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尾聲 閣樓長談一莫言接受端典電視臺採訪(1) 　　時間：2012年10月30日地點：高密家中閣樓記者：安*維克託瑞(ann.victorin) 　　問：你在文章中寫你們家是\"中農\"’這是個什麼概念？ 　　莫言：我們家成分是中農，中農就是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牲口，有自己的農具。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土地改革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集中起來，重新進行分配，重新分配的時候我們家分到了土地，也有自己的牲口，自己的農具；後來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就是把解放初期所有農民分得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把所有的牲畜集中起來，把所有的生產資料、大型的農具集中起來，變成了人民公社生產大隊。農民變成了社員，個人經濟變成了集體經濟，這就是1958年以後的狀況。不僅我們家是這樣，全中國的農民都是這樣，當然也有極少數的農民，頑固地守在自己的土地上，絕不退讓，就像我小說《生死疲勞》裡描寫的農民藍臉一樣，一直堅持到最後。以個人的力量與整個社會對抗，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大家如果看過我的小說，就會對剛才我說的有形象化的瞭解。 　　問：這樣的合作化、集體化對你們的家庭、個人有什麼樣的影響，比如說你1955年出生以後，是不是經常會感覺到飢餓？ 　　莫言：關於集體化，我想中國領導人出發的願望還是十分美好的，就是要消滅剝削，大家一律平等，大家共同富裕，不允許再出現貧富之間的差異-儘管主觀願望很好，但實際的效果很糟的。因為這麼多人集中到一起，每個人都有私心雜念，大家都認為這不光是我一個人的事情，莊稼長得好、長得壞，是大家共同來均攤，所以人們生產的積極性受到了嚴重的挫傷。大家在幹活的時候都偷懶、不出力，然後導致了連年的歉收和貧困。我1955年出生，最早的記憶就是去吃大食堂。當時不但土地集中了，農具、牲畜集中了，所有人吃飯都不允許在家裡，而是在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裡，大家在一塊兒吃飯。我最早的記憶就是跟著我母親去大食堂裡吃飯，很多人坐在一起，每人都捧著一個大碗，剛開始有什麼蘿蔔頭鹹菜，有地瓜，後來這都沒有了，就喝菜湯。我的童年記憶是和飢餓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最嚴重的是1960年、1961年、1962年這三年，這三年在中國號稱三年自然災害，這時候我正好是五歲、六歲、七歲這三個年齡，記憶當中就是飢餓、飢餓、飢餓，每天就是喝野菜湯，沒有任何的糧食，和我差不多大的農村的小夥伴們，也都是這樣，每天喝飽了菜湯以後肚子很大，肚皮都變得很薄，隔著肚皮就可以看到腸子裡面蠢蠢欲動，大家喝完了湯以後就坐在牆根兒晒太陽，一個個都是有氣無力的樣子。我的童年記憶就跟飢餓有關係，所以當我拿起筆當作家，創作小說的時候，這就成為了我重要的東西，變成了我寫作的財富。 　　問：總體而言，整個中國的歷史，對你的寫作有什麼影響？ 　　莫言：我的小說一方面是關注了當下的現實生活，寫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另外一個就是歷史的回憶。我在很多作品中都描寫了我自己並沒有親身經歷的歷史，例如抗日戰爭，國內戰爭，以及更加久遠的清朝、民國的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在我的作品中實際上被賦予了當代的意義。