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馬 蹄

第1章 馬 蹄 文論：我以為各種文體均如鐵籠，籠著一群群稱為「作家」或者「詩人」的呆鳥。大家都在籠子裡飛，比著看誰飛得花哨，偶有不慎衝撞了籠子的，還要遭到笑罵呢。有一天，一隻九頭鳥用力撞了一下籠子，把籠內的空間擴大了，大家就在擴大了的籠子裡飛。又有一天，一群九頭鳥把籠子衝破了，但它們依然無法飛入藍天，不過是飛進了一個更大的籠子而已。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自由詩、唐傳奇、宋話本、元雜劇、明小說。新的文體形成，非朝夕之功，一旦形成，總要穩定很長的時期，總要有它的規範——籠子。九頭鳥們不斷地衝撞著它擴展著它，但在未衝破籠子之前，總要在籠子裡飛。這裡邊也許有馬克思的辯證法吧。 我們這些獨頭鳥，能在被九頭大師們衝撞得寬闊畸曲的散文的籠子裡撲弄幾下瘦翅膀子就足矣。 從新開闢的旅遊勝地索溪峪山的「不吹牛皮」飯館出來，正是正午。山間白氣升騰，石路上黃光灼目，不知太陽在哪裡。只覺得裸露的肌膚如被針尖刺著，汗水黏黏滯滯地不敢出來，周身似乎塗上了一層黏稠的膠水。往年與家兄見面時，其總是大言湖南之熱，吾口雖諾諾，心中其實不以為然。因為從天氣預報中知道，長沙的溫度比起北京也高不了多少，有時甚至還不如北京高，而我在北京多年，並沒有感到北京的夏天有什麼難熬的。現在自然是知道了。初到長沙那天中午就知道了。我見到長沙街頭的攤販，一個個無精打採，面如醉蟹，行人都垂頭疾走，不及顧盼。搭乘長沙至常德的長途汽車，車過湘江大橋時，見江水混濁如開鍋的綠豆湯，幾十隻白船黑舟死在水上。江面上泛起黏稠的灰黃色光線，全無當年讀毛主席詩詞名篇《沁園春·長沙》時那種清澈見遊魚、颯颯聞樹響、輕清出世傲天下小的感覺。也許是季節不同的關係吧。那邊，著名的橘子洲宛如一個耐熱不過而剝去綺羅遍身黏汗躺在江上的女人，但願寒秋來到時，她會用火紅的錦繡把自己裝扮起來。我應該找一個秋天到湖南的機會。 「不吹牛皮」飯館的老闆娘在二兩一碗的麵條裡，加上了足有一兩辣椒，我唏噓不止，如咽烈火。出了飯館，還是覺得五內如爐，流出的汗水似乎都是暗紅色的，每一個毛孔都在發燒。新闢之地，道路崎嶇，我們要到十里之外的地方去乘車，幸好這十里路從一條山峪裡穿過，據說山峪裡風光秀麗，似天堂景色。喊一聲走，大家便一起開步。進峪數百步後，回頭望那「不吹牛皮」飯館，見廊簷下那塊火紅的大布幔像張牛皮一樣地掛著，想起飯館內壁上掛著的那些「妙手回春」「華佗再世」之類的錦旗，心中惶然。 過了湖南的三條江，走了湖南的三座城，爬了湖南五架山，在落滿了黃塵的長途汽車上，見道路兩邊山巒起伏，樹木蓊鬱，大自然猶如一頭正在沉睡的猛獸。我覺得湖南尤其是湘西的大自然是有著自己的性格的。這種性格就像染了人血的遠古的陶器一樣凝重樸拙，荒蠻輝煌。想起多年前，諸多三湘風流子弟，從這裡走出去，進入了世界大舞臺，在那裡叱吒風雲，呼風喚雨，翻天覆地，雙腳一抖地球都要哆嗦，那股子牛氣勁兒，真是令人神往。 走進了十里畫廊，微微有了些風，汗毛見了涼風，根根直立起來。聽說這個畫廊裡有條小河，但久走不到。路的右邊有一條河溝，溝裡晒著一片片大大小小的鵝卵石。卵石上生著一層白色的鹼花，很像在滷水裡浸泡過的巨大的雞蛋。我想，這條河溝也許就是河了。我看到左邊的峭壁上有一些淚珠般的細流在滴答。同行者有伸出舌頭去接水喝的，我亦仿效。水微鹹，浸透了大山的悲哀。初從山上窄不容腳的小路上下來走這平坦的道路，雙腳受寵若驚，下意識地高抬低放，從別人的走相上看到了自己，不由齊笑起來。疲乏加上炎熱，笑得艱難。然而山峪裡的風景的確是美不勝收，一座座山峰突兀壁立，奇形怪狀，不可以語言描畫。同行中有善比喻者，指東指西，命此山為蒼狗，命彼山為美人，我凝視之，覺得都似是而非。其實山就是山，命名多半隻有符號的意義，硬要按名循實，並且要敷衍出幾個大同小異的故事，幾同對大自然的褻瀆。 漸走漸深，樹木從兩側的山壁上罩下來，鬱鬱蔥蔥中，我只認識鬆樹，餘皆不識名目，實在是孤陋寡聞。我恍然感到，在諸多的樹木中挺立著的鬆樹可憐地望著我，而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樹木，則彷彿在閉目養神，對我表示著極大的蔑視。我被這蔑視壓得弓腰駝背，氣喘吁吁。樹上時時響起蟬鳴——我拿不準這是不是蟬鳴，旁邊一個身背畫夾的小個子姑娘也許是個本地人，她說是蟬鳴——蟬鳴聲猶如北方池塘裡蛤蟆的叫聲，圓潤潮溼，富有彈性，就算是蟬鳴吧，那這蟬鳴裡也有沉鬱傲慢的性格。沉鬱傲慢的湖南山水樹木孕育出來的蟬也叫得隔路，我想這種鳴叫起來像蛤蟆的蟬是能夠吃掉螳螂而絕不會被螳螂所吃掉的。我又想，這裡的蟬如此隔路，難道這裡的螳螂就會甘於平凡混同於外地的螳螂嗎？這裡的螳螂也許能夠一刀斬斷妄圖吃它的黃雀的腦袋，問題是這裡的黃雀難道就會是一般的黃雀嗎？真不敢想象，如果沒有這樣的彷彿用人血塗抹過的、古陶般的大自然的性格，會有絢麗的楚文化。湖南作家韓少功在《文學的根》裡試圖尋找絢麗的楚文化的流向，他聽一個詩人說楚文化流到湘西去了。我想，假如湘西不是如此閉塞，假如湘西高樓林立，道路縱橫，農民家家有轎車，有鋼琴，文化大普及，生活大提高，楚文化還能在此瀦留嗎？如此一想，竟有些可怕，原來保留傳統文化是要以閉塞落後為前提的啊。各種古老的習俗傳統，流傳日久，尤其是賴以產生的政治經濟條件、地理風貌發生變化之後，大都失去了原來的莊嚴和輝煌，變成了一個空殼，正如五月裡賽龍舟，戴著電子錶的船工們，所體會到的究竟是什麼呢？假如此說成立，那就壞了，湘西畢竟不可能長此閉塞落後，如有朝一日先進開化之後，絢麗的楚文化不是又斷流了嗎？幸好，我也認為楚文化是一個內涵既深且廣的概念，它的一部分確實瀦留在了湘西的某些「深潭」裡，表現為一些古老的風俗習慣，一些圖騰崇拜；另一部分如屈原的作品，則早已匯進了漢文化的滔滔大河滋養了不知道多少代中國人，甚至變得像遺傳基因一樣想躲都躲不掉呢！ 這時，聽到後邊一片的馬蹄聲響，急忙回頭看時，見有七八匹馬遭人騎著，五顏六色走進來了。眾人跳到路邊，一時忘了熱，驚訝地看著這個馬隊。馬有黑，有黃，有一匹棗紅，無白。突然想起「白馬非馬」說，哲學教科書上說公孫龍子是個詭辯者，「白馬非馬」說也不值錢。我卻於這些教科書背後，見公孫龍子兩眼望著蒼天，傲岸而坐，天墜大石於面前，目不眨動。「白馬非馬」就是「白馬非馬」，管他犯了什麼邏輯錯誤，僅僅這個很各色的命題，不就偉大得可以了嗎？幾十年來，我們習慣用一種簡化了的辯證法來解釋世界，得出的結論貌似公允，實則含有很多的詭辯因素，文學上的公式化、簡單化，恐怕與此不無關係吧。我認為一個作家就應該有種「白馬非馬」的精神，敢於立論就好，先休去管是否公允，韓少功說楚文化流到湘西去了，那就讓它流去好了。他自有他的藏在字面後邊的道理，別人難以盡解，自然隨筆議論幾句當作一種思維訓練也未嘗不可。誰要對作家的立論執行形式邏輯的批判，誰就有點板——其實儘可以將想法藏在心中——各想各的「拳經」。 我想著自己的「拳經」，雙眼卻直盯著那幾騎看。馬兒越走越大，俱是口吐白沫，身上汗水晶亮，馬蹄鐵敲擊著卵石，短短促促地響。馬似走得輕捷，骨子裡卻是憂鬱和不平，它們麻木、呆板，已經失去了馬身自由，騎馬非馬也。《莊子·馬蹄》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縶，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馬本來逍遙於天地之間，飢食芳草，渴飲甘泉，風餐露宿，自得其樂，在無拘無束中，方為真馬，方不失馬之本性，方有龍騰虎躍之氣，徐悲鴻筆下的馬少有韁繩嚼鐵，想必也是因此吧。可是人在馬嘴裡塞進鐵鏈，馬背上壓上鞍韉，怒之加以鞭笞，愛之飼以香豆，恩威並重，軟硬兼施，馬雖然膘肥體壯，何如當初之骨銷形立也。人太殘忍了，人太過於霸道於地球了。我心中忽然充滿了對馬上騎手們的仇恨。但是，我馬上又開始否定自己。弱肉強食，是大自然的規律，在某種條件下，人類也不例外。常常見說：「在萬惡的舊社會……過著非人的生活……」人一旦受制於人就是「非人」，「騎馬非馬」也應該成立吧。在邏輯上似乎無大錯。將馬比人，也許是錯誤類比，可是我們不是天天都在進行著這種類比嗎？孔夫子聞子路身被千創而死，便吩咐人將廚房裡的肉醬倒掉（「批林批孔」時說他虛偽）。近來的文學作品中，不也有好多小動物被作家們擒來寄託偉大的人道精神嗎？ 說嘴容易，實行起來難。我恨騎馬者大概是因為我無馬可騎。孔夫子倒了肉醬我覺得可惜。可憐小生靈的作家們有幾個食素呢？說與做背道而馳，正是人類的習性。 馬隊走到了我們面前，一是因為問路，二是因為臨近河水，英雄們紛紛滾鞍下馬。他們都是光頭黑臉，袒露著胸膛或是穿著汗漬斑斑的背心。腳上有穿著麻底草鞋的，有穿著高靿黑色馬靴的。他們衣服的後邊，都有一塊圓月般大小的白布，布上墨寫著一個拳大的「勇」字，或是「兵」字。有兩個身背弓箭，有兩個腰挎鋼刀。馬揹著鞍橋，鞍下吊著長杆子紅纓槍，或是鐵柄大砍刀，及一些行李雜物。口音與湘人迥異，不知是哪路草莽。 牽棗紅馬的小夥子像是一個小頭目，身體修長，眉清目秀。棗紅馬遍體瓔珞，頸下掛著一串銅鈴，發出叮咚之聲。他左手拉著馬，右手按著刀鞘，狼行虎步般地來到我的面前。我惶然不知所措。卻見那小夥子嫣然一笑，露出一口結實的微黃的牙齒，問我：「同志，去招待所是走這條路嗎？」我慌忙答對。一牽黑馬、臉上有疤的小夥子說：「大文，還有煙沒有啊？借支過過癮。」「什麼借？光借不還。」棗紅馬小夥子說著，但還是從兜裡摸出了兩支菸，自己叼上一支，遞給討煙者一支。藍色的煙霧從他們的鼻子嘴巴里噴出來。馬在他們身邊，打著焦躁的響鼻，用力彈著蹄子，尾巴抽打著飛蠓，馬頭向著河水那邊歪過去。河水像翡翠一樣綠，突然從大山的縫隙裡流出來，泛出冰涼的愜意。棗紅馬小夥子說：「弟兄們，不要急著給戰馬飲水，走一會兒，等落了汗再飲它們。」小夥子讓我吸菸，我說不會。他看到了我面前的校徽，就此搭上了腔，聊得很是投入。大家一起往山外走，正走在十里畫廊裡。因為有了河水，風景才真正地有了靈氣。大家都跟著馬隊走，閒聊中，才知道瀟湘電影製片廠正在此地要拍攝一部大戲，《天國恩仇記》，他們是從河南僱來的群眾演員，扮演著曾國藩的湘軍，剛剛在西海與「太平軍」大戰了一場，「湘軍」無一傷亡，倒有一員「太平軍」的大將硬在馬上擺英雄姿態不慎落馬，摔折了一隻胳膊。大家齊笑。話到深處，小夥子說，他們報酬微薄，從河南跑到湖南，騎著自家拉車耕田的馬，馬竄得拉稀，人顛得骨離，要是為了掙錢，鬼才來呢，為著熱鬧，為著開心，權當騎馬旅遊吧。他說，一跨上戰馬，披掛起來，就感到天不怕地也不怕，一股子英雄氣在胸中沸騰，見到了那些坐「地鱉子」的大官心中也沒有怯意。在家鄉時，鄉長吆喝一聲腿肚子都打哆嗦。現在想想，怕他個鳥？人的身份，就像這身披掛一樣，光屁股進了澡堂，再大的官也威風不起來。你信不信？你不信，反正我信。他說我是當過兵的，內務條令規定，在澡堂裡，士兵可以不給首長敬禮。我們一個班長是個馬屁精，在澡堂裡見到連長，啪的一個立正，敬禮，連長大怒，一腳就把我們班長踹到水池子裡了。他還說，他扮演的是「湘軍」的一個小頭目，老是捱打，劇情這樣規定的，沒有辦法。 他和夥伴們在河邊飲馬，河水涼得馬脣上卷。飲畢，他飛身上馬，昂首挺胸，鎧甲鮮明，嘴裡發出擬古之聲，拱手與我等告別，發一聲喊，雙腿一夾，棗紅馬就撒歡兒跑。山路上石稜突出，縫隙縱橫，馬跑得歪歪斜斜，很是拘謹。但瘸馬勝過健驢，我們只能步他們的後塵了。 馬隊跑出去約有一箭之地，就見那匹打頭的棗紅馬跌翻在地，馬上的騎手一頭栽進了路邊的灌木叢中。眾騎手紛紛下馬，棗紅馬上的騎手也從灌木中鑽出來，狼狽不堪，像個敗兵。我們匆匆趕過去，見騎手們有蹲著的，有站著的，圍著那匹棗紅馬看，臉色都很沉重。棗紅馬上的騎手雙手捧著一隻馬蹄，嘴巴半張，面色如土。那匹馬還想掙扎著站起來，但它已經站不起來了。它的一條後腿在石縫裡扭斷了，鮮血像噴泉一樣從它的斷腿處一股股地湧出來。我忽然想起，1976年我在黃縣當兵時，跟我們班長去羅山煤礦拉煤，也是一匹棗紅馬，是拉長套的，很年輕的一匹騍馬，懷著駒子，長相健美。在橫穿一條廢棄的鐵路時，不慎把一隻後蹄伸進架空的鐵軌，齊齊地斷了。但那匹棗紅馬始終站著，那條斷腿像柺棍一樣點著地面。當時，我們班長手捧著馬蹄，放聲大哭。這隻馬蹄的印象在我的腦海裡盤旋了幾十年，我想在合適的時候，我要把它寫成一部小說，題目就叫《馬蹄》。 一九八五年九月 我與音樂 音樂，從字面上，大約可以理解為聲音的快樂或聲音帶給人的快樂。從名詞的角度理解，就要複雜得多，幾句話說不清楚。我想最原始的音樂大概是人用自己的器官來模擬大自然裡的聲音。譬如要抓野獸，就模擬野獸的叫聲，不但引來了野獸，而且很好聽，於是不斷重複，並且學給同伴們聽，這就既有創作，又有表演了。不抓野獸時，召喚遠處的同類，就仰起頭，發出悠長的吼叫。有的吼得好聽，有的吼得不好聽，吼得好聽的就是歌唱家。大自然裡的聲音有好聽的有難聽的，好聽的讓人快樂，不好聽的讓人不快樂。讓人快樂的聲音就是最早的音樂。漸漸地，單用器官發出的聲音已經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就用樹葉、竹筒或是其他的東西來幫助發音。這些東西就是最早的樂器。 我小時候在田野裡放牛，騎在牛背上，一陣寂寞襲來，突然聽到頭頂上的鳥兒哨得很好聽，哨得很淒涼。不由得抬頭看天，天像海一樣藍，藍得很悲慘。我那顆小孩子的心便變得很細膩、很委婉，有一點像針尖，還有一點像蠶絲。我感到一種說不清楚的情緒在心中湧動，時而如一群魚搖搖擺擺地遊過來了，時而又什麼都沒有，空空蕩蕩。所以好聽的聲音並不一定能給人帶來快樂。所以音樂實際上是要喚起人心中的情，柔情、痴情，或是激情，音樂就是能讓人心之湖波瀾盪漾的聲音。 除了鳥的叫聲，還有黃牛的叫聲，老牛哞哞喚小牛，小牛哞哞找老牛，牛叫聲讓我心中又寬又厚地發酸。還有風的聲音，春雨的聲音，三月夜半蛙鳴的聲音，都如刀子刻木般留在我的記憶裡。略大一點，就去聽那種叫茂腔的地方戲。男腔女調，一律悲悲切切，好像這地方的人從古至今都浸泡在苦水裡一樣。緊接著又聽樣板戲，那明快的節奏能讓我的雙腿隨著節拍不停地抖動。但樣板戲不能動人心湖。 1977年初，我在黃縣當兵，跟著教導員騎車從團部回我們單位。時已黃昏，遍地都是殘雪泥濘。無聲無息，只有我們的自行車輪胎碾軋積雪的聲音。突然，團部的大喇叭裡放起了《洪湖赤衛隊》的著名唱段：洪湖水呀浪呀麼浪打浪，洪湖岸邊是呀麼是家鄉……我們停下了車子，側耳傾聽。我感到身心被一股巨大的暖流包圍了。我朦朦朧朧地感覺到：寒冬將盡，一個充滿愛情的時代就要來臨了。這歌聲把我拉回了童年。「二呀麼二郎山高呀麼高萬丈」更把我拉回了童年。炎熱的童年的夏天，在故鄉的荒草甸子裡，在牛背上，聽到螞蚱剪動著翅膀，聽到太陽的光芒晒得大地開裂。用蔥管到井裡去盛水喝，井裡的青蛙閃電般沉到水底。喝足了水，用蔥管做成叫子，吹出潮溼流暢的聲音，這就是音樂了。 時光又往前迅跑了幾年，我考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上音樂欣賞課，請來李德倫，著名的指揮家。他講了好半天，從秦皇漢武講到了辛亥革命，隻字不提音樂，我們都有些煩。我說，老師，您就少講點，能不能對著錄音機給我們比畫幾下子呢？他很不高興地說：我能指揮樂隊，但我不能指揮錄音機。同學們都笑我淺薄。我一想也真是胡鬧，人家那麼大指揮家，怎麼能讓人家指揮錄音機呢？ 我還寫過一篇題名《民間音樂》的小說呢，讀了這篇小說的人都認為我很有點音樂造詣。其實，小說中那些音樂名詞都是我從《音樂欣賞手冊》裡抄的。 我們村子裡有一些大字不識一個的人能拉很流暢的胡琴。他嘴裡會哼什麼，手裡就能拉出什麼。他閉著眼，一邊拉一邊吧嗒嘴，好像吃著美味食品。我也學過拉胡琴，也學著村中琴師的樣子，閉著眼，吧嗒著嘴，好像吃著美味食品。吱吱嚀嚀，吱吱嚀嚀。母親說：孩子，歇會吧，不用碾小米啦，今天夠吃了。我說這不是碾小米，這叫摸弦。我們不懂簡譜，更不懂五線譜，全靠摸。那些吧嗒嘴的毛病，就是硬給憋出來的。等到我摸出《東方紅》來時，把胡琴弄壞了。想修又沒錢，我的學琴歷史到此結束。那時候，經常有一些盲人來村中演唱。有一個皮膚很白的小瞎子能拉一手十分動聽的二胡，村中一個喜歡音樂的大姑娘竟然跟著他跑了。那姑娘名叫翠橋，是村中的「茶壺蓋子」，最漂亮的人。最漂亮的姑娘竟然被瞎子給勾引去了，這是音樂的魅力，也是村裡青年的恥辱。從此後我們村掀起了一個學拉二胡的熱潮。但真正學出來的也就是一半個，而且水平遠不及小瞎子。可見光有熱情還不夠，還要有天才。 我家鄰居有幾個小丫頭，天生音樂奇才，無論什麼曲折的歌曲，她們聽上一遍就能跟著唱；聽上兩遍，就能唱得很熟溜了。她們不滿足於跟著原調唱，而是一邊唱一邊改造。她們讓曲調忽高忽低，忽粗忽細，拐一個彎，調一個圈，勾勾彎彎不斷頭，像原來的曲調又不太像原來的曲調。我想這大概就是作曲了吧？可惜這幾個女孩的父母都是啞巴，家裡又窮，幾個天才，就這樣給耽誤了。 忽然聽到了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很入了一陣迷。這曲子纏綿悱惻，令人想入非非。後來又聽到了貝多芬、莫扎特什麼的，聽不懂所謂的結構，只能聽出一些用語言難以說清的東西。一會兒好像寧死不屈，一會兒好像跟命運或是女人搏鬥。有時也能半夢半醒地看到原野、樹木、大江大河什麼的。這大概就是音樂形象吧？誰知道呢！ 我聽音樂並不上癮，聽也行不聽也行。對音樂也沒有選擇，京劇也聽，交響樂也聽。有一段我曾戴著耳機子寫字，寫到入神時，就把音樂忘了，只感到有一種力量催著筆在走，十分連貫，像扯著一根不斷頭的線。可惜磁帶不是無窮長，磁帶到了頭，我也就從忘我的狀態中醒了過來，這的確很討厭。 我看過一本蘇聯的小說，好像叫《真正的人》吧。那裡邊有一個飛行員試飛新飛機下來，興奮地說：好極了妙極了，簡直就是一把小提琴！我快速寫作時，有時也能產生一種演奏某種樂器的感覺。我經常在音樂聲中用手指敲擊桌面，沒有桌面就敲擊空氣。好像耳朵裡聽到的就是我的手指敲出來的。儘管我不會跳舞，但是我經常一個人在屋子裡隨著音樂胡蹦躂，每一下都能踩到點子上。我感到我身上潛在著一種野獸派舞蹈的才能。 我可以說是對音樂一竅不通，但卻享受到了音樂帶給我的快樂。快樂在這裡是共鳴、宣洩的同義詞。大概絕大多數音樂不是供人歡笑的。讓人歡笑的音樂如果有也是比較膚淺的。