怎麼啦？我老章開了你十幾年，可從來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啊！——章司機把話說到這份上，弄得我也心驚膽戰，疑神疑鬼。我最先想起的就是膠河農場裡魯文莉她爸爸那輛車，此地距離膠河農場約有二百里路，對汽車來說，距離並不算遠，難道它們倆急於相會？章技師唸叨著：老夥計，配合我完成這次任務，將蘋果和大蔥送到北京，回程時，咱一定拐個小彎，到膠河農場去，見見你那姐妹……這個章技師，幾乎與我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紅日初升，道路兩邊土地白茫茫一片，也許是霜雪，或者是鹽鹼。我們磨磨蹭蹭進了壽光縣城，想找個地方吃點飯。那時的壽光縣城，一片荒涼破敗景象。全城只有一條馬路，馬路兩邊只有一家飯館，玻璃上寫著八點開門，但到了九點才開。沒有別的飯，只有頭天剩下的冷饅頭。看到我們是解放軍，服務員對我們還客氣，答應儘快幫我們將饅頭熱熱，還白送給我們一暖瓶熱水，一碟子鹹菜。那時候一個饅頭收二兩糧票，我帶的糧票都是大面額的全國糧票，服務員找不開，請示了領導才決定讓我們以每斤糧票三角錢的價格交了錢。——2003年我應邀去壽光參加了他們蔬菜博覽會，此地已是高樓林立、馬路寬闊、非常現代化的城市，當年那些荒涼的土地上，塑料大棚一個挨著一個。塑料大棚改變了中國人的食譜，打亂了植物生長的季節和植被的地域。當地人在大棚裡栽培出許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蔬菜瓜果，令國內外的客商和參觀者嘖嘖稱奇——我們吃飽了肚子繼續上路，老嘎斯51與我們繼續搗亂，我們只能慢慢地開，一路冒煙放炮，好容易磨蹭到惠民地區的首府北鎮市，將車開進汽車修理廠，請一位老師傅幫我們檢修。老師傅滿頭白髮，左手缺了兩根手指，但幹起活來準確有力，讓人欽佩。他一見我們這輛老車就眼睛放光，說：嗨，這老爺車，還跑啊。章技師給他敬菸，套近乎。老師傅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汽車兵，竟然與我們這輛車的首任司機——那位犧牲在方向盤上的英雄是戰友。老師傅那個激動啊，圍著車轉圈，摩挲，就像騎手見到了失蹤多年的老馬。他上了車，駕駛著車子在修車廠的跑道上轉了十幾圈，下來也說是油路問題。認真查了幾遍，也沒查出什麼毛病。老師傅說：嗨，老了，湊合著開吧。我們要跟他結賬，他揮手讓我們走。我們重新上路，一加速就放炮冒煙。章技師將車停在路邊，頭伏在方向盤上，好久不動。後來我說，章技師，咱們把油路徹底卸開檢查一遍吧，是不是我們行前將車送到守備區後勤處大修時他們幫我們塞了什麼東西？他們能給我們塞什麼呢？從黃縣到濰坊，每小時50邁，跑得好好的啊！雖然這麼說，章技師還是下了車，看著我拆卸油路，當拆到濾油器時，我從裡邊提出了一個陶瓷的過濾罩，章技師大喊一聲：我的親姥姥！這是什麼玩意兒！——要塞區後勤處的修車師傅好心好意幫我們放進的陶瓷過濾罩因孔眼過小，導致供油不足，使我們的車無法暢奔！章技師將那陶瓷罩兒用力砸在地上，搶過扳手，上好油管，用棉紗擦擦手，戴上手套，跳上汽車，一加油門，嗚嗚地開出去，速度到了每小時60公里，不放炮了，不冒煙了，一切正常。我日他姥姥，憋死我的小馬駒了！章司機罵著，興奮無比，像飛奔的駿馬背上的騎手。 我們趕到滄州時，已是紅日西沉，只好找店投宿。店裡已客滿，服務員，一個胖姑娘，心腸很好，見我們疲憊的樣子，道，解放軍同志，如果你們不嫌，我就給你們搭兩張地鋪。胖姑娘給我們搭了地鋪，還給我們送來兩盆熱水讓我們洗腳。我們很感動。章技師躺在地上修車，著涼感冒，不停咳嗽，我跑到街上，找到藥店，為他買來感冒藥，服侍他吃上。我特意繞了一個彎去看了看我們的車，車停在路邊，車廂封著篷布，嚴嚴實實。我拍著車頭，說：辛苦了，你！ 這一夜我們睡得很香。早晨起來，章技師的感冒也好了。胖姑娘告訴我們飯店裡提供油條、大餅、稀飯，如果我們不願吃，她可以幫我們去買餃子，但那要等到八點之後。我們說大餅、油條、稀飯就很好。飽餐一頓，開車上路。中午時分，由通縣駛入北京，駛上長安大街後，章技師撒了野，老嘎斯跑得比那些小轎車還快。一個穿藍制服戴白套袖手持指揮棒的警察攔住了我們。警察嚴厲批評章技師超速行駛。章技師連連認錯，說第一次進京不懂規矩。北京啊，我的天，這就是北京！想不到我一個高密東北鄉的窮小子竟然在1978年1月18日到達了北京。見到了這麼多的白的、黑的小轎車和草綠色的小吉普。見到了這麼多的高樓和大廈。見到了這麼多的高鼻藍眼的外國人。那時候的北京，城區面積連今日北京城區面積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在我的心目中，已經大得令人惶惶不安了。 三 我們出了北京城一直往北，沿著盤旋曲折的山路，從萬裡長城居庸關的牆洞裡鑽出去，又往北開了一個多小時，終於駛進了我們上級機關的大院。我們拉來的蘋果和大蔥讓整個大院都興奮起來。將車上的貨卸完，裝上發給我們的一張乒乓球桌、四個籃球、十支練刺殺用木槍、四套刺殺防護用具、二十顆訓練用木柄手榴彈、兩件值班用皮大衣，我們便打道返程。來時只有我們兩個人，回時添了一個。是給我們站配的新司機，1977年的兵，剛從汽訓隊畢業，姓田，名虎，山東沂水人，大眼白牙，滿臉稚氣。 好不容易來到北京，這輩子還不知道能不能再來，就這樣穿城而過豈不遺憾？啟程前我們向上級機關管後勤的一位領導請示，希望能在北京城裡住幾天，哪怕住一天，到天安門前照張相，也不枉了來北京一次。那位領導爽快地批准我們在北京城內住三天，並幫我們聯繫了我們系統在城內的招待所。那時候我們既沒有居民身份證也沒有軍官、士兵證，而所有的旅館、招待所住宿登記前都要查驗介紹信。他給我們開了三張蓋好公章的空白介紹信，供我們沿途需要時使用。 我們首先到天安門前排隊照了相，然後又排隊進入毛主席紀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遺容。注視著躺在水晶棺中的毛主席，回想起兩年前初聞他逝世消息時那種山崩地裂般的感覺，覺悟到這世界上其實沒有神，我們過去做夢也想不到毛主席會死，但他死了。