我作為一個生活在當下的作家，儘管我寫的是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件，但我是一個當代人在寫歷史，我對歷史的認識充滿了主觀色彩，這種歷史故事與其說是歷史故事，不如說是當代生活、現代生活的一種影射，我的歷史小說裡的歷史人物都是當下現實的一種反應、折射。 　　問：從作家的角度來說,你的兒童時代、童年記憶對你有什麼意義？ 　　莫言：七十年代末我學習寫作的時候並沒有認識到一個作家的童年記憶對他的寫作有重要的意義。我的文學觀念還是沿襲了中國六十年代以來的「左」的這種文學觀念，認為寫作必須為政治服務，文學就是要為政治服務、為宣傳服務，那個時候就是主題先行，編造的痕跡也很重。到了1984年，我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聽了很多老師的講課，也聽了很多作家的創作經驗介紹，很重要的一點是我也閱讀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這時候我頭腦中的文學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我知道了我過去對文學的認識是不正確的。過去我認為文學就是要寫正面人物，要歌頌不要批判；這個時候我就認識到文學必須要寫現實生活中最熟悉的東西，我作為一個作家要以個人經歷為出發點，然後由小我擴展到大我，由個人擴展到整個的社會。這個時候我突然覺得開竅了，我最早的幾部小說像《大風》《石磨》《透明的紅蘿蔔》都調動了我的童年記憶，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也獲到了文壇的肯定。這個時候我就認識到童年對一個作家是決定性的，也就是說我之所以成為了今天的莫言，我的文學作品之所以是這樣的一種風格，童年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我後來所做的工作無非就是發現自己、尋找自己，而發現自己、尋找自己當然是從童年記憶開始。我的大部分被人讚揚的作品，往往都有一個孩子在裡面。《透明的紅蘿蔔》裡面有一個小黑孩，《紅高粱》《生死疲勞》裡面都有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或者沉默寡言一聲不吭，像《透明的紅蘿蔔》裡面的這個小黑孩，從頭到尾，一句話都沒有說過，或者是一個喋喋不休地不斷在說話的孩子，像《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裡面都有一個「莫言」在不斷說話。這些作品裡面的兒童形象，既是我童年的寫照也是一種文學創造。所以說我的童年在我的作品中是貫穿始終的，我作為一個文學人物也經常在我的作品中出現，當然這是一種藝術性的誇張和塑造，小說裡面那些孩子既是我也不是我。但他比我更豐富，比我更具有歷史特性。 　　問：你曾經寫過作家也是用耳朵來聽，而且還強調特別敏感的嗅覺。《透明的紅蘿蔔》裡面你描寫過很敏銳的嗅覺，作家為什麼需要這樣敏銳的聽覺和嗔覺？ 　　莫言：這樣一種訓練實際上也是在無意當中完成的。這也不是小的時候我就知道長大以後要當作家，所以就開始培養自己的嗔覺，培養自己這種超過常人的感受關鍵事物的能力。實際上，這是客觀現實造成的。我小時候是一個很討人嫌的孩子，因為我過度的善良、過度的熱情，經常好心辦了壞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討厭。我沒有受過完整的小學教育，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輟學回家。像我一樣大的孩子都在學校裡，唱歌、打球，只有我一個人每天牽著一頭牛或者兩隻羊，從學校前面路過，到我們村子外面很遼闊的草甸子上去放牧。那時候我心裡面真是充滿了痛苦，感覺自己被逐出了群體之外，所以我對一個孩子或者一個人被逐出了他的群體這種感受是十分深刻的。