我基本上知道藝術這東西是怎麼回事，但要我說出來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不想說，是我說不出來。不說出來，但能讓你感受到，我想這就是音樂，也就是藝術。 我還想說，聲音比音樂更大更豐富。聲音是世界的存在形式，是人類靈魂寄居的一個甲殼。聲音也是人類與上帝溝通的一種手段，有許多人藉著它的力量飛上了天國，飛向了相對的永恆。 一九九二年九月 我的故鄉與我的小說 一 開始寫作時，我起了一個筆名：莫言。起這筆名時是玩了一個拆字遊戲（把原名管謨業中的「謨」字一拆為二），後來卻發現這筆名也就是不要說話的意思。但我不得不經常說話，不說話阿克曼先生（歌德學院北京分院院長）不會給飯吃！儘管說話給我帶來過許多麻煩，但還是要說下去。 1956年春（據父母說我是1955年生，待查），我出生在山東省高密縣大欄鄉三份子村。我在一本小說集的前言中曾寫過，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處漏風，上邊漏雨，牆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煙薰得漆黑。我剛出生時落在一堆乾燥的沙土上，因為我們那裡的人信奉「萬物土中生」，所以，孩子一出母體就落在從大街上掃來的肥沃塵土中，指望他像種子落在沃土中一樣前途美好。但這也很可能是我一直土氣的原因，也很可能是我成為一個「鄉土作家」而沒成為一個城市作家的原因。 我的家庭成員很多，有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叔叔、嬸嬸、哥哥姐姐，後來我嬸嬸又生了幾個比我小的男孩。一家老小十幾口，一直堅持到「文革」後期才分家。我們的家庭是村子裡人口最多的家庭。大人們都忙著幹活，沒人管我，我悄悄地長大了。我小時候能在一窩螞蟻旁邊蹲整整一天，看那些小東西出出進進。 我六歲那年，進了村裡的小學校，受到了啟蒙教育。記得第一課學的是烏鴉和狐狸的故事。烏鴉叼著一塊肉在樹上，狐狸在樹下奉承烏鴉會唱歌，烏鴉被捧昏了頭，張嘴一「哇」，肉就掉到狐狸嘴裡去了。這故事至今還在指導著我，告誡我不要輕易張嘴。小學校裡有一個外號叫「狼」的老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對學生實行「強權政治」。上課時他手裡拤著長達兩米、彈性極好的白蠟條教鞭，腰裡彆著彈弓。近則鞭打，遠則彈射。他打彈弓百發百中，到了說打鼻子不打耳朵的程度。在他的課堂上，我們每個人的頭顱都不安全。我吃過他很多苦頭，但也從他那兒得到過許多教益。是「狼」最先肯定了我在寫作方面的才能。我永遠承認我是「狼」的弟子。 我上到五年級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先是「狼」帶著我們去造校長的反，後來我們想造「狼」的反。我親手組織了一個「'藜造反小隊」，意思是說'藜雖小但周身硬刺扎人很痛。遺憾的是剛剛舉起義旗三天，隊伍便被「狼」瓦解了。原因是我們「'藜造反小隊」裡出了一個「叛徒」（我這位同學聽說已經做到縣一級的官了）。只辦了一期的《'藜造反小報》當然也被查封了。那報上有一首我寫的造反詩。「狼」與他的戰友們分析了，認為那不是一個十一歲少年的手筆，而把懷疑移到我的當時正在華東師大中文系唸書的大哥身上。這讓我父親感到了很大的恐怖，我大概是無所謂了，而我大哥，卻是我們一家的希望。 造反失敗，「狼」與他的戰友便把我清除出了學校。這樣我就開始了農民的生涯。幹不了重活，天天放牛羊，割青草，有時也跟我爺爺去捉魚捉螞蚱。我感到這生活也很有趣，但當我從學校窗外路過，聽到裡邊的讀書聲，心裡很不是滋味。在農村的艱苦勞動中，我學會了受罪的本領。 1976年，我應徵入伍當兵，從此，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便結束了。將來會不會再次淪落到吃糠咽菜的地步呢？我不知道。 二 十五年前，當我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在高密東北鄉貧瘠的土地上辛勤勞作時，我對那塊土地充滿了仇恨。它耗幹了祖先們的血汗，也正在消耗著我的生命。我們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麼多，得到的是那麼少。我們夏天在酷熱中掙扎，冬天在嚴寒中戰慄。一切都看厭了：那些低矮、破舊的茅屋，那些乾涸的河流，那些狡黠的村幹部……當時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離開這塊土地，我絕不會再回來。所以，當我坐上運兵的卡車，當那些與我一起入伍的小夥子們流著眼淚與送行者告別時，我連頭也沒回。我有鳥飛出了籠子的感覺。我覺得那兒已沒有什麼東西值得我留戀了。我希望汽車開得越快、開得越遠越好，最好開到海角天涯。當汽車停在一個離高密只有三百里的軍營，帶兵的人說到了目的地時，我感到十分失望。但是三年後，當我重新踏上故鄉的土地時，我的心中卻是那樣激動；當我看到滿身塵土、眼睛紅腫的母親挪動著小腳艱難地從打麥場上迎著我走過來時，一股滾熱的液體哽住了我的喉嚨，我的臉上掛滿了淚珠。那時候，我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了故鄉對一個人的制約。對於生你養你、埋葬著你祖先靈骨的那塊土地，你可以愛它，也可以恨它，但你無法擺脫它。 1980年，我開始了文學創作。我拿起筆，本來想寫一篇以海島為背景的小說，但湧到我腦海中的情景，卻都是故鄉的情景，故鄉的土、故鄉的河流、故鄉的植物，包括大豆，包括高粱。繚繞在我耳邊的是故鄉的方言土語，活動在我眼前的是故鄉形形色色的人物。當時我沒有明確地意識到我的小說必須從對故鄉的記憶裡不斷地汲取營養。在以後的幾年裡，我一直採取著迴避故鄉的態度，我寫海浪、寫山巒、寫兵營，但實際上，我在一步步地、不自覺地走回故鄉。到了1984年冬天，在一篇題為《白狗鞦韆架》的小說裡，我第一次在小說中寫出了「高密東北鄉」這五個字，第一次有意識地對故鄉認同。 在以後的一系列創作活動中，我感覺到那種可以稱為「靈感」的激情在我胸中湧動，經常是在創作一篇小說的過程中，又構思出了新的小說。這時我強烈地感覺到，二十年農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難，從文學的意義上說，都是上帝對我的恩賜。雖然我身在異鄉，但我的精神已回到故鄉；我的肉體生活在北京，我的靈魂生活在對於故鄉的記憶裡。 故鄉與我的小說的關係，我感到是個千言萬語的題目，篇幅所限，簡而言之吧： （1）故鄉的風景變成了我小說中的風景。 我在《枯河》中寫了河流，那條河流還在。這篇小說最早的題目叫《屁股上的紅太陽》，《北京文學》的編輯章德寧說這個題目是不是能改一改，我立即想到了那條幹了十幾年的河流，隨口而說，就叫《枯河》吧。現在看來，《枯河》比《屁股上的紅太陽》要好許多。我在《透明的紅蘿蔔》中寫了一個橋洞，那個橋洞還在，只不過當時感到這個橋洞很高很大，現在回去則感到它很矮很小，不知當初那種高大宏偉的感覺跑到哪裡去了。我在《紅高粱家族》中寫了大片的高粱，那些高粱沒有了，小片的高粱還有，但種子不對了。我在《球狀閃電》中寫了荒草甸子，那些荒草甸子在我童年時存在過，現在早已改造成良田了。 （2）在故鄉時的一些親身經歷變成了小說中的材料。 我十三歲時曾在一個橋樑工地上當過小工，給一個打鐵的師傅拉風箱生火。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的產生與我這段經歷有密切的關係。小說中的黑孩雖然不是我，但與我的心是相通的。 （3）故鄉的傳說與故事也變成了小說中的素材。 其實，我想，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聽著故事長大的，並且都會變成講述故事的人。作家與別人的區別是用文字把從別人那裡聽來的故事寫出來賺稿費。往往越是貧窮落後的地方故事越多。這些故事一類是妖魔鬼怪，一類是奇人奇事。由於我的故鄉離蒲鬆齡的家鄉不遠，所以在我們那兒口頭流傳著的許多鬼狐故事，跟《聊齋志異》中的故事大同小異。我不知道是人們先看了《聊齋志異》後講故事，還是先有了這些故事而後有《聊齋志異》。我寧願先有了鬼怪妖狐而後有《聊齋志異》。我想當年蒲鬆齡在他的家門口大樹下襬著茶水請過往行人講故事時，我的某一位老鄉親曾飲過他的茶水，併為他講過幾個故事。 我的小說中寫鬼怪的不多，只有一篇《草鞋窨子》中寫了一些，但我還是要承認少時聽過的這些故事對我產生的深刻影響，它培養了我對大自然的敬畏。我獨自一人站在一片高粱地邊上時，聽到風把高粱葉片吹得颯颯響，往往害怕起來，那些揮舞著葉片的高粱，宛若一群張牙舞爪的生靈，對著我撲過來，於是我便嗷嗷叫著逃跑了。所以我小時割草剜菜時，總不如別的孩子弄得多，原因就是怕，不敢一人去找草找菜，跟在人家後邊，既招人煩，又割不到好的。站在一條河流邊上，站在一棵大樹下，都能使我感到恐懼，至於究竟怕什麼，我自己也解釋不清楚。但我懼怕的只是故鄉的自然景物，別的地方的山川河流無論多麼雄偉壯大，也引不起我的敬畏。為什麼呢？我想大概是因為外鄉的這些東西與我沒有精神上的聯繫，所以我不怕它們。 故鄉的奇人奇事有很多進入了我的小說，當然都是改造過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堆傳奇故事。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在民間口頭流傳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傳奇化的過程。每一個傳說故事的人，都在不自覺地添油加醋，弄到後來，一切都被拔高了。我死活也不相信歷史上真有過像《史記》中所寫的那樣一個楚霸王，更不相信我黨的「一大」像電影《開天闢地》裡那個樣子。歷史是人寫的，英雄是人造的。人對現實不滿時便懷念過去，人對自己不滿時便崇拜祖先，這實際上是很阿Q的。我的小說《紅高粱家族》大概也就是這一類的東西。但事實上，我們那些輝煌的祖先跟我們差不多。幾十年之後，我們很可能也是後人崇拜的對象。可惜我只有一個女兒，我女兒的孩子如果寫小說，也許會寫「我外祖父那個……」，而不會有一個人像我一樣寫「我爺爺那個……」了。想到此我感到有些悲哀湧上心頭。 上邊的分析，其實是把故鄉與我的創作的關係簡單化了。事情遠比我說的要複雜。因為，故鄉對我來說是一個久遠的夢境，是一種傷感的情緒，是一種精神的寄託，也是一個逃避現實生活的巢穴。那個地方會永遠存在下去，但我的精神卻註定了會飄來蕩去。當然，我最後的希望是死後埋葬在那裡，埋葬在我祖父母的墳墓旁邊，儘管他們生前並不喜歡我這個嘴饞貌醜的孩子。 一九九三年一月 世上什麼氣味最美好 從科學的角度講，氣味也是一種物質。氣味是物質的分子——也許比分子還小——散佈在空氣裡，被吸入人的鼻腔，刺激了嗅覺細胞，然後通過末梢神經傳達到腦神經，再由大腦中負責分辨氣味的那部分，把嗅到的氣味分門別類，讓我們得知嗅到的是香是臭或是其他。這個極其複雜的過程其實是在極其短暫的時間內完成的。味覺的記憶對於某些作家來說，比視覺的記憶、聽覺的記憶、觸覺的記憶還要重要。法國大文豪普魯斯特的不朽鉅著《追憶似水流年》就是從對一種小甜餅的氣味的回憶開始的。當那種特殊的甜餅的氣味和味道在他的口腔和鼻腔內瀰漫開來時，逝去的往昔生活畫面便在他的腦海裡展現開來。 1980年代，德國作家聚斯金德寫了一部著名的小說《香水》，在西方引起過很大的轟動。他在書中寫了一個嗅覺極其發達、對氣味特別敏感的製造香水的天才。無論多麼高貴的香水，無論它是用多少種香精配合而成，只要在他的鼻尖下一放，他就能馬上把各種成分以及含量給條分縷析出來。他十分鐘內做的工作，可能要耗費掉一個高級香水調製師終生的精力。他有一句名言：在這個世界上，誰掌握了氣味，誰就掌握了人的心；誰控制了人類的嗅覺，誰就控制了整個世界。他精心研究了並改進了當時法國香水製造業從百花和動物油脂中萃取香精的工藝，製造出了許多種轟動一時的名貴香水；與他製造出的香水相比，當時法國同行業者製造出的香水，變得一文不值。他為僱用他的香水製造商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他也要了他的僱主的性命。後來，他躲到一個深山洞裡，不吃不喝，像一具殭屍，待了七年。再後來，彷彿是在神的感召下，他出了山。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被一陣若有若無的高貴而美好的氣味吸引了。他的心激動得幾乎要停止跳動。夢寐以求的東西就在眼前。彷彿是在魔鬼的引導下，他閉著眼睛，循味而去，好像一條追逐氣味的狗。他穿過大街和小巷，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伯爵的花園。在那裡，他終於找到了發出香味的源頭：伯爵的十三歲的女兒。他的鼻孔大張著，他的眼睛依然閉著，他一步步地逼近了他的獵物。當他站在少女的床前時，他的魚樣的眼泡裡，竟然滿含著眼淚。後來，他又用了兩年的時間，精心鑽研用動物油脂萃取人體氣味的技術，然後利用了他自己沒有氣味的便利，將這個最高貴的少女打死，將她身上所有的氣味佔為己有。在這之前，他已經殺死了二十四個少女並萃取了她們的氣味。他用二十五個少女的氣味製成了世間最奇異的香水，無論什麼人，只要一嗅到這香水的氣味，愛心便會像大海一樣氾濫成災…… 以上所說，儘管是小說家言，但還是有他的道理。據科學家們說，自然界中大概有四十萬種氣味，好聞的和不好聞的各佔一半，而在這二十萬種好聞的氣味中，最高貴的、最難合成的，就是妙齡少女的氣味。這是一種鮮嫩如花的氣味，這是一種朝氣蓬勃的氣味，這是一種生命青春的氣味，這是一種象徵著世界未來的氣味。隨著化學和物理學的發展，人類已經可以合成幾乎所有的氣味，但人類大概永遠合成不了少女的氣味。少女猶如含苞待放的花朵，她一旦長大成人，就如鮮花盛開，而盛開的鮮花總是在放出濃香的同時也放出衰敗的氣息。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美人不是人 什麼樣的人算美人？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標準，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的標準。「情人眼裡出西施」，這說明每個人也有每個人的標準。《詩·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手指如初生的茅草一樣纖細白嫩，皮膚像凝凍的脂肪一樣潔白柔滑，脖子如天牛的幼蟲一樣白嫩頎長，牙齒如瓠瓜的種子一樣潔白整齊，額頭寬廣光滑如同蟬的腦袋，眉毛修長好似蛾子的觸鬚。接下來還有兩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儀態生動，神韻飛揚。這大概是最經典的美人描寫，每一個比喻都形象卓越，合起來一個美貌佳人便栩栩如生。一開始便登峰造極，令後人望而卻步。所以宋玉雖然才高八斗，說起他家東鄰那個美人來，也只能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含糊其詞，那美人是個什麼樣子，誰也不知道。樂府民歌描寫美人羅敷也學了宋玉這種偷巧的辦法：「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羅敷到底是個什麼模樣？不知道，你自己去想象吧。舊小說裡寫美人動不動就是「沉魚落雁之貌，閉月羞花之容」，極盡誇張之能事，但美人還是一個抽象的幻影。到了《金瓶梅》《紅樓夢》的時代，才有一些比較具體的女性肖像描寫，使我們知道林黛玉很瘦、薛寶釵較胖。自從有了照相術，有了電影、電視，我們才可以把天南地北的美女盡收眼底，才可能對她們有了點感性的認識。 什麼樣的女人才算美麗的女人呢？雖然人各有其標準，但大概的同一性還是存在的。美麗的女人身材可以有高有矮，體態可以有胖有瘦，但都應該比較勻稱。當然湯加國的女人以肥為美，是一種特殊的情況；非洲某些部落裡那些文身、鑽鼻的女人也當別論。美麗的女人臉型可以圓也可以尖，眼睛可以大也可以小，鼻子可以高也可以低，嘴巴可以闊可以窄，頭髮可以黃也可以黑，但總之要和諧，所謂和諧，也就是要看著順眼，起碼是看著比較順眼。 看著順眼是美麗女人的最低標準，這樣的女人是成群結隊的。尤其是現代物質生活的豐富，現代化妝術的進步，大多數的女人都能把自己收拾得讓人看著順眼。如果要從這成群的美女中選出幾個超級美人，也就是國色天香，選擇的標準就不僅僅是和諧或是順眼了。恰恰相反，從美人群裡選美的標準也許是不和諧。確切點說，就是要選擇有鮮明特點的女人作美人。這特點當然不是生理缺陷。大家可以想想鞏俐曾經有過的虎牙，索菲亞·羅蘭那張大嘴和那副厚脣。燕瘦環肥，都是令人難忘的特點。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中所描畫的那個一切都恰到好處的女人，其實算不上什麼美人，起碼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美人。 因為職業的關係，我也算看了不少文學作品，讓我難忘的女性形象，不是貂蟬也不是西施，而是我們山東老鄉蒲鬆齡先生筆下的那些狐狸精。她們有的愛笑，有的愛鬧，個個個性鮮明，超凡脫俗，不虛偽，不做作，不受繁文縟節束縛，不食人間煙火，有一股妖精氣在飄灑洋溢。你想想那幾個世界級名模吧，她們那冷豔的眼神，像人嗎？不像，像什麼？像狐狸，像妖精。所以我說真正的美人，全世界也沒有多少，她們不能下廚房，也不能縫衣服。我認為跳孔雀舞的楊麗萍算一個可以與蒲鬆齡筆下的狐狸精媲美的小妖精，她在舞臺上跳舞時，周身洋溢著妖氣、仙氣，唯獨沒有人氣，所以她是無法模仿、無法超越的。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飲美酒如悅美人 前幾年，為了寫作長篇小說《酒國》，我鑽研了大量的有關釀酒與飲酒的著作，方知看似簡單的酒，其實是一門深奧的大學問。一個人即使傾畢生精力，也不一定能把其中的知識窮盡。 