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四卷 變) 1979年，無論對於國家還是對我個人，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年。先是2月17日，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爆發。二十萬大軍，從廣西和雲南兩線，衝進越南境內。第二天早晨，我們吃早飯時，就從廣播裡聽到了李成文捨身炸敵堡的英雄事蹟。我們同批入伍的戰友，有很多去了前線。從內心深處，我是羨慕他們的。我希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機會，上戰場，當英雄，闖過來可以立功提幹，犧牲了也給父母掙個烈屬名分，改變家庭的政治地位，也不枉了他們生我養我。有我這種想法的，其實不止我一個人。這想法很簡單，很幼稚，但確是我們這種飽受政治壓迫的中農子弟的一個扭曲心態。窩窩囊囊地活著，不如轟轟隆隆地死去。前方在打仗，我們這樣的單位也一改長期的散漫狀態，出操，訓練，值班，勞動，都加倍認真和賣力。但戰爭很快結束，我們單位又恢復原狀。 這年的6月底，領導批准我回家結婚。7月3日舉行婚禮，是日大雨。在婚假期間，我見到了幾位參戰回來的戰友，他們都立了功，有兩位還提了幹，我從心裡邊羨慕他們。但等待我的是什麼呢？也許，再過幾個月，我就該復員回鄉了。 結婚第二天，我騎自行車去了膠河農場，說是去找同學玩，其實是想看看魯文莉她爸爸那輛差點把我摔死的嘎斯51。我在農場的車場上找到了它。魯文莉的爸爸正在為它刷油漆。我上前去，掏出煙，敬他一支。我說：魯師傅您不認識我嗎？他笑著搖搖頭。我說我是魯文莉的小學同學，姓莫，名叫莫言的。他連聲說：啊啊啊，想起來了，想起來了。那一年，我把車停在你們村，你打開車門，偷走我一副手套。我說：那不是我，那是何志武，他不但偷了你一副手套，還將你的輪胎放了氣。他說：那小子，我知道，從小就是歪頭鵝，一肚子壞水兒。他不但放了我輪胎的氣，還擰走了我輪胎上的氣門芯。後來他跟我談判，說要借我的軍裝、軍帽，如果我不借給他，他就在街上撒鐵'藜，扎破我的輪胎。我馬上想起來，十幾年前，魯文莉她爸爸的嘎斯51拋錨在大街上的情景。六個輪胎，四個癟了。魯文莉爸爸暴跳如雷，破口大罵。當時，學校也把我當作重點懷疑對象，盤查訊問了許久。劉大嘴老師將燒紅的爐鉤子舉到我面前搖晃著，要我坦白交代。我心中無事，面對爐鉤子，坦然自若。——我問起魯文莉的情況，他說，就業了，在縣橡膠廠。我說：在你們農場就業多好，你們這裡是全民所有制，縣橡膠廠是集體所有制。他說：你不知道嗎？我們歸縣裡管了，土地也要承包了，今後，就跟農民差不多了。我指指油漆了一半的嘎斯51和車場上那些破破爛爛的機械，問：這些怎麼辦？他說：能賣就賣，不能賣就任它爛掉唄。這輛嘎斯51也要賣嗎？我問。他說：前幾天，就是那個何志武，從內蒙古拍來一封電報，出八千元的高價，要買這輛破車。這小子，大概是腦子出了什麼毛病了吧？再加五千元，他就可以買一輛新出廠的解放牌大卡車。你說，他是不是要作弄我？我感慨萬端地想：何志武啊何志武，你那個聰明絕頂的腦袋裡又在轉什麼念頭呢？你能拿出這麼多錢買車，說明你發了大財，可你為什麼要買一輛老掉牙的破車呢？難道僅僅為了懷舊就可以讓你一擲千金嗎？我說：魯師傅，我也弄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我相信，他肯定不會作弄你。