我們當時認為毛主席一死，中國就完了，但他死了兩年後，中國不但沒有完，反而是逐漸地好起來了。大學又開始考試招生了，農村裡地主、富農的帽子也摘了，農民家的糧食多了，生產隊裡的牛也胖了。連我這樣一個人，竟然也在天安門前照了相，並且親眼看到了毛主席的遺容。後來的兩天裡，我們又去了北海公園、天壇公園和天壇公園旁邊的自然博物館，那裡邊有一副高大的恐龍骨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還去了故宮、景山、頤和園、動物園，還去了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還去了西單商場買了三個人造革黑揹包，我自己一個，給戰友捎了兩個。還給我的未婚妻買了一條粉紅的紗巾。她是我在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時由她的一個瓜蔓子親戚介紹給我的。當時我很猶豫，但那人竟惡狠狠地說：你別不識好歹！肥豬拱門還以為是狗爪子撓的！——這人後來也說了實話，他之所以把他的親戚的女兒介紹給我，是因為我叔叔在棉花加工廠當會計，而他想通過這種關係達到長期在棉花加工廠工作的目的。結婚後她對我說：在我之前，公社黨委劉常委想把她介紹給公社黨委副書記的侄子，她嫌那人眼睛太小而沒有答應。她和我訂婚後，劉常委譏諷她：你嫌郭書記侄子眼小，現在找了個眼大的！她說：郭書記的侄子眼小無神，小莫的眼小放光，不一樣的。許多年後，當我浪得虛名成了作家，劉常委逢人便說我太太有知人之明——我們還去西單路口那家餃子館排隊兩小時吃了一頓餃子，是那種肥肉餡的，一咬往外冒油的餃子，用機器包的。包餃子的機器在裡邊工作，隔著一道半人高的櫃檯，外邊是十幾張桌子。當時，我感到這是一項偉大發明，這邊把面、水、肉塞進去，從另一頭，包好的餃子就一個接著一個掉到熱浪翻滾的鍋裡，實在是匪夷所思。我把這事回家說給我娘聽，她根本不信。現在想起來，那餃子機擠出來的餃子皮厚餡少，煮出來一半走湯漏水，實在是又難看又難吃，但在當時，在西單商場旁邊的餃子館吃一頓機制餃子，可是回鄉吹牛的資本啊。現在，機制餃子早就沒人吃了，所有的餃子館的招牌上，都特別註明是手工製作。過去是肉越肥越好，現在則流行素餡了。世事變遷，於此可見一斑。 回程路上，章技師把方向盤讓給田虎，他與我擠在副駕駛的座位上。田虎一到，我的司機夢徹底破滅。章技師看出了我的沮喪，悄悄地勸我：小莫，你滿腹文采，當個臭車伕，豈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等著吧，會有好運氣來找你的。他的話給了我一些安慰，但想到前程，還是一片迷惘。難道我費盡千辛萬苦衝出了牢籠，折騰兩年，又一事無成地回去？不，我不回去，我要奮鬥！我要掙扎！ 在北京時，我曾做過一個夢，夢到我和章技師開車回到了故鄉，我們的車，和魯文莉爸爸的車，都停在我們學校前的操場上。兩輛嘎斯51，車頭上都扎著紅綢子，車鼻子上，都綴著一朵綢布紮成的大紅花。學校的軍樂隊，在旁邊吹號擂鼓，還有許多的學生，手中揮舞著綢布，跳著一種動作簡單、節奏分明的舞蹈。後來，夜深人靜，明月當空。我獨自一人，來到操場，看到兩輛嘎斯51，就像兩條小狗一樣，鼻子觸著鼻子，嗅著對方的氣味，藉此辨別對方的身份。它們不時發出嘹亮的叫聲，像兩頭久別重逢的毛驢。然後它們便各自往後退了幾十米，又往前將鼻子碰在一起。如此三離三合之後，魯文莉她爸爸那輛車尥了一個蹶子，往前跑去，我們單位那輛車，緊緊地追上去。兩輛嘎斯51，在操場上轉著圈追逐，好像一頭公驢追趕一頭母驢。此時我恍然悟到：這兩輛車，並非雙胞胎姐妹，而是一對戀人。它們追逐著，交配，然後生出一輛輛小嘎斯車……我將這個夢境轉述給章技師和小田聽。章技師說：看起來我們必須去一趟國營膠河農場了。小田說：我爹也做過類似的夢，但第二天就撞了車。——小田的爹也是司機——章技師說：新兵蛋子，烏鴉嘴！ 多半是小田出語不祥，犯了章技師的忌諱，原本說得好好的事，到濰坊時又變了卦。此時是晚上九點多鐘，滿天星光。章技師說：小莫，我們出來太久了，我這幾天眼皮跳，心神不寧，擔心親兵發生什麼事。既然已經到了這裡，就把你送到濰坊火車站，你坐火車回家看看。我回去幫你請假，有啥事我擔著。我和小田從煙濰公路先回去了。 我理解章技師的心情，雖說原本在心中想象了許多遍的、帶著一輛軍用嘎斯51轟轟烈烈開進村莊的盛事化為泡影，心中頗感失落，但能在當兵兩年後回家探親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將我放在濰坊火車站外，章技師和小田開著車走了。我一直目送著嘎斯51屁股後的紅燈消逝，才走進車站買票。 這是我此生第二次坐火車。第一次坐火車是我十八歲那年春天，送我大哥和侄子去青島坐船返上海。那年頭坐火車是一件相當隆重的事，我從青島回來後，以此為資本吹了好久的牛。第二次坐火車心情依然很激動。車上擁擠不堪，車廂裡一股尿臊氣。有兩個男人為爭廁所打架，一個破了鼻子，一個破了耳朵。當時，我不認為這有什麼落後之處。從濰坊到高密一百多公里，卻顛顛簸簸地跑了三個多小時。而2008年的和諧號動車組，從北京跑到高密，全程近八百公里，只需五小時多一點兒。 到達高密火車站時，已是凌晨，紅日初升，滿天霞光。我一出檢票口就聽到車站廣場一家賣油條、豆漿的小飯鋪裡傳出了好久沒有聽到的茂腔的旋律。是傳統劇目《羅衫記》里老旦的那段著名的大慢板，悲涼悽切，顫顫悠悠，使我熱淚盈眶。前幾天在中央電視臺戲曲頻道做那個介紹茂腔的節目時，我還提到了這件事。我買了半斤油條，一碗豆漿，邊吃邊聽。車站廣場兩邊全是小飯鋪，那些做生意的人，大聲招徠著顧客。兩年前，車站周圍只有那家國營的飯館賣飯，服務員的態度極其惡劣。兩年後，個體飯館參與了競爭。又過了幾年，個體經濟猶如雨後的春筍，遍地冒出。那些全民所有制的、集體所有制的飯館、供銷社、商店紛紛倒閉。 我轉乘那趟開往東北鄉的公共汽車，下午三點鐘才進家門。一看到家裡的破屋爛舍和更加衰老的爹孃，心中感到無比絕望。與父母說到單位的情況，提幹無門，學車無望，頂多再混兩年就該復員回家了。