在沒寫《酒國》之前，我的飲酒，就像土匪也似，大杯小盞，只管往嘴裡倒，追求的是那種虛假的痛快淋漓、一醉方休的豪氣。自從研究了酒類學著作後，才知道這種飲法是被古代的雅人們鄙稱為「醉豬」的，的確也如醉豬沒有多少區別。真正的飲酒大師，首先要選酒具，其次要選環境，然後要選酒友，當然更要選酒。我們是俗人，不大可能像古人那樣飲出文化和瀟灑，只能是喝得儘量文雅一點、瀟灑一點、好看一點。我們不能也不必太講究。酒具嘛，有瑪瑙杯最好，沒有瑪瑙杯用青花瓷杯也可以將就了。關鍵當然還是酒，這是最重要的，否則就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好酒有了，好杯也有了，接下來的事情就是開喝了。當然如果要追求完美，最好有一個文心繡口的美貌佳人，坐在你的身旁，露出一雙玉腕，腕上懸著沉甸甸的玉鐲，口中噴吐著蘭麝之氣，替你或是替我把盞。席上像《紅樓夢》裡的薛蟠公子那樣的人也不可少，少了這樣的寶貝就沒有意思了。當然我們不是賈寶玉也不是柳湘蓮，人家都是大雅人，可不敢隨便冒充，隨便冒充要遭人家恥笑的。好了，現在真正是萬事俱備，就等開喝了。這般雅興，行令是不可少的。不過最好的酒令已被寶二爺行了；最調皮的話如「繡房鑽出個大馬猴」「一根往裡戳」之類也被薛大爺說了。萬般無奈，我們只好從日本引進卡拉OK，喝到五迷三道之際，搶過話筒、咧開喉嚨吼幾句，全不管像鬼哭還是像狼嚎。要不就把酒場上流傳的順口溜兒念上一段，溫柔地揭露一下腐敗，也輕鬆地嘲弄一下自己。現在的官家酒場大概也就如此了。 而真正懂酒的人，是從不與人共飲的，就與美人不可分享的道理相似。當然上溯些年頭，把心愛的女人當作禮物送給朋友的例子也很多，好像李白就送給杜甫一個歌女。杜甫因生活困難又把歌女給賣了。李白是喝豪酒的典範，杜甫是喝窮酒的代表。他倆都是大詩人，但在喝酒方面卻算不上高手。真正的大師級品酒高手，品酒時眼裡根本就沒有酒。在他們的眼睛裡，酒就是女人，美酒就是美人。沒開瓶時大師觀賞酒的顏色，如同撫摸美人潤滑的肌膚；開瓶後大師細嗅美酒的氣味，如同親近了美人的芳澤。第一滴美酒入口，就如同親吻了美人的芳脣。然後漸入佳境，所謂酒不醉人人自醉，如沐春風，如坐春雨。達到這種境界後，飲酒的過程就變成了與美人交流的過程。有精神的交流也有肉體的交流，當然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交流。 我有一個尊敬的老朋友，是某大學釀造系教授，三十年代即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釀酒學博士。他就是一個以酒為妻、以酒為友的大師。在他的眼裡，抑或說在他的心裡，任何一瓶酒，都是一個活的生命。他對我說：每一滴酒都有自己的尊嚴。你只可尊重她，不可侮慢她；你只能欣賞她，不能褻瀆她。當你在燈光照耀下，舉起盛滿嫣紅酒漿的高腳玻璃杯，當酒漿在杯中閃爍著寶石般的光芒，事實上就等於甚至勝於一個盛裝美女款款而來，這時候你的心應該像天空一樣澄澈，你的靈魂應該像聖子一樣虔誠，你應該感謝上帝。我應該感謝上帝，是他賜給了我們這高貴的液體，就如同把女人賜給男人一樣。 一九九八年 雜談瀟灑 一、戲說瀟灑 據《辭海》說，瀟灑就是「灑脫，毫無拘束」。但實際生活中，我們對瀟灑的理解要比《辭海》的解釋寬泛得多。臺灣電視連續劇《京城四少》的主題歌《瀟灑走一回》唱遍了大江南北以後，瀟灑更成為人們嘴邊上掛著的話。尤其是那些發了一點小財的，混上了一個小官的，泡上了一個小妞的，更是說也瀟灑，唱也瀟灑，醒也瀟灑，醉也瀟灑。一時間大家都瀟灑得很嚴重，好像感冒流行一樣。但流行的東西總是來去匆匆，這幾年人們就把瀟灑漸漸忘卻，沉重的表情籠罩著更多的臉，可見原先的瀟灑並不是真瀟灑。 我想瀟灑其實是一種心態，一種對待生活的態度，一種減輕壓力的方式，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種阿Q精神。骨子裡的瀟灑也許有，但是不會很多。經過訓練，或是模仿，用一種拿得起放得下的方式處理自己的物質生活和感情生活，這也算瀟灑，儘管未必出於本性，但還是大有利於個人和社會。因此我覺得即便是偽裝瀟灑也還是一件好事，值得提倡。當然這裡也有誤區，即便是偽裝瀟灑也還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層次，也還是需要一定的精神境界。不是有了錢就必定瀟灑、有了錢想瀟灑就能瀟灑的。有一些窮得不名一文的人，也許是瀟灑的大師。 我曾在一個朋友的引導下，去見過號稱京城最瀟灑的人。這人的最輝煌的瀟灑業績就是在某高級飯店和老外比賽摔進口的高級名酒——自然是每瓶數千元的——走一步摔一瓶，從一樓摔到三樓——真正是一步千金——據說那老外摔到二樓就敗下陣去——這也可算作民族的勝利——但我見了這個著名的瀟灑人物後，只覺得他那副暴發戶的嘴臉可惡可厭。他濁氣逼人，俗不可耐；連偽瀟灑都不是，是小人得志。但他身邊那幾個小蜜嗲嗲地對我說：莫作家，好好寫寫我們老總吧，他是天下最瀟灑的男人。 真正的瀟灑人物有沒有呢？現代很少有；古代有，但也瀟灑得不甚徹底。試舉幾例為證：三國時東吳的大都督周瑜，其瀟灑是出了名的，你看他在群英會上設計騙那蔣幹時，真是談笑風生，揮灑自如，縱酒放歌，絕對瀟灑。周瑜的瀟灑得之於他的資質風流。儀容秀麗，能文能武，還精通音律，「曲有誤，周郎顧」。他是瀟灑人的經典類型。但他為了一個荊州，氣得吐血，就不夠瀟灑。周有一個憨厚的朋友魯肅，為人慷慨大度。周向他借糧，他家只有兩囤米，但是他毫不猶豫地指著其中一囷說：這一囷歸你了。魯肅的瀟灑是一種大智若愚的瀟灑，一種傻乎乎的瀟灑，這也是一般人學不了的。但魯肅也是三番五次去討要荊州，可憐巴巴的，被諸葛亮當猴耍，也就不瀟灑了。諸葛亮頭戴綸巾，手搖羽扇，動不動還要撫上一會瑤琴，好像也很瀟灑，但他的瀟灑太表面，表演的成分太多，顯得很假。其實他是最不瀟灑的，沒出山時就天天研究天下大勢，為出山做準備。讓劉玄德三顧茅廬，顯得有點過戲；出山後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事無鉅細，親自動手，別人做他不放心，最後活活累死。一個瀟灑的人是不會、也不必這樣的。 連周瑜、魯肅、諸葛亮這樣的著名人物都瀟灑得不夠徹底，那還有什麼人瀟灑呢？且看下回分解。 二、再說瀟灑 怎麼樣才算真瀟灑？上次未能說明白，這次接著說。大概而言，真瀟灑就是要看破世情，明白地球很小、宇宙很大；要明白人生短暫，像早晨掛在草尖上的露珠；眼所見、耳所聞、身所歷的一切，都是比過眼雲煙還要短暫的東西。當然真要做到這一步，那也很可怕。那樣的話，歷史就不能發展，社會就不能進步，人生就沒有目標，大家一齊出家去做和尚。都做了和尚也不徹底，因為和尚也還是要吃飯。如果都是和尚尼姑，那必然的還要讓他們和她們結婚，否則就斷了人種，而斷了人種，還瀟灑個什麼勁。所以即便是我說的真瀟灑，也還是相對而言、比較而言。 要做到相對瀟灑也很難，但也不是難於上青天。在榜樣的表率下，我們還是有可能向瀟灑狀態進步。 我要說的瀟灑榜樣有兩個，一個是唐代大詩人李白，一個是晉代大文人阮籍。 李白的故事大家都能說出幾個，就像他的詩大家都能背出幾句一樣。他起初是一點也不瀟灑的。他年輕時醉心仕途，說難聽點就是個官迷。而人一旦迷上了當官，就絕對瀟灑不起來了，就做不到像李白說的那樣「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你想開顏，就別想當官，這個問題一點也沒得商量。李白低眉彎腰事過權貴，寫「雲想衣裳花想容」這樣的肉麻詩詞拍皇帝小老婆的馬屁，想借此撈個官做。可惜皇帝不買他的賬，只賜他個翰林供奉，無職無權，閒人一個。這與李先生的胸襟抱負相去太遠，使他不得開心顏。於是他滿懷著牢騷，沉浸到酒鄉裡去了。這既是借酒澆愁，又是裝瘋賣傻。從此沾染上喝酒的壞毛病，成了不折不扣的酒鬼。起初是半真半假，到後來弄假成真，酒癮養成，一天沒有酒也不行了。醉著的時候漸漸地比清醒的時候多了，由此也就進入了瀟灑狀態。那些偉大的詩篇也就寫出來了。當然也沒醉到不省人事的程度。杜甫說他「天子呼來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這是詩人的誇張，其實李白不敢這樣狂。真是天子呼他，他不敢不上船，除非他醉得喪失了意識。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稍稍昇華一點，就成了瀟灑的低級狀態。李白比這要高許多，因為他是天才。 阮籍在喝酒裝瘋方面是李白的老師。因為魏晉之際政治比盛唐時要黑暗許多，所以阮籍酒精中毒的程度也比李白要深許多。魯迅先生在他的名著《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裡對阮先生的行狀有精彩的描繪，譬如一醉兩月不醒，譬如死了母親面無悲悽之色，照樣喝酒吃肉，而當弔唁的人走了，卻大哭數聲，吐血一斗。當然他三月不醒其實是很清醒，面無悲色其實心中很悲痛。他的瀟灑的確是裝出來的，不如此隨時都可能腦袋搬家。在這種情況下，保命變成第一要事，所以他不會追求虛榮，也不會貪圖名利。從這個意義上講，瀟灑也是逼出來的。 我記得小時候曾聽說一個大年夜接窮神的故事。那時刻所有的人家都是接財神的，唯有一個叫花子接窮神回家過年。他想，我已經窮到沿街乞討了，「窮到要飯不再窮」，大家都去接財神，留下窮神多孤單，我就把它接回來過年吧。於是他公然接窮神，令眾人刮目相看，進入瀟灑境界。所以，也可以說，一個人的生活狀況到了某種極端狀態，也就蝨子多了不癢，離瀟灑半步之遙了。 有沒有自覺自願的瀟灑呢？且看下回分解。 三、還說瀟灑 第一篇開宗明義我即說過：瀟灑是一種精神狀態，是一種對於人生和自然的覺悟。第二篇我想說明的是：有些瀟灑是逼出來的，瀟灑也是一種無奈。我們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從古到今。但有沒有天生具有的瀟灑呢？有。 在民國初年，我們村子裡就出了一個這樣的瀟灑人物。他還是我們家的遠房親戚呢。這個人出身農民家庭，大字不識一個，但是他先天生成一種寧靜的心態和超越時空的智慧。我爺爺很認識他，我所知道的有關他的瀟灑傳說都來自我爺爺之口。爺爺說：王大化那人不是人。不是人是什麼？是神。爺爺說有一次王大化去趕集，買了一個大盆，背在背上。走到離家不遠的橋頭上，有一個淘氣小子，一頭撞在那盆上，咣噹一聲響，把個大盆碰得稀碎，瓦片嘩啦啦地掉在橋石上。爺爺說大家都為王大化鳴不平，齊聲喊打，把個小淘氣嚇得小臉蠟黃。可人家王大化先生筆直地往前走，連頭也不回，好像背後什麼事情也沒發生一樣。爺爺說有人喊：王大化，你的盆破了！王大化依然不回頭。爺爺說，事後有人問王大化知不知背上的盆破了，大化說知道。那人納悶道：知道為什麼不回頭？大化道：既然已經破了，回頭有什麼用？ 還有一個瀟灑人物，也是民國初年的人，姓王名錫範，字叫劍三。時人稱其為劍三先生。這人與我們家也有點瓜蔓子親戚，我爺爺要稱呼他表叔。我爺爺的哥哥十幾歲時曾在他家當過小聽差，耳聞目睹了許多有關劍三先生的瀟灑事蹟，這些事蹟通過大爺爺的口進入我的耳、進入我的腦，成為我的精神財富。我曾以劍三先生為模特寫過一篇題名《神嫖》的小說，最初發表在臺灣的《聯合文學》上。 說那年春節，一向不近女色的劍三先生莫名其妙地動了凡心，吩咐下人們去找煙花女子。下人們問找幾個，劍三先生說把全城的都給我拉來。下人們看著劍三先生瘦弱的身體，偷笑不止。於是都興奮得不行，撲向煙花巷，把小城裡的妓女一共二十八名全部裝上車拉回劍三先生的家。當城裡人家燒香擺供祭祀祖宗時，劍三先生家的大客廳裡，卻點上了數十根比胳膊還要粗的大紅蠟燭，照耀得滿廳通明，如同白日。客廳的方磚地上，鋪上了猩紅地毯；客廳四角上，安上了四個大炭盆，炭火熊熊，烘烤得房間裡溫暖如春。婊子們吃飽喝足後，就漱口刷牙，重整粉面，等著侍候劍三先生。那些下人們，更是抓耳撓腮，等待著看劍三先生行樂。他們心裡都在猜測，劍三先生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消受這二十八個美女呢？劍三先生在書房裡喝酒唸詩，好像忘了這碼事。看看夜色漸深，城裡過年的鞭炮響成了片。婊子們打起哈欠，下人們也有了倦意。有一個下人去問劍三先生婊子們如何處理，劍三先生說，讓她們脫了衣服等著。婊子們嘻嘻哈哈地樂著，把身上的綾羅綢緞脫下來，赤裸裸的二十八條身子，四仰八叉躺了滿廳。這時，劍三先生端著一個大酒杯晃晃蕩蕩地來了。他甩掉鞋子，赤著腳，一邊喝著酒，一邊踩著女人們的肚皮走了一圈。然後他說：給她們每人十塊大洋，送她們回去。 這是典型的對待女人的中國方式，瀟灑出了仙風道骨，但也可以作別樣的理解。 四、穿得瀟灑 粗粗地一想，瀟灑其實是一個男性專用詞。誇獎女子的首選詞應該是美麗、性感等等。再一想，瀟灑與衣著有著密切的關係。一個泡在澡堂裡的漢子，無論他是如何不得了，也很難說他瀟灑。又一想，瀟灑好像和西裝革履沒有什麼關係。西裝筆挺，革履鮮明，只能給人以嚴肅、板正的印象，跟瀟灑沾不上邊。瀟灑和飄逸的聯繫很密切，和寬鬆的聯繫也很密切。瀟灑可以是柳樹，但絕不可以是鬆樹。飄逸和寬鬆又和長袍的聯繫很密切。於是我馬上就想起了「五四」時期的鬱達夫、戴望舒等人，儘管這些人也穿過西裝革履。另外瀟灑好像和高挑的身材與清瘦的面容聯繫很密切，一個大腹便便的男子無法用瀟灑來形容。現代社會中瀟灑的男人越來越少，會不會與服裝的演變有關係呢？ 清朝一朝，瀟灑的人物比較少。你看他們的官服，不寬鬆的袍子外邊再套上一件緊身的馬褂，袖口又弄成個緊巴巴的馬蹄狀，腦袋上再扣上一頂痰盂似的帽子，帽子上還要插上兩根野雞毛翹翹著，典型的一副小丑打扮。在這樣的包裝下，無論多麼灑脫的靈魂也被禁錮得沒了生氣。穿上這樣的服裝人只能彎腰駝背做出奴才相，連林則徐也瀟灑不起來。 明朝的服裝比清朝寬鬆，瀟灑人物就多一些。第一瀟灑的自然是開國皇帝朱元璋。他作的詩打破常規，無拘無束，堪稱天下第一：一片兩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天地茫茫一大片，風雪梅花俱不見。他還在開國的大典上跟大臣們說：夥計們，咱原本是趁火打劫，沒承想弄假成真。他隨口謅出一首詩就把詩的嚴肅性給消解了；他隨便一句話就把皇帝的神聖性給否定了。明朝的第二個瀟灑人物也許是唐伯虎。他喜歡畫美人，他畫的美人都很豐滿，這是盛唐的審美觀。他躲在桃花塢裡畫美人，根本沒去點什麼秋香。他如果點過秋香，就變成了凡夫俗子。 歷史上最瀟灑的時代當數魏晉，那時候的衣服最為寬大。人們只披著一件大袍子，裡邊不穿任何內衣。睡覺時也不脫。按魯迅先生的說法，他們喜穿肥大衣服是因為吃那種熱量很大的神仙藥，令皮膚燥熱發癢，衣服瘦了搔癢不方便。又因為長期不換衣服，招了蝨子，於是就有了捫蝨而談的瀟灑形狀。當然魏晉時文人的瀟灑與黑暗的政治有關，但也不能說與寬大的服裝無關。 春秋戰國時最瀟灑的是楚人，你看那出土帛畫上的楚國男子形象，那真是寬衣博帶，衣袖猶如鼓盪起來的風帆。穿上這樣衣服的男兒真是飄飄欲仙，隨時都可能化為大鳥，飛昇到雲頭上落腳。屈原認為這樣的衣服還不夠瀟灑，他認為最瀟灑的衣服應該是「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但寬鬆，而且滑爽；不但清涼，而且芬芳。穿上這樣的神仙八卦衣，你不想瀟灑也得瀟灑。 瀟灑當然要有內在的氣質，讓一個原本雞腸小肚的人穿上道袍，他還是瀟灑不起來。但我想總會比他穿著緊身衣時瀟灑一些。我發現凡有瀟灑氣質的人沒有喜歡穿緊身馬甲的，他們都喜歡寬衣大袖。他們偉大的肉體一如他們偉大的靈魂，是不願意受到任何束縛的。如愛因斯坦穿著睡衣逛大街，毛澤東穿著肥大的棉衣，一邊拉開褲腰捉蝨子，一邊與美國記者縱談天下大勢。 五、睡得瀟灑 人的一生中，半數的時間是在睡眠中度過。有的人睡得還要多一些；有的人可能睡得少一些。總之，睡覺與吃飯一樣是人生的重要內容也是重要問題。能睡得瀟灑是人生一大幸福，失眠是人生一大痛苦。所謂睡得瀟灑就是睡得香、睡得甜、睡得沉，打雷放炮也驚不醒。 人要想睡得瀟灑，第一是要頭腦簡單。你看那些初生嬰兒吃了就睡，睡醒了再吃，吃飽了再睡。為什麼能這樣呢？因為他腦子裡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我們小時都這樣，都經歷過睡得瀟灑的幸福歲月。但長大後，如果再像嬰兒那樣啥也不想，那我們就成了弱智或是白痴。不想事是不可能的，為了睡得瀟灑一點，我們要儘量少想一點事。 要想睡得瀟灑，第二是不做或儘量少做虧心事。俗話說得好：心中無閒事，不怕鬼叫門。這所謂的閒事，就是虧心事。這一條對職業強盜、職業流氓、職業奸商等等職業性的壞蛋是不起作用的，他們是上帝派下來專幹壞事、藉以點綴社會、與好人形成反差的，就像《水滸傳》裡那個天煞星李逵，是上帝專門派下來殺人的一樣。他們如果失了眠，絕不會是因為幹了一件壞事，而很可能是幹了一件好事。毛澤東有一段著名的語錄：「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把這話反過來說好像也有道理：一個人做點壞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只做壞事，不做好事。好人偶爾做了一件壞事，只要不是故意的，只要是存心改過，也就不必念念在心放不下，影響瀟灑的睡眠。 要想瀟灑地睡眠，第三是要出大力流大汗。很少聽說拉人力車的失眠，很少聽說挖煤的工人失眠，也很少聽說白日揮汗如雨的農夫睡不著覺。我沒在城裡拉過洋車，但在村裡當過多年的農夫，深知在田裡苦做了一天之後，晚上摸不著炕頭的滋味。什麼睡前洗腳、刷牙呀，在農夫的詞典裡沒有這些詞。什麼蚊子、跳蚤，全不在乎。扔下飯碗，一頭栽到炕上，立馬就進入黑甜之鄉，連個夢也顧不上做。現在的城裡人儘管很少有出大力流大汗的機會，但多做些體力運動對睡覺有好處。 第四條呢，就是要有點阿Q精神，或者說是要向阿Q學習。阿Q他老人家每當在外邊受了什麼委屈，回到土穀祠裡翻來覆去睡不著時，就扇自個兒兩個耳光。如果捱了別人的打，就說被兒子打了；如果受了富人的侮辱，就說我們先前比你們富得多；然後就獲得了精神上的勝利，香甜地睡過去了。這阿Q精神對達官貴人沒有什麼用處，但對於我們小小老百姓，卻是須臾不可離開的法寶。 除了上述四條之外，肯定還有許多催人入眠的方式和方法。政治家大多是靠安眠藥，有的文人依靠美酒。