——隨便他吧，他真要買，我這心裡還真有點不是滋味呢，你想想，這車跟我多少年了？感情很深啊！魯文莉的爸爸說罷，掄起刷子，往車廂上抹了兩下子，又問我，小夥子，在哪裡服役？我說：在黃縣。他說：蓬萊守備團的部隊，34團吧？我說：我們隸屬總參，34團代管我們。他說：我與34團許團長是老戰友。我當連長時，他是團裡的作訓參謀。我興奮地說：許團長給我們做過報告！太巧了！您要不要捎點什麼給他？我後天回部隊。他沮喪地說：他堂堂團長，我一個臭司機，不巴結了。我還想說什麼，他已經掄起刷子往車上刷漆了。我自然早就聽說過他的事。他從朝鮮戰場回國後，當了連長，授銜上尉，前途無量，但可惜他像許多少年得志的男人一樣，「後頭撅了尾巴，前頭撅了雞巴」，自毀了錦繡前程。 回部隊那天，我特意一大早就趕到縣城，買上去黃縣的長途汽車票，距開車還有兩個小時。那時縣城很小，我花半小時疾步走到城南橡膠廠，向門衛老頭打聽魯文莉，門衛老頭說她好像值夜班。接著就盤問我是她什麼人，找她幹什麼。我說是她同學，探親路過，順便想看看她。老頭可能看我是解放軍，就說：要不我給你去叫叫？我說：那就謝謝您了。老頭說：你幫我看著門，我給你去叫。我不時地抬腕看錶——我借了戰友的一塊價值三十元的「鐘山」牌手錶——生怕誤了坐車的時間。過了好久，看門老頭帶著她來了。她披著一件短大衣，穿一條紅色絨褲，趿拉著一雙拖鞋，蓬鬆著頭髮，睡眼惺忪，哈欠連連。我急忙上前，叫她的名字。她上下打量著我，冷冷地問：是你啊，找我幹什麼？我狼狽無比地說：沒事……回部隊……離開車還有點時間……順便來看看老同學……前天我去膠河農場，見到你爸爸了，他說你在這裡工作……她不耐煩地說：你要沒事我就回去睡覺了。她轉身就走了。我望著她的背影，心中感到十分惆悵。 回到部隊後不到兩個月，我就接到了調往保定訓練大隊的命令。那位借「鐘山」牌手錶讓我回家結婚的同鄉戰友感慨地說：看來結婚能給人帶來好運，過幾天我也回家結婚。臨行前，我們警衛班與幹部們進行了一場籃球比賽，那天我手氣很好，幾乎是有投必中。這場籃球是我此生打得最漂亮的一場球。 9月10日，我與要到北京辦事的馬技師結伴同行。田虎用嘎斯51把我們送到濰坊火車站。嘎斯51，再見了。沒有再見，其實是永別。這輛車，我再也沒見過，它的殘骸，現在何方？而魯文莉她爸爸那輛嘎斯51，村裡人說，的確是被何志武買走了。何志武開著那輛車，在大街上和我們學校的操場上轉了好幾圈，實踐了要成為「魯文莉她爸爸」的理想，然後便拖著煙塵揚長而去。 我到達保定後，先是擔任班長，訓練那批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來的學員。他們學制兩年，大專學歷，畢業後就是正排職軍官，行政23級。他們學習的專業，有一個很長的名稱，其實就是戴著耳機抄電報。 一個月後，訓練結束，我被留在大隊部擔任保密員，後來又兼任政治教員，給那些學員們講授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我並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是「鴨子上架——全靠逼」。剛開始很吃力，但教過一個學期後，漸漸可以應付自如。於是，那顆未死的文學之心又在拳拳跳動。屢遭失敗後，終於，1981年9月，我的第一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第二年春，又在該刊發表了短篇小說《醜兵》。