這種怕被逐出群體的恐懼實際上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最大恐懼,將來有機會我會展開來講。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我失去了讀書的機會，但是我有一種強烈的想讀書的願望，就利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譬如說幫人家幹活，拿自己僅有的幾本小圖書來和別人交換，於是就在短短的時間內把髙密東北鄉十幾個村莊裡家家戶戶的藏書都看完了，這裡面就有《水併傳》《三國演義》《封神演義》等等。無書可讀了，這個時候我的耳朵就發生了重要的作用，因為在那個時代集市上還是有說書人這樣一種人物存在，他們在集市上擺幾個攤說武俠，《三俠五義》《水併傳》，當然後來也說一些《林海雪原》《紅巖》等現代的書。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們也會走進村莊,找幾間空屋，支起一張桌子，說一些老段子。我是他們的忠實聽眾。我在村裡後來也加入了大人的行列，那個時候因為是人民公社集體勞動，在勞動的間隙、休息的時候，晚上在生產隊的記工房裡，在生產隊的飼養棚裡面，就是喂牛餵馬的地方，總是有一些老人講鬼、講神、講各種變化成人形的動物，講歷史傳奇。1938年在我們村東路的小石橋上面曾發生過一場戰鬥。很多老人都在講這個故事，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每一次講述都有一些新的細節，非常地生動，非常地誇張，這些東西都變成了我創作的重要資源。我當時僅僅作為一個愛聽故事的孩子在不斷地聽，再後來當我自己變成一個講故事的人的時候，就發現這些當年聽過的來自民間的口頭的傳說、口頭的文學，它們對於文學的價值絕對不亞於我讀過的書。有一年我在臺灣和一些臺灣作家座談，他們就講一些他們童年時候的讀書經驗，講他們五歲讀《三國演義》，十歲讀《紅樓夢》，我跟他們一比真的是感到自慚形穢，讀書太少，但我也不甘認輸，我說當你們用眼睛閱讀的時候，我在高密東北鄉用耳朵閱讀，我用耳朵聽來的比你們用眼睛看來的更加可貴，我的第一手的資源是原始的材料，在我的小說裡面這樣的資源發揮了奠基的作用，所以我的用耳朵閱讀就是這樣來的。嗅覺，這就是因為飢餓，所以對食物的氣味特別的敏感。那個時候我想我們村子裡面任何一戶人家做的飯菜，我在村外都可以聞到，例如這家人在包餃子，他家餃子餡的氣味，我就可以很清楚地嗔到，就知道這家的餃子餡裡有豬肉，有韭菜，有白菜，還倒了醬油；假如有人家在炒豬肉的話，我想我在離村五里路的地方都能嗔到，太香了，香氣洋溢到村莊之外去。現在我已經沒有這種嗔覺。我在草地上放牛羊的時候，嗅覺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雨後的泥土散發出來的強烈的氣息，青草的氣味，各種不同的植物在散發不同的氣味，棉花的氣味、玉米的氣味，草地上小泥塘裡的魚的氣味，螞蚱的氣味，特別是螞蚱嘴裡吐出的綠色汁液的強烈的氣味，都可以辨別出來。我想那時候和我這樣差不多大的農村孩子都有這種對氣味特殊的敏感，這種敏感就是因為飢餓，當你吃飽了以後，你的這種嗔覺也在慢慢地退化，所以現在我的嗔覺已經遠遠不能和我童年的時候相比,這很遺憾。 　　問：但小時候你還是讀了一些書，而且你在想辦法找書來讀。我聽說你還為了能讀書而去磨面？所以說你對書還是有一種熱愛的，那麼你對讀書的熱愛是從哪裡來的？ 　　莫言：我對讀書是狂熱的，我是一個書迷。當時我家裡面還是有一些書的。我大哥後來上了大學，家裡面有一些他留下的中學語文課本、歷史課本，這是我最寶貴的資源，我用這些書來和外頭人交換。兒童時代沒有別的娛樂，我們村那個時候沒有電，所以根本沒有電視，也沒有收音機，電影也非常稀罕，一年頂多看一次，縣裡的電影隊下鄉巡迴放映。我們打發自己空餘時間的方法就只有讀書，但就那麼幾本書，看完了也沒有別的書可讀。我輟學以後，別人在學校裡還可以讀課本，我連這個都沒有，所以就只能到周圍的村莊裡搜求。