據說有些孤獨的女人靠自慰……在我的心目中，最佳的睡眠環境應該是：夜深人靜，瀟瀟的秋雨或者霏霏的春雨落在窗前的花葉上。近處是窸窣的雨打花葉聲；遠處傳來狗的朦朧叫聲。床上是新晒過的、散發著陽光香氣的被褥。桌上一支紅燭高燒，照耀著一本打開的線裝書。看書到倦時，有體態輕盈、吐氣如蘭的小狐狸精送來一壺滾燙的紹興黃酒，外加一碟花生米，再加一碟豆腐乾。然後欣賞著小狐狸精的明眸皓齒，不知不覺中把酒喝盡。微醺中，與小狐狸精相扶上床，在薄寒中寬衣解帶，然後顛鸞倒鳳，耕雲播雨。再然後，便相擁相抱，沉沉睡去。 這種情景只在《聊齋志異》裡讀到過，生活中或能一遇，此生無憾矣！ 六、笑得瀟灑 人生一世，誰也不能不笑。即便是個傻子，也要傻笑；即便是個蠢驢，也要蠢笑；即便是個奸賊，也要奸笑；即便是個娼妓，也要浪笑……還有多種多樣的笑：大笑、微笑、苦笑、佯笑、冷笑、淫笑、皮笑肉不笑……一笑千金。笑一笑十年少。笑面虎。笑裡藏刀。鬨堂大笑。彌勒佛笑口常開。大英雄笑傲江湖。大文豪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沒有笑就沒有生活，沒有笑也就沒有文學。 小時候看《說唐》，知道了程咬金大笑三聲而死的趣事。 看《三國演義》，曹操兵敗赤壁，率殘兵敗將，逃到烏林地方，見樹木叢雜，山川險峻，乃仰天大笑，眾將不知何故，操說：「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是我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裡伏下一軍，如之奈何？」一語未了，就聽到一聲炮響，斜刺裡殺出一彪人馬，正是常山趙子龍也。好一陣掩殺，曹操倉皇逃得性命。又往前走了一段，曹操又仰天大笑。眾人道：曹丞相您又笑什麼？曹操曰：「吾笑諸葛亮、周瑜畢竟智謀不足。若是我用兵，就在這裡伏上一支兵馬，以逸待勞，我等縱然脫得性命，也不免重傷矣！彼見不到此，我是以笑之。」話未畢，早見四下裡狼煙突起，一彪人馬攔住去路，當先一員大將，正是燕人張翼德。自然又是一陣好殺。曹操狼狽逃竄。逃到華容道上，他又一次仰天大笑，眾人說您就別笑了吧，曹操說：「若是讓我用兵，在這裡埋伏上一支兵馬，就沒有活路了！」一聲炮響，關雲長來了。 曹操這三笑，是真正的英雄的笑。他把戰爭當成了藝術。他雖然輸了，但是還在為對手的作品的不盡完美處感到遺憾。直到三笑笑出了三支兵馬，才消除了他的遺憾。儘管他一敗塗地，但他還能為敵人的完美傑作而喝彩，非大英雄難有如此瀟灑的表現。 1970年代後期，大陸文化開禁，引進了香港電影《三笑》，演義的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真令我如醉如痴，連看了三遍，連其中的唱詞都能背誦。秋香那三笑，真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迷死人兮。她的笑容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至今沒有磨滅。女人的笑原來是這般的迷人，是這般的美妙，是這般的具有勾魂攝魄的魔力。 接下來該是清朝人蒲鬆齡老先生的《嬰寧》了。這個小妖精愛笑成癖，動不動就笑得低頭彎腰，不可自制。她笑得毫無來由，毫不做作。一片清純，無比天真。音容笑貌，宛若在眼前。她到底笑什麼？笑世間可笑之事，笑世間可笑之人。 毛澤東說：「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李白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談笑風生，是古人的風度。進入現代社會後，人們每日為生活奔忙，會笑的人越來越少，發自性情的笑、天真無邪的笑、瀟灑風流的笑，漸被做作矯飾的笑、虛偽陰險的笑、苦澀拘謹的笑所代替。男人要不苟言笑，女人要笑不露齒。而且笑有了價錢可以買賣。金錢把笑都給腐蝕了。而今我說：不要那麼多錢財，不要那麼多鬥爭，不要那多規矩，不要那麼多科學，不要那麼多文明，讓人們恢復笑聲和笑容，讓人們盡情地笑、開心地笑、毫無顧忌地笑、真誠地笑、瀟灑地笑，這世界會因此而變得比現在更美好。 七、吃得瀟灑 吃是人類最低級、最重要的本能之一。為了吃，人們才辛勤勞動、努力工作；也是為了吃，奴隸才甘於忍受皮鞭和枷鎖。在為了延續生命這個低級層次上，吃與瀟灑是沒有什麼聯繫的。要想吃得瀟灑，前提是肚子基本上不餓——英雄除外。現代的人們，尤其是發達社會裡比較富裕的人們，他們的吃，往往不是因為肚子餓，而是因為習慣和交往的需要，醉翁之意不在酒，吃飯之意不在飯。所以他們或是她們的吃，都帶上了濃厚的表演色彩和商業色彩。 有兩種瀟灑的吃：一曰武吃，一曰文吃；武吃武瀟灑，文吃文瀟灑。 先說武吃。西漢人司馬遷先生在他的名著《史記》中寫著：項羽設下鴻門宴，想借機殺了劉邦。正在危急之時，樊噲帶劍擁盾闖入軍門。一進大帳即瞪著眼逼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羽按著劍跪直了身子驚問：你是幹什麼的？張良說：他是沛公的參乘樊噲。項羽說：壯士！賜之卮酒！項羽的手下人搬給樊噲一大斗酒，想借機整治他。樊噲彎腰謝罷項羽，隻手接過斗酒，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就喝了下去。項羽說：賜給他豬腿！手下的人故意找了一條半生不熟的豬腿搬到他的面前。樊噲把手中的盾扣在地上，接過豬腿放在盾上，拔劍砍著豬肉，一陣狼吞虎嚥，將偌大一條豬腿吃得只剩下骨頭。樊噲看起來是在吃肉，實則是借吃示威。劉邦能從鴻門宴上逃脫了性命，與樊噲這頓大吃不無關係。 《水滸傳》中的好漢武松，在上景陽岡打虎之前，吃了三斤牛肉，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如果沒有這一頓大吃大喝，只怕他要被老虎吃掉。武松同一陣營的弟兄，如魯智深、李逵等人，也都是武吃的模範。魯智深大鬧山門，一個人吃了半條狗。李逵更野，一次燒吃了假李逵兩條腿。他們吃相凶惡，豺狼饕餮，不講文明，不講禮貌，動不動還要掀桌子打人。但為什麼我們不厭惡他們反而欣賞他們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是英雄。胡吃海塞是他們英雄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這一部分，英雄就不是英雄。常人貪吃是下賤，英雄貪吃是瀟灑。 再說文吃。文吃的行為一般發生在大家小姐身上。如《紅樓夢》裡的林黛玉，每頓飯只吃一條蟹子腿，再多吃一根豆芽菜就說吃撐了。當然林黛玉是小說中人物，不是真人實事。但我們相信生活中確有林黛玉式的嬌小姐。再比如中國一個有名的作家，自言每天只吃幾粒松子、喝幾口泉水，像小鳥一樣生活。林黛玉是女性文吃的代表；這作家是男性文吃的代表。公子王孫這種吃法是瀟灑；暴發戶或破落戶子弟這種吃法就是做作。 要想吃相文雅，前提是肚子不餓；如果飢腸轆轆，面對著熱氣騰騰、香氣撲鼻的山珍海味，即便能管住拿筷子的手，也無法管住眼睛，你沒法子不讓你的眼睛放出貪婪之光。我初進城市時，屢屢在宴會上出醜，遭到文明人的嘲笑，弄得我很惱火。母親教我一個辦法，讓我每次出去赴宴前，先在家裡吃上倆饅頭，沒有饅頭就煮上一斤掛麵條，總之要吃得飽飽的，吃得見了食物就想吐，這樣到了宴會上，自然就吃相文雅了，自然就吃得瀟灑了。 還有一種半文半武的瀟灑吃法。譬如晉朝的大書法家王羲之，他的兄弟們為了能被當朝太傅選中做女婿，都打扮得衣冠楚楚，有的看書，有的寫字，唯有他躺在東邊的床上吃烙餅。太傅慧眼識英傑，一眼就把他看中了。 八、罵得瀟灑 人為什麼要罵人？這個看起來不成問題的問題真要完全正確地回答實際上也不容易，但要粗略地回答一下也還是能夠的。我想人之所以要罵人，無非是心中憤怒，或是胸有積怨，不吐不快。罵是一種發洩，是一種機體自我保護的方式，是一種減輕壓力的調節閥門。罵人幾乎是一種本能。小孩子學說話，正經話教他半天也學不會，唯有罵人的話，沒人教也會，好像無師自通一樣。罵人不是好事，但人生一世，無論是聖賢還是豪傑，從沒罵過一個人、從沒吐過一個髒字的人大概還沒有吧？孔夫子罵沒罵過人我們已無法考查，但從他的學生記載下來的有關他的言行的書中，我們知道老先生脾氣挺大，經常對不爭氣或是辦事說話不如他意的學生大發脾氣，一發脾氣難免就要帶出髒字。所以我猜想聖賢如孔夫子，也是罵過人的。古人罵人是怎麼個罵法，我們也不得而知了。孔夫子痛斥他的一個學生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用的還是寫詩的方法，比，或是興，不涉及生殖器與性活動。司馬遷先生在他的《史記》裡也沒記下幾句今天意義上的罵人話，范增被項羽氣得發昏，也不過罵了句「豎子不足與謀！」。「豎子」，據權威的解釋就是「小子」之意，這在今天看來，實在算不上罵人，甚至還有幾分親切。可根據范增的口氣來看，這在當時應是一句罵人很狠的話。而在今日的中國，罵人最狠的話，必是與生殖或生殖器有密切關聯的，所以我懷疑這「豎子」或許還有另外的解釋。——突然想起，鄉下女人罵兒子，「你這橫生豎養的東西」，大概可以理解為，一個人出生時胎位不正，先伸出一隻手，或者是先伸出一隻腳。這樣的出生方式，在舊時代，多半會要了母親的命。這樣的兒子，不是妖孽也是畜生。——所以我認為「豎子」者，是出生時先伸出一隻腳的傢伙。 三國時的人，罵起人來也還是文質彬彬。禰正平裸衣罵曹，洋洋千言，把曹操罵得汗流浹背，也沒有涉及生殖器和性活動。最惡的話，也不過說曹操的部下是「飯囊、酒桶、肉袋」，這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罵人。諸葛亮罵死王朗，基本上是政治攻擊。這絕對是小說家言，不是歷史。想那諸葛亮和王朗都是政治家，在當時那種混亂的社會環境中，不會不明白「成則王侯敗則賊」的道理。你漢家的天下，不也是從人家手裡搶來的嗎？用那麼一通廢話，怎麼可能把王朗給罵死？如果歷史上真有這麼檔子事，我猜想要麼是王朗該死，該死不罵也死；要麼是諸葛亮用了今天的罵法，日媽日祖宗的一頓胡日，但儒雅風流的諸葛亮絕不會如此下作，所以這事是羅貫中編造的。但不管真假吧，《三國演義》畢竟給我們提供了瀟灑罵人的古典樣板。其實，禰正平和諸葛亮這兩場著名的大罵，十分像我們今天電視臺組織的大學生辯論會，雙方都在強詞奪理，心裡邊並不一定真的同意自己捍衛的觀點。 單從書上看，罵人罵得與今天相似的時代，應該是產生《金瓶梅》的時代。罵人的狀元當數潘金蓮。她老人家可不跟你遮遮掩掩，一張口就直奔主題，離不開襠中物和它們的形狀。這些話儘管不是好話，但沒有這些話也就顯不出潘金蓮那個潑勁。當然潘金蓮也不是頂峰。我在鄉下務農時，最喜歡看鄰居的老孃們打架。所謂打架，並不是真動手；基本上是文打，也就是對罵。那時我們那兒家家都有幾間晒糧食的平房，就跟高高的舞臺一樣。打架的老孃們在傍晚的夕陽照耀下，站在自家的平臺上，開始對罵。罵的內容當然是圍繞著生殖器，她們的天才就在於連續罵上一小時，也不會重複一句話，如果誰重複了，誰就等於失敗了。那時候我才明白，原來漢語中有那麼多詞彙可以用來修飾生殖器和形容性交行為。 後來我來到了北京。原以為京華乃文明首府，居民當如古人，不會罵人。但我很快就明白，北京人張嘴就是「操」「丫」，真要罵起來，還是那幾句，沒有文采，更沒有風度。甭說比不上我家鄉那潑大嫂，連潘金蓮都不如。 習慣成自然，聽慣了北京人的髒口，也就覺不到髒，就像他們自己也覺不到他們張口就是那個一樣。 把與某人的女長輩性交當成對某人的最大侮辱，據說這是中國的特色；外國人是不是完全不在乎呢？我不知道。這也是一個看似簡單其實相當複雜的問題。這問題涉及道德也涉及文化；涉及歷史也涉及現實；涉及心理也涉及生理。我想，什麼時候人們不把性活動當成侮辱人的最極端手段了，社會就應該有了巨大的進步。 一九九八年 洗腳的快樂 在著名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導演張藝謀在鞏俐的腳上大做了文章。觀眾也許還沒忘記，劇中每個有幸即將陪著老爺睡覺的女人，都要享受捶腳、捏腳的待遇。這圍繞著腳所做的一切，無疑是為即將與老爺進行的性活動做準備。在這部影片裡，腳被賦予了強烈的性象徵。 在古典名著《水滸傳》中，押解林沖去滄州的差人董超和薛霸因為受了林沖仇家的賄賂，沿途變著法兒折磨林沖，其中最惡的一招，就是用滾水給林沖洗腳。燙得林沖叫苦連天，滿腳鼓起燎泡。第二天早晨，又故意給林沖一雙新草鞋穿，把那些燎泡全部磨破，讓林沖的腳血流不止。這裡的洗腳，是苦難的象徵。 著名文學家魯迅先生的日記中，有午休時「洗腳」，或是「夜，洗腳」等等和洗腳有關的記載。那些研究魯迅的專家們，誰也沒從這裡讀出疑問來；在他們心目中，洗腳就是洗腳，沒有別的意思。有一個細心的文學批評家李慶西卻從這裡發現了蹊蹺。魯迅先生的日記並不是流水賬，比洗腳重要得多的事情他都不記，為什麼卻要把洗腳這樣的瑣事記進去呢？即便是要記，那也應該天天記，為什麼每隔十天半月才記一次呢？難道先生半個月才洗一次腳？為什麼午休起來還要洗腳？李氏研究了魯迅先生記日記時的身體狀況，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先生日記中記載的「洗腳」，實際上是性交的隱語。 前不久，我去長春參加全國書市，會場人多嘈雜，吵得我頭痛欲裂，吃了好幾片去痛片也止不住，趴在床上苦熬著，連晚飯也沒吃。 晚飯後，一個朋友道：「去洗腳吧，洗洗腳，你的頭就不痛了，我敢擔保！」 我們一行四個人，搭上一輛出租車，告訴司機說去能洗腳的地方。司機詭祕地笑笑，說：「老闆放心！」 司機的態度引起了我許多幻想。像我這種沒見過世面的雛兒，總是喜歡想入非非，但一旦要動真格的又沒有那個膽量。司機拉著我們串衚衕，天上下著毛毛細雨，地上積著一汪汪的汙水，車輪把積水濺得斜飛。這個城市的出租車司機都特別野，把車開得像瞎耗子似的，東一頭西一頭地亂闖，開車的不怕，坐車的倒是心驚膽戰。在這樣的夜晚，在這樣的衚衕裡，坐著這樣的出租車，怎能不讓人想入非非呢？ 在一家燈光昏暗的髮廊前，司機停了車，說：「到了，這家是最好的了。」 我們提心吊膽地走進發廊，立即就有一個又胖又黑的女孩子從黑影裡跳出來，宛若一頭黑豹。她說：「哥呀，可把你們給盼來了！」 這是明顯的虛情假意，但我們聽了好像也沒有什麼反感。然後就問我們要什麼樣的服務，我們說洗腳。黑小姐把我們帶進格子間，讓我們躺在床上，然後進來幾個或胖或瘦的女子，每人一個，手把著吊欄踩我們，踩完了，還問舒服不舒服。我說不舒服，這是女權主義運動，把男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嘛！踩完了，便讓我們坐起來，把我們的腳放到一盆水裡，水是醬色的，小姐說水裡有十幾種名貴中藥。泡了十幾分鍾，小姐說好了。然後就讓我們躺下，她們替我們擦乾了腳，然後就在我們的腳上又搓又揉又拉又捏。說不上是痛是酸還是麻。出門時，我們走得扭扭捏捏，好像古代的千金小姐。 我的頭更痛了。 一九九八年 楚霸王與戰爭 司馬遷《史記》的最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徹底粉碎了「成則王侯敗則賊」這一思維的模式和鐵打的定律。在當時的情況下，這首先是一種卓然不群的眼光，當然還需要不怕砍頭的勇氣。這目光和勇氣的由來，實得力於他身受的腐刑。在他那個時代，腐刑和砍頭是同一等級的。許多不願受辱的人是寧願斷頭也不願去勢的。司馬遷因為胸中有了一部《史記》，所以他忍辱受刑；也因為他忍辱受了腐刑，才使《史記》有了今天這樣的面貌。漢武帝一聲令下，切掉了司馬遷的私心雜念，切出了他為真正的英雄立傳的勇氣。大凡人處在得意之時，往往從正面、用官家認可的觀點去看世界，而身處逆境時，才能、才願意換一個角度，甚至從反面來看世界。這有物質上的原因，也有精神上的原因，二者同等重要。無論從文學的觀點看《史記》，還是用史學的觀點看《史記》，都可以看到這種視角變換的重大意義。換一個角度看世界的結果，便是打破了偏激與執迷，更容易看透人生的本質。站在另一面的了悟者，往往是無法不沉浸在一種悲涼、寂寞的情緒中，但也是無慾無求、超然物外的心態中。比死都可怕的酷刑俺都受過了，俺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了，還有什麼可以忌憚的嗎？有這種「肆無忌憚」的精神作了前提，所以才能避開正統的、皇家的觀點，以全新的角度，畫出「盜賊」的另一面——失敗了的英雄的英雄本色。太史公的實踐，對當今的作家依然富有啟示。 聽我的老師說，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是富有浪漫精神的大時代。浪漫的時代才能產生浪漫的大性格。回首楚漢相爭時，代表著時代精神，具有浪漫氣質、堪稱偉大英雄的人物，非項羽莫屬。項羽的精神，引起了司馬遷的強烈共鳴。一篇《項羽本紀》，字字有深情。我們從中讀出了項羽這位舉世無雙的青年英雄的天馬行空的本色。他少時學書不成改學劍，學劍不成改學兵，學兵不求甚解，草草罷休。這應當是好事，因為任何太具體的知識都會成為束縛這匹天馬的韁繩。他身長八尺，力能扛鼎，是天生的英雄。他臨危不懼，英猛果斷，是天生的戰士。少時我在高密，聽到過許多傳說，其中就有關於楚霸王項羽的。 我爺爺說：楚霸王是龍生虎奶。說秦始皇東巡時，夢中曾與東海龍王之女交合。交合完畢，秦始皇無牽無掛地一走了之，那龍女卻身懷了六甲。後來自然就產下了一個黑胖小子。龍女可能考慮到此子是私生，名不正言不順，傳出去有損龍宮聲譽，便拋之深山，一走了之。這是貨真價實的龍種，當然不能讓他就這麼死了，於是，來了一隻母老虎，為這個孩子餵奶。這男孩就是項羽。這個傳說除了說明項羽血統高貴之外，還為他的神力做了一個註腳。另外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這意思就是，項羽如果奪了秦朝的江山做了皇帝，等於子承父業，名正言順。由此推想，這傳說的最早的源頭，很可能是項羽手下的謀士們有意製造的謠言，就像陳勝吳廣把寫有「大楚興，陳勝王」的絹塞進魚肚子一樣。這種把戲，大概歷朝的開國皇帝都練過。我爺爺說，楚霸王能「氣吹簷瓦」。