母親說：原以為你能混出個名堂來……我說：都怨我命運不濟，分配到這麼個單位。如果在野戰軍裡，沒準已經提了幹。父親道：說這些也沒用了。家裡就這樣，你也看到了。回去還是好好幹，別怕出力氣，人都是病死的，沒有幹活累死的。只要你捨得力氣幹活，領導總會看到的。即便是提不了幹，學不了車，也得想法入個黨。爹跟著共產黨忠心耿耿幹了一輩子，做夢也想入黨，但總也入不了，這輩子是沒指望了，就看你們了，入了黨，復員回來，也多少爭回點面子。 四 返回部隊後，領導找我談話，說上級分配給我們站一個報考解放軍鄭州工程技術學院的名額，經研究，決定讓我複習功課，準備參加考試。我的頭嗡的一聲響，腦子蒙了好久。我記得很清楚，那天中午改善生活，每人一個「獅子頭」，在那個年代，這可是難得的美味，但吃到口中如同嚼蠟。這是我此生第一次體驗到食肉無味的感覺。為什麼呢？因為站上領導一直認為我是高中生，所以才決定讓我去參加考試。但我實際上是小學五年級，語文、政治，也許還可以對付，但數、理、化一竅不通。報考的專業，是電子計算機終端維修，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難了。但如果說出真相，那我就徹底完了。我硬著頭皮答應下來。站上一位姓馬的無線電技師，湖南人，與我同歲，對我不錯，為我鼓勁打氣，說據他所知，此次分配考試名額，實際上是為了照顧外站，考試只是走個過場，只要交不了白卷就可以入學。我說我可是連四則運算、分數加減都不會啊。他說我教你，你這麼聰明的腦瓜，啥學不會？還有半年時間呢。於是我下決心拼命一搏。我寫信讓家裡人將我大哥用過的所有的初、高中課本給我寄來。每晚去馬技師那裡上課。經領導批准，在工具儲藏室裡為我安了一桌一椅，允許我不值班時可以進去學習。為了讓我集中精力複習，我的副班長職務由一個七七年兵暫時代理。 因為我大哥是我們高密東北鄉第一個大學生，我感受到了他給家庭帶來的榮耀，因此我從小就有上大學的夢想。現在，實現夢想的機會來了。但要在半年的業餘時間內，自學完中學的數、理、化課程，困難實在是太大了。根本沒有時間做練習題，只是看教材，看懂了就往下看。那麼多的公式，囫圇吞棗般地死記硬背。儲藏室的牆壁上，被我用鉛筆寫滿了公式。我在希望與絕望中掙扎。更多的是絕望，希望越來越渺茫。那時的我面黃肌瘦，頭髮蓬鬆，我們教導員說我像個囚犯。8月份時，教導員找我談話，說：上級剛才來電話，說原先分配給我們站的那個考試名額取消了，希望你能正確對待。他的話一方面讓我如釋重負，一方面讓我深感失望。教導員在全站會議上宣佈了這件事，同時宣佈恢復我的警衛班副班長職務。那時候，正是全軍學文化的熱潮，教導員讓我給站上戰士講數學。給戰士們講數學時，我才意識到，在半年的時間裡，我真的學會了不少知識。後來，上級領導下來視察，聽了我一堂三角函數課，認為很有水平。我能被調到保定訓練大隊當教員，與這堂課有關。大學夢破了，文學夢越做越凶。那時，一部短篇小說可以使人一舉成名。我自己訂了《人民文學》和《解放軍文藝》，從1978年9月開始，學習文學創作。先是寫了一部題為《媽媽》的短篇小說，接著寫了一部題為《離婚》的六幕話劇。給我們單位送信的郵遞員是一位左眼有殘疾的小個子中年男人，姓孫，大家都叫他老孫，也有幾位浮薄的參謀背地裡叫他「獨眼龍」。每當聽到老孫的摩托響，我的心就怦怦亂跳。因為兩部稿子投出去了，我盼望著好消息。最好的消息是《解放軍文藝》社用鋼筆回了一封退稿信，關於話劇《離婚》的，說篇幅太長，建議投到別處看看。我調往保定前，潛意識中有輕裝上陣一切從頭開始的想法，就把這兩部稿子投到爐子裡燒了。1999年我重訪故地，營房已經成了養雞場。到那間當年的儲藏室裡去看，牆壁上我塗鴉的那些數、理、化公式還依稀可辨。 五 1979年，無論對於國家還是對我個人，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年。先是2月17日，對越南的自衛反擊作戰爆發。二十萬大軍，從廣西和雲南兩線，衝進越南境內。第二天早晨，我們吃早飯時，就從廣播裡聽到了李成文捨身炸敵堡的英雄事蹟。我們同批入伍的戰友，有很多去了前線。從內心深處，我是羨慕他們的。我希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機會，上戰場，當英雄，闖過來可以立功提幹，犧牲了也給父母掙個烈屬名分，改變家庭的政治地位，也不枉了他們生我養我。有我這種想法的，其實不止我一個人。這想法很簡單，很幼稚，但確是我們這種飽受政治壓迫的中農子弟的一個扭曲心態。窩窩囊囊地活著，不如轟轟隆隆地死去。前方在打仗，我們這樣的單位也一改長期的散漫狀態，出操，訓練，值班，勞動，都加倍認真和賣力。但戰爭很快結束，我們單位又恢復原狀。 這年的6月底，領導批准我回家結婚。7月3日舉行婚禮，是日大雨。在婚假期間，我見到了幾位參戰回來的戰友，他們都立了功，有兩位還提了幹，我從心裡邊羨慕他們。但等待我的是什麼呢？也許，再過幾個月，我就該復員回鄉了。 結婚第二天，我騎自行車去了膠河農場，說是去找同學玩，其實是想看看魯文莉她爸爸那輛差點把我摔死的嘎斯51。我在農場的車場上找到了它。魯文莉的爸爸正在為它刷油漆。我上前去，掏出煙，敬他一支。我說：魯師傅您不認識我嗎？他笑著搖搖頭。我說我是魯文莉的小學同學，姓莫，名叫莫邪的。他連聲說：啊啊啊，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一年，我把車停在你們村，你打開車門，偷走我一副手套。我說：那不是我，那是何志武，他不但偷了你一副手套，還將你的輪胎放了氣。他說：那小子，我知道，從小就是歪頭鵝，一肚子壞水兒。他不但放了我輪胎的氣，還擰走了我輪胎上的氣門芯。後來他跟我談判，說要借我的軍裝、軍帽，如果我不借給他，他就在街上撒鐵蒺藜，扎破我的輪胎。我馬上想起來，十幾年前，魯文莉她爸爸的嘎斯51拋錨在大街上的情景。六個輪胎，四個癟了。魯文莉爸爸暴跳如雷，破口大罵。當時，學校也把我當做重點懷疑對象，盤查訊問了許久。劉大嘴老師將燒紅的爐鉤子舉到我面前搖晃著，要我坦白交代。我心中無事，面對爐鉤子，坦然自若——我問起魯文莉的情況，他說，就業了，在縣橡膠廠。