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尾聲 閣樓長談一莫言接受端典電視臺採訪(2) 　　莫言：1973年我十八歲的時候，去一個水利工地幹活，工地在昌邑縣，離我家二百多裡。我是作為一個農村的勞力，去水利工地去挖河，住的是窩棚，就是從地上往下挖一個半米深的土窖，在土窖地上鋪一些麥草，上面用草蓆遮蓋一下，條件非常艱苦。我帶著一個小筆記本，我想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學習寫作。我記得我當時寫的一個小說，就是模仿當時流行的革命小說的寫法，人物一出來就先背一段毛澤東語錄，然後對著毛澤東的畫像宣誓，就是這樣的一篇小說。當然現在回頭來看，那根本不是文學，也不是小說。真正開始正兒八經地寫小說應該是到了1978年，毛澤東去世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開始復甦，這個時候是傷痕文學的時期，我寫了一篇小說《媽媽》，後來也沒有發表。我又寫了一個話劇，摹仿當時特別流行的一部話劇《於無聲處》。1981年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了，到現在也三十多年了。 　　問：你為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孩子而感到自豪和驕傲。但你到底是為什麼而感到自豪和驕傲？ 　　莫言：實際上我內心深處並不覺得農民的孩子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就像是一個工人的孩子，我想他也沒有必要為自己是一個工人的孩子而感到驕傲一樣。但有很多官員的孩子，他們很驕傲。我作為一個農民兒子的驕傲是針對這些富貴者、官員的兒子的驕傲而發的。他們總覺得自己的父母是做官的，他們是高人一等的。我覺得我作為農民的孩子我才是真正驕傲的，我們農民腳踏大地，生產糧食，沒有我們生產的糧食，你們吃什麼？這種驕傲實際上是對那些權貴者的孩子的一種對抗。我們內心深處也許是自卑的，你看他們那麼的富貴，我們這麼的貧窮，他們這麼的高傲，我們這麼的卑微，但就是這種自卑，卻在不覺中滋生出一種驕傲。你們炫耀富貴，我炫耀我的貧困，所以有時候也把貧困當成了一種資本，當然現在我認為任何一種出身都沒有必要驕傲，任何一種生活經歷也都沒有什麼好炫耀的。 　　問：你父親是個很有自尊的人，我聽說他拒絕了一棟五千萬的別墅。是什麼原因讓他說不？ 　　莫言：我父親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人。我們兄弟姐妹在少年時期見到我的父親就像見到老虎一樣，十分害怕。我父親1949年前讀過三年私塾，學過儒家的經典，他本質上是一個受到儒家思想薰陶的鄉村知識分子。鄉村知識分子對子女的要求就是嚴格，對人寬，對己嚴，對別人家的孩子可以非常和藹，對自己的孩子則非常嚴格，所以我從小就是在我父親的這種威風下被嚇出來的。但是父親當年對我的這種教育，對我的一生、對我個人的品格產生了重大的作用。無論多麼的貧困，只要我們提出讀書這種要求，他都會滿足。另外在做人的方面，他有一種最樸素的原則就是「無功不受祿」。我母親也教育我們「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軟」，就是你沒為人家做什麼貢獻，你吃人家的飯，就欠人家的情，人家就可以要求你，你無端地拿人家的東西，你在這個人面前就直不起腰。我想這不僅僅是我父親我母親持有的觀點，也是我們大多數鄉親們都有的一種最樸素的觀點。我父親對別人贈送給我們一棟五千萬的別墅做出那樣的迴應是非常自然的。他沒有想表演什麼，他就是一種本能的反應，這麼大的一筆財富，我兒子沒有為你做任何的事情，拿了會內心不安的，所以他昨天就講無功受祿寢食不安，只有我用勞動換來的，我吃住用，才心安理得。 　　問：在中國作家中，像你這樣出身的多不多？ 　　莫言：應該還是比較多的。中國當代文學寫農村題材的佔了絕大多數，很多作家也都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生活軌跡、人生經驗都是差不多的，到了後來才發生比較大的變化，有的人比我更早地進入城市，有的人過上了富足的生活，但人生經驗是差不多的。 　　問：你想當作家的這個目標是很早就產生了，但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你的家鄉、你的村子、你的童年是你最重要的一個寫作素材？ 　　莫言：這應該就是1984年以後的事了。