怎麼算氣吹簷瓦呢？就是說項羽站在房簷下，呼出的氣流能把房簷上的瓦吹掉。這已經非常玄乎了，但更玄乎的還在後邊呢。我爺爺說，楚霸王除了能氣吹簷瓦外，還有「過頂之力」，何為過頂之力呢？就是自己拔著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拔離地面。楚霸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能把自己提離地面的人。這等神力，的確是匪夷所思了。等到我讀了《史記·項羽本紀》後，才猜測到，我爺爺所說的「力能過頂」，很可能是「力能扛鼎」之訛。老百姓不大容易把「扛鼎」理解好，於是，「力能扛鼎」便成了「力能過頂」，而「力能過頂」便成了自己提著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離地面。 我想，項羽在民間，之所以不是亂臣賊子面目，而是蓋世英雄形象，實得力於文壇英雄司馬遷的曠世傑作《史記·項羽本紀》。漢武帝那一刀，切出了一個大目光、大手筆，實在是不經意地為人類文明做出了一個大貢獻。當代很多知識分子，受了一點委屈就念叨不休，比比司馬遷，就差了火色。當然，絕不是要讓人為了寫傑作，自願下蠶室。很多事都是命運使然，真要自願下了蠶室，也只能去做個李蓮英或是小德張，而做不了司馬遷。 讀了項羽的本紀，我感到這傢伙從沒用心打過仗。他打仗如同做遊戲。這是一個童心活潑、童趣盎然的英雄。他破釜沉舟，燒房子，坑降卒，表現出典型的兒童破壞慾。每逢交戰，他必身先士卒，不像個大元帥，就是個急先鋒。不衝不殺不吶喊他就不痛快。他鬥勇鬥力不鬥智，讓他搞點陰謀什麼的他就頭痛、心煩。到了最後的時刻，他還對著美人和駿馬唱歌。慘敗到只剩下二十八騎時還跟部下打賭，證明自己的神力。最後他孤身一人到了烏江邊上，還把名馬送給好漢，將頭顱贈給舊友。他不過江東，並不是不敢去見江東父老。這傢伙是打夠了，打煩了，他不願打了。不願打了，就用刀抹了脖子，夠乾脆，夠利索。他其實從沒十分認真地考慮過奪江山、做皇帝的事，那都是范增等人逼著他乾的。他的興趣不在這裡。如果真讓他做了皇帝，那才是真正的「沐猴而冠」，他分封諸王、自封西楚霸王時其實也就是皇帝了，但他做得一塌糊塗。聽聽他為自己起的封號吧，西楚霸王，孩子氣十足，像一個用拳頭打出了威風的好鬥少年的心態。他是為戰鬥而生的。英勇戰鬥就是他的最高境界、最大樂趣。中國如果要選戰神，非他莫屬。不必為他惋惜，皇帝出了幾百個，項羽只有一個。當然，我們也要感謝劉邦，在楚漢戰爭的廣大歷史舞臺上，他為項羽威武雄壯的表演充當了優秀的配角，從而使這臺大戲豐富多彩，好看至極。如果是兩個劉邦或是兩個項羽打起來，那這臺戲就沒有什麼看頭了。 從政治的角度看，劉邦勝利了，項羽失敗了。從人生的角度看，這哥倆都是成功者。他們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且都做得很好。劉邦成功在結果，項羽成功在過程。太史公此文，首先是傑出的文學，然後才是歷史。是充滿客觀精神的文學，是洋溢著主觀色彩的歷史。 回頭想想，戰爭，即使不是人類歷史的全部，也是人類歷史中最輝煌、最壯麗的組成部分。戰爭薈萃了最優秀的人才，集中了每一歷史時期的最高智慧，是人類聰明才智的表演舞臺。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就是戰爭的歷史，文學也就是戰爭的文學。小說家觀察戰爭的角度，研究戰爭的方法，必須不斷變化才好。太史公是描寫戰爭的大家，他是當然的戰爭文學的老祖宗。他也寫戰爭過程，但他筆下的戰爭過程從來都是有鮮明的性格在其中活動的過程。我們都知道什麼是好的戰爭文學，但我們寫起來就忘了文學，忘了文學是因為我們忘不了政治。描寫戰爭災難，揭示人性在戰爭中的變異等曾經是別開生面的角度，但「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如何寫戰爭，我一直躍躍欲試，但很多問題想不清楚，也就不敢輕易動筆。我的心裡藏著幾個精彩的戰爭故事，有朝一日，我也許會鬥膽動手。 任何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英雄，都敢於戰勝或是藐視不是一切也是大部分既定的法則。徹底的蔑視和戰勝是不可能的，所以徹底的英雄也是不存在的。項羽有項羽的不徹底處，司馬遷有司馬遷的不徹底處。一般的人，通體都被鏈條捆綁，所以敢於蔑視成法就是通往英雄之路的第一步。項羽性格中最寶貴的大概就是童心始終盎然。這一點與司馬遷應有共通之處。司馬遷在《項羽本紀》裡對項羽給予了深深的同情，而對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多有譏刺，這肯定與身受酷刑有關。這樣，問題就出來了：司馬遷筆下的項羽，是不是歷史生活中真正的項羽？同樣，歷史生活裡的劉邦是不是就像司馬遷寫的那樣？這樣一想，胡適所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就有了一點點道理。 搜盡奇峰打草稿 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傳奇。這是我讀史的感想，也是我從個人經驗中得出的結論。當年我在家鄉做農民，勞動休息時，常與父老們在田間地頭小憩。這時，在我們身旁的一個墳包裡，也許就埋葬著一個草莽英雄。在那座搖搖晃晃的小橋上，也許曾經發生過驚心動魄的浪漫故事。在那道高高的河堤後邊，也許曾經埋伏過千軍萬馬。與我坐在一起抽旱菸的老人也許就是這些故事的目睹者，或是某個事件的當事人。他們總是觸景生情地對我講述他們的故事，或是他們聽到或是看到的故事。我發現就同一件事，他們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同一件事同一個人每一次講述的也不一樣。雖然這些事過去了也不過就是幾十年的光景，但它們已經變得眾說紛紜，除了主幹性的事件還有那麼點影子外，細節已經豐富多彩，難辨真假。我發現這些故事在被講述的過程中被不斷地加工潤色、昇華提高。英雄被傳說得更英雄，奇人被傳說得更出奇。沒有任何一個故事講述人是不對自己講述的故事添油加醋的；也沒有任何一個史學家肯完全客觀地記述歷史。因為人畢竟是有感情的，有好惡的，想客觀也客觀不了。看看司馬遷的《史記》就知道他是一個對劉姓王朝充滿怨恨的人。凡是遭到劉家迫害，或被劉家冤殺的人，他都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描述到他們的功績時總是繪聲繪色地讚美，極盡誇張之能事。譬如對大將軍韓信，對飛將軍李廣，對楚霸王項羽。他把項羽列入「本紀」，讓他享受與帝王同級待遇。他寫韓信和李廣的列傳時不直呼其名，而稱「淮陰侯」、稱「李將軍」，只一標題間，便見出無限的愛慕和敬仰。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捱了那不該挨的襠下一刀，忍受著如此的奇恥大辱寫漢家的歷史，怎麼能客觀得了。由此推想，我們今天所讀到的歷史，都是被史學家、文學家和老百姓大大地誇飾過的，都是有愛有憎或是愛憎分明的產物。我們與其說是讀史，還不如說是在讀傳奇；我們讀《史記》，何嘗不是在讀司馬遷的心靈史。 司馬遷一生最大的特點是好奇。好奇是人類的天性。人類的天性在童年時最能自然流露，所以兒童最好奇。司馬遷老而好奇，他是童心活潑的大作家。司馬遷的童心表現在文章裡，項羽的童心表現在戰鬥中。 最早提出司馬遷好奇的是漢代的楊雄。宋代的蘇轍也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好奇是司馬遷浪漫精神的核心。 他在二十歲左右，即「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好奇之心促使他遊歷名山大川，探本溯源，開闊眼界，增加閱歷，也使他的文章疏密參差，詭奇超拔，變化莫測。 司馬遷好奇，尤好人中之奇。人中之奇謂之才，奇才。 他筆下那些成功的人物都有出奇之處，都有行為奇怪、超出常人之處。而所有的奇人奇才，都是獨步的雄雞、行空的天馬。項羽奇在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兵也不成不學而有術，奇在他是一個天生的戰鬥之神；韓信奇在以雄偉之軀甘受胯下之辱，拜將後屢出奇計，最後被糊糊塗塗地處死，奇在設計殺他之人竟是當初力薦他之人，這就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李廣奇在膂力過人，箭發石穿，身著奇功，蒙受奇冤；等等，不一而舉。所以說一部《史記》，正是太史公抱滿腹奇學，負一世奇氣，鬱一腔奇冤，寫一世奇人之一生奇事，發為萬古千秋之奇文。 欣賞奇才，愛聽奇人奇事，是人類好奇天性的表現。而當今之道德社會，樹了那麼多的碑，壘了那麼多的牆，派了那麼多的崗，安了那麼多的哨，目的實際很簡單：防止人類好奇。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有的社會，對人類的好奇天性都是一種桎梏。當然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只有好奇，才能有奇思妙想。只有奇思妙想，才會有異想天開。只有異想天開才會有藝術的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說，藝術的創新也就是社會的進步。 好奇的人往往不討人喜歡，儘管人人都好奇。 好奇與保守從來都是一對矛盾。 好奇者往往有奇特的結局。 一生好奇的金聖嘆因好奇而遭禍，臨刑時說：「殺頭至痛也，抄家至慘也，而聖嘆以不意得之，大奇！」 好奇是要付出代價的。 對於一個小說家來說，好奇比學習更重要。學習也是好奇的表現。 如果沒有奇人奇事，這世界就是一潭死水。 好奇吧，但不一定去做奇人。 一九九八年 雜談讀書 關於讀書的方法，實在是個看似平常但卻很難說好的大題目。這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在人類社會中，從古到今，但凡認識了一些文字的人都讀過書，這種行為與吃飯穿衣一樣，漸漸地成為一種本能，就像一般不必教導別人如何吃飯穿衣一樣，讀書也是無須教的；二是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尤其是那些飽學之士，大都留下了一些關於讀書的理論，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更多的是人云亦云——這絲毫沒有貶低的意思，讀書儘管人各有法，但萬變不離其宗。所以，時至今日，實在沒有必要由我等半路出家的野文人就這個話題來說三道四，尤其是更不應該寫成文章發表在指導中學生閱讀的刊物上。 我的女兒也是一箇中學生，她學的數、理、化、外，我早就不敢插嘴，對她學的語文，我也不敢貿然地進行「指導」，因為我說的不一定對，萬一錯了，影響了高考的成績，那就了不得！所以我女兒有時候碰到語文方面的問題向我請教，我只敢含含糊糊地談一些我的看法供她參考，然後還是希望她能去問老師，並要她一定以老師的說法為準。 大概想了一下，人類的閱讀活動，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愉悅，如少年讀連環畫，成年人讀言情、武俠，原本就沒想從這閱讀中獲取什麼知識，但知識自然地也被獲取著，情感自然地也被教育著，這就是所謂的「寓教於樂」吧。二是功利性很強的學以致用，如讀技術方面的書籍。文學批評家和作家讀文學方面的書籍，基本上也是一種實用的目的，批評家是為了寫批評文章，作家是為了寫自己的書。 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我懂得很少，所以不知道自然科學家讀自己的專業書籍時的心態。他們的讀，是否最終也是為了寫？但搞文學的，讀書破萬卷，最終是為了下筆如有神，目的性很強。所以讀書的方法也就顯得很重要。因為有史以來，即使是專業性很強的書籍也已是汗牛充棟，一個人從有閱讀能力開始，即便天天讀書，讀到老死，怕也難把那些已經寫出來的書讀完。我每次去圖書館查閱資料或去書店買書，就會有一種狗咬泰山無處下嘴的感覺，就常常感到自己的寫作毫無意義。人類的知識積累，從某種意義上說，幾乎是一種災難，它給我們帶來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你不可能什麼都知道，但你有時那麼迫切地想什麼都知道。人生有限，學海無涯，這就使處在這無法解決的矛盾中的人類永遠瀟灑不起來。我甚至幻想，將來有一天，人類能夠把歷代積累的知識編成一種程序密碼之類的東西，通過生物工程，使孩子一生下來就遺傳在腦子裡。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但又好像不是不可能的。電子計算機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人們的閱讀和寫作方式，隨著科學的進步，人腦的祕密終究會被揭開，那時候，學習的問題很可能變成一個化學的或者是物理的問題。即便是現在，很多入了電腦網絡的人，他們的閱讀方式已經跟捧著大厚書本的讀者不一樣了。他們做學問的方法，已經有了革命性的變化。再下去幾百年呢？真是想也不敢想。 像我這樣的人，此生大概很難在網上瀟灑了，也不大可能去變換職業，因此也就只好沿襲著幾十年來養成的習慣讀著寫著，等待著被淘汰。我沒讀完小學就回家勞動，但因為認識了一些字，具有了閱讀的能力，便想方設法把村裡人家的藏書借來看。村裡藏書有限，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是借到什麼讀什麼。又因為是借來的，讀起來也就快。這時期的閱讀沒有什麼方法好講，就像對一個飢漢沒有必要講究食品的色香味美一樣。後來有了一些條件，書多了，讀不過來，這才需要講點讀書的方法。這些方法也早經前人講過，無非一是翻來覆去地精讀，二是走馬觀花地瀏覽。對我來說，精讀的大多是語言有特色之作，瀏覽的是語言無特色，但故事很精彩的。前者是為了尋找語感，後者是為了瞭解別人曾經講過什麼樣的故事，擴展一點就是別人曾經用什麼樣的方法講述過什麼樣子的故事。當然，有時候，為了掌握一些必需的材料，那就要帶著很強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去讀。這樣的方法，與查字典沒有太大的區別。 總之，對中學生朋友來說，除了老師的話，誰的話也不要太當真，哪怕他是什麼樣子的學者、權威。 一九九八年 談讀書 說實話我並不喜歡讀書。如果可能，我更願意坐在電視機前看一些能讓我輕鬆愉快的節目，但我必須不停地讀書，因為這是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書是知識的海洋，沒錯；書是靈感的源泉，沒錯；書還是很多很多美好比喻的喻體，但讀書實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現在把讀書與我當年在農田裡勞動相比，當年我如果不勞動，土地不生產糧食，我就會餓肚子；現在如果我不讀書，就寫不出書，寫不出書我也會餓肚子。任何工作，如果跟吃飯問題聯繫在一起，就不會給人帶來愉快。當然我也曾經體驗過讀書的樂趣。那是在我童年的時候，書很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就如獲至寶，家長反對我讀這些沒用的「閒書」，牛羊等待著我去放牧它們，我躲起來，不顧後果，用最快的速度閱讀，匆匆忙忙，充滿犯罪般的感覺，既緊張，又刺激，與偷情的過程極其相似。 我與稅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稅」這個字眼，在我的心目中，似乎只跟舊社會和資本主義有聯繫。最流行的說法是「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會多當然比稅多浪漫。在我小的時候，每逢生產隊裡要往上繳公糧時，總有一些覺悟不高的人發牢騷。隊長就語重心長地說：「皇糧國稅，誰敢抗？」聽老人們說，歷朝歷代，抗皇糧國稅都是要砍頭的。我當然知道我們繳的公糧與隊長和老人們所說的皇糧國稅不是一碼事。我們繳的是愛國糧，有一個階段也叫「忠」字糧。繳愛國糧時我們很不情願，因為這些糧食是給城裡的人吃的，我們對城裡的人本來就有意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都受毛主席領導，憑什麼我們辛辛苦苦打出來的糧食要給他們吃？而且愛國糧只收麥子，不收粗糧，我們每年打的麥子，繳完公糧後，就所剩無幾了。當時可以放的為數不多的幾部電影裡，有一部《列寧在十月》，其中有一個穿得破破爛爛的富農跟列寧叫板——事情過去了這麼多年，準確的臺詞忘記了，那富農的話的大意是：沒有洋布我們穿土布，沒有皮靴我們穿草鞋，我們的生活與你們城裡人沒有關係，憑什麼要我們的糧食？我當時的覺悟很低，感到這個俄羅斯富農的話簡直就是代替我們說的，替我們這些最被人瞧不起的農民出了一口氣。是啊，你們工人有什麼了不起？你們幹部有什麼了不起？你們城裡人有什麼了不起？沒有你們我們照樣活，但沒有我們你們吃什麼？但列寧同志卻斬釘截鐵地說——因年代久遠，列寧同志的話也記不清了，大意是：工人階級和農村裡的貧農是階級兄弟，和你們富農是敵人，你們富農如果膽敢不把糧食繳出來，就要消滅你們。我知道列寧的話肯定是沒錯的，但心裡總是有點彆扭。當時，我們農民與稅沒有任何關係，那時似乎也有農業稅一說，但也就是在生產隊會計的賬本上出現幾個數字，跟農民無關。當時沒有個體工商業者，國營的工商業是不是繳稅，我身在農村，不知道。 最早知道有繳稅這碼事，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我的爺爺是個很好的木匠，他從自家的樹上砍下一些樹杈，做成小凳子拿到集市上賣。我經常跟著爺爺去趕集，去時幫爺爺揹著凳子。如果生意好，爺爺就會買一毛錢的炒花生或是兩個爐包給我吃。