我說：在你們農場就業多好，你們這裡是全民所有制，縣橡膠廠是集體所有制。他說：你不知道嗎？我們歸縣裡管了，土地也要承包了，今後，就跟農民差不多了。我指指油漆了一半的嘎斯51，和車場上那些破破爛爛的機械，問：這些怎麼辦？他說：能賣就賣，不能賣就任它爛掉唄。這輛嘎斯51也要賣嗎？我問。他說：前幾天，就是那個何志武，從內蒙古拍來一封電報，出八千元的高價，要買這輛破車。這小子，大概是腦子出了什麼毛病了吧？再加五千元，他就可以買一輛新出廠的解放牌大卡車。你說，他是不是要作弄我？我感慨萬端地想：何志武啊何志武，你那個聰明絕頂的腦袋裡又在轉什麼念頭呢？你能拿出這麼多錢買車，說明你發了大財，可你為什麼要買一輛老掉牙的破車呢？難道僅僅為了懷舊就可以讓你一擲千金嗎？我說：魯師傅，我也弄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我相信，他肯定不會作弄你。——隨便他吧，他真要買，我這心裡還真有點不是滋味呢，你想想，這車跟我多少年了？感情很深啊！魯文莉的爸爸說罷，掄起刷子，往車廂上抹了兩下子，又問我，小夥子，在哪裡服役？我說：在黃縣。他說：蓬萊守備團的部隊，34團吧？我說：我們隸屬總參，34團代管我們。他說：我與34團許團長是老戰友。我當連長時，他是團裡的作訓參謀。我興奮地說：許團長給我們作過報告！太巧了！您要不要捎點什麼給他？我後天回部隊。他沮喪地說：他堂堂團長，我一個臭司機，不巴結了。我還想說什麼，他已經掄起刷子往車上刷漆了。我自然早就聽說過他的事。他從朝鮮戰場回國後，當了連長，授銜上尉，前途無量，但可惜他像許多少年得志的男人一樣，「後頭撅了尾巴，前頭撅了雞巴」，自毀了錦繡前程。 回部隊那天，我特意一大早就趕到縣城，買上去黃縣的長途汽車票，距開車還有兩個小時。那時縣城很小，我花半小時疾步走到城南橡膠廠，向門衛老頭打聽魯文莉，門衛老頭說她好像值夜班。接著就盤問我是她什麼人？找她幹什麼？我說是她同學，探親路過，順便想看看她。老頭可能看我是解放軍，就說：要不我給你去叫叫？我說：那就謝謝你了。老頭說：你幫我看著門，我給你去叫。我不時地抬腕看錶——我借了戰友的一塊價值30元的「鐘山」牌手錶——生怕誤了坐車的時間。過了好久，看門老頭帶著她來了。她披著一件短大衣，穿一條紅色絨褲，趿拉著一雙拖鞋，蓬鬆著頭髮，睡眼惺忪，哈欠連連。我急忙上前，叫她的名字。她上下打量著我，冷冷地問：是你啊，找我幹什麼？我狼狽無比地說：沒事……回部隊……離開車還有點時間……順便來看看老同學……前天我去膠河農場，見到你爸爸了，他說你在這裡工作……她不耐煩地說：你要沒事我就回去睡覺了。她轉身就走了。我望著她的背影，心中感到十分惆悵。 回到部隊後不到兩個月，我就接到了調往保定訓練大隊的命令。那位借「鐘山」牌手錶讓我回家結婚的同鄉戰友感慨地說：看來結婚能給人帶來好運，過幾天我也回家結婚。臨行前，我們警衛班與幹部們進行了一場籃球比賽，那天我手氣很好，幾乎是有投必中。這場籃球是我此生打得最漂亮的一場球。 9月10日，我與要到北京辦事的馬技師結伴同行。田虎用嘎斯51把我們送到濰坊火車站。嘎斯51，再見了。沒有再見，其實是永別。這輛車，我再也沒見過，它的殘骸，現在何方？而魯文莉她爸爸那輛嘎斯51，村裡人說，的確是被何志武買走了。何志武開著那輛車，在大街上和我們學校的操場上轉了好幾圈，實踐了要成為「魯文莉她爸爸」的理想，然後便拖著煙塵揚長而去。 我到達保定後，先是擔任班長，訓練那批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來的學員。他們學制兩年，大專學歷，畢業後就是正排職軍官，行政23級。他們學習的專業，有一個很長的名稱，其實就是戴著耳機抄電報。 一個月後，訓練結束，我被留在大隊部擔任保密員，後來又兼任政治教員，給那些學員們講授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我並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是「鴨子上架——全靠逼」。剛開始很吃力，但教過一個學期後，漸漸可以應付自如。於是，那顆未死的文學之心又在拳拳跳動。屢遭失敗後，終於，1981年9月，我的第一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第二年春，又在該刊發表了短篇小說《醜兵》。一個戰士，擔任著幹部的工作，能給學員滔滔不絕、聲嘶力竭地講馬克思主義原理，又能寫小說，確有點引人注目。1981年11月3日，女兒出世。起名時，時在湖南工作的我大哥建議叫「愛蓮」，一是我的第一篇小說是在《蓮池》發表，二是宋人周敦頤有名文《愛蓮說》。我認為此名太俗而為之命名「筱簫」，但上小學後，老師以此名筆畫太多而易之「笑笑」，於是也就「笑笑」至今了。在上級機關諸多貴人幫助下，1982年盛夏，我在故鄉度假時，接到了被破格提拔為軍官的消息。那張任命我為訓練大隊正排職教員的命令，現在還應該裝在我的檔案袋裡吧。我清楚地記著，那封信是我父親拿回來的。當我向他報告了這個喜訊時，他眼睛裡閃爍著的是一種讓我感覺到溫暖又淒涼的光芒。他什麼也沒說，扛起鋤頭又下田去了。我父親的表現立即讓我想到鄰村我一個本家爺爺的表現，他的兒子提幹後，他敲著鑼滿村喊叫：我兒子提幹了！我兒子提幹了！我父親的低調處理使我深切地感到他的性格、品質和經驗。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不久即寫出成名之作《透明的紅蘿蔔》，不久後又發表了《紅高粱》，引起很大轟動。1986年暑假我在故鄉集市上買菜，碰到了鄰村一個姓萬的男人。他一把拉住我，瞪著眼吼叫：聽說你發大財了？一部小說，賣了一百多萬？——現在，一部小說賣一百多萬完全可能，但在當時，這無疑是說胡話。——還沒等我辯白，他就說：不用害怕，不會找你借錢。我兒子考上了美國留學生，再過幾年，美金大大地有！ 1987年秋，張藝謀帶領著鞏俐、姜文等人到高密來拍《紅高粱》，最早的名字叫《九九青殺口》，他們劇組的一輛小麵包車上就用紅漆噴上《九九青殺口》的字樣。