1984年，我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這裡，我聽了來自北大、北師大和人民大學的老師的課，也聽到了很多作家的創作經驗介紹。我認識到，一定要找到一塊自己的根據地，這個時候我讀了福克納，看到了福克納他一生都在努力營造約克納帕塔法縣這樣一個虛構的文學地點。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首先要找到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找到自己的一個文學王國，然後在這個文學的王國裡我才可以自由地寫作。1984年，在我的一篇題為《秋水》的小說裡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地名，也出現了「爺爺」、「奶奶」的形象。小說裡講爺爺奶奶他們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高密東北鄉」這麼一個荒涼之地。那個時候這裡沒有人煙，只有他們來了，他們就是開創「高密東北鄉」的先祖。在這個小說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以後，後來所有的故事都放在了這個「高密東北鄉」裡面，我的童年故事，我的鄉村經驗，我的左鄰右舍，我的父母兄弟，我村頭的一個池塘，村頭的一棵大樹，田野裡所有的動物、植物全都變成了我的素材，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我作為一個文學國王的方便和榮耀。 　　問：你的《豐乳肥臀》裡有一個瑞典傳教士.在高密的歷史中是否真的有過瑞典傳教士？ 　　莫言：高密在清朝末年就有外國傳教士來傳教，最早來的是挪威的傳教士，他們的教堂後來就是高密市第一中學的一個辦公室，然後是瑞典的傳教士也過來了，他們是天主教，現在高密市天主教的信眾還是很多的，最近幾年他們蓋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教堂。瑞典的傳教士確實來到過高密，而且在高密發展了很多的信眾。我記得我在寫完《豐乳肥臀》之後，有幾位批評家，看到我在小說裡寫瑞典傳教士，就批評我，說我向瑞典學院獻媚，是諾貝爾獎綜合症的一個表現，哪裡的傳教士不好寫？偏偏要寫一個瑞典的傳教士？他們說我是用這個向瑞典學院獻媚，我也懶得反駁，你們可以查看高密縣誌，看看高密的歷史上是不是真的來過瑞典的傳教士。 　　問：在你的筆下自然是非常重要的題材，你經常會描寫美麗的螞蟻呀，河流呀，高梁杆呀。你和自然是怎麼樣的一種關係？ 　　莫言：如果我沒有輟學，而是小學、中學、大學這麼一直讀下去，我也就不會和大自然有如此親密的關係。因為一個人放牛放羊，一天都不回來，中午帶一點飯，在外面吃，一整個白天牛在吃草，羊在吃草，那我就只有看看植物，看看草地上各種各樣的小動物，追追鳥,找找刺蝟，到水壩子裡抓抓魚，就是因為童年這段孤獨的放牧生活，培養了我和大自然這種非常親密的關系。因為沒有別的人可以交流，我感覺植物也能夠跟人進行交流，我會觀察植物的各種變化，有的花早上是封閉著的，白天是盛開的，到了晚上又封閉起來，有的草的葉子晚上是併攏在一起的，像含羞草的葉子一樣，白天是全部張開的，而且有的花的顏色是在不斷變化的，早上的時候是白色的，中午的時候是紫色的，晚上又變成紅色的。鳥的叫聲我覺得是很豐富的，如果一個沒有觀察過的孩子，他不知道鳥的不同的叫聲代表什麼，我是知道的。當一隻鳥在我頭上發出尖利的叫聲，飛來飛去的時候，我知道它的巢必定在我周圍很近的地方，因為我造成了對它的巢穴和巢穴裡雛鳥的威脅。我仔細一看，果然在草的遮蓋之下有一個鳥巢，裡面有幾隻雛鳥。當我慢慢地離開的時候，鳥就飛上了藍天。所以當我拿起筆寫到這一段生活，寫到土地，寫到植物，寫到動物的時候，就感覺到得心應手，感覺我的筆遠遠跟不上我頭腦思維的速度，上句沒寫完，下句就連篇而來。當我寫到城市生活，就沒有這樣一種便捷的思維。 　　問：除了花、草、鳥之外，你和動物家畜之間有什麼特殊的關係和感情？你可以談談嗎？ 　　莫言：天天和牛打交道，它就是你的夥伴，就是你的朋友，這時候你就感覺到儘管它不能講話，但它是有感情的。我經常會在牛眼睛裡看到我自己的倒影，我也知道牛在看我，我也知道牛喜歡我對它做什麼。放羊也是這樣，當我聽到一隻小羊羔咩咩叫著的時候，我的心裡感到非常的柔軟，感覺到心裡面有一種淡淡的憂傷。當我小時候看到一頭牛拉著犁，遭受著農夫的鞭打的時候，經常會眼睛裡飽含淚水。牛、動物和人實際上應該是平等的，而現實當中卻不是這樣的。