我一個同學家裡有一套插圖版的《封神演義》，我們也叫《封神榜》，這部書裡的人物都有一些特異功能，有的人眼裡長出兩隻手，手裡長出眼，可以上看天下看地，有的人具有土遁的特異功能，可以在土下行走，有的人吃了兩顆杏就突然長出兩隻翅膀能夠在空中飛行，就是這麼一本充滿想象力的，非常魔幻的書，大概有十個分冊。這個小子特別聰明，每次我跟他借書，他就說，你要先來幫我推磨！那時候我們農村吃飯沒有現成的麵粉，都要用自己的石磨來粉碎麥粒，很艱苦的。我們這些孩子們最怕的就是拉磨，拉磨本來是牲口乾的，驢啊騾子啊乾的。現在要我們這些孩子來幹，很沉重，一圈一圈地推。我這個同學家裡兄弟兩個，父母都下地幹活了。他說你要看我們的書，就要幫我們推磨，推十圈看一頁，推十圈再看一頁，所以我看一本書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我二哥也是書迷，他從同學那裡借來的小說，都是一些革命小說，他不讓我看，他認為我這麼小的年紀不應該看那麼複雜的書。所以每次他看書，我就站在他後面看，但我看得比他快，他一頁沒看完，我就要翻下一頁，被他發現後，他一拳就把我打到一邊去。他每看完一本書都會藏起來，藏到很嚴密的地方，但無論他藏到哪裡我都能給他找出來，他一離開我就偷著看。那個時候白天要幹活，晚上家裡只有一盞很小的煤油燈，煤油燈的燈火只有一粒黃豆那麼大，我母親要借著這個燈火來做飯，晚上要藉著這個燈火來做針線，我也藉著這燈火來看書，由於燈火太暗，我們經常就把頭髮不知不覺地低到火苗上，經常就把頭髮燎著了。那個時候我的頭髮就像氈片一樣，所以現在想起來童年讀書的經歷也是蠻有意思的。後來書多了，反而沒有讀的熱情了。 　　問：你沒有接受過學院式的教育，你作為作家是有一種天生寫作的種子在你的天性裡面的嗎？你是怎樣培養你寫作的興趣，培養你寫作的種子？ 　　莫言：寫作的種子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尤其是孩子，都願意聽故事。我們後來做了父母以後，也都要給孩子講故事。聽故事本來就是對文學的一種愛好，我比較傳統，我認為最早文學就是要講故事，現在的文學依然要講故事，如果文學失去了講故事的這個基本功能，那我覺得文學就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讀者。我小時候就是一個故事迷，無論什麼人講故事都可以吸引我。那個時候我放羊，經常把羊栓到一棵樹上，然後就跑到集市上聽說書。我回去以後發現羊肚子還是癟癟的，咩咩地亂叫，光顧著自己聽說書了，幾乎快把羊餓死了。晚上我母親做針線縫棉襖的時候，我說把今天在集市上聽到的故事講給你聽聽，我母親就說別講煩死了，但是我只管自己說，漸漸地就發現我母親已經聽得入迷了，我大姐也過來一起聽。我很小的時候就由一個聽故事的人變成一個講故事的人。我在講述的時候喜歡「加花」，就像在演奏音樂的時候可以加入一些自己的東西，我在講述的過程中，對於一些人物由於自己特別的喜愛就添油加醋，加入一些我對這個人物的理解和應該有的細節。所以我就不僅僅只是一個故事的複述者，而是故事的創造者。這種興趣就是對文學對寫作最基本的一種興趣。我大哥是學文學的，我從他的語文課本里知道了一些中國的現代作家，例如茅盾、老舍，讀過他們的一些文學作品的節選。我的一個鄰居，後來被劃成了右派，當然瑞典朋友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右派。他和我一起勞動的時候就經常和我講他認識的一些山東的、濟南的作家的情況，讓我知道了還有作家這麼一種專門的職業，就是專門寫小說的，專門講故事的，而且一旦故事寫得好，小說寫得好，就可以過上非常幸福的生活，一天三頓吃餃子。所以童年的時候我就開始做這個作家夢，做得非常的漫長。 　　問：從聽故事的人成為一個講故事的人，我想知道你實際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寫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