為什麼當時不叫《紅高粱》，等拍攝完畢後又叫《紅高粱》，我沒問，他們也沒說。當時，拍電影，對我們高密東北鄉人來說，可是一件新鮮事。自從盤古開天地，還沒有人到我們這偏僻地界拍過電影呢。開機前，我請劇組主創人員到家裡吃飯。張藝謀、姜文都是赤膊光頭，皮膚晒得黝黑。鞏俐穿著一身老土布衣裳，留著那種鄉村婦女的髮型，不施粉黛，看上去像一個貌不驚人的小村姑。村裡人原以為女電影演員都是天女下凡，但看了鞏俐後不由大失所望。當時，誰能想得到，十幾年後，鞏俐會成為國際巨星，舉手投足，高貴典雅，目光流盼，風情萬種。開機那天，現場觀者如堵，有騎車幾十裡從外縣趕來的普通百姓，也有坐著轎車前來觀看的縣市領導。但都是乘興而來，掃興而去。 劇組住在我們縣招待所，房間裡沒有空調也沒有衛生間，當時，縣級招待所條件大都如此。當時的演員也沒有現在的演員那麼大的譜。等劇組撤走後，我聽到縣裡的朋友對我說：很多人對演員們的印象不好。尤其是姜文，打長途電話一打就是四個小時。我說他打長途電話交不交錢？他說交啊。我說既然交錢你管那麼多閒事幹什麼？——現在，我想沒人再去管這些閒事了吧！中國人從人人關心別人的私事，到個人隱私受到保護，是一個多麼巨大的進步。不久前我在電視上看到八十年代初一個因為「流氓罪」被判了十年徒刑的電影演員為自己的遭遇鳴冤叫屈。是的，他無非是與幾個女人發生過兩相情願的性關係，竟被認為是犯了嚴重的罪行，此案當時轟動全國，大多數人認為他罪有應得，並無人認為量刑不當。如果按照那時的標準來衡量當今社會的男女……那需要多少監獄啊！ 看到劇組那輛不知道從哪裡弄來的破汽車，我馬上就想到了魯文莉她爸爸那輛被何志武買走的嘎斯51。顏色形狀都有幾分相似，近前一看，車頭上的罩板似乎不對。聽村裡人說何志武人在內蒙，那輛嘎斯51是不是還在為他效勞呢？ 六 1988年8月，我考入了北京師範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文學研究生班。相對於1984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我這次沒有太大的興奮。1984年時我接到軍藝的入學通知書時那可真叫欣喜若狂。一是終於圓了大學之夢，二是圓了文學之夢。這次考入研究生班，儘管畢業後可以拿到碩士學位，但由於我已經浪得虛名，對文學這行當有了相當的瞭解，知道對一個作家來說，無論什麼學歷學位，都比不上作品有力，因此，起初我並不想來上這個學。後來有人勸我把眼光放遠點，利用這機會學點英語，將來會大有用處。這想法無疑是十分正確的。我的確也認真地學了兩個月，曾經背了幾百個單詞。但很快，學生運動爆發，形勢日益緊張，多數人無心上課。我本來就缺少毅力，有了這個藉口安慰自己，就把學英語的事擱置腦後。後來經常出國，每次都為當初沒把英語學好而後悔莫及。前幾年還有學一點日常用語的想法，這幾年，連這想法也沒有了。我只是盼著發明家們儘快發明一種簡單、便攜、快捷、準確的語言交換器，以解我出國之難。 1990年春天，我回到縣城，將原有的幾間舊房子推倒，用一個月的時間，翻蓋了四間房子。期間學校幾次來電報催我回去。等我回到學校後，領導勸我自動退學。我未加考慮就同意了。後來，有眾多同學為我求情，又得到北師大童老師的鼎力相助才得以保留學籍。我們畢業那天，正好是第一次海灣戰爭爆發。畢業典禮草草結束，沒有酒宴，沒有舞會。我們單位電影隊的小夥子開著一輛三輪摩托接我回去，沒有宿舍，只好在一間擺放廢舊雜物的倉庫裡安身。倉庫裡耗子成群，夜夜鬧騰。一隻母耗子在我的衣箱裡做窩生了小耗子。之後幾年，我的衣服上、被褥上似乎都有一股鼠尿騷味。倉庫裡有十幾尊毛主席的石膏塑像，我把它們擺在門口和床邊，彷彿哨兵一樣。有幾位文學圈的朋友混過部隊大院的層層崗哨進來看我，一看那陣勢，都說我是中國第一牛人，讓十幾個毛主席為我把門放哨，侍衛床前。過了兩年，單位分我兩間房子，我搬出了倉庫。但我經常懷念起與十幾個毛主席在一起生活的日子。 1992年春天，忽然有人敲我的門。開門一看，竟是多年未見的何志武。我問他怎麼能找到我的家門，他笑而不答。他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我說有事儘管說，只要我能辦的，一定不遺餘力。他說他在內蒙古交通部門工作，是正式職工，想調回高密，以便照顧年邁的父母。我給高密縣長寫了一封信，交給何志武，讓他拿信自己去找縣長。當時我問過他那輛嘎斯51的下落，他瞪著眼問：你不知道嗎？賣給張藝謀劇組了。那輛被姜文他們用裝滿高粱酒的酒罈子當燃燒彈炸爛燒燬的汽車，就是魯文莉她爸爸那輛嘎斯51啊。你看，他說，我為你的《紅高粱》也做過貢獻呢。我說，車頭上的罩板不太像啊。他說，你怎麼這麼笨呢，劇組裡能人多著呢，他們能原封不動地用一輛蘇制卡車冒充日本卡車嗎？那不穿幫了嘛。賣了多少錢？我問他。他說：廢鐵價。這輛車一直在我爹的院子裡放著，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才好。終於等到了這個機會，讓它有了一個輝煌的結局。 1993年初我回高密過春節，何志武來找我，說已經調回來了，在高密駐青島辦事處工作。我說你可真有本事，他說全靠你那封信引路。 後來幾年，他經常來北京找我，每次都請我吃昂貴的菜。看樣子是發了大財。他多次邀請我去青島玩，說他已經和高密沒什麼關係了，現在自己開公司，生意做得很好，只要我去，一切都由他安排。 從他口中，我得以瞭解了我們那批小學同學的情況。他不僅熟知我們那些同學的情況，連老師們的情況也瞭如指掌。從他口中，我知道教我們作文的張老師早就從縣職業高中教導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兩個兒子，一個做木材生意，一個在城南鄉當團委書記。那個劉大嘴老師，最輝煌時當過縣教委副主任，老伴去世後，與寡居的魯文莉結為忘年夫妻。魯文莉的第一個丈夫是縣裡一位領導的兒子，那小子吃喝嫖賭無惡不作，據說還經常打她。後來那小子酒後駕駛摩托車撞在一棵大樹上，車毀人亡。魯文莉怎麼會跟劉老師走在一起呢？我說：這太不可思議了！何志武笑著問我：將乒乓球打到對手的嘴裡可以思議嗎？