賣了很多次，一直沒人過問。有一天，來了一個夾著皮包的人，讓爺爺繳稅。爺爺與那人爭吵起來，那人提起我們的小凳子，說沒收了。爺爺大怒，與那人爭吵起來，吸引了半個集的人圍上來看熱鬧。後來我父親趕來，向那個夾皮包的人繳了稅，還說了許多好話，才把我們那些小凳子要回來。爺爺心中不服，回家發了很久的牢騷。 後來我去趕集買豬飼料，又碰上一件與徵稅有關的事。一個衣衫襤褸的女人，在集上賣饅頭。饅頭不多，也就是十幾個，用一個小箢鬥盛著。好像還沒開張，那個夾皮包的人來了，上去就要那個女人繳稅。女人哭哭啼啼地哀求，說家裡有病人，看病要用錢，只好將僅有的一點白麵蒸成饅頭來換錢。夾皮包的人不聽，搶過女人的箢鬥，把饅頭沒收了。眾人圍著看，心中都有些不平，但沒人敢說話。這時，從後邊擠上來一個黑眉虎眼的軍官，一把將箢鬥從稅官手裡奪過來，還給那個女人。稅官看看軍官的怒容，低聲嘟噥著就走了。 後來改革開放了，人民公社散了夥，農民們分了田單幹，過去是光繳糧食不繳錢，現在是又繳糧食又繳錢，但還是不叫稅，叫作「提留」。國家儘管白紙黑字地規定了農民應繳提留的數目，但下邊的幹部根本不按照上邊規定的數字徵收，當然他們有許多對付上邊的辦法，下去查也不一定查出來。不久前聽說農村也要「費改稅」，農民們齊聲歡呼，但幹部們叫苦連天，最近聽說又不改了，可見幹部們的叫苦還是比農民們的歡呼管用。與六十年代相比，現在農村收稅的人也多了。六十年代一個集上只有一個收稅人，現在一個集上很多收稅人。過去農民趕集賣菜不收稅，現在工商所來收管理費，稅務所來收商品交易稅；過去自家殺豬不收稅，現在要收屠宰稅；過去自家栽種幾棵果樹不要錢，現在鄉裡要收林果稅……總而言之，跟稅斷絕關係幾十年之後的農民重新與稅建立起了親密的聯繫，但這時我已經離開農村進了城市。 我個人與稅打交道是成為作家之後的事。國家規定，稿費和版稅應繳的個人所得稅由出版社和雜誌社代扣，所以儘管我已經繳了二十年的稅，但個人並沒有直接與稅務人員打過交道。我希望這條規定最好不要改變，如果每收到一筆稿費或是版稅都要自己去稅務所繳納，那該有多麼麻煩。 掙錢是件讓人高興的事，但繳稅讓人高興不起來。這是人之常情，中國人如此，外國人也如此。但開徵個人所得稅，畢竟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作為一個公民，掙了錢納稅，是天經地義的事。公民應該有納稅的意識，這是常識，大家都很明白。但我覺得在培養公民的納稅意識時，還應該喚醒公民的納稅人意識。比如說政府在某處修建了一個公共廁所，報紙上就會說這是政府為人民辦的第N件好事。這說法乍一聽很有道理，但深究起來就有點勉強。只能說是政府辦了一件應該辦的事，而不是政府對人民的恩賜。 現在大家都知道依法納稅是公民應盡的義務，但有收稅的人，就有逃稅的人。這一方面是公民的覺悟問題，另一方面也涉及腐敗問題。當那些貪官把納稅人的血汗錢中飽私囊或揮霍浪費的醜聞一件件被揭露時，納稅人的心中自然很不平衡。腐敗不除，偷稅漏稅的現象就不會停止。就拿作家這個行當來說，儘管稿費和版稅應繳的稅款由出版社代扣，但作家的心中也不平衡。那就是，有關部門對差不多是公開化了的盜版現象幾乎是不管不問或是無能為力，那些盜版的書商除了偷漏了應給作家的版稅，同時也偷漏了應繳給國家的稅款。出版社和作家去向有關部門舉報，還不如站在大街上罵一陣娘出出惡氣，因為你舉報了也沒人負責……一個小偷偷一頭牛就可以判刑，但一個書商盜版牟取暴利卻無人過問。去查查那些身家千萬甚至億萬的書商吧，看看他們的財產有幾成是合法的收入。當然我也知道，沒有人會去查。 1998年初，我與兩個作家朋友從巴黎坐火車去威尼斯，途經瑞士時正是深夜，列車停在一個小站，上來了兩個體壯如牛的瑞士警察，把我們從睡夢中喚醒。其中一個警察對著我們喊：「Tax！Tax！」我們當中那個在美國待了好幾年、自認為精通英語的朋友瞪著眼說：「我們坐火車，不坐Taxi！」但那兩個瑞士警察還是一個勁地喊：「Tax！Tax！」一邊喊著，一邊掏出一個小本在上邊寫出一道算術題：72×3＝216。我那位精通英語的朋友恍然大悟道：「他們不是讓我們坐出租車，而是他們自己要坐出租車回家。」我說他們坐出租車回家，憑什麼讓我們出錢？眼見著火車就要開了，那兩個警察急得抓耳撓腮，我說：「深更半夜的，他們也不容易，算了，就給他們吧。」於是我們就每人給了他們72法郎，警察在我們的護照上蓋了一個章，連聲道著謝跳下車去。他們走了，我們罵了一陣，各自睡去。第二天，那位精通英語的朋友說：「我明白了，瑞士警察跟我們要的不是搭出租車的錢，而是過境稅。」他拿出快譯通，一邊按著一邊說：「Tax是稅，Taxi才是出租車呢！我怎麼這樣笨呢？」我安慰他說：「不是你笨，是那兩個瑞士警察的英語發音不標準。」 一九九九年 上下五千年 從現在倒回去一千年，公元1000年，是宋真宗趙恆的鹹平三年，干支紀年庚子。當時，歐洲人應該正在大張旗鼓地慶祝他們的第一個千禧年；但這隆重的盛典，與中國人沒有什麼關係。宋真宗的時代，大宋朝開國還不到四十年，前有太祖、太宗兩任皇帝的勵精圖治，國勢正是強盛時，腐敗現象肯定存在，但還沒有到達透頂的程度，北方遊牧民族的騷擾不時發生，但還沒有成為心腹大患。這時的國都開封，雖不及大約百年之後張擇端描繪的《清明上河圖》中那般繁華，但估計已經相當不錯。這一年是真宗皇帝即位第三年，他大概還想勤政廉政，努力工作，當一個聖明天子。這一年開封城裡的老百姓和天下的老百姓怎樣生活，我不得而知，也懶得去考證。當時的仁人志士會不會考慮時間問題呢？我也不知道。但我們從唐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中已經知道，一千多年前的知識分子對時間問題已經思考得很深很玄，宋真宗時的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起碼不會比唐人淺。但我估計這一年在大宋百姓心目中，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因為耶穌基督誕生一千年與他們的生活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只是由於我們也採用了基督教的公元紀年，才把這2000年鬧得熱火朝天，好像這是全人類的盛大慶典。如果我們不採用這個西方的紀年法，那麼今年也就與去年一樣，區別就在於今年生的小孩子屬龍，而去年生的小孩子屬兔。 再倒回去一千年，也就是耶穌誕生前一年，正是大漢朝的哀帝元壽二年——這裡涉及又一個時間問題，公元的第三個千年到底應該從2000年算起呢，還是應該從2001年算起——歲在庚申。這年的四月裡發生了日食，人心惶惶，朝中的大臣們藉著日食說事，其實是嚇唬皇帝，說日食是上天示警，其原因就是皇帝大搞同性戀。哀帝劉欣，當了不到六年皇帝，除了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同性戀，幾乎沒幹別的事情。這年正月裡匈奴單於朝見，哀帝設宴款待，群臣在殿前作陪，群臣之首就是位列三公的大司馬，衛將軍董賢。董年方二十二歲就位極人臣，匈奴單於感到不可思議。劉欣就為他解釋，說別看大司馬年輕，但功勞卻是大大的。董賢的大功勞就是讓皇上開心。他自然是個美貌少年，哀帝愛他愛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甚至當著群臣的面要把天下禪讓給董賢，中常侍王閎跳起來反對，這才罷休。同性戀歷史上有名的「斷袖」典，就是哀帝與董賢的創造。這年的六月，哀帝可能是得了艾滋病，在未央宮駕崩。他一駕崩，小董賢就倒了黴，自殺後下了葬，還讓王莽先生派人把屍體扒出來示眾。這時候天下已經讓這場同性戀鬧得亂七八糟——由此可見皇帝跟什麼人睡覺的問題首先是政治問題然後才是生理問題——老百姓在死亡線上掙扎，當然也不會有人知道，再過一年，就是公元的元年。這年九月，九歲的劉衎即皇帝位，是為漢平帝，第二年，他改元「元始」。這個年號，從字面上可以解釋為公元紀年的開始，這如果不是巧合，就是上帝的安排。 再倒回去一千年，究竟是周的哪個大王當朝，已經無典可查；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史官們也說不清楚。再往前退一千年呢？基本上就是一筆糊塗賬了。歷史事實與神話傳說混雜在一起，「大禹治水」，應該就是那時候發生的事情吧？再往前退一千年，就只能根據從地下挖出來的罈罈罐罐去猜想了。 中國號稱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全世界也引為自豪。五千年，相對於一個人的生命，真是夠漫長的，但相對於生物進化的歷史，相對於地球的形成，相對於宇宙的變遷，只不過是一瞬間。想到此就讓人感到心灰意冷。想到人生的短暫，想到人生的不可重複，想到連地球也要滅亡、太陽也要失去光輝，頓時感到一片迷茫。公元一千年值得慶祝嗎？公元兩千年又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你貴為帝王又怎樣？你家財萬貫又如何？你流芳千古又如何？你遺臭萬年又怎樣？這些問題實際上早就存在。為了讓人們不自殺和不造反，西方和東方，創造了各自的天堂和地獄。有了天堂和地獄，就有了輪迴和報應，人的一生就不是一次性的行為，也就是說你可以變幻不同的方式來佔有時間，你就不但有今生，而且你還有來世，而來世的好與壞，是與你今生的行為密切相關的。現代科學正在摧毀地獄與天堂，進步固然是進步，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最要命的問題就是讓人認識到了人生不可重複，把人生的意義何在這個古老的問題放大在人的面前。 我想人生的意義就在於你是人，就在於你是一個按照奇特的配方用各種無生命的普通物質生產出來的有生命而且有思想並且可以認識自己和周圍的環境的個體。相對於那些沒構成人的元素，我們真是慶幸，我們真應該狂歡。那就讓我們張開雙臂擁抱撲面而來的下一個千年吧，儘管想到3000年時，我們還是要長嘆一聲，心中湧起無邊的惆悵。 一九九九年十月 國外演講與名牌內褲 中國作家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其實多半是自欺欺人。一是外國人對中國文學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能來三五十人聽講（其中多半還是自己的同胞），已經很不錯；有時候來上三五人，你如果還想拿出事先寫好的講稿讀一遍，那離神經病也就不遠了。最好的辦法就是趕快進飯館，喝著吃著，該說點什麼就說點什麼。二是中國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範圍內，給他一個題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滿嘴拌蒜，把那些說了多少遍的陳詞濫調再重複一遍而已。真正的演講，絕對不能捧著稿子念，應該像列寧那樣，把雙手解放出來，把頭抬起來，用眼睛和臉上豐富的表情和大庭裡的廣眾進行交流。要揮手、叉腰、身體往前探出去，然後再仰起來，要不時地在臺上走動，要彷彿是表演，但又沒有半點的表演痕跡；要讓你的語言像水一樣流出來，像火焰一樣噴出來，而不是像牙膏一樣擠出來。不能有病句，不能囉唆，更不能為了譁眾取寵而胡言亂語。要讓你語言的內在邏輯力量像萬能的觸角把聽眾牢牢地鉗住，又不陷入空洞的三段論陷阱。但世界上只有一個列寧，他生了一個碩大的腦袋，腦漿也比常人重幾十克。他有鋼鐵般的意志，有驚人的記憶力，有豐富的學識和天然的邏輯，他往臺子上一站，聽眾（也是觀眾）立即就被催眠了。列寧，請想想他那模樣吧，那是真正的奇人異相，是真正的天才。想學他，怎麼可能？公雞想學老鷹，儘管也能勉強地飛起來，翅膀單薄，屁股下沉，那個狼狽勁兒，還不如說是掙命。我輩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就像公雞學飛，飛起來也是一景，但實在是慘不忍睹。通過這事我想到，許多事情是學不會也不能學的。風流不能學，「是大才子自風流」；不是風流種子學風流，那是自取滅亡。貴族姿態不能學，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定在敗家之後，家中只餘一個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還是要胸掛潔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執叉，右手執刀，切割著桌子上的窩頭和鹹菜，往嘴裡填。暴發戶愛鑲金牙，土包子好炫名牌。一個作家外邊穿了一條名牌褲子，裡邊穿了一條名牌褲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難過，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將一塊白布縫在屁股上，上邊寫著：內穿名牌褲衩一條，價值三百餘元。使用金叉銀盃，吃真正的西餐，桌子上擺著鮮花，但還是不像，還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臉。僅有幾個錢，距離貴族還很遙遠。要慢慢來，熬過三代之後，到了孫子輩上，貴族氣大概就有一點了。那個往屁股上縫帖子的老兄實在是笨，你把名牌褲衩穿在名牌褲子外邊不就行了嗎？內衣外穿，真正的時髦，領導服裝新潮流。要不就把褲腰截短，前露肚臍，後露腚溝，顯出名牌褲衩的蕾絲花邊——我不知道什麼叫蕾絲花邊，從許多新潮作家的書裡看到，凡名牌必有蕾絲花邊。 早年在農村，我一個叔叔當生產隊的隊長，早晨要早起敲鐘，派活，晚上要給那麼多社員定工分，雞一口鴨一口，爹一份娘一份，稍有差池，立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無論多麼難纏的角色都能擺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當時我就立志：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但當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後，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著我說：「就你？三腳踢不出一個屁來還想當隊長？知道不？當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過來說就是「好口才帶著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給瓦解了。後來，為了有朝一日能當個官，我也曾站在樹林子裡練習演講，姿態難看，聲音難聽，連樹都羞慚得渾身發抖，葉子嘩啦啦響。 我叔叔是土天才，經常在夏夜的打麥場上對著社員發表演講。天南海北，驢頭扯到馬腚上，但聽起來趣味盎然，不亞於單口相聲。一邊說還一邊把光脊樑拍得啪啪響，估計是拍蚊子。他的口才為什麼那樣好？他肚子裡怎麼會有那樣多要說的話？他怎麼能把話說得滔滔不絕，好像話是從他的嘴裡流出來的而不是用腦子想出來的？ 因為叔叔的榜樣，我從小就對口才好的人十分敬重。我覺得能夠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講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來的大人物。當年在農村無書可讀，偶然得到了一本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國法西斯的法庭上為自己也是為共產國際所做的陳述和辯護，那犀利的語言鋒芒，排山倒海般的語言氣勢，令我熱血澎湃，心馳神往，他的演講甚至影響了我的小說語言。《三國演義》裡誇獎英才時經常使用「辯才無礙」這個詞，譬如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張鬆，無一不是雄辯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白馬非馬」。到了近代，如果想當官，尤其是想當大官，不把嘴皮子練好是不行的。也有例外，幾十年前，在大陸的南部邊境，發生過一次戰爭。我看過一個送敢死隊上前線的錄像：敢死隊員們穿著迷彩服，全副武裝，個個神色肅穆，遠處的小山上槍聲不斷，硝煙滾滾；這時候，一個軍政委，走到隊伍前，左手拿著一張稿紙，右手端著一杯酒，念著慷慨激昂的話。我心裡想，一個政委，靠耍嘴皮子吃飯的人，在這樣的關頭，三分鐘的講話，還要念稿，如此之笨，不知道他是怎樣混到了這樣高的位置——但話又說回來，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練出來的。當年我躲在小樹林裡背誦著季米特洛夫的詞兒練習演說，對著樹時，好像也能眉飛色舞抑揚頓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嚨發緊，額頭冒汗，手足無措，事先想好的詞兒忘得乾乾淨淨，腦子裡一片空白。讓一個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個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這樣一個笨嘴拙舌而又滿心想練好口才當大官的人，見到「辯才無礙」的人沒法不佩服。可惜在作家隊伍裡很少見到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哪裡去了呢？有人說是當官去了。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官的口才也實在是一般般，他們講的話都是一個調調，毫無幽默感，更沒有個人的語言風格。說話流暢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說家。