所以當我遇到虐待動物、虐待家畜的人，我心裡真是恨透了他們。 　　問：《生死疲勞》裡你也寫過這種動物。 　　莫言：我家裡曾經養過一頭豬，豬養大了自然要賣，要賣豬，豬不走，我姐姐就拿葵花杆抽它，我就罵我姐姐，我姐姐跟我母親說，我母親就批評我，我說幹嗎要打它，我很難過。但是別人可能理解不了孩子對動物的這種情感，豬賴著不走，當然要打它，不打它怎麼走？道理是這樣，但我心裡面很不忍，很難過。我從小就是心軟的人，幹不了大事情，只能寫寫小說，尤其搞不了軍事，搞不了政治，因為心狠不下來。 　　問：你對生和死怎麼看？ 　　莫言：死亡讓人悲傷，不只人的死亡，動物的死亡也讓人感到難過。我當然看到過很多死亡，看到過自己親人的死亡，也看到過周圍鄰居的死亡，也看到過很多動物的死亡，這確實是讓人非常難過，因為這是一個生命的終結。但是從文學的角度來講，沒有死就沒有生，就和沒有生就沒有死是一樣的。擺脫對死亡的恐懼、對死亡的痛苦的辦法，就是把死和生聯繫在一起，把死亡看成是整個大自然的一個環節，無法擺脫的一個環節。死亡並不可怕，從佛教的角度來看，生命是可以輪迴的，死後可以託生轉世，即便從純粹的科學的角度來想，你死亡之後，你的身體會轉化成為另外一種物質，所以對死亡的理解和超然實際上是建立在生命生生不息的基礎上的。 　　問：你的本名是管謨業,是因為你的母親讓你不要說話.所以你選擇了\"莫言\"作為筆名是嗎？ 　　莫言：我在小說裡也說過，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喜歡講話的孩子，但我的童年是中國社會很不正常的一個時期。那個時候人和人之間搞階級鬥爭，製造了許多所謂的敵人，一句話講得不妥當，很可能給家裡帶來災難，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禍，我的父母親就教育我們儘量不要多說話，最好在別人說話的時候不要去聽，更不要去插嘴，而我喜歡說話，曾經給家裡帶來了麻煩。我母親父親就教育我不要說話，儘量少說話。其實我想大多數農民都是這樣教育孩子的。後來我拿起筆來學習寫作時，想到我父母對我的教育，恰好我的本名中間的這個「謨」字，一拆兩半就是「莫言」，就覺得挺好的，而且「莫言」嘛，就是你少說話，多幹事,有時候你光去說，沒幹出實際事情也不行，我把該用嘴巴說出來的，用筆寫下來了，所以「莫言」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激勵，就是嘴要少說，筆要多寫，能言不用嘴，真正會說話的人不必用嘴巴，他可以用一種更加有力量的方式，用筆寫出來。 　　問：你曾經寫過右派，在自己的小說裡，右派是怎麼回事？ 　　莫言：我的小說裡寫過右派，中篇小說《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裡面寫了一群右派。中國在1957年的時候把很多知識分子劃成了右派，有右派就有左派，左派代表了革命，代表了進步，代表了正義；右派就代表了落後、反動。一旦被劃成右派後，如果是教師就被剝奪了教書的權利，如果是醫生就可能被剝奪了診病的權利，如果是學生就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這些「右派」會被集中到一起接受改造。我的小說裡就寫到了一群來自各個行業的右派，他們在一起勞動改造。實際上他們人人身懷絕技，讓我們農民敬佩，當時我們看到這些右派，都沒覺得他們不好，都覺得他們真了不起，而且很多右派的生活可能他們自己感覺到很痛苦，而我們作為農民的孩子，還覺得他們生活得挺好的，我記得我當時最大的理想就是，我什麼時候能成為一個右派？有的右派是體育運動者，跳高可以跳到一米八，有的右派是音樂演奏者，能夠演奏二胡，有的右派是報社的總編，能夠在黑板報上不打草稿寫出文章，有的右派是醫生，有的右派是建築設計師，所以我當時想，我什麼時候能夠成為一個右派呢？ 　　問：你能介紹一下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為什麼被劃為右派嗎？ 　　莫言：這是1957年搞的政治運動。有的人因為對社會的批評，有的人因為反映了社會的真實情況，被劃為「右派」。有的人就是因為一句話，被劃為「右派」。譬如有的人問，你們現在生活怎麼樣，有的人說我們現在生活不好，吃不飽，這就被劃成右派了。有一些知識分子可能是對共產黨的一些政策進行批評，說你們的政策不對，應該更寬鬆，這自然也被劃為右派。 　　問：他們本來說的是對的。 　　莫言：本來說的是對的，結果後來變成錯誤的了。1978年以後把所有的右派都改正了，平反了。 　　問：你說八十年代的寫作，是存在一些限制的？