——這確實也屬不可思議之事，由此可見，世界上的事，千變萬化，因緣湊巧，陰差陽錯，稀奇古怪，實在是不好說。 七 2008年8月，我特意到青島與何志武聚會。在此之前我多次來青島，不是講學就是開會，日程安排緊張，讓何志武很不爽。他說，你能不能專門來一趟，咱們倆暢談三天三夜，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保證能啟發你的靈感，讓你寫出一部好小說。當年你借我十元錢，現在我還你一部小說素材！ 何志武將我安排在匯泉王朝飯店一個開窗即可觀海聽濤的豪華套間裡。從在飯店房間坐定那一刻，他就開始給我講述這三十多年來的經歷。接下來的三天裡，無論是對面喝酒還是漫步海灘，他的嘴幾乎沒停過。他點了那麼多的山珍海味，幾乎是我自己吃。我說你也吃啊！這麼貴的東西，不吃可惜了。他說：你吃，我是「三高」，不能吃這些東西。他喝酒，抽菸，不停地說話。那幾天他讓司機回家休息，自己駕車，拉著我沿海兜風。我說：喝了那麼多酒，行嗎？他說：放心，我跟武松一樣，一分酒一分本事。我說別叫警察截住。他笑著說：他們哪個好意思截我？開著車時他依然滔滔不絕地說話，一邊說還一邊用手比畫。我說哥們，你最好集中精力開車，他說，放心吧。三十多年的老司機了，一坐到駕駛位上，車就成了身體的一部分。不過，魯天公開車的技術的確高超，我們村後那座小石橋跟嘎斯51車輪外沿同寬，那傢伙過橋從不減速。我剛要問誰是魯天公，馬上就明白他說的是誰，從這裡我也意識到自己與何志武的差距。 他說：我拿著你借我那十塊錢到了火車站，花了一塊兩毛錢買了一張到濰坊的慢車票。這列車是青島開往瀋陽的。儘管我只買到濰坊，但我一定要坐到瀋陽。車上查票很嚴，每當檢票時，兩個乘警把住車廂門，誰也別想矇混過關。被查出來，輕則轟下車去，重則一頓暴打後轟下車去。我的對面坐著一個解放軍戰士，胳膊上戴著黑紗，看樣子是遭了父母大喪。你知道，我跟著王貴大爺學過麻衣神相——我的確不知道他跟著王貴學過麻衣神相——便跟他套起近乎，越說越近，他剛剛去世的父親，竟被我忽悠成是我的酒肉朋友，他竟然也深信不疑。然後我就跟他說：兄弟，大哥有難，望你能出手相助。那當兵的從衣兜裡掏出到瀋陽的火車票，低聲說：你先用，用完壓到我茶杯下。看到檢票的人來了，他就從服務員手裡接過水壺，熱情洋溢地為乘客倒水。車上的人都誇他是活雷鋒。那年頭，解放軍威望很高，有他幫我，一路順遂到瀋陽。我至今對當兵的很有感情。我的大女兒嫁給北海艦隊一位核潛艇的艇長，小女兒正跟那艇上的政委談著戀愛。我對她們的選擇熱烈地支持。我的女兒嫁給艇長和政委，我們家差不多就等於控制了一艘核潛艇。哈哈哈哈，他大聲狂笑。我老婆是上世紀初被布爾什維克嚇跑的白俄貴族後裔，純種俄羅斯人，但她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公民。1979年，我已經發了財，存摺上有三萬八千元！我膽大，敢冒險，但我的冒險是建立在調查研究基礎之上的。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改革開始，人民公社解體，土地開始承包。我馬上想到，承包了土地的農戶，最需要的就是大牲畜，馬，牛。那時，在內蒙，買一匹高頭大馬只要四百元，但趕到關內，可賣一千元。買一頭四個牙的犍子牛，只要二百元，但趕到關內，最少六百元。我當時正在縣城開照相館，生意很好。為了賺大錢，我將照相館賣了一萬元，到牧民那裡買了三十匹馬。僱了一個牧民，幫著我往關內趕。趕到河北地界，人困馬乏，飼草難求。我眉頭一皺，想出一個主意。我將三十匹馬趕進了宣化縣縣政府大院。我直接去找縣長，說我是內蒙牧民，聽說內地土地承包到戶，春耕在即，牲畜奇缺，因此將自家的三十匹馬送來。三十匹駿馬，白送。那縣長姓白，愣了，一個勁翻白眼。我說真的白送。縣長跑到院子裡，看著那些駿馬，說：我們不能白要你的，這樣吧，我們給你作價，八百元一匹。我說，不要那麼多，一匹六百，如果你們還需要，我馬上回去，給你們趕一百匹來。你們也可以派人去。我幫你們收購。就這麼著，那個春天，我當了馬販子，賺了三萬八千元。我跟那白縣長——現在已經當了副省長了——就此成了換腦袋的朋友。人有了錢，就該成家立業了。當時我就想，應該回老家圓我的青春夢。不瞞你說，我暗戀著魯文莉。我想送她一件見面禮，那就是將她爸爸那輛車買到手，然後用那輛車拉著她，到內蒙去，幹大事，賺大錢。我打聽了，國營農場已經改制承包，那輛車已經歸魯天公個人所有。於是我就拍了一封電報，用八千元買他的車，高價，絕對高價，那時南京生產的「躍進牌」NJ130型，完全仿嘎斯51的，才八千元一臺。他那臺破車，頂多值兩千元。 我將八千元錢點給了魯天公，告訴他，我花高價買你的破車，是變相送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何志武買車，意在魯文莉，我說。魯天公笑著說：何志武，我早就猜到，你肚子裡不定憋著什麼壞水呢。但是，婚姻大事，父母不能包辦。你有本事，自己追去吧。不過，小子，我估計你已經沒有什麼戲了。縣委汪副書記的兒子看上了我家文莉，說實話我不喜歡那小子，賊眉鼠眼，一看就不是好玩意兒。但他畢竟是縣委副書記的兒子，文莉自己願意，我跟她媽也只好順水推舟。管他以後怎麼著呢，先當幾天縣委副書記的親家風光風光吧。 何志武說，我開著那輛嘎斯51，在村裡轉了幾圈，耀了武揚了威，那時畢竟年輕浮淺啊！然後驅車直奔縣城。你問我何時學會的車？七六年，我在窯廠當裝卸工，跟司機老許成了好朋友，跟他學會的。當年看魯文莉她爸爸開車，那個神氣，其實，這玩意兒，抽支菸的工夫就能學會。我把車開到橡膠廠門口，想找魯文莉談談，但看門的老頭說她已經調到縣郵電局了。老頭嘴很碎，說縣委副書記的兒媳婦怎麼可能還在烏煙瘴氣、臭氣撲鼻的橡膠廠上班。我開車到了縣郵局大門口，將車停下，到旁邊的百貨商場買了一雙新皮鞋換上。乍穿新鞋，走起路來很不得勁，彷彿所有的人都在看我的腳似的。我一進郵局大門就看到了魯文莉，她在賣郵票的櫃檯後，與一箇中年婦女聊天。我走上前去，說：魯文莉，我是你小學同學何志武，你爸爸讓我來找你。她愣了幾分鐘，冷冷地問：什麼事？