真正的演說，每次都是創造，每次都不重複，每次都能說出自己的話，而不是背誦別人的話或是把別人的話改頭換面。只能這樣說：真正的演說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據說五百年才出一個。讓我們等候著大演說家的誕生，也許等得到，多半是等不到。 還是回到國外演說這個話題上來，用自己寬容自己的態度。既然受邀出去，總是要說點什麼。既然沒有即席演講的才能，事先寫好稿子，出去照著念念，也是可以原諒的，總比裝啞巴好吧。有人說作家出去代表國家說話，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當然有人要這樣想也不是不可以。十幾年前，我的一個朋友，剛加入了省作家協會，心中興奮，坐在火車上，將作協會員證擺在小桌子上，夏天，開著窗，一陣風來，把那東西刮出去了。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住。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來。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引得眾人前來觀看，還以為錢包刮出去了呢。後來有人說：別哭了，回去補一個不就行了嘛。我的朋友說，回去當然可以補一個，但這次人家怎麼知道我是一個作家呢？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撇著嘴說：年輕人，別哭了。當年託爾斯泰把作協會員證丟了，就在胸前寫上「我是作家」四個大字，你也可以照此辦理。我明顯聽出來老太太的譏諷之意，從此出門再也不帶作協會員證了。這個老太太給我上了一課，讓我明白了許多道理。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國可能代表祖國，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時候連自己也代表不了，因為我的話需要翻譯給聽眾，翻譯能否把我的話翻譯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道。既然是在國外說話，適度地自我吹噓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國外的作家都有這嗜好，所以我的這些「演講」裡有些話，大家也不必當真。話是那樣說的，但自己能吃幾碗米飯還是知道的。一個寫小說的，按說不應該寫除了小說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於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俗。將「演講」「對談」之類文字結集出版，是不但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內褲外穿好不到哪裡去。從這個意義上說，那個在屁股上貼布條炫耀名牌內褲的作家雖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我。 二〇〇一年 我為什麼要給網絡寫文章 網絡是個被文人雅士吹噓得神乎其神的地方，也是個被同樣的文人雅士貶斥得一文不值的地方。至於我個人，對於自己不懂或是不太懂的事物，總是出言謹慎，不敢輕易臧否。去年被人強拉去給網上文學做了一次評委，結果惹得網上精英們很不高興，說：既不上網又不在網上發表文章的人，如何能有資格當網上文學的評委？精英們的批評讓我感到口服心服，既不上網又不能在網上發表文章的人的確沒有資格當網上文學的評委，就像既不欣賞音樂又不能創作音樂的人沒有資格去給音樂比賽當評委一樣。 自我檢討之後，一種強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九十年代不上網，就像七十年代不入黨。」這比喻聽起來很順耳，但並不貼切。七十年代要入黨，除了自己表現積極，服從領導、團結同志之外，關鍵還要家庭出身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現得再積極也是白搭，弄不好還會給你戴上一頂「偽裝進步」的大帽子。而九十年代的上網，只要家裡有臺電腦、有根電話線，隨時都可以上，一不要寫申請，二不要什麼人批准，更不須積極表現。但我為什麼遲遲不上網呢？因為我對涉及機械、電子之類的東西心懷恐懼，總認為這些東西高深無比，非天才學不會。後來我坐出租車，與司機閒談起來。司機說，上網比上床還要容易，上床前你還要洗腳刷牙，上網前什麼都不需要。他還說，開車比上網還要容易。我問他像我這樣的人用一個月的工夫能不能學會開車？他說：別說是您，把一頭豬綁在方向盤前一個月，它也會了。 在這個司機的鼓勵下，我終於上了網。上網之後發現，所謂網上文學跟網下文學其實也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區別，那就是：網上的文學比較網下的文學更加隨意、更加大膽，換言之，就是更加可以胡說八道。一個能在紙上寫作的人，只要不吝惜電話費和網絡費，完全可以在網上寫作。唱歌跳舞你不會，胡說八道難道你還不會嗎？漸漸地我也知道，大多數的網上文學，都是在網下寫瞭然後貼上去的。因為寫作時就知道了要往網上貼，所以這在網下創作的東西，也就具有了網上文學胡說八道——也可以叫作「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素質。因為有了這些經驗，所以當千龍網的浙江才子徐林正讓我在他主持的版面上開一個專欄時，我稍微猶豫了一下就答應了。今後，我也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我也是個網絡寫作者，我已經取得了給網絡文學當評委的資格了。 為了證明網下的寫作與網上的寫作差不多，現在我就把我幾年前為自己的散文、隨筆集《會唱歌的牆》寫的序文貼上來： 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隨筆集，但我更願意說這是一盤羊雜碎。 我拿不準收集在一起的這些文章究竟是散文是雜文是隨筆還是別的什麼鳥玩意兒。想不到這十幾年來，除了小說和劇本之外，我還寫了這麼多胡言亂語。前幾年散文、隨筆熱門時，前後大約有十幾家出版社動員我編一本集子，我心裡虛得很，不敢應承。因為我想一個人寫小說時總是要裝模作樣或是裝神弄鬼，讀者不大容易從小說中看到作者的真面貌。但這種或者叫散文或者叫隨筆或者叫雜文的雞零狗碎的小文章，作者寫作時往往忘了掩飾，所以就更容易暴露了作者的真面孔。如果是貌比潘安，暴露了正是一件幸事；如果是貌比莫言，暴露了豈不麻煩？人貴有自知之明，我有自知之明。據說寫散文、隨筆要有思想，我沒有思想，有的只是一些粗俗的胡思亂想；據說寫散文、隨筆要有學問，我沒有學問，有的只是一些道聽途說的野語村言；據說寫散文要有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理想，這兩樣東西我都沒有，有的只是草民的念頭和生理性的感受，所以我輕易不敢把這些東西集中起來示眾。那麼為什麼又把它們收集了起來呢？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版稅；第二個原因嘛，我想既然說百花齊放那就應該讓狗尾巴花也放，既然要百家爭鳴就允許烏鴉也鳴。就像我的存在使一直嘲笑我相貌醜陋的那些貌比潘安的男作家更潘安一樣，我的散文、隨筆集的出版，也會使中國的其他散文、隨筆集深刻的顯得更深刻，淵博的顯得更淵博，高尚的顯得更高尚，美好的顯得更美好。 ——這不過是我的夢想而已。其實在這個年代裡，多一本書或是少一本書，就像菜市上多一棵白菜還是少一棵白菜一樣，甚至還不如。 寫完這《自序》之後，我就開始修正文中的觀點。一個人在寫小說時裝模作樣、裝神弄鬼，寫散文、隨筆時何嘗不是裝模作樣、裝神弄鬼呢？ 小說是虛構的作品，開宗明義就告訴讀者：這是編的。 散文、隨筆是虛偽的作品，開宗明義告訴讀者：這是我的親身經歷！這是真實的歷史！這是真實的感情！其實也是編的。 一個愛好嫖娼的男人，偏偏喜歡寫一些讚美妻子的文章。 一個當著妓女的女人，照樣可以寫出歌頌丈夫的文章。 一個在海外混得很慘的人，可以大寫自己在美國的輝煌經歷，可以寫自家的游泳池和後花園，可以寫自己被克林頓請到白宮裡去喝葡萄酒，希拉里還送給他一件花邊內衣。 一個連鄧小平騎那匹騾子都沒見過的人，在鄧小平死去之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寫回憶文章，回憶在大別山的一條河溝裡，自己與敬愛的鄧政委在一起洗澡的情景。 一個自己的爹明明只是一個團副的人，在散文、隨筆裡，就可以把自己的爹不斷地提升，一直提升到兵團副司令的高位。吹吧，反正不會有人去查你爹的檔案。 一個在成為作家之前明明只是個劣等護士的人，在成了作家之後，在散文、隨筆裡，就先把自己提拔成護士長，然後提拔成主治醫生，最近已經把自己提拔成了給葉利欽總統做過心臟搭橋手術的主刀大夫了。下一篇散文就可以寫寫你給毛澤東主席做白內障手術的事了。你想讓讀者知道，你當作家是在客串，是很不情願的，你的最大的才能表現在醫學方面。受你的啟發，我準備寫一篇回憶文章，回憶我少年時參加全地球鋤地比賽的情景。那是1960年，我五歲，比賽的地點在北大荒，評委有王震將軍，有朝鮮的金日成首相，還有越南的胡志明伯伯。比賽開始前，胡伯伯摸著俺的頭說：好孩子，好好鋤，得了冠軍獎給你一個大豆包！ 一個明明連《三國志》都讀不通的人，照樣可以引經據典地寫「學術性」的歷史文化散文；資料不夠，大膽編造就是，越是沒影的事兒越是安全。你說蘇東坡中過狀元那是不行的，但你說蘇東坡在海南島嫖娼誰也挑不出你的毛病。你說託爾斯泰來過你的老家是不行的，但如果你說，你的老爺爺曾經到過俄羅斯，在一個小酒館裡跟託爺爺碰過酒盅子那是可以的。你指名道姓地說一個上海的著名評論家把你譽為比魯迅還要深刻、比徐志摩還要浪漫、比錢鍾書還要博學的偉大文學家那是不行的，但是你說毛里求斯的一個著名的評論家這樣評價你是可以的。 前幾年有人還批評人家臺灣的三毛，說她的那些關於大沙漠的散文是胡編的。我覺得這些人真是迂腐。誰告訴你散文、隨筆都是真的？你回頭看看幾十年來咱們那些著名的散文、隨筆，有幾篇是真的？大家夥兒都心照不宣地胡編了幾十年了，為什麼不許人家三毛胡編？ 咱家也坦率地承認，咱家那些散文、隨筆基本上也是編的。咱家從來沒去過什麼俄羅斯，但咱家硬寫了兩篇長達萬言的《俄羅斯散記》。咱家寫俄羅斯草原，寫俄羅斯邊城，寫俄羅斯少女，寫俄羅斯奶牛，寫俄羅斯電影院裡放映中國的《地道戰》，寫俄羅斯小販在自由市場上倒賣微型原子彈。咱家的經驗是，越是沒影的事，越是容易寫得繪聲繪色。寫時你千萬別心虛，你要想到，越是那些所謂的散文、隨筆大師的作品，越是他孃的胡扯大膽。天下的巧事兒怎麼可能都讓他碰到了呢？如果你經常地翻翻那本十分暢銷的《讀者文摘》，你就會明白，那些感人至深的寫「親身經歷」的文章，其實都是克隆文。 還有那些「訪談錄」「自傳」「傳記」「日記」，我勸大家都把它們當成三流小說來讀，誰如果拿它們當了真，誰就上了作者的當。 短短的上網經驗使我體會到，人一上網，馬上就變得厚顏無恥，馬上就變得膽大包天。我之所以答應在千龍網上開專欄，就是要藉助網絡厚顏無恥地吹捧自己，就是要藉助網絡膽大包天地批評別人。當然我也知道，下了網後，這些吹捧和批評就會像屁一樣消散——連屁都不如。 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五日 鬱達夫的遺骨 去年夏天，千龍網站（www.21dnn.com）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浙江籍作家鬱達夫先生故里的一所中學聯合發起了一個尋找鬱達夫遺骨的活動，一時間網上萬帖飛動，許多文章竟然把尋找二戰期間在東南亞被日本憲兵殺害的鬱達夫先生的遺骨與東芝筆記本電腦的索賠問題聯繫在一起，明顯地表現出一種缺乏理智的情緒，儼然要掀起一場仇日運動。我應邀寫了這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文章在網上發表後，立即遭到了亂帖轟擊。那些狂熱的網友認為，寫這篇文章的人是個漢奸，這篇文章自然也就是漢奸文章。 鬱達夫先生最為人知的作品當屬他的小說《沉淪》和《遲桂花》，因為這兩部作品總是被各種選本選中。很多人都說他的舊體詩寫得好，包括郭沫若，包括李敖。但我知道的只有「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這差不多成了經典的兩句。 從上述的作品看，達夫先生是個有幾分頹廢、有幾分傷感、有幾分肉慾，甚至還有幾分墮落的人。他在當時敢冒著天下的大不韙，把自家精神的痛苦、性的苦悶都暴露出來，這需要非凡的勇氣和敢於向整個社會挑戰的力量。文章一發，自然在文壇乃至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轟動，連許多號稱新潮的作家都對他側目而視。當然，他的那些以暴露聞名的小說放在今天來看實在是太溫柔了，他也不過是含含糊糊地寫了男子的自瀆，今天的小說可是把生活中有的和生活中未有的有關性的事情都操練了，社會乃至文學的進步於此可見一斑。達夫先生因為寫了那樣的小說，在當時是被正人君子們罵為「墮落分子」的，當然用今天的眼光看他不但不墮落，而且還十分的健康進步。 其實，達夫先生不僅能寫那種青春小說和豔情詩，他還能寫華美流利、氣韻生動的散文，他通曉日、德、英文，當然也能翻譯外國的小說。他在追悼魯迅的文章裡這樣寫：「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他在懷念徐志摩的文章中寫道：「文人之中，有兩種人最可以羨慕。一種是像高爾基一樣，活到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種是如葉賽寧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歷，他個人就是一部縱的文學史。後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人都寫一篇吊他哀他或評他罵他的文字，而成為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多麼睿智，多麼深刻，都可以成為警句流傳，哪裡去尋找一絲頹唐、墮落的氣息？ 回顧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壇，幾乎可以說是浙江人的天下（現今的文壇也一半是浙江人的天下了）。周氏兄弟、徐志摩、茅盾、鬱達夫、李叔同、豐子愷……現代文學史上最革命的作家、最反動的作家、最頹廢的作家、最超脫的作家、最風流的作家、最浪漫的作家，當然也有最無恥的作家，都是浙江人。而且他們幾乎都是留日的，即使沒在日本留過學，也是在日本待過的。在日本大舉侵略中國之前，他們對日本都是很有感情的。魯迅有他的藤野嚴九郎，周作人有他的羽太信子，連徐志摩這個留西洋的，在日本過了一趟，也留下了「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這樣的多情詩篇。無法知道鬱達夫在日本有沒有好友，但我相信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前，他在日本喝著清酒的時候，未必就對日本人乃至日本民族沒有好感。但他最終還是被日本憲兵用手扼住喉嚨窒息而死。 其實早在魯迅、鬱達夫等人留學日本之前，日本就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幹部訓練基地。孫中山他們那一撥就不用說了，更早的還有康有為和樑啟超，也都是看事不好，拔腿就跑。往哪裡跑？往日本跑。後來的徐錫麟、秋瑾、鄒容、陳天華、黃興……這些扔炸彈的、跳大海的、剪小辮的……總之是幾乎所有的跟大清朝做對頭的，幾乎都是在日本洗了腦筋受了訓練，也都在日本學到了各自需要的東西，回到中國後成了歷史舞臺上的風雲人物。再後來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是一遭通緝或是一有失意就東渡扶桑，而且總是能在那邊弄出點浪漫故事來。那麼，起碼是在這些時候，日本人裡還是有許多的好人，日本這個國家還是有許多可愛的地方。但很快，日本人就打到中國來了。我相信，日本侵略中國，日本軍隊在中國燒殺姦淫，會讓上述那些在日本留過學或是居住過的中國人心中百感交集，包括鬱達夫。 近年來我結識了不少日本朋友，去年也曾經去日本住了十幾天。面對著彬彬有禮的日本男人，面對著「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的日本女人，我總覺得那些在中國無惡不作的日本兵不是從這個島國上出去的。但事實上他們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那些彬彬有禮的日本男人和溫柔的日本女人的父輩，抑或那個在大街上踽踽獨行的面孔慈祥的老人就是一個當年的軍曹。怎麼會是這樣呢？想來想去，我的結論是，當年那批日本士兵，是戰爭這個特殊環境的產物。特殊的環境需要特殊的人物，也造就出特殊的人物；特殊的環境能把人變成野獸，在一個吃人的環境裡，如果你不參加吃人的活動，很可能就要被人吃掉，甚至是被自己的同志吃掉。這不是民族的問題，更不是人種的問題。這是政治家的問題，不是老百姓的問題。士兵在成為士兵之前，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就是這些在戰爭的環境中喪失了人性、成了憲兵的日本老百姓，用手扼住了鬱達夫的咽喉，使他窒息而死。 