一個戰士，擔任著幹部的工作，能給學員滔滔不絕、聲嘶力竭地講馬克思主義原理，又能寫小說，確實有點引人注目。1981年11月3日，女兒出世。起名時，當時在湖南工作的我大哥建議叫「愛蓮」，一是我的第一篇小說是在《蓮池》發表，二是宋人周敦頤有名文《愛蓮說》。我認為此名太俗而為之命名「筱簫」，但上小學後，老師以此名筆畫太多而易之「笑笑」，於是也就「笑笑」至今了。在上級機關諸多貴人幫助下，1982年盛夏，我在故鄉度假時，接到了被破格提拔為軍官的消息。那張任命我為訓練大隊正排職教員的命令，現在還應該裝在我的檔案袋裡吧。我清楚地記著，那封信是我父親拿回來的。當我向他報告了這個喜訊時，他眼睛裡閃爍著的是一種讓我感覺到溫暖又淒涼的光芒。他什麼也沒說，扛起鋤頭又下田去了。我父親的表現立即讓我想到鄰村我一個本家爺爺的表現，他的兒子提幹後，他打著鑼滿村喊叫：我兒子提幹了！我兒子提幹了！我父親的低調處理使我深切地感到他的性格、品質和經驗。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不久即寫出成名之作《透明的紅蘿蔔》，不久後又發表了《紅高粱》，引起很大轟動。1986年暑假我在故鄉集市上買菜，碰到了鄰村一個姓萬的男人。他一把拉住我，瞪著眼吼叫：聽說你發大財了？一部小說，賣了一百多萬？——現在，一部小說賣一百多萬完全可能，但在當時，這無疑是說胡話。——還沒等我辯白，他就說：不用害怕，不會找你借錢。我兒子考上了美國留學生，再過幾年，美金大大地有！ 1987年秋，張藝謀帶領著鞏俐、姜文等人到高密來拍《紅高粱》，最早的名字叫《九九青殺口》，他們劇組的一輛小麵包車上就用紅漆噴上「九九青殺口」的字樣。為什麼當時不叫《紅高粱》，等拍攝完畢後又叫《紅高粱》，我沒問，他們也沒說。當時，拍電影，對我們高密東北鄉人來說，可是一件新鮮事。自從盤古開天地，還沒有人到我們這偏僻地界拍過電影呢。開機前，我請劇組主創人員到家裡吃飯。張藝謀、姜文都是赤膊光頭，皮膚晒得黝黑。鞏俐穿著一身老土布衣裳，留著那種鄉村婦女的髮型，不施粉黛，看上去像一個貌不驚人的小村姑。村裡人原以為女電影演員都是天女下凡，但看了鞏俐後不由大失所望。當時，誰能想得到，十幾年後，鞏俐會成為國際巨星，舉手投足，高貴典雅，目光流盼，風情萬種。開機那天，現場觀者如堵，有騎車幾十裡從外縣趕來的普通百姓，也有坐著轎車前來觀看的縣市領導。但都是乘興而來，掃興而去。 劇組住在我們縣招待所，房間裡沒有空調也沒有衛生間，當時，縣級招待所條件大都如此。當時的演員也沒有現在的演員那麼大的譜。等劇組撤走後，我聽到縣裡的朋友對我說：很多人對演員們的印象不好。尤其是姜文，打長途電話一打就是四個小時。我說他打長途電話交不交錢？他說交啊。我說既然交錢你管那麼多閒事幹什麼？——現在，我想沒人再去管這些閒事了吧！中國人從人人關心別人的私事，到個人隱私受到保護，是一個多麼巨大的進步。不久前我在電視上看到八十年代初一個因為「流氓罪」被判了十年徒刑的電影演員為自己的遭遇鳴冤叫屈。是的，他無非是與幾個女人發生過兩廂情願的性關係，竟被認為是犯了嚴重的罪行，此案當時轟動全國，大多數人認為他罪有應得，並無人認為量刑不當。如果按照那時的標準來衡量當今社會的男女……那需要多少監獄啊！ 看到劇組那輛不知道從哪裡弄來的破汽車，我馬上就想到了魯文莉她爸爸那輛被何志武買走的嘎斯51。顏色形狀都有幾分相似，近前一看，車頭上的罩板似乎不對。聽村裡人說何志武人在內蒙，那輛嘎斯51是不是還在為他效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