我指指停在馬路對面的車，說那是你爸爸的車，他讓我開車來接你。她說：我還上著班呢！我說：沒關係，我到車上去等著，等你下班。我回到駕駛室，抽著煙等她。那時縣城破破爛爛，縣政府那棟三層樓是最高建築。我坐在車上，看著那樓頂上的紅旗和樓後邊的寶塔鬆，心中感到一種很莊嚴的感情。我一支菸都沒抽完，魯文莉就跑過來了。我推開車門，讓她上車。我根本沒問她什麼，發動起車子，開車就走。到底有什麼事？她問我。我不理她，將車開得賊快，同時用眼睛的餘光看她。她抱著肩膀，撅嘴吹口哨。這是她過去沒有的習慣，很可愛。女大十八變，果然。開出縣城，將車停在一中操場旁邊那塊空地上。為什麼將車停在這裡？因為她在這裡獲得了全縣乒乓球女子少年冠軍。我轉過頭，定定地看著她。她確實很漂亮。她肯定也感覺到了什麼，有幾分警惕，有幾分氣惱。你到底想幹什麼？！我沒有兜圈子，直截了當地說：魯文莉，十幾年前我就喜歡你，當我滾出教室後，就暗下決心，只要混好了，就回來娶你做老婆！當你在那裡邊——我指指一中的辦公室——解放前的基督教堂——當年的乒乓球比賽就在那裡頭進行——獲得冠軍時，我就下決心要混成個人樣兒回來娶你——她撇了一下嘴，道：這麼說，你現在混好了？混成個人樣兒了？我說：基本上可以這麼說了。你每月工資多少？我問她，她不答。我說，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每月工資三十元，每年工資三百六十元。我在內蒙販賣牲口賺了三萬八千元。相當於你一百年的工資。我花八千元買了你爸爸這輛破車，等於給你爸爸和你媽媽一筆豐厚的養老費，免除了你的後顧之憂。我在那邊朋友很多，路都踩好了，有這三萬元做本，用不了幾年，我，不，我們，就會成為十萬元戶，甚至百萬元戶！我敢擔保：一，永遠不會缺著你錢花；二，我會永遠對你好。她冷冷地說：真可惜，何志武，我已經訂婚了。我說：訂婚也不是結婚，結了婚都可以離婚。她說：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講道理？憑什麼來幹擾我的生活？憑你買了我爸爸這輛破車？憑你有三萬元錢？我說：魯文莉，因為我愛你，所以我不願讓你跳火坑。我調查過，那個汪建軍，是個流氓，專門玩弄女青年……她打斷我的話：何志武，你這樣說不感到卑鄙嗎？我說：我這是拯救你，怎麼是卑鄙呢！她說：謝謝你的好意！我與你無親無故，我的事我自己做主。你無權干涉！我說：希望你再考慮考慮。她說：何志武，你別煩我了，好不好？這事要讓汪建軍知道了，他會找人砸死你的。我笑著說：我希望他知道，你告訴他吧。她拉開車門，跳下車，說：何志武，別有了幾個錢就忘了自己姓什麼了。告訴你，金錢不是萬能的！她轉身往縣城的方向走去。我望著她的背影，想：金錢的確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卻是萬萬不能的。魯文莉，好自為之吧。我回家推倒一面院牆，將魯文莉爸爸那輛破車，開到我家院子裡，用篷布蒙上，然後將牆壘好，囑咐我爹好好看守著。我爹罵我：守什麼？難道這車還能長翅膀飛走？我告訴他眼光放長遠點，這車將來會有大用場。安頓好父母，我帶著兩個弟弟回了內蒙。他們跟著我做各種生意，販木材，販鋼材，販牲口，販羊絨，金錢滾滾而來。我是有勇有謀的人。我用一個小故事證明我的有勇有謀： 那時羊絨禁止私人販運，從關外將一噸羊絨私運入關內，可得暴利萬元。他們設了關卡。我找了兩輛完全一樣的卡車，前邊一輛裝上布匹，後邊一輛裝上羊絨。車頂上都用帆布蓋好。開到關卡附近，將裝羊絨的車停下，先開裝布匹的上去，讓他們檢查。檢查時敬他們煙，送他們酒，答應幫他們從關內捎東西，檢查完畢，開車通過。但一會兒我就把車開回來了，對他們說一個備用輪胎丟了需要回去找。開到羊絨車處，將裝棉布車停下，將羊絨車開上去，對關卡的人說備用輪胎找到了，他們剛剛查過了，自然不再檢查。就這樣，瞞天過海，我帶著兩個弟弟，一個春天，販賣了四十噸羊絨，淨賺了四十萬元。 錢越來越多，朋友也越來越多。我幫兩個弟弟都落了戶口，都安排在運輸公司就了業。那時咱還迷信戶口、正式職工這些東西。1982年，我又回了一趟老家，給我父母蓋了新房子。老房子還保留著，那輛車上的篷布朽了，又換上新的。我爹那時已經不敢罵我了。他對我娘說：志武是有大肚量的，他的事，我們不要妄加議論。我還對魯文莉抱有一線希望，但她已經和汪建軍結了婚，聽說生活得還不錯。既然這樣，我想我也該結婚了。 聽說我要找對象結婚，十幾個媒人上門，介紹的都是有模有樣的姑娘。我都沒有答應。這時，有一個女人自己找上門來。這個自己找上門來的就是你嫂子朱麗婭。她當時在旗畜牧站工作，外號叫「兩個死」，從後邊看身材絕好，能把人饞死。從前邊看，一臉麻子，能把人嚇死。她找上門來，何大哥，我問你，你為什麼要討老婆？我想了想說：一是為我生兒育女，二是為我洗衣燒飯。她說那你最好選我。我想了想，一拍大腿，說：就是你了！走，登記去吧！我和你嫂子結婚，轟動了全旗啊！你想想看，全旗首富何志武，選了一個大麻子做老婆。很多人都不明白，他們當然不明白。你明白嗎？他說，等你看到你那兩個美如天仙的侄女就明白了，等你看到你那在足球隊裡踢球的侄子就明白了。你嫂子五官端正，醜就醜在那一臉麻子上。麻子是不會遺傳的，但她的白俄血統和她的身材相貌是會遺傳的。我如果找個漢族女人只能生一胎，但我找個俄羅斯族的，可以堂堂正正地生二胎，稍微做點工作就能生三胎。你現在明白，為什麼你那兩個侄女能把一艘核潛艇給「俘虜」回來吧！混血美人，氣質高貴，不同凡響！我想得很明白，男人，如果不能與自己愛的女人結婚，那就要找個最能給自己帶來好處的女人結婚。朱麗婭就是這樣的女人。 何志武說，進入九十年代後，我想，要幹大事發大財，必須到沿海去。所以我進京找你，先調回縣裡，然後到了青島。你嫂子起初還捨不得內蒙那個家，我說，到了青島，我給你蓋一棟大樓！——何志武指著遠處一棟乳白色大樓說，那棟大樓，就是咱開發的。他給我說了許多他在青島的光榮戰績，我聽過就忘了。無非是花錢，交友，吃小虧，賺大便宜。我說何志武你還記得嗎？文化大革命初起時，我們演過一個活報劇。我穿著張老師那件破夾克，夾克裡塞進一個籃球冒充大肚子，扮演蘇聯的赫魯曉夫；你頭髮上撲了粉，扮演「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我們的唱詞是：「赫老兄，劉老弟，咱倆唱的是一臺戲」。