現在，達夫先生的子女們回憶父親慘遭殺害的情景，表達了對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這是正義的感情；達夫先生故里的中學生通過千龍網發起了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尋找達夫先生遺骨的運動，這毫無疑義是一個充滿了愛國主義色彩的教育運動，同時也是一個表達對家鄉偉人景仰之情的、充滿了鄉土自豪感的愛鄉教育運動。但竊以為不能借這件事煽動一種偏狹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過去的、現在的、所有的日本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因為這樣就喪失了這件事情的意義，甚至會走向事物的反面。我承認日本人裡有壞人，但我並不認為日本人裡邊的壞人就比中國人裡邊的壞人多。是的，他們的憲兵扼死了我們的作家鬱達夫；但是，在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的幹警不是也用利刃切斷了張志新的喉管然後才執行槍斃嗎？我們湖南、廣西等地的部分地區的「革命群眾」不是也瘋狂地殺戮和殘害過所謂的「階級敵人」，更甚至連吃奶的孩童也不放過嗎？我不知道那個用手扼死鬱達夫的日本憲兵和那位用刀切斷張志新喉管的中國幹警哪個更好一點，我也不知道那些在戰爭時期殘殺中國人的日本士兵和那些在「文革」時期殘殺自己同鄉的中國「革命群眾」哪些更壞一些。我認為我們應該痛恨的是戰爭和發動戰爭的人，以及至今還不承認有過這樣一場侵略戰爭的人。尋找遺骨就是尋找遺骨，與日本的善良百姓無關，更與東芝筆記本的索賠無關。 二〇〇〇年六月 發生在「國家哀悼日」的兩件小事 國家哀悼日[1]，神州大地，沉浸在悲痛之中。湖北一家媒體讓我發表感想，我說：「當我看到五星紅旗從旗杆上緩緩下落時，當我聽到汽笛和警報從四面八方響起時，當我從電視上看到許許多多的人聚集在許多地方，低垂下頭，為死難者默哀時，我的心在顫抖，我的眼睛飽含著淚水。但我同時也感到發自內心的欣慰。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普通的死難者，用最莊嚴、最隆重的方式，表示最沉痛的哀悼。這是巨大的進步，是執政黨的進步也是人民的進步。災難已經過去，死者不能復生，但這沉痛的代價，換來了一個國家民主和人本意識的覺醒，換來了世界的尊重和認同。」 關於設立國家哀悼日的意義及大家在此期間的心情，各種媒體上連篇累牘，無須重複。我在這篇短文中想說的，是發生在這期間的兩件小事。 5月21日，在北京平安裡附近，一男性老者，醉臥街頭。一中年女 士以「國家哀悼日，萬眾沉痛，你竟醉酒」為由，厲聲譴責。醉者不為所動，行狀依舊。女士乃手機報警。俄頃，警車至，將醉漢強行帶走。 同樣是5月21日，下午3點，某學院幾位大學二年級學生，在琴房彈琴，排練「紅五月」裡將上演的節目。該校學生處一年輕女士突至，聲色俱厲，對學生們公然在國家哀悼日娛樂的行為予以痛斥。學生們辯解她們的活動不是「娛樂」，女士更加憤怒，言辭更加凌厲。系輔導員聞訊趕至，做了自我批評，讓學生們也做了檢查，並向該女士道歉。但該女士不依不饒，上綱上線，非要學生們寫下名字，上報學校。輔導員讓學生們回去，並對該女士說，系裡會對參加這次排練活動的學生嚴肅批評。該女士追到輔導員辦公室，嚴令交出學生名單，輔導員堅持沒交。 那個被帶到警局去的醉漢和那位輔導員以及她的學生們將會受到什麼處理我們不去管了。但這兩件事讓我心緒難平。在國家哀悼日醉酒固然不妥，但似乎也用不著動用警車弄到局子裡去吧？學生們在國家哀悼日排練節目當然也有不妥之處，但也用不著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在學生認錯、道歉之後依然揪著不放，非要弄到學院裡去不可吧？男子也許是出於內心沉痛過飲而醉吧？學生們年輕無知，沒有意識到排練節目也是「娛樂活動」，但是否也有積極的一面？我相信她們也為災區捐了款，也為死難者流了淚。她們的行為頂多是考慮不周，婉言制止也就罷了；批評幾句，也屬正常；何必採取如此暴烈的態度！我相信這兩位女士都不是歷次政治運動中那種搶佔了道德高地便欲置人於死地的可怕的「積極分子」，我相信她們的本意也是善良的。但得理之後能不能稍微地讓點人？能不能不把別人想得那麼壞？能不能換個位置想想：假如那醉漢是你的父親，假如那幾個學生是你的女兒，你還會這樣嗎？ 二〇〇八年 打人者說 題目是《打人者說》，其意為：凡打人者，總是有許多的話要說。首先要對被打者說，說「我」——或是「我們」——更多的時候是「我們」，為什麼要打「你」，抑或是「你們」。凡打人者，之所以打人，總是首先要佔領一個道德的高地，於是義正詞嚴，舉拳有理。一般情況下，被打者是沒有權利、也沒有機會為自己申辯的，因為，一旦當象徵著正義或代表著正義的拳頭高高地舉起來時，道德審判的工作已經完成。接下來進行的就是正義的報復。我們在我們的歷史上以及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已經見慣了這種正劇——即便是慘劇，我們也只能當作正劇看。我們在從小接受的教育中，已經把這樣的慘劇當成公道和天理。這公道和天理的根本依據就是：殺人者償命，作惡者受罰。於是，我們把人施之於他人肉體的暴力，當成了天道的報應。於是，我們不僅習慣於棍棒施之於肉體，我們還習慣於拳腳施之於婦嬰，我們還習慣於那些天才獄卒的發明——從腰斬到凌遲，從剝皮剜眼點天燈到槍筒戳肋骨到頭頂上放爆竹，因為這一切，都是假借了正義和天道。關於人跟動物的根本區別，有種種或莊或諧的判斷。但我要說：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可以對同類施以酷刑——以上這些漫無邊際的感慨，都是因為不久前我去懷柔的一個畫室，看了中央美術學院畢建勳教授一幅巨大的中國畫而生髮。這幅畫長約六米，高約三米，畫面上有一百多人，有兩個人在痛打一個躺在地上的人，其餘都是身份各異、年齡不同、表情萬端的圍觀者。這幅畫作的題目就叫《打人》。剛開始我以為是幅油畫，但問過之後知道是幅國畫，是使用中國水墨中國紙張畫成的中國人物畫，這些對我來說都無關緊要，對我有意義的是這幅鉅作所產生的力量。畫家問過我的感受，我說：震撼！又問，還是震撼。這震撼當然與畫作的尺幅有關，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幅畫作所表現出的被我們司空見慣了的場景，實際上成了一面巨大的鏡子。這鏡子照出的是人心，是我們已經麻木的靈魂。 我對畫家說，我已經活了五十五歲，童年時曾經捱過很多次打，父母打過，老師打過，村裡的同伴打過，村裡的幹部打過，也曾差點被北京胡同裡的女人打過，但我除了打過女兒一次，從來沒有打過人。即便是打女兒那一次，也是我心中難以逝去的痛，想起來便感到深深的罪疚。但這能否說明我就是一個好人呢？能否說明我是一個善良的人呢？不能！因為我看過無數次打人，當然都是以革命的名義打壞人，當然都是以正義的名義打惡人。當我看到那些據說是曾經殘酷地剝削過、迫害過貧農的地主被吊在樑頭施以酷刑時，當我看到集市上的小偷被群眾頃刻之間打得血肉模糊時，我的心中產生過不忍，但我並沒有認為這樣的行為是不人道的，即便我心中覺悟到就是真正的罪犯群眾也沒權力對其施以酷刑和肉體打擊時，我也沒有膽量跳出來為被打者說一句話。這幅鉅作上那些旁觀者，其實就是我，其實就是我們。 旁觀者是我們，打人者會不會也是我們？其實，只要做了旁觀者，完全可能成為打人者。我，也許是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藏著一個打人者。當我們遭受到不白之冤時，當我們蒙受了奇恥大辱時，當我們遭受了不白之冤蒙受了奇恥大辱而又沒有力量報復時，我們的心中，是否想象過一個對那些惡人施以暴力的場景？你們也許沒有，但我有。幾年前當北京胡同裡那個蠻不講理的女人無端地欺辱了我和家人時，我想象過對這個女人施以酷刑的場面；不久前當我看到那個河南的農民被警察屈打成招判處無期徒刑服刑若干年後因為「死」者竟又活著出現終致冤情大白的案例後，我就想象過對那些刑訊逼供的警察施以同樣的酷刑，這樣的冤冤相報是人世間循環上演的戲劇，符合多數人的心理。據此我說，儘管我們從來沒有打人，儘管我們今生也不會打人，但這幅題名《打人》的鉅作卻與我們每個人有關，因為我們都在精神上打過人，並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打人者。 當然，我們也很有可能成為被打者。當所有的人都認為施惡者捱打是天道時，那麼，天道就是一張施惡的遮羞布。當強者對弱者舉起拳頭時，完全可以把被打者說成是殺人犯強姦犯縱火犯，沒有人去深究被打者是不是真的有罪。就這樣，許多無辜的人，都被當成惡人打了，或者被打死了。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出於什麼理由，就說明人還不是真正的人。人，一旦可以打人，不管你打的是什麼人，你距離野獸就很近。其實，這個地球上，真正的猛獸不是老虎也不是獅子，而是人。人可以成為天使，也可以成為魔鬼。人心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是地獄。所謂六道輪迴，其實都在人心中，一念之差，此身已墮入地獄。拳頭舉起來，靈魂沉下去。這些意思，畫家已經用他的畫面，向我們表露得十分清楚。 當年，魯迅用他的筆，揭露了「看客」心理。有人說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其實，這不獨是中國人的劣根性，而是全人類的劣根性。我的小說《檀香刑》是受魯迅對看客心理的批判啟發而作。我想到，看客之外，還有施刑者與受刑者，這三者之外還有導演，四方合一，方能構成一臺大戲。於是我寫了劊子手，寫了罪犯，也寫了施刑的場面。有些人對這部小說中的「殘酷描寫」多有批評，但我想，酷刑也是一面鏡子，會照出各種嘴臉，當我們從中看到自己的猙獰嘴臉時，是需要一點勇氣才敢於承認那就是「我」的。畢教授的畫作《打人》與我的拙作《檀香刑》多有暗合之處，只不過畫面的力量較之文字的力量更為直接。我不敢說自己已經看懂了畢教授的畫，但起碼是，從畢教授的畫裡，我看到了我自己。 似乎僅僅用畫筆還不足以將心中的話表現出來，畢教授與他的研究生盛華厚，又合作了與《打人》這幅畫密切關聯的詩劇《打人》。我認真地讀了這詩劇，深受感動。尤其是尾聲部分，幾乎是泣血錐心，像一個傳教者，為了把愛灌輸到荒涼的人心而頓足悲號。看到這裡，我似乎懂了，畢教授畫《打人》，不僅僅是要用這種巨幅畫面警醒世人，而是要喚醒人心中沉睡的愛，對他人的愛，對自己的愛，也是對人類的愛。愛是《打人》的唯一主題。 我摯愛的人啊/你們自己把自身摧殘至此/你把我摧殘至此/你把你摧殘至此/那無處不在的摧殘/就是我的憫人悲天/別再讓我痛苦萬般 這樣的超越了階級、種族甚至善惡的對人的愛，是上帝的胸懷。這樣的愛從來沒被實行過，今後也不可能被實行，但這樣的愛是存在的，這也是上帝存在的理由和標誌。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問候朋友 我，莫言，一個很笨的傢伙，老傢伙。多年前我給一個公司打電話，聽到接線生說：莫老頭兒！當時我還不高興，訓了她一頓。現在，走到街上，戴紅領巾的小孩兒，都喊我爺爺了。童言無欺，知道歲月無情，真的是老頭了。老了就該老實在家待著。可是，我去新浪接受採訪，為了一本名叫《蛙》的新書。我進門剛剛坐定，一個小夥子，就拿著一張白紙，白紙上有黑字，很小，我看不清。他說：莫老師，我給你開通了博客，還有微博。我說博客我知道，可什麼叫微博？於是他告訴了我什麼叫微博。他要把我的手機和微博捆綁起來，我說，不，一聽到捆綁我就害怕。小時候，被人家捆綁怕了。 回家吃飯，就有人電話，說你也開博了啊。我說你怎麼知道的。想想真可怕，這才多大一會兒，就很多人知道了。而且，那人告訴我，要開，就要寫，否則，人家要罵的。我這才明白，上了新浪那個小傢伙的當了。博客，基本上是條那個船。上去容易，下來，就要捱罵。我聯想到，多年前，王朔馬未都等爺，成立「海馬影視中心」，發展會員，誰要被他們相中了，如果不參加，他們就會登報把這個人開除。嚇得我們，紛紛參加。這個博客，當然比「海馬影視中心」文明。 我想，就先寫一篇吧，不知道博文，是不是可以這樣寫。感謝朋友，我很懶惰，看電腦久了頭暈，也不會複雜操作，如果久不更新，還望大家原諒啊！聖誕節，我祝您花好月圓。今天農曆初幾？有月亮嗎？不知道，花好月圓，就是個意思了。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博文二篇 一 昨日去石家莊。上午在河北師大「演講」。之所以用引號，是我怕糟蹋了這詞兒。音樂學院禮堂沒有暖氣，初進去冷，一會兒，人氣飆升，竟不冷了。先是由兩個學生，一男一女，朗讀《蛙》第五部第四幕。他們拿到書不過幾個小時，竟然讀得聲情並茂，引起臺下一陣陣笑聲。 下午去市新華書店籤售。省電視臺《高端訪談》主持人克巖在那裡幫我「忽悠」，好小夥子，口音頗似我的好友燕升賢弟。克巖從讀者中隨便「揪出」兩男兩女，讓他們扮演《蛙》中人物，捧書朗讀，竟然也是帶著腔調和表演的。石家莊雖然是個莊，但人民群眾的藝術素養很高啊。欽佩，並不僅僅因為他們讀了我的書。 聽說河北文壇「三駕馬車」（承德何申、保定談歌、唐山關仁山）在河北文學館舉辦書畫聯展，很想去學習，但可惜沒有時間。便電話約他們晚上吃飯。仁山與談歌已經登上去北京的列車，何申兄答應參加。 我是從河北保定走上文學之路的。我的處女作和後邊的四篇小說，都是發表在保定市的文學雙月刊《蓮池》上——關於我與河北文壇的關係，以後得空再聊——我對「三駕馬車」懷有兄弟般的情誼。 晚宴在「保定會館」進行。我去時何申兄已到。天冷，喝了三壇紹興花雕。菜餚豐盛。可惜沒有我多年前吃過的保定名吃「馬家老雞」。有驢肉火燒，但似乎也不是當年的味道了。 席間為「三駕馬車」籤贈新作《蛙》。惡習不改，好炫「文采」。 為何申兄題對：莫言詩酒 何申雅懷 為談歌兄題對：高談閔仲叔 長歌李太白 為關仁山題對：雄關真勝景 仁山古畫圖 （「高談閔仲叔」乃唐人詩句，「仁山古畫圖」乃吾鄉先賢翟雲升句。） 吾村野之人，不懂平仄，不通韻律，能做到押韻對仗而已，所謂題對，須在前面加上「打油」二字，以免方家嗤笑。 今天上午去趙州看橋。陽光燦爛，天氣乾冷。橋下結了厚冰，站在冰上，仰望橋拱，那流暢的線條優美至極。一千四百年前，祖先就造出了這樣的橋。世界上許多名橋，都是這座橋的子孫。 看過橋去拜柏林寺，拜過寺直奔火車站。登上12：14的動車組，到北京西站14：14，但搭上出租車回到家，竟然費了一個多小時。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二 上篇說到在石家莊為「三駕馬車」題對事，這篇回憶一下與此話題相關的幾件事。 一是大約五年前，跟隨王幹先生去揚州參觀，某天早晨去富春茶社吃早餐。此茶社歷史悠久，很多高人韻士在那裡吃過喝過，留下了一些題詞。這茶社有著名的「四季宴席」，還有用黃山毛峰、浙江龍井、江蘇碧螺春三種名茶配製成的自家茶葉，味道非比尋常。飯後，茶社主人讓我等題字，我寫的是： 兩代名廚四季宴 一江春水三省茶 此次揚州之行，另有多首打油詩作，在此不錄。還曾為湖北宜昌市題過一聯： 上溯巴蜀通文脈 下探吳越得商機 前不久去杭州，在保俶塔下「純真年代」茶館喝茶。此館乃浙江文學院院長盛子潮夫人朱錦繡所開。盛夫人鋪紙倒墨，命餘題字。略加思索，草成一聯並以左手書之： 樓上觀錦繡 湖中弄子潮 子潮兄對聯中「弄」字頗有看法，三杯酒後，期期艾艾，似乎受了莫大委屈。餘告之：此「弄」乃「弄潮兒」之弄，不要做非分之想。盛兄對我的解釋，似乎不願認可。 今日想起此聯，確有令人產生不雅聯想之嫌，索性改成： 看山攬錦繡 望湖問子潮 「攬錦繡」者，自然是子潮；「問子潮」者，當然是錦繡。這樣一改，子潮兄舒坦了吧？ 改日得空，當書於宣，加蓋圖章，然後快寄過去，藉以報答一飯之恩。至於那幅含有「弄」字的，或毀或存，盛兄自便了。 又：多年前在深圳遇楊爭光兄，談論起書法、古典詩詞等話題。楊兄曰：人若迷上這些，就說明已入酸腐冬烘之境。今日思之，其言不謬也。今後我當努力自新，追求上進，從封建主義的腐朽情調中掙脫出來，在寫小說的同時，學習著寫寫新詩，但只怕剛從封建主義的泥潭裡掙扎出來，又一頭栽進了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陷阱。要成為一個無產階級詩人，像馬雅可夫斯基那樣，揮舞著手槍朗誦，真是不容易啊。 二〇一〇年三月 龍泉問祖 據《高密管氏宗譜》載，高密管氏，系浙江龍泉管師仁之後裔。師仁祖是宋熙寧六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多年來一直想找機會去龍泉看看，但一直沒有成行。8月27日至29日，龍泉三日，攀白雲巖，登石馬崗，訪後甸村管氏聚居地，終於了卻了多年心願。白雲巖是師仁祖堂弟師復祖隱居讀書處。師復祖淡泊名利，皇帝招他做官，他寫詩婉拒。其中兩句：「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此巖極高，有崎嶇山路通上。吾雖腳痛，但還是努力登攀上去。石馬崗則是高密譜牒中所載管氏先祖從江蘇輾轉遷來時的落腳地，但據龍泉同族說，管氏先祖在石馬崗居住不久，就遷到山下平川距城五里之後甸村。後甸村是一處大村落，後來因城建而搬遷。管氏大屋原有一大片房子，如今只餘一間大殿，內部供奉著師仁、師復祖的塑像。據當地官員講，此地將建「管師仁公園」。同族人邀我為師仁、師復祖供奉殿題寫匾額「急公好義」，龍泉諸友多有要我寫字者，我雖知字醜難登大雅之堂，但朋友們似乎都很懇切，也就一一答應。因馬上要去青島開會，昨日在飯桌上鋪氈揮毫，一氣寫了數十幅。貼上幾幅，供朋友們一笑。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 * * * 【註釋】 [1] 為表達全國各族人民對「5·12汶川地震」遇難同胞的深切哀悼，國務院決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為全國哀悼日。 第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