我唱「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你唱「吃小虧賺大便宜」。我說，你的成功祕訣就是「吃小虧賺大便宜」吧。他想了想，說，基本上是，但不完全是。有很多時候，我是吃了大虧，但連小便宜都沒沾著。我問：是指買魯文莉她爸爸那輛嘎斯車嗎？他說：你這個人怎麼這麼庸俗呢？我跟誰都計算成本，但唯有跟魯文莉我是不計成本的。 她丈夫死後，你沒去找她嗎？我問。 何志武說，魯文莉的丈夫是1993年撞死的。那時我已在青島與××的情婦合夥做鋼材生意。有××這杆大旗罩著，青島市所有建築工地的鋼材都被我們壟斷了。聽到魯文莉成了寡婦的消息，我的心動了。我跟你嫂子說了這事。你嫂子慷慨大度地說：你把她接來吧，想明媒正娶也行，想包做二奶也行。但還沒等我去找她，她就找我來了。她穿著一條黑裙子，戴著白手套，臉上化著濃妝，正所謂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她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何志武，我熬出來了。我也直截了當地問：你是想嫁給我做老婆呢，還是給我做情婦？她也直截了當地說：當然是做老婆。我說：做老婆工程太大，還是做情婦吧，我在海邊給你買套房子，養起你來。她悽然一笑，說：那就不麻煩你了。很快，我就聽到了她與劉大嘴老師結婚的消息。我帶著兩瓶酒兩包煙，獨自開車，到了膠河農場前那片空地上，就是在這裡，我向魯文莉的爸爸表達了我對他女兒的愛慕之心。我邊喝邊抽邊想。我一直以為自己精通相術，能夠洞察人心，但其實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基本上能夠洞察他人之心，就因為與我交往的大都是小人，而魯文莉，是個君子。 我離開青島前一天晚上，何志武將我帶回家吃飯。他的夫人包了三鮮餃子，還按高密人的方式，搗了一碗蒜泥。這是個熱情洋溢的胖大女人，一看就知是賢妻良母。酒至半酣時，何志武起身關了燈，讓我往他家廚房的玻璃窗上看，那上邊竟有十幾個環環相套的銅錢圖案，天圓地方，金光閃閃。我說這是哪裡投射過來的。他說：不知道，觀察研究了好久，也找不出源頭。他說，儘管海邊有好幾處大房子，但我不去，我要守在這裡。「守財奴」三個字幾乎脫口而出，但我硬憋了回去。他們這些生意人，錢越多越迷信，希望討口彩，最忌諱不吉利的話。於是，我將「守財奴」置換成「財神光顧」，他極為開心，說：到底是大作家，出口就是成語。 我回京後，何志武給我打電話，說他在龍口海邊看中了一塊地，想搞房地產開發。他說你能不能來一下？這邊土地管理局有個管事的，是你剛當兵時待過的黃縣工作站那個左站長的兒子，名叫左聯。說起你來，那小子眉飛色舞，說他是你看著長大的。我猶豫了一下，但還是找藉口推脫了。 八 今年5月，高密縣文化局和廣播電視局聯合舉辦首屆茂腔電視大獎賽，文化局陸局長專程來京邀我回去當評委，盛情難卻，只好從命。高密茂腔，三年前被評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使這個劇種後繼有人，縣委縣政府決定成立茂腔少年班，招收四十名小學員，送到濰坊藝校去培養，畢業後納入事業編制。此事藉著茂腔電視大獎賽一煽呼，成為一時熱點，報名者多達五百餘人。住在縣府招待所，每天都有熟人、朋友、親戚為了孩子進茂腔少年班的事來找，搞得我不勝其煩。因為要與縣裡的文學骨幹商量為茂腔劇團創作新劇本的事，短期內還不能回京，陸局長給我另找了一家飯店，以避幹擾。但沒想到剛住進去半天，手機就收到一條短信：老同學，您大概早把我忘記了吧？我是魯文莉。我現在就在您住的飯店前臺，能不能下樓來接見我一下？耽誤您五分鐘。 我們在酒吧裡坐定，服務生上前招呼。我問她喝點什麼？她問：有酒嗎？我吃了一驚。服務生笑著說：當然有，您想喝什麼？她說：只要是酒就行。服務生笑著看我。我說：給我們每人來一杯紅葡萄酒吧。服務生報了一大串酒名。我說：最好的。魯文莉搶著說：說好了啊，我請客。我說：不用你請，我可以簽單。她頓了頓，幽幽地說：是啊，你現在可是大人物了，我只能在電視上看你了。我說：太誇張了吧？騙子最怕老鄉親，騙子更怕老同學。咱倆不僅是同學，而且還是同桌。她說：我還以為你忘了呢。我說：怎麼可能！人過五十，眼前的事記不住，過去的事，卻越來越清晰。她說：我也是，連做夢都是夢見那時的事。我說：這說明我們老了。她說：男人五十多歲，正是好時候；女人五十多歲，就成了老妖精了。她雖然穿著肥大的黑裙子，但遮不住腰身的臃腫。她那張瘦長精緻的小臉，也團如月了。眼袋下來了，眼圈還是黑的。酒來了，我們端起杯，碰了一下，她急火火地喝了一口。我問：劉老師好嗎？她嘆了一口氣，說：走了。我驚訝地說：怎麼……劉老師也不過六十多歲……她說：我是寡婦命，妨男人的……我說：哪有這種事……她又喝了一口酒，眼睛裡淚光點點，盯著我說：我的命真苦……我一時也找不到安慰她的話，便端起酒杯，與她相碰。她仰脖喝乾杯中酒，說：不說這些了，我來找你，是來向你求情。她摸出一張照片，遞給我，說：這是我女兒，劉歡歡，報名參加茂腔少年班考試，已經過了兩關，進入了前六十名。聽說所有的家長都在活動，我也只好覥著個老臉來找你。我端詳著手中的照片，劉歡歡，大嘴巴，大眼睛，依稀可見劉老師一些影子，但更多的還是像魯文莉。我似乎聽評委們提到過這個劉歡歡，便給陸局長髮了一條短信詢問。陸局長回道：條件非常好，哪怕只招兩個學員，也有一個是她。我將陸的短信給魯文莉看了。她的眼淚嘩嘩地流了下來。我說：你現在放心了吧？ 她哽咽著說：謝謝……謝謝……我說：你謝誰啊？是女兒條件好，發揮好，考得好！她說：如今的事，我明白……謝謝，老同學……她從包裡摸出一個紙袋，說：老同學，這是一萬元，您別嫌少，您替我請陸局長他們喝杯酒吧…… 我想了想，說：好吧，老同學，